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廷华

　　这是一道美丽的风景，在收藏界许久没见到了。

　　2015年11月12日，当第五套新版百元人民币在市面发行流通之日，一早，人们就迎着初冬的寒风，在各大银行网点排起了长龙，人们在寒风中兴致勃勃地前来兑换新出版的百元大钞，一睹其新姿。然而在长长的队伍中，一些集币爱好者，谈得最多的话题则是有关我国早期造币专家陈宏阁的轶闻趣事。因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套人民币就是由他制造印制的。

　　自学成材

　　陈宏阁，1900年出生在浙江临海城关的一个武官家庭，父親陈凯臣时在清末台州府衙里做千总，管辖地方武装。辛亥革命后，他这个五品顶戴的武官做不成了，而且与新政权处于对立状态，日子很不好过，无奈之下只好带着妻儿老小，举家移居上海。在上海，陈凯臣所习的武功依然派不上用场，加上已年过花甲，也不可能从头学艺，只能在家坐吃山空，家境日渐败落。

　　那时，陈宏阁已经十多岁了。他天资聪慧，只在8岁时进私塾读了四年书，却能熟背。《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等一大批国学书籍，为其今后研究印刷机械、悉心造币等事业打下了一定功底。作为父亲的陈凯臣，这时一来为家境考虑，给儿子找个工作；二来也为儿子的前程着想。于是，他决定让陈宏阁外出闯一闯。

　　在上海虽然做工的机会很多，但是寻找工作的人更多，找工作总要有一定的关系才行。恰好，陈宏阁的姨父住在哈同花园附近的民厚南里，周围是中华书局的宿舍，他与书局的一些印刷工人很熟悉。加上中华书局刚从商务印书馆分化出来，急需招募人才。这样，姨父就托人将14岁的陈宏阁介绍进中华书局印刷厂做了学徒，从此，他与印刷业、机器制造业结缘。在中华书局印刷厂吃了三年萝卜干饭，学徒期满后又工作了四年，在最早开放的上海滩，陈宏阁接受了西方的先进文化和科技知识，开始了“技术立命” “实业救国”的人生。

　　学徒期间，他刻苦钻研，不断给自己“充电”。开始时在中华书局印刷厂印书报杂志，多有学习的机会，后来到英美烟草公司管理平版印刷机，他就利用早晚和星期天的时间，不断研究印刷机的结构原理。由于他没有学过机械制图，看不懂图样，很苦恼。恰巧有个邻居是同济大学机械系的学生，陈宏阁就一次次请教他，终于学会了看图和制图的方法。后来他买了一些制图仪器，自己学习制图，并在业余时间自己设计了一种三色接纹印刷机。1924年陈宏阁转入商务印书馆，开始集中精力搞印刷机的开发工作。

　　在20世纪20年代，商务印书馆是文化思想非常活跃的地方。青年编辑沈雁冰是中共中央的联络员，各地党组织向中央的报告，中央向各基层组织的指示，都利用商务印书馆收发邮件之便，经由沈雁冰来中转；印刷工人中也不乏社会运动的积极分子，日后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陈云，他的革命工作就是从这里起步的。青年工人陈宏阁处身于这样的环境之中，当然不会无动于衷。凭借着个人的聪明勤奋和刻苦钻研，陈宏阁自学成材，他设计的三色接纹印刷机，在商务印书馆制造成功，从而解决了当时票证印刷接色的难题。

　　然而一门心思钻研技术和学问的陈宏阁很难适应旧中国的那套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在那个社会，要想专心致志地搞技术工作很不容易。陈宏阁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了两年，他的“三色接纹印刷机”发明遭到别人的妒忌，工资也被克扣，一气之下，陈宏阁离开了商务印书馆。1929年，他自立门户，白手起家，在上海弄堂自建“陈宏记机器制造厂”，承接各种印刷机械的设计制造。他不断革新技术，发明新机器，建厂不过几年，生意一天比一天好，在业界颇有声望。他自制的橡皮印刷机和凹版雕刻机（又名雕刻车），被载入中华印刷史册。

　　秘密使命

　　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是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最好的年代，也是陈宏阁业务发展得最好的时期。“陈宏记机器制造厂”由于坚持信誉，诚信服务，产品质量好，业务蒸蒸日上，很快就发展起来。许多有识见的老板、专家都愿意与陈宏阁相交、合作。他后来在自传里说，他的工厂“起初规模极小，只不过是进行修理”，后来“承包制造印刷机，经自己设计图样后借其他机器厂加工。这样连年积累资金，陆续添置车床，以后接洽承包制造雕刻缩小机、照相铜锌板钻床、自动凹凸轧花机、轮转机、印花马口铁机、橡皮印刷机等”。

　　1941年日军入侵上海租界，许多工厂都无法生存下去。时值新四军要印制根据地的货币“冀币”（解放区使用的一种货币），于是到印刷技术最为先进的上海寻找人选。新四军找到中共地下党人柳溥庆，交由他来运作这件事。

　　柳溥庆原本是陈宏阁的挚友，他从12岁开始，就在商务印书馆做铸字童工，在那里工作了12年，对浇字、排字、照相制版和印书都有丰富的经验。1921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经毛泽东介绍，赴法勤工俭学，与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等人一起从事革命活动，是中共老党员，中国印刷界的一位泰斗。1934年柳溥庆和陈宏阁共同发明、设计并制造出我国第一台华文照相排字机。这种华文手动照排机，堪称汉字印刷史上的一次革命，问世时间比日本早了6年，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他俩的名字和11世纪中国发明活字的毕昇、1974年第四代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王选排在一起。

　　根据新四军的要求，为了保证机器运转无闪失、印制无误差，柳溥庆秘密约见陈宏阁，告诉他去苏北印“冀币”的事情。作为无党派人士，陈宏阁始终坚信实业救国，崇尚科学技术。当他看到日军在中国的法西斯行径，深恶痛绝。尽管平素不问政治，一贯行事低调的陈宏阁愤然而起。随后，陈宏阁秘密“失联”一个多月，他冒着巨大风险，前往江苏东台裕华镇西北江淮银行设立的印刷厂调试机器，用他的印刷技术为新四军服务，主要是负责印制钞票机器的工作。这期间，陈宏阁一次次地从上海到苏北，再到浙东，任务完成后便悄然潜回上海。

　　回到上海，日伪政府认为陈宏阁是工厂老板，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准备叫他当甲长。但陈宏阁不愿为日本人干事、当汉奸。于是，采取“走为上”的策略，先将工厂卖掉，再分散家人。他让妻子和几位家人暂留上海观察，自己则带部分人员返回临海老家，寻求生路。endprint

　　在那里，陈宏阁遇上了住在同一条街的宁波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校长沈敦五。当时宁波高职迁到临海大田镇刘村，开设有土木、机械、水利等专业，还有实验工场。沈校长深知陈宏阁对机械研究颇有成果，是一位难得的人才，就聘请陈宏阁做技术教员，教学生开车床、钻床、刨床，学钳工、钣金工和翻砂。陈宏阁就此培养了不少工业技术人才。1945年6月25日，日本投降前，温州的日军在向宁波集结去参加受降仪式的路上，特地到大田放火烧毁了学校的铁工厂。得知消息，为防止日军对学校财产的进一步破坏，沈校长和教师们商议，立即疏散学生至安全处，并火速转移学校工厂里的各类机械设备。陈宏阁和师生一道，事先将机器埋在地下，躲过了一劫。陈宏阁在大田任教的时间虽然只有一年，但他那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永远留在学生的心中。

　　抗战胜利后，陈宏阁重新出山，先在华东印刷公司，掩护转移新四军宣传用的印刷机械设备和纸张，之后又帮助生生美术公司印刷机器厂和香港永发印务有限公司修复了外国的印刷机械设备。这两家公司，均为共产党的秘密印刷点，印过许多红色宣传品，印过朱德、毛泽东的画像，还印过“广州纪念邮票”和“南方人民银行钞票”。1948年，陈宏阁受党的指示转至香港，保存实力迎接解放。

　　大展宏图

　　新中国成立以后，陈宏阁一身技术如鱼得水，大展宏图，进入了最秘密、最高端的印刷行当：负责印刷人民币。他是上海五四二厂的高级工程师。20世纪50年代初，他独立研制试制成功的三色平版胶印机，改写了中国胶印机依靠进口的历史，从而弥补了我国胶印史上的空白。这种机器生产了4台，其中一台由陈宏阁亲自护送到济南，一台去了重庆，另两台出口到朝鲜。

　　1952年柳溥庆调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印制管理局总工程师，在中苏关系公开分裂之前，他就提出我们可以自己来印制人民币。这个建议得到中央批准后，即从各地调集专家，于1957年成立了专门研究机构和攻关组。

　　在这个造币攻关组里，有两个最重要的技术专家，人称“北沈南陈”。北沈，是指北京印钞厂的沈永斌；南陈，自然是指上海五四二厂的陈宏阁。这两个人都没有什么学历，却都聪明绝顶，有很高的技术。陈宏阁是学徒出身的设计师，柳溥庆称赞道：“我们有陈宏阁，可以自行仿制设计制造。”而沈永斌也是出身底层，自学成材，日据时期，他竟能在自己家里印制出伪币来使用，被日本人抓住，关进了监狱，直到解放后才放出来。这两个人，都在造币攻关组里起了重要作用。

　　1957年，陈宏阁参加了全国印钞机国产化会战，辗转于京津沪的国家印钞厂指导研究工作，他领导攻克了“人民币国产”这一被称为“亚核”技术的难关，成功解决了印钞专用纸张、印钞油墨、印制的机械、制版防伪等四大技术问题。

　　1961年生产出我国首批水印钞票纸，打破了外国的技术垄断，结束了钞票纸依赖进口的历史，从此也结束了委托蘇联代印我国人民币的历史，第三套人民币的印制质量跻身世界先进行列。他所研制的集色技术一直沿用至今。由于陈宏阁为国家造币做出的特殊贡献，因此获得有关印钞技术的国家“发明证书”和“中国人民银行劳动红旗手”的勋章，3次享受登上国庆观礼台的殊荣。

　　《上海印钞厂志》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1962年，在印刷局的领导和组织下，由厂机械设计组朱焕明、李根绪、陈宏阁、糜望斗等设计研究成功的245甲型双面印钞机，是专供印刷多色接纹、防假性较高的专用印钞机，属我国首创。”陈宏阁是该机的主体设计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主编的《中国名片：人民币》一书，称他为印钞机攻关组的领军人物。

　　亲人回忆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由于陈宏阁的父亲陈凯臣在老家买了十六亩二分田地，临海在土改时规定，有十五亩以上土地、且自己不耕种者，即划为地主。由此，陈宏阁家就成了地主。陈宏阁时常被莫名其妙地拉出去开会批斗，并在烈日之下监督劳动，有时还要受到体罚，年迈的他哪经得起这样的折腾，很快就病倒了。他在病重时，给儿子写了“枕戈待旦”四个字，可见他还寄希望于来日，想以他的技术来报效国家社会。但是，他没有等到这一天。这位工人出身的机器设计专家，对中国造币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人，于1967年6月被折磨致死，享年67岁。

　　由于陈宏阁生前从事的工作具有较强的保密性，社会对他的生平业绩知之很少。2014年，在陈宏阁诞辰115周年前夕，他的儿子陈发奎编纂并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代造币专家：陈宏阁》一书，纪念他的父亲。

　　陈发奎是陈宏阁第八子。为深入挖掘父亲的史料，他历时十余年，收集资料14本，其中有《中华印刷通史》《柳溥庆纪念文集》《中国名片：人民币》《上海印钞厂志》《北京印钞厂志》和中国人民银行印刷局档案等，内中都有陈宏阁业绩的详细介绍。

　　为了写好这本书，陈发奎除了采访父亲的合作者和弟子外，还走访了中国人民银行研究所总工程师、上海印钞公司高级工程师，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印制研究所首任所长的子女等30余人。他不仅到上海近代印刷展示馆、中国印刷博物馆、苏北新四军纪念馆等地取证，还追寻陈宏阁的足迹，到日本大阪、东京，香港等地寻找资料，并在上海的老弄堂里寻访父亲曾创办的机器厂旧址。

　　《一代造币专家：陈宏阁》一书分为上、中、下篇，上篇为陈宏阁评传，是对主人公一生的回顾评述；中篇为业内人士的回忆文章、专题论述和研究报告；下篇是收集的有关典籍文献、媒体报道以及遗物照片等珍贵的历史资料，全面评析了陈宏阁的成长历程，记录近现代中国印刷的发展历史，解密人民币印刷技术国有化中展开的一系列工作。

　　陈发奎在书中说：“父亲一生成就许多事业，但他留下的遗物却很少。我一是发现，一是感动，每一次的发现都让我感动不已，因为什么呢，觉得他很了不起，然后我就把它汇集到一块，根据我的理解，根据我对他的解读，写成了这本书。”“先人到底做了什么？他的业绩、精神需要总结，大家的怀念才有具体的指向，我们后人才能继承发扬他的优秀品质。当我知道父亲在某个领域有特殊贡献，历史上还有记载，而我们所有子嗣都浑然不知的时候，愧对先人、羞见后来者之感令我焦虑不安，发扬光大的责任感便油然而生。”

　　让更多的人了解陈宏阁，了解他所从事的伟大事业并为此奉献的所有年华。造币专家陈宏阁，永载于中国造币史册中，不会因历史的长河流逝而湮没。

　　（责任编辑：武学沪）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