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听到夏衍的名字还是个初中生，当时的语文课本节选了夏衍早年的名作《包身工》，说的是三十年代上海滩日本纱厂包身工的悲惨遭遇，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深刻印象。而书中的新名词“拿摩温”马上被我们活学活用，转赠给老是在课堂上严词厉色训人的温老师，每当她在教室走廊那头出现，一声警告“拿摩温来了！”刚才还打闹喧嚷的教室顿时就变得鸦雀无声。不过，我对夏公的了解只限于教科書与文学史上记载的一鳞半爪，直到退休后搜集整理与家乡有关的人文历史资料时，才惊奇地发现夏老一生中最重要的三个女人，都与浙江的德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夏衍是杭州人，三岁那年父亲沈学诗就中风去世，家庭的重担全落在母亲徐绣笙一个人身上。徐绣笙娘家就在离杭州不远的德清县城关镇（今乾元镇），在当地也算得上名门望族。徐绣笙虽识字不多，但性格坚强颇有主见，男人早逝家道中落，她竭力支撑精心安排，使这个失去顶梁柱的破家渐渐摆脱风雨飘摇的困境，站稳脚跟，渡过难关。尽管自己家里依然在穷困边缘徘徊，但徐绣笙还是经常伸手帮助比自家更困难的左邻右舍，逢年过节德清娘家亲戚们送来的鱼肉年糕等年货，她都要从牙缝里省出点分给村里的孤寡老人。徐绣笙爱猫成癖，因为老鼠是她养蚕的天敌。这点癖好也传给儿子，夏衍童年与一只同岁的小猫同床共眠，与猫咪有着深厚感情，长大后只要条件许可，那怕是从事地下工作频频搬家的艰苦环境，家中饲养的狸斑猫装在网篮随同迁移。晚年家中有外宾来访，他家的猫照样爬在主人的膝上，全家上下都爱猫，连孙女都是“猫痴”。1975年7月12日，被监禁了八年多的夏衍终于回家了，全家嘘唏不已之际，一只老猫循声而来，家人见状大为惊讶，原来这只叫“博博”的老猫在夏公被抓走后就离家四处流浪，一直不见踪影，今天竟神助一般出现在主人身边。第二天这只猫就死了，夏公亲手埋葬了它，说这是“义猫”，感慨道：在这人与人关系如此紧张的年代，唯有猫却始终如一忠诚。
母亲的心灵是子女的课堂，儿童成长阶段潜移默化接受的美育熏陶，很容易成为影响他一生的内在因素。母亲徐绣笙是夏衍生命中最早出现、影响最深远的女性，不仅给了他生命肌肤，更重要还将独立自强、慈善博爱的美好品德播撒儿子的心田，孕育了夏衍对国家、对人民、对家人的大爱至诚。
1920年9月，夏衍在浙江省甲种工业学校就读时，在惜贤爱才的许炳坤校长推荐下公费留学日本，经过三个月的语言强化补习后，终于顺利进入日本明治专门学校学习电工技术。1923年，夏衍利用暑假的机会回到阔别三年的杭州，见到了思念已久的母亲与家人。夏衍到德清舅舅家探亲时，受钱姓邻居之托捎带衣物给其在省城读书的女儿，由此结识了杭州女子师范学校的德清姑娘钱青，在钱青的宿舍里认识了她的同学符竹因。符竹因是女子师范小有名气的才女，不仅学习成绩突出，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而且能歌善舞，还会弹琵琶、曼陀铃等乐器。两人再次邂逅是在西湖的柳浪闻莺，与朋友相约游西湖的夏衍被绿荫环抱的亭子里传来“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琵琶声所吸引，走近才惊喜地发现演奏者居然就是前几天刚结识的符姑娘，她与同学出来踏青，面对如画的西湖美景一时技痒，谁知招来了特别观众。夏衍被这位多才多艺的少女所吸引，留下难以忘怀的美好印象，平静的心湖不由自主地掀起阵阵涟漪。暑假期间，夏衍以找钱青借书等理由想方设法接近符竹因，大家谈谈音乐，聊聊诗歌，说说读书，日子过得挺快。假期结束回到日本后，相隔万里，两人依然书信往来，谈学习谈生活谈理想，彼此之间有说不完的共同话题。然而，当涉及到爱情这类敏感话题时，姑娘明确表示双方只能“永远做一个朋友”，让对其心向往之的夏衍顿感失落。后来通过钱青辗转打探，方知此时姑娘已心有所属，他就是当年风头正劲的“湖畔诗人”汪静之。第二年的春天，汪静之与符竹因相约一起投奔当时大革命的中心武汉，不久即结为伉俪。汪静之先后任中学国文教员、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但汪长于写诗，似乎并不适合在三尺讲台传道授业解惑，听他课的学生常寥若晨星。因此，汪静之愤然辞职，在老家先后办过酒厂，与人合伙开了小饭馆，雇不起伙计就自己跑堂。1952年，汪静之投奔当年“湖畔诗社”的老朋友冯雪峰，被安排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辑。不久因与顶头上司聂绀弩不合，改为特约编辑，工资停发仅靠特约编辑费维持生计。直到1955年夏衍由上海调北京任文化部副部长，符竹因得知后，便写信向当年杭师的同班同学夏衍的妻子蔡淑馨求助。夏衍从妻子那里了解到汪家的困境后及时伸手援助，汪静之才得以转入中国作协成为专业作家，每月可领取有限的创作津贴，且不受单位管束而相对自由。1965年“文革”前夕，汪静之携家带口离开京城回到浙江，隐居在杭州的陋巷里，夫妻俩安于清贫，耐得寂寞，不离不弃，相伴终身。
夏母为儿子婚姻大事牵肠挂肚，她到处物色，几经周折，终于在德清老家相中了门当户对的未来媳妇人选。蔡家与徐绣笙的娘家一样也是县城里数得着的名门望族，蔡润甫是省城同业中名列前茅的纬成丝织有限公司驻上海的总账房，其长女蔡淑馨原本在浙江蚕桑女子学校就读，后来转学到杭州女子师范学校，与符竹因、王映霞成了同班同学，不过她和夏衍从未谋过面。1924年暑假，夏衍第二次回国，主要任务就是奉母命到蔡家去相亲。两个年轻人见面后彼此之间都有好感，摆了定亲酒，这门婚事就算定下了。从此，鸿雁传书，谈情说爱，彼此之间的感情在书信往返中逐渐升温。夏衍在他的《日本日记》一书中透露，未婚妻蔡淑馨作为一个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熏陶的新女性，思想激进，开朗大方，还挺有浪漫情趣，在她写给夏衍的信中经常有类似的罗曼蒂克：“你是我光明的星，温暖的太阳，须有你，我才能复活。”她经常还会在信纸间夹上几片花瓣，让远在天边的恋人每次接到情书，似乎闻到了江南早春百花争艳的芬芳，浮想联翩，激动不已，夜不能眠。
1925年夏天，夏衍第三次归国探亲，这次回来的主要任务是接未婚妻赴日留学。按当时的习俗，已从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的蔡淑馨应履行婚约，为人妻后一般不外出工作，在家里生儿育女，相夫教子，操持家务。可蔡淑馨是接受“五四”思潮影响的时代新女性，她有自己的理想抱负，不愿就此被小家庭所束缚，打算毕业后到日本继续深造。她的计划得到未婚夫的大力支持，尽管蔡淑馨的父亲没有答应女儿的留学请求，但小两口还是义无反顾地踏上开往东瀛的轮船。蔡淑馨于1925年9月正式入读日本国立女子师范大学，1927年下半年，在杭州女师的老同学、德清同乡沈兹九（妇女社会活动家，胡愈之夫人，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妇联常委、宣传教育部长）的反复劝说下转到东京学习油画。当时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成立了艺术家联盟，夏衍、沈兹九与弟弟沈西苓（夏在浙江工业学校的同学，著名左翼电影编导）都是联盟的重要骨干，蔡淑馨加入后也成了活跃分子。endprint
1927年4月，已加入日本共产党的夏衍因参与日本左翼作家联盟的活动，被东京警方强行驱逐回国，难以忍受相思之苦的蔡淑馨也在这一年的年底放弃学业，回到了上海。夏衍回国后不久就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正处于大革命低潮时期，国民党到处屠杀共产党人，夏衍在这最危险的时刻加入，需要极大的勇气与坚定不移的崇高信仰。为了不让挚爱的亲人受到牵连，夏衍选择了推迟婚期，并得到了蔡淑馨及其继母吴镜平的理解与支持。在白色恐怖最猖獗的时候，她们毫不犹豫地让夏衍藏身于蔡家的深宅大院里，躲过了国民党鹰犬的追逐。1930年，夏衍已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重要成员，对外的公开身份是海归戏剧家、翻译家，有了可作掩护的公开身份，还有了相对稳定的经济收入，并在上海虹口找到理想的房子安家。就在这一年的暮春，两个相爱六年的有情人终成眷属，在上海新侨酒店举办了隆重的婚礼。不久两人爱情的结晶也诞生了，夏衍给大女儿取名沈宁。是啊，在这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年代，拥有一个宁静温馨的家庭是多少人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
蔡淑馨则因丈夫的特殊身份，不得不经常变换自己的工作，一个女子师范毕业、还有留学经历的海归才女，却只能辗转在上海一些中小学教美术和写字等无关紧要的杂课。因为如果长期在一所学校任教，就要按当局的要求详细登记自己的固定住址、家庭情况与社会关系，这样容易给从事秘密工作的夏衍带来更多的危险。新中国成立后，蔡淑馨担任了上海延平中心小学校长。1955年，夏衍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调任文化部副部长，全家随行进京。蔡淑馨辞去工作做了全职太太，一直在家操持家务，相夫教子。“文革”中，夏衍作为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活动的知情者，被受人指使的红卫兵当着家人的面打骂，家中也遭到彻底查抄，夏衍被拘捕入狱长达八年。蔡淑馨精神上就此受到极大刺激，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渐渐出现幻听幻觉，以致长期卧病在床成了植物人，1984年国庆节与世长辞。
正如俄国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所说：“一个好女人，是男人的一座伟大学校。”这先后出现在夏衍生命中的三个女性，在其人生漫长岁月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首先是母亲徐绣笙，不仅含辛茹苦將儿子养育成人，还培养了他自强不息、崇善守正的优良品性，让他受用终身。第二个是女师的才女符竹因，让他尝到了甜酸苦辣、五味杂陈的初恋滋味，同时也学会了换位思考，变得成熟冷静起来。而最后出现的蔡淑馨则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为了丈夫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牺牲，放弃了自己教书育人的崇高理想，无私奉献，风雨同舟，无怨无悔，相伴终身。
电视剧《大脚马皇后》的片头曲《家有贤妻万事兴》唱道：“女人本是男人的心，男人还要女人亲；相依相伴几多情，风雨同舟天下行。女人撑起半边天，红颜也建大功勋；家事国事天下事，千丝万缕芳草心。古今多少英雄汉，一片丹心照汗青；巾帼也有大丈夫，家有贤妻万事兴。”言简意赅，客观透彻，道出了男人与女人之间相互理解、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真谛，应铭记在心，时常回味，终身受用。
（责任编辑：刘跃清）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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