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昭塘

　　1966年8月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来京师生，一下子轰动了全国。以后每隔一段时间毛泽东就会在北京接见一次各地来京的师生。我是10月18日在北京农业展览馆前面的路上受到接见的。这是毛泽东第四次接见师生。

　　毛泽东接见学生极大地鼓舞了师生们的革命热情，也冲破了各地文革小组对运动设置的种种束缚。他们纷纷乘车前往北京，盼望能受到毛泽东的下一次接见。由于聚集在北京的师生太多，饮食、住宿成了沉重的负担。天气暖和的时候还可以打打地铺将就将就，天气凉了就必须要有暖气的房子才能住人。为此，1966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下发了一个文件，要求师生进行徒步串联。文件说：“……林彪同志在11月3日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师生大会上的讲话中告诉我们：‘毛主席是支持同志们步行串连的……当然，这种步行串连，必须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地进行。为了贯彻林彪同志的这一号召，今冬各省可先行在本省范围内有组织地进行大中学校革命师生徒步串连的试点。在全国和各大区将由中央、国务院、各中央局和各省市区有组织地进行重点试点，以便取得经验，为明年徒步大串连作好准备。对于已在进行串连的少数革命师生（几个人到几十个人）中央和各地党政机关应主动地给以必要的便利。超过百人以上的徒步串连，必须同有关党政机关事先接洽，有计划地进行，以免临途发生食宿和其他方面的困难。有关徒步串连的注意事项，将另行通知。”

　　徒步串联（中央先后几个文件里把“串连”和“串联”混用，我这里采用“串联”一词）解决了交通工具不堪重负的问题，这在当时是一个好办法。

　　在毛泽东接见来京师生的鼓舞下，在中央文革小组大力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即压制群众起来闹革命）的推动下，我当时就读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各级文革小组瘫痪了。不受约束的我们都想到全国各地去串联，有这种想法的人大多数是想趁此坐车不要钱的机会到各地（特别是革命圣地）去开眼界，见世面。也有的是想回老家去看看家人。我们班上一些人也拋弃了前段时间搞运动结下的恩怨，商量着响应中央号召进行徒步串联。北方天寒地冻，徒步串联只能在南方进行。我们计划先坐火车到大庆，再从大庆坐火车去北京，再从北京坐火车南下去韶山，然后再进行徒步串联。

　　12月上旬的一天傍晚，我们一行十一二个人背着被子在哈尔滨车站上了一节闷罐车。车上既没有座位也没有暖气，我们在车上等了好长时间列车也不开动。几个男同学冷得受不了，提出不去大庆，直接去北京。只有三个女同学坚持要去大庆。我心里极想去大庆，但没有男同学做伴，只好随男同学下车。事后证明，女同学们的选择是对的。她们到达大庆参观后立即乘车往北去了齐齐哈尔，然后从齐齐哈尔坐车经吉林省的白城子直接去了北京。而我们的经历就要曲折得多。

　　下车后在车站里面我们找到了一列去北京的客车，便爬了上去。车厢里已经坐了不少人。我们只好分开各自找座位。不断有人上车，不久，车厢里便挤得水泄不通。走道上、厕所里全是人。列车开动以后，大家昏昏睡去，有的人居然钻到座位底下睡觉。与我同一隔间的是哈尔滨的一些中小学女生。车子走走停停，到达辽宁境内的一个什么地方又临时停车。我被尿憋醒，放眼搜寻，找不到可以解决的地方。我是坐在挨窗的位置，如果不是周围都是女孩子，我是可以拉开玻璃窗，站在椅子上解决的。此时她们虽然睡着了，我还是担心会把她们惊醒因而不敢贸然行动。在这紧急时刻，我做了一个极其危险的决定。我悄悄拉开窗子，没有告诉任何人便从窗子上跳了下去。一跳下去我就后悔了。原来列车是停在茫茫原野上，四周白雪皑皑，不见任何村庄。最要命的是这一段路基很窄，车厢外沿已经处于路基的斜坡上。因此我的立脚点就只能站在比枕木还要低的斜面上。解决问题后，我伸出双手踮起脚，仍然够不着窗台外沿。我朝车厢内大声叫喊，在这风雪弥漫的夜晚，我的叫喊声比蚊子的叫声还要小，根本无法唤醒睡梦中的人。这是临时停车，列车随时有可能开走。甩下我在这冰天雪地里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非冻死不可。我急得大汗淋漓。危急中我突然想起路基下面的护路树，我赶紧下去折了一枝柳条，然后站在车厢外面用柳条去抽打挨窗睡着的一个女孩子的手臂。她的手臂放在窗台上。终于把她打醒了。她发现我在车厢外面也吃了一惊。她叫醒同伴，两人伸出双手把我拽了上去。上车不久车子就开动了，我后怕不已。

　　上午我们的车子到达沈阳后就被拦了下来，车上的人全被赶下车。理由是在北京的师生太多，无法安排住宿。只准空车进京把人拉出来。我们被安排在沈阳第二橡胶厂附近的一户居民家里住宿（睡坑上）。而居民全家则到别处去住了。吃饭就在第二橡胶厂食堂。住了大约十来天，期间同第二橡胶厂工人联欢一次。眼看进京遥遥无期。我们决定改变初衷，直接去上海。

　　上车又是一番惊心动魄。夜里，我们背着行李跟随着滞留在沈阳的大队学生，一会儿说是在这个口子上车，呼啦呼啦跑到这个口子。一会儿又说是在那个口子上车，呼啦呼啦又跑到那个口子。反正没有一个口子是正规的车站出入口，奔波了半夜才终于上了车（车站故意把车子停放在站外以防上车的人过多）。这样我们就来到了上海。

　　我们住在上海交通大学教学楼里。期间我们花了一整天时间去闵行上海电机厂看万吨水压机。天不亮就去徐家汇排队等车。人多车少，临近中午时分才到了那里，虽然进了厂房，但广播员说，今天万吨水压机不生产，我们只观看了一下水压机的轮廓。出来后，一边吃自带的午饭一边排队候车，直到灯火满城，我们才回到学校。然后我们开始徒步串联。

　　出了上海城，我们朝西向杭州进发。路上徒步串联的队伍真多。有几十个人一队的，也有几个人一伙的；有打旗子的，上面标示某某学校某某长征队，也有放声唱歌的；有像我们那样背着沉重被子的，也有只背个挎包轻装上阵的；有的悠闲地走着，也有的急切地赶路。有时侯，队与队之间还会比赛谁走得快。沿途县级以上的城镇都有当地党政机关安排食宿。有的吃饭不要钱、粮票，有的要钱、粮票。中央文件要求各地必须认真接待串联队伍，下面不敢怠慢。到了杭州我们住在浙江大学教学楼里。有一天我们去了鲁迅的家乡绍兴。那天下着雨，我们先坐车到达萧山，然后披着用塑料布缝制的雨衣上路。路上我们看到当地男人在长裤子外面再穿一条花格子裙子，很好奇。此时的浙江相当贫穷。他们建在马路边的厕所没有门，而且敞口正对着马路。前面一道土坯垒成的档，档上安装一根木头，人就坐在木头上面方便，既公开又不至于走光。我们还看到了乌蓬船。鲁迅家里文物展品很少，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在绍兴镇上，有人指着一处房子说，那就是周总理老家房子，但是没有开门，我们无法进去观看。我们去了六和塔那座山上，我和邓启新同学还照了一张相片。相片的背景是茅以升设计的钱塘江大桥。参观了浙江大学抄家展览，布置者把一位黑帮的信用大字抄录出来作为罪状贴在墙上，信上说“……你将来一定要考上哈尔滨工业大学……”唉，当时的哈工大连浙江大学的老师都要仰视哩！endprint

　　离开杭州，我们沿着富春江往上游走。沿途青山绿水，风景如画，美不胜收。经过富阳县、桐庐县走进富春江的支流新安江，那里有个建德县。一道大坝拦住了新安江。这道坝最高达105米，这里就是闻名遐迩的新安江水电站。坝前湖像一面巨大的镜子，美得醉人。听说我们是哈工大电机系的，电站接待人非常热情，让我们进入厂房观看水轮发电机组运行。建德县城原先在库区里，因为修水库，搬到大坝下面来了。

　　我们从浙江江山县进入江西玉山县。走到弋阳县漆工镇时，我们参观了方志敏的故居。这是一座典型的江西民居，两层瓦砖房。无人居住，只供参观。这房子其实是建国后政府按原样修建的，原来的房子早被国民党政府烧毁了。

　　走到横峰县城，中央又号召学生们到工厂去向工人学习，到农村去向农民学习。我们立即响应，主动到江西纺织器材厂（厂址在横峰）去向工人学习。这个厂是从上海搬迁过来的，专门生产纺织机上的梭子和梭板。他们的产品质量非常过硬，获得过纺织工业部等部门颁发的许许多多的荣誉。工人们安排我们用砂纸打磨梭子表面使之光滑。梭子是用栎树作原料，非常坚硬。我们手上都磨起了泡。干了一个礼拜才告辭出来。

　　走到上饶，我们住在上饶市委大楼里。有一群男女中学生，他们都睡在二楼大厅里。其中有一位女生，竟然还牵了一条小洋狗。在破四旧、大批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文革时期，她的这种行为显得极其刺眼。吃饭的时侯，这个女孩子还把小狗牵到饭厅里。我们这伙人看不惯，商量着趁去饭桶里装饭的时候，装着不小心的样子，每人故意踢小狗一脚。小狗被踢得嗷嗷叫。这样做了两次以后，吃饭的时候女孩子就没再把小狗牵进饭厅。

　　行走在进贤县通往南昌市的公路上，不断有去南昌的空货车停下来要把我们捎到南昌去，但我们表示，我们是在徒步串联，不能坐车，谢绝了人家的好意。不过，我们也亲眼看到别的徒步队伍上了汽车走了。

　　到南昌后我们住在江西医学院。这时的江医已经被南昌市郊区的农民组织砸得千疮百孔。教学楼的窗户全被砸掉，看上去满是深不可测的黑洞洞。墙面上布满弹孔，使人想起毛泽东的一句诗：“弹洞前村壁。”楼里的教学模具丢得到处都是。医学院受到重创，无法给我们开午饭和晚饭，我们就被安排在八一广场边上的服务大楼吃饭。服务大楼本来是一家住宿兼餐饮的服务机构，此时也用来接待学生。我在江西省委党校意外地遇到了我中学时期的物理老师郭昭材。郭老师带着我和另外一位中学时期的女同学去洪都机械厂看望一位萧姓遂川老乡并在那儿吃午饭。萧老乡的老家所在地离我家不远。当他知道我们的下一步目标就是坐车去井冈山（我家就在井冈山下），便委托我们把他妻子带回遂川老家去，我一口答应并帮她搞到了一张车票（拿学生证到红卫兵接待站去登记就可以领到票）。出发那天，雨雪交加，天气奇冷。我们坐的是有蓬货车，没有凳子，坐在地板上。每遇车子转弯时人就在里面像滚冬瓜一样东倒西歪。让我意外的是，萧妻背上居然还背着一个几个月大的婴儿。她晕车，十分难受。车到吉安已经傍晚，我们下车，住宿在地委招待所。接待我们的女学生帮助萧妻解背上的包袱时发现里面是一个婴儿，感到十分纳闷，问：“怎么是个孩子？”她以为是一床被子什么的。萧妻没有回答，我们都不吱声，女学生也没再追问。多年以后，萧的侄女成了我的表弟媳，这时我才知道，当年的男婴以及他的弟弟在改革开放后去了美国留学并定居在那里当教授。后来，也是在“文革”中，萧妻进入江西棉纺厂工作，生活还算美满。而当时，为了省点路费，竟然坐这样的车受这样的苦。

　　回到县里，听说有在外地上学的中学同学回母校批斗老师，我便没有回母校去，只是回家乡看望了抚养我的姑父姑母等亲人。在县里住了几天我们抄近路从南面上井冈山。路上住一宿便上到井冈山茨坪。山上的人非常多。那时候井冈山还处在落后状态，房屋不多，中间一小片平地是稻田，接待能力有限。山上很冷。接待者要求我们早点离开以便腾出地方来接待后面的师生。我们走后，山上开始流行脑膜炎。一些学生没能治好就此殒命。有关部门便禁止学生上山。期间，从广播里听到上海“二六”夺权的事件。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它的“伟大意义”，后来才晓得，那件事对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确实巨大。

　　我们从北面下山。走到安源，我们就去参观因闹革命而闻名的安源煤矿。下矿之前每人必须穿好工作服，头上戴好带有矿灯的头盔。吃过午饭，我们乘坐矿斗车沿着铁轨进矿洞。平驶一段距离后把矿斗车一节一节脱开来再由升降机垂直往下吊。下面还是支撑好的巷道，又重新把矿斗车组合起来继续往前行驶。我的矿斗里有一个新疆来的女孩子（那个时候中学生比大学生跑得还快，他们什么顾忌也没有，只管坐着车跑）。平驶一段距离后我们下车。带队的人领着我们往上走，四周全是煤层。越往上走洞顶越矮。这时就看到工人们在作业。他们有的用电钻往煤层上钻，有的用铁铲把钻下的煤块往传送带上铲。传送带不停地把煤往下面的矿斗车里输送。矿斗车按来路相反的流程往外运煤。继续往上走就得弯腰，再往上只能爬行。爬过最窄的地方又开始宽阔起来。然后就走下坡路。一路下去又看到了轨道。原来我们是穿过一个工作面从另一个工作面下来的。坐上矿斗车回到地面，已经是晚上7点多钟了，洗了一个舒服的高锰酸钾水的大池子澡。

　　下一个目标是去韶山，当我们在萍乡坐上车子之后一打听，说是去北京的，我们懒得换车，于是就回到北京，二月中旬回到哈尔滨。此次徒步串联就此结束。如果要总结前段时间的运动的话，可以用“愉快”两字来形容。但谁也没有想到，残酷的斗争正在等着我们。我们这支小小的徒步队伍后来也分化了。这是后话，此处不赘述。

　　毕业前夕，有几个吃饭不要钱的地方寄来了账单，我们如数交了。中学生们毕业后或下放或回乡，人都找不到，这账就难以收回了。

　　（责任编辑：武学沪）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