刘军

　　建国初期，施蛰存经过多次思想改造，被吸收加入上海作协，分配到华东师范大学，参加上海市第一届文代会和全国第二届文代会……种种迹象表明，他终于被新生的国家体制吸收，成为广大人民群众阵营中一分子。他也确实尝试着做出积极的努力，顺应当时的一体化的文学批判，与主流评价保持同一种立场和声音，如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思想等资产阶级唯心观。在这场自上而下的全国文化界集体批判的思想改造运动中，施蛰存不可避免地被卷了进来，他在华东师范大学参与了批判《红楼梦》研究的座谈会，当时上海的《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报》和《华东师范大学校报》等报刊，记录了施蛰存在这些座谈会上的一些情况。

　　一

　　1954年11月16日，《解放日报》编辑部邀请上海文学学术界人士，就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观点的问题，举行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有古典文学研究者、大学校长、中文系教授、中学语文教师、《文艺月报》编委、文艺书籍出版社的负责人等，施蛰存也在受邀之列。他在座谈会上发言：“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研究的著作中，有不少地方可以接触到中心问题，但都因不能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分析和评论，他的笔，他的思想就显得无能为力了。”这个观点，比照当时众多学者专家的相关批判，显得委婉含蓄。

　　1954年11月21日，《新民报》发表了题为《华东师范大学昨举行〈红楼梦〉研究座谈会》的文章，批判文化学术研究领域的资产阶级思想，施蛰存参加了这个九百余人的座谈会。11月22日《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华东师范大学师生九百人举行座谈会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一文，特别提到施蛰存的发言内容：“在古典文学的研究方面，以资产阶级思想教授给青年，是一个严重的事实，彻底批判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错误观点，将能帮助我们树立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术思想，并改进教学。”

　　此后，施蛰存参加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举办的批判《红楼梦》研究的座谈会。据《华东师范大学校报》报道，1955年1月7日，许杰、施蛰存、黄仲苏、钱国荣（钱谷融）、徐中玉、徐震堮、张德林等中文系老师十人参加了第二次关于《红楼梦》研究的座谈会，报道称：“这一次座谈会，谈得比较深入，也接触到了一些问题，……进一步分析和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进一步分析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在文学领域的影响。”随后，施蛰存也参加了胡适文学思想批判研讨会，他和錢国荣在会上指出：“胡适反动的文学观表现在另一方面，是对中国光辉的古典文学遗产，尽其歪曲、污蔑的能事；相反的，对西洋文学又佩服得五体投地。”

　　建国初期关于施蛰存参与文艺批判的报道虽然不多，却给读者传达出一些历史信息：其一，在一段时期内，施蛰存曾与当时的文化主流保持高度的一致，他站在主流立场上批判俞平伯、胡适等人的资产阶级思想，鲜明表达自己的态度，与以往施蛰存强调性灵、追求文艺批评的自由争鸣很不一样。其二，施蛰存每次出席这种批判座谈会，都是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身份出席的。大学成为施蛰存发声的强大后盾，这说明施蛰存依附于华东师范大学，与全国知识界保持同调。其三，施蛰存将矛头对准了他的前辈作家胡适和俞平伯，这都是他所尊敬的长者和老师，他几乎在每场座谈会上，都有批判性的主题发言，似乎完全淡漠了人情，混淆了视听。这种文艺批判与建国前施蛰存发表的文艺批评完全不同，是集体行为，由单位组织发起，有固定程序和议题的集中批判，剑拔弩张，敌我对立的立场很鲜明；而建国前的文艺批评，一般是施蛰存的个人行为，主动出击，虽然也有口舌之争，大多限于学术范围内。

　　二

　　事实上，回到当时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看，施蛰存的种种作为，都是不得已。他要么顺应批判主潮，积极参与批判他人的座谈会；要么就一声不吭，成为他人批判的对象，对此，施蛰存向来是直言不讳的，他晚年在信中说：“再前一年，师大的《红楼梦》批判会也是我主持的，我也讲了话。这不能说我不参加批判。”《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实质是一次知识分子的思想再改造，也是全国统一思想的步骤之一，它已经由一场文艺批判上升到一场在全国文化界范围内的政治运动。有学者指出：“1954年，毛泽东亲自发动了对于《红楼梦》研究的思想批判运动，其做法是借助于行政手段，自上而下地、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思想批判、文化批判和政治批判。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简论》是导火线，主要目标是胡适，主要意图是清除政治、哲学和文化学术领域里，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

　　时隔多年，很多知识分子回忆起这段批判经历，都觉得其政治色彩过浓，对俞平伯的打压过大。林默涵认为，在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过程中，“有些批评文章全盘否定考证，这是不对的。有些批评缺乏根据，指责俞平伯独占资料，是学阀、恶霸，这不是事实。此外，当时我们感到批判的声势是否太大了一点”。在《人民日报》文艺部工作多年的老编辑袁鹰回忆：“当时我想不通，怎么突然搞起《红楼梦》来了？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观点可能有问题，但是值得在中央党报上那样大张旗鼓地展开批评吗？”就连俞平伯自己也在生命行将结束时，沉痛地写下“千秋功罪，难于辞达”，表达自己悲怆、委屈而又无可奈何的遗憾。

　　在施蛰存的内心深处，依然坚守着对文学艺术的自由追求。当然，他并不反党，相反，他真心拥护共产党。早在1925年，他就在大同大学参加过五卅运动，并在同年秋与戴望舒、杜衡一起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参加地下革命宣传工作。甚至在1927年，他被国民党列为大学生共产党嫌疑分子，其在1928年创办的文艺半月刊《无轨列车》也被国民党中央列入查禁反动刊物，罪状是“藉无产阶级文学，宣传阶级斗争，鼓吹共产主义”。他还尝试创作了几篇不成功的左翼小说，被国民党列入禁书目录。他坚持文学艺术的独立性，追求率真自由的人生境界，反感条条框框的束缚，因此，施蛰存对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有所保留，有自己的理解和看法。

　　有学生这样评价建国初施蛰存的课堂，“三个学期的授课，同学们惊奇地发现，他从未引用过‘马克思说或‘毛泽东说”。刘志一撰文说：“他（施蛰存）凭个人兴趣讲课，不引用政治性的语录，却讲得非常生动。”施蛰存对于在课堂上是否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曾这样说：“解放后在华东师大教书，我不是不用马列毛观点，但青年人听不懂我的观点符不符合马列主义，他们只要老师满口马列语录，就认为是马列主义的讲解，这点我是不屑做的。”可见，施蛰存对于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看法和观点，有选择地消化吸收后，将马克思主义与自己的思想体系融合起来，运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出来，是其自由心性的表现，这也说明，施蛰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持个人思想和艺术的纯粹性，在大的时代风云中唱一己寂寞的歌。endprint

　　三

　　施蛰存在《红楼梦》研究批判会上，站在对立面，针对自己的老师俞平伯发表犀利的批判言论，是迫于政治环境的压力不得已而为之。1982年，施蛰存为俞平伯散文集《杂拌儿》作序，他说：“平伯先生的‘红学，当然是旧了，可是，我们如果把它放在历史的地位上，对新文学运动以前的‘红学来说，则平伯先生的‘红学，还是新的。”

　　事实上，俞平伯是施蛰存古典文学研究的领路人。1923年，施蛰存进入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俞平伯为他们讲授诗词，施蛰存回忆：“俞平伯老师讲过《诗经·卷耳》，指导我研究《诗经》的路子，于是我找到一部方玉润的《诗经原始》，通读之下，才知道古典文学研究的历史进程。”在俞平伯的推荐下，他第一次署名“施蛰存”，在《旧事新报·文学》第100期上发表《诗经》的研究论文《 华室诗见》。施蛰存特别感激俞平伯的教诲与提携，1980年，施蛰存作诗《贺俞平伯先生暨德配许夫人重圆花烛诗》，云：“犹忆青云侍讲筵，曲园诗学有薪传。”他深情回忆：“余尝一夕登楼奉谒，会电灯失明，先生遂入市购红烛归。即烛光下谈艺论文，迄二鼓而退。”晚年施蛰存在古典文学方面成为大家，以性灵视角研究唐诗宋词，写成《唐诗百话》《词学名词释义》，编辑《词学》《宋元词话》《宋词经典》《花间新集》《词籍序跋萃编》等，固然与他的家学渊源、后天钻研有关，但也不可忽视早年俞平伯对他的指引作用。

　　俞平伯也是施蛰存非常欣赏的散文家之一，施蛰存在多篇文章中谈到俞平伯散文的艺术魅力及其对自己的影响。施蛰存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看到《秋荔亭墨要》之一，觉得俞平伯先生的文章游戏愈来愈妙，可惜我又不解其道，莫敢赞一辞。”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写道：“俞平伯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描写他自己乘夜车回到杭州家里时的那情状。……这一节文章我看了很动心，我觉得那些黑魆魆的高墙和深巷很够味。”施蛰存晚年写过一篇文章《回顾与前瞻》，对古今中外的散文创作作了全景式的勾勒，其中特别谈道：“茅盾、俞平伯、冯文炳、王鲁彦、魏金枝诸家，也都有好几篇杰出的散文，至今在我的记忆中。”施蛰存认为，郭沫若、鲁迅、周作人、謝婉莹，以及俞平伯的著作，对他的文学生活起过重要的作用。

　　俞平伯也总是在施蛰存主编刊物需要稿源时给予帮助。1932年11月，俞平伯在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第2卷第1期发表旧体诗《失题》手写稿。1935年4月，他又在施蛰存主编的《文饭小品》第三期上发表散文《三槐序》。1935年，俞平伯曾参与了由施蛰存、阿英主编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的编撰工作，成为编委之一。可见施蛰存与俞平伯既是师生关系，又有编辑和作者的情谊。

　　面对自己的恩师、朋友，在1954年关于《红楼梦》研究批判的座谈会上，施蛰存也难以避免地卷入时流中，对俞平伯发表有违自己内心真实声音的批判。对此，施蛰存是抱愧的，这不能归咎于施蛰存的良心操守，而是大的时代环境使然。所以在1980年代，施蛰存和俞平伯恢复通信后，表示要推动俞平伯散文的出版，并为此奔走呼告。俞平伯在信中表达了对施蛰存的感谢，说：“蛰存兄：手书欣诵，《杂拌儿》承绍介重印有成议，欣荷。”1982年12月，经施蛰存推荐，俞平伯的散文集《杂拌儿》作为“百花洲文库第二辑”，由江西人民出版社重印出版，施蛰存作序《重印〈杂拌儿〉题记》，在《题记》中，施蛰存盛赞俞平伯的散文和五四其他优秀作家的作品“都是新文学史的奠基石”。1983年4月，经施蛰存推荐，俞平伯的散文集《杂拌儿之二》由江西人民出版社重印出版。

　　在一时的政治运动过去后，施蛰存与俞平伯之间的师生情谊，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醇厚，1954年的关于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施蛰存厕身其中，不得已而发声。岁月如滔滔逝水，时间能说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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