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乃华

　　

　　1964年春，在参加了扬州师范学院院系召开的忆苦思甜等革命传统教育活动后，我与学院的一批师生来到了扬州市郊江都县杨庄公社谈套大队下乡实习。同年10月，包括我在内的28名师生又组成先进队，进驻邗江县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代替劳动锻炼。时光荏苒，50多年过去了，那段历程，却总萦绕心间，难以忘怀。

　　在江都杨庄实习

　　那是1963年秋开学不久，我们就读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今为扬州大学文学院）的大三学生，与全校应届毕业生一起，聆听了周恩来总理长达六小时的录音报告，他那循循善诱的教导给我们留下最深刻的一点印象就是，殷切希望莘莘学子过好“五关”，即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家庭关、劳动关。9月27日当天我的日记感言是：“听党的话，学好本领，过好五关，不辱使命。”这学期学业可谓言必行、行有果了：按当时开设的古散文、古诗词、习作、哲学、通史、外语、体育等功课的考试成绩统计，全班38名同学，我平均可居于前三名，但对照过好五关，深知差距不小。

　　各级党政部门的周到安排为我们打开了过关通道。1964年春季学期开始，学院党政领导陈超、孙达伍和系党总支书记陈煦，先后为全校师生作了国内外形势分析和学习解放军、学习大庆精神的专题辅导报告。继而，又听了扬州地委书记潘林儒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训练班上的讲话和有关文件精神的传达，接着我参加了院系召开的忆苦思甜等革命传统教育活动。大家都表示，决不放过这次下乡搞社教代劳动的锻炼机会。迎着三月春风，我与老师薛龙保、本班同学酆令海等师生，肩背铺盖，手提塞满碗盆、书本的网袋，到了扬州市郊江都县杨庄公社谈套大队安营扎寨。

　　才庄、红星两个生产队是我的进驻点，与队干们说明来意后，我便按工作队的部署登门串户，访贫问苦，扎根串连，从帮贫下中农购粮、担水、积肥入手，做好群众发动工作。见到队里好多包水泥眼看被漏进船的积水浸湿，便招呼队长跑上前，争分夺秒抬上岸，又转运到一百多米外的仓库里。这天夜晚，暴风骤雨肆虐全村一整夜，我五更起身，同生产队长一起查看各户房舍，见到几乎家家住宅漏雨，墙壁倒塌的也有过半。上级党政部门获悉灾情后，及时下拨了救济粮、款，并迅速分配到户，解了燃眉之急。群众反映：“这次评救济、吃‘返销粮，不像过去那样难评，评得公平！”工作队在总结发动群众这个阶段工作时，表扬了驻才庄、红星的工作队员，称赞这是送给贫下中农一份很好的“见面礼”。

　　能否坚持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关系到这次以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重点的“四清”，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顺利开展。工作队员们纷纷表示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我也不甘落后，表示要在与群众同劳动中锤炼自己。麦田里积水要疏通，我与社员们一起，卷起衣袖裤脚，赤足下地挖沟理墒；莳秧时节要靠三四个人脚踏一部水车车水灌溉，往往一干就是大半天。社员吴正贵家砌墙要帮忙，我可干得欢呀。乡亲们见我这般劳累觉得不过意，有送炒面、伊拉克枣（国家困难时期进口，类似国内蜜枣）的，有请吃菜肉包子的，也有登门帮洗衣服的，对此盛情我都按照工作队员不得“多吃多占”等规定，婉言相谢。

　　当院系领导前来看望，并带来了每人每月10元伙食费、3元出勤补贴和一顶蚊帐，尤其是嘱咐我们“要注意身体，要当好一个工作队员，不是单一的劳动队员”时，我们倍感温馨。

　　运动进入各级干部自我教育阶段，要求清查并公布近三年来的集体经济往来账目，我身兼材料员、查账员，白天要开会，参加劳动，晚上还要参加查账，整理上报材料，尤其忙碌，常常忙到深更半夜。有时累极了，便卸下办公房的门板躺一下，打个盹再干。

　　然而忙中也有取乐处。一天加班到深夜，独自沿着宽敞的沟渠大道往回赶，只听路旁蛙鸣蝉噪，声声入耳，放眼长空，可见满天繁星，点点入目。置身于这空气也带有几分新鲜的仙境中，不由得连连深吸了几口，一下赶走了白天的困倦。忽然间，顺着手电筒的光束朝前一看，一团双目亮晶晶的可疑物直滚过来，我进它也进，双方一步步靠近，心想这里豺狼之类野生物早已绝迹，何来小怪物不怕光？抢先一步冲上前，抓住它不放，一阵酷似狐狸的小动物发出“咪咪”哀求声，我心一软、手一松，只见这个竖起两只大耳朵的小家伙四足腾空，顺着手电光束掉头飞奔而逃！原来是一只到嘴的野灰兔，被我活脱脱“放生”了。

　　也是这个夜晚，我行进在返回的稻田埂上，捉住了一只伪装的大刺猬。原来，它身披乱草，草上栖息着好多“熠耀宵行”的萤火虫，我揭穿了它听到动静就潜伏装死的惯用伎俩，一脚踢去，它乘机直向前滚，我穷追不放，踩顺它身上的硬刺，拎回了住地，用洗澡盆反扣在脱麦场中央，又找来几块砖头紧紧压住，可是清晨开门一看，它竟沿着盆边掘开一个洞“逃跑”了！

　　大、小队干部们开始“下楼洗澡”。由于发动工作做得比较充分，群众相助“擦肩搓灰”，干部也主动配合，进展都比较顺利。大队书记、大队长分别交待并退赔了多吃多占的粮食300多斤、超支挪用集体的资金500元，并制订了切实可行的退赔计划，才庄生产队年轻会计孟金华作了深刻检讨，取得群众的谅解，也被列为第一批“下楼”对象，重返了工作岗位。

　　这阶段工作宣布告捷，谈套大队工作组丁组长作总结，肯定和表扬了红星、才庄等生产队的做法和经验。为表示庆贺，大队工作组每个队员拿出每人每月供应的半斤肉票，加上划拨的计划食油，一起“抬石头”（聚餐），吃了个碗净盆光。

　　进入6月下旬，开展“对敌斗争”可就没有这么轻松了。那时，所在基层和社教工作队面对的一个难题，仍是如何分清敵、我、友，以及对“四类分子”要不要评审、如何评审，更是对我们这些走上社会的大学生的又一严峻考验。诸如，被划为富农成分的，私拆集体的水车篷、把砖头搬回家、抢占田埂种大豆，要不要作为新的罪证给其戴帽子，定为“富农分子”？又如，一家养了七八十只鹅、一百多只鸭，是否将其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提交群众大会开展说理斗争？还有，一个被举报为乱搞男女关系的村民拿来他的“选民证”，申诉他不是“坏分子”，能否不拉他上台与地、富、反、坏、右一同“评审”？凡此种种，此时一位长期在农村基层工作的老队员生病回家休养了，我只好代为行事。这期间，我从反复宣讲“六十条”过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坚持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妥善处理各种意料不到的棘手问题，圆满结束了这次长达5个月的下乡实习。endprint

　　8月5日，我们扬师数百名师生挥手告别实习地，前来欢送我们的有杨庄公社工作队和区委领导以及闻讯赶来的当地農民代表，我们登上小火轮，赶到邵伯镇转乘汽车返校了。

　　在邗江六圩参加社教

　　1964年署假，全校应届毕业生照例听取周恩来总理在京的录音报告，我们在校值班的大四同学也都参加了。总理主要讲了“两个世界两个观点”“革命和劳动”“革命化和劳动化”这三大问题，提出当年的大学毕业生要有50%参加劳动一年，下一年将全部参加，他希望青年人“志在四方”，也应该“四海为家”。开学不久，院党委书记陈超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停课下乡，劳动毕业”的决定，传达了我校被列为“半工半读”的决定。

　　这年10月23日，院党委公布包括我在内的28名师生组成的先行队，进驻邗江县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代替劳动锻炼。陈书记任队长，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梁公美任六圩乡马桥大队工作组组长，中文系吉明学老师和我同住同吃在新村生产队一户下中农家里，我被分到了邻近的夏桥生产队独当一面。

　　夏桥是全大队19个生产队中一个年年减产的“老巴子队”。当时，文化教育战线上意识形态的争论充满火药味，整人之风日盛，坊间传闻、笑话也波及到了乡下。有说“学者专家不专，笨拙得很”的，如工程师家养一大一小两只猫，硬要工匠给他墙壁上开大、小两个洞，言称这是方便大猫走大洞、小猫走小洞；也有说“知识青年无知”的，如某城里一女大学生头一回下乡进牛棚，忽见水牛撒尿，惊呼牛肚皮“漏水”了。对此，我都不屑一顾，因为有了前一次下乡历练的体验教训，心想要打开夏桥这个后进队的局面，仍然要坚持在“同劳动”中了解实情民意，从为民办实事等方面入手，这才能赢得群众，把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人人投入到“四清”运动中。

　　这样，一天为两家百姓冒险救火、顶风冒雨苫盖被刮倒的牛棚、看望并呼叫医护车及时救治脑膜炎和被毒蛇咬伤的危重病员，以及带头包干挖堆填沟、插秧挖河泥等等场面，都留有我与群众同奋战的身影，尤为称道的是当年见效的整地工程。夏桥庄的东南角，原有一片高洼不平的岗岭地，废沟荒堆交错，多少年来无人涉足。我与新成立的贫下中农协会的卞祖泉、王秀华和“下楼”的生产队长卞祖春一同勘察，带领全队青壮劳动力苦干了一个冬闲季节，平堆填河整地，结果全队新增可耕地10多亩，又抢种上了一季大麦，当年夏季单产达到306斤，小麦单产也由上一年的113斤猛增到349斤，元麦由101斤增加到289斤。

　　此时，前一次“四清”中进入对敌斗争阶段曾打“退堂鼓”的江都谈套大队的那位干部，听说我到了邗江六圩又有成效，专程赶来，要我帮助他写写如何开展对敌斗争的发言稿，可我这次打了个“退堂鼓”，婉言谢绝。

　　1965年7月9日，我们告别了朝夕相处9个月的六圩乡农民乡亲们，在干群代表欢送工作队的鞭炮声中返回了学校。返校不久，我们即领取了院长孙蔚民签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四年制）毕业文凭。

　　50多年后的今日，我们这批学子重聚，其中有省部级主要领导（杨晓堂）、专家学者（张丕谦）、高级教师（齐朝琴）、县处级领导（王锦鹏）、中学校长（杨伯雄）、新闻出版广播电视记者（黄炳元）、一级作家（徐光灿）等等，大家从工作岗位上陆续退休，虽都已银丝满额头，但对那个下乡实习的短暂岁月，总是淡忘不了。

　　（责任编辑：武学沪）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