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伟东

　　

　　

　　

　　1947年3月24日晚，新华社陕北电台沉重地广播了年仅22岁的新四军战士、新华社盐阜分社特派记者钱毅，在淮安土地上英勇牺牲的消息。钱毅《盐阜大众》报副主编的战友们，不知谁先说出了钱毅殉难的噩耗，顿时全都饮泣了起来。钱毅牺牲的消息惊动了新四军将领，多位熟悉并培养过他的首长，对充满革命热情、已初显卓然才华的钱毅的牺牲，深感惋惜。1947年3月27日，钱毅的父亲阿英在战斗前线坡庄看到四年未谋面的陈毅军长时，陈毅深沉而悲痛地对他说：“钱毅死得很可惜，你要好好地收集钱毅的遗文替他编本集子，好好纪念他。”新四军四师政委邓子恢无限惋惜地说：“像钱毅这样的大众化的人才，华中只有几个，死得太可惜！”新四军六师师长黄克诚为钱毅在残酷的敌人面前的那股凛然正气所感动，他挥笔题词：“威武不能屈，临难不苟免，是真正的人民英雄。”钱毅的一生是短暂的，他于烽火岁月年代在文艺和新闻岗位上的建树，他在凶残的敌人面前顽强不屈、慷慨就义的英勇气概，值得书写弘扬。

　　年少有为 初露锋芒

　　钱毅的父亲阿英，早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就在家乡安徽芜湖和上海等地投身革命。1926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阿英还是我国著名的戏剧家、文学史家和藏书家。他在上海期间，参与筹备并于1930年3月成立了“左联”；随后又成立了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在党的电影戏剧阵地上，阿英牵头建立了共产党的电影小组，举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战斗旗帜。在抗日战争时期，阿英与人合作联合改编和单独创作了近20部电影和话剧，唤起民众抗日激情，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夏衍曾经这样说过：“在抗战期间，剧本写得最多的一是郭沫若，二是阿英。”阿英堪称是集战士、作家、学者于一身的特别人物。

　　钱毅4岁时，举家从安徽芜湖移居上海。在上海的13年时间里，也正是阿英的革命文艺活动忙碌频繁的时期，因他是共产党人，又必须随时提防敌人的明枪暗箭。阿英自己不仅被抓捕关押过，一次敌人因未抓到他而迁怒其家人，把钱毅和他的祖父、母亲、姐弟一齐投进了监狱。一家人为躲避敌人，经常忙着搬家，生活处于不安定状态。钱毅在阿英潜移默化的感染熏陶和着意教育下，幼年就很懂事，心中充满对反动当局的不满和仇恨。凭着其聪敏机灵，小钱毅还为阿英的革命活动担任了一些通讯联络工作，阿英对他感到放心和满意。

　　钱毅受父亲阿英的影响，喜爱文艺戏剧，对于反映民族气节的戏剧，更是钟情。早在上海滨海中学读书时，他就参加了“子夜剧社”，后又参加了“上海剧艺社”、“新艺剧社”等。1938年，在上海文化界高尔基纪念晚会上，14岁的钱毅在话剧《高尔基童年》中主演了高尔基。接着又参加了《古庙钟声》《夜上海》《一年间》等剧目的演出。他还在父亲所编创的《碧血花》《海国英雄》等剧目中，饰演了角色。在一些剧目的演出中，钱毅深受剧情感染，孕育了一股强烈的民族氣节。通过参加多个剧目的演出，他的演艺也得到了提高，开始展露锋芒，获得了演艺界前辈的刮目相看和观众的热情盛赞。当时在上海的诗人柳亚子特赋诗相赠。

　　钱毅酷爱文学，他喜爱俄罗斯古典著作，高尔基的作品最使他着迷。在阅读中国文学作品时，尤爱阅读明末抗清少年英雄夏完淳的诗文。“江左少年”夏完淳，在17岁时被抓捕押解南京，早已降清的原明朝重臣洪承畴劝降他，夏完淳当庭痛骂奸贼。在被清兵押出处斩时，他立而不跪，神色不变，视死如归，令人肃然起敬。钱毅崇拜夏完淳。钱毅17岁那年，阿英曾想量身定做，为与夏完淳同岁的儿子编写一个“江左少年”夏完淳的剧本，让钱毅饰演夏完淳。钱毅对于父亲的创意甚为高兴，饰演夏完淳，也是他心中的一个心愿，可惜这个心愿，未来得及实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沦陷。根据中共地下党的秘密通知，钱毅跟随父亲阿英，与姐姐钱璎以及小惠、厚祥两个弟弟撤离上海，前往苏北抗日根据地，成了一名年仅17岁的新四军战士。

　　深读《讲话》 忠诚践行

　　钱毅与姐姐钱璎，以及小惠、厚祥两个弟弟等，先与父亲从上海十六铺码头秘密乘船，经过一昼夜的行驶，辗转到达苏中三分区新四军一师一旅的所在地。经旅长叶飞的盛情挽留，阿英一家留在旅里开展文化工作，钱毅和姐姐钱璎被分配到服务团戏剧组工作，年龄尚小的弟弟小惠和厚祥，则去服务团参加少先队活动。

　　钱毅和父亲、姐姐、弟弟就从这时开始，都穿上了新四军军装，皮鞋换上了布鞋，腿上还打起了绑带，阿英还领到了一支小手枪，一家人你看我、我瞧你，个个都非常高兴。钱毅和姐姐随即投入到戏剧组的排练活动中，为战士和当地群众作宣传演出。一旦有战斗发生，他们就去打扫战场。生活、工作既紧张又活泼，充满朝气的钱毅很快适应了这样的环境。戏剧组在阿英的悉心指导和帮助下，又有钱毅、钱璎的辛勤努力，原来只能演演小戏和活报剧，没多久也能够演出多幕的大戏了，水平也大有提高，受到了旅首长和战士、群众的好评。

　　亲自安排阿英从沪上来到苏北根据地的新四军军长陈毅，闻听阿英已到了一旅，即交待叶飞请阿英一家到军部去。于是，钱毅一家又历经45天的路程，于1942年春到达了阜宁县停翅港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在一座新盖的茅草作顶的土屋里，陈毅和夫人张茜热情接待了阿英。阿英这次到军部后，钱毅被分配到新四军三师鲁迅艺术工作团，还是从事他所熟悉和喜爱的戏剧工作。在敌人开始“扫荡”后，他一度调入东海大队（三师特务连）任文化教员。经过了日军来势凶猛的“春季大扫荡”，钱毅又在父亲任主编的《新知识》杂志兼任编辑助理，经常步行几十里去印刷厂送稿和校对。1944年7月，他又被调到《盐阜大众》报任编辑，不久被提拔为副主编。在他从事杂志、报纸编辑工作的几年中，由于他虚心好学、刻苦努力，很快适应了，工作做得出色，受到上下的好评。

　　在《盐阜大众》报工作期间，钱毅和父亲阿英夜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当时流传的一则感人佳话。那是1943年秋，苏北抗日根据地传达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钱毅被深深吸引住了，此后一连多少天，紧张工作后的夜晚，在昏暗的油灯下，他都聚精会神地聆听父亲一句句、一段段地讲解《讲话》中所阐述的引言、立场、态度、对象、语言等问题。钱毅在学习中，联系实际，反复思考，由感性而到理性的认识，坚定了将一生献给工农兵的文学事业的决心。endprint

　　在学习《讲话》、践行《讲话》中，钱毅积极响应《盐阜大众》倡议发起的让“初识字的人看得懂，不识字的人也能听懂”的“写话”活动。他深入工农兵中，虚心诚恳地向他们请教学习，使自己所写的文章尽量摆脱知识分子腔，他采用恰当的语言和方法，真实地表达出工农兵的思想感情。他为了做到能让工农兵听能入耳，说能上口，经常将写好的稿子，首先念给报社警卫班战士和农民群众听，恳切地问他们是不是听得懂，对不懂的地方，则请他们提出修改意见；他还积极参加报社驻地的群众工作小组，深入到群众中去，学习他们的语言，并将不同的人、不同的语言，一字一句记在日记本上；他还认真仔细地搜集整理民间谚语、民间传说等。在苏北根据地短短的五年多时间里，钱毅就这样像蜜蜂似地辛勤耕耘，他收集并整理出版了《庄稼话》《大众诗歌》《怎样写》等小册子，还保存有几百万字的素材，留下了近百万字的日记。

　　对于工农通讯员的每篇来稿，钱毅都是认真对待，只要有一点可取之处尽量采用。稿子中的错字、别字、难认的怪字，他则一字一句按他们的原意，从头修改，尽量保留工农通讯员的朴实文风。他还根据不同对象、不同水平、不同接受能力，用通讯员自己的语言给通讯员写信。

　　钱毅在《盐阜大众》还有一件令人感动的事，就是在报社开展的工农通讯员运动中，他不厌其烦地帮助多位工农记者学文化、写稿子，使他们很快提高了文化和业务水平。为此钱毅还受到了组织上的表扬，并被评为报社的模范工作者。著名作家、安徽省文联和作协原负责人陈登科，当年就是被选调到《盐阜大众》的工农记者。陈登科年龄要比钱毅大6岁，可称是大哥了。刚选调到报社时，陈登科文化水平不高，写稿也只能说是出于兴趣和责任。为此，报社主编明确由钱毅具体帮助他。在钱毅牺牲后，陈登科撰写过一篇题为《同志·老师·战友》纪念文章。文中写道：“钱毅规定我要读的书目，每天早上，他给我上一课，一字一句讲给我听，中午规定我写二十个生字，下午要我自己出去采访，晚上回来写日记……写好后，送给他帮助我修改。每天都是在深更半夜，别人睡了，他拿着我的稿子，坐到我的床边上，一字一句剖解给我听……讲一句帮我改一句。每次我看到他来了，总是不好意思睡在被窝里，想坐起来，他就把我捺得紧紧的，一定要我睡着不要动，听着他讲。我已记不清，钱毅为了我的学习，熬过了多少个夜晚；我更算不清，我写的每一篇文章，有钱毅的多少心血和脑汁！”

　　大义凛然 顽强不屈

　　钱毅在《盐阜大众》报紧张的采访编辑工作中，另有一个强烈的心愿，就是要到前线去，经受战争的磨练和考验。就在解放战争爆发的1946年，他在给弟弟小惠的信中写道：“亲身处在这内战的最重要一个战场，深感无比光荣与优越的际遇。”期间，他曾到苏北涟水战役前线，带领过民工担架支援前线。

　　1947年初，数十万敌军大举进攻解放区，《盐阜大众》报被迫暂时停刊。钱毅被调任新华社盐阜分社暨《盐阜日报》特派记者，兼任第三中心组组长。钱毅迫切希望到淮安前线采访，一连打了3次报告。在得到组织同意后，稍作准备就踏上了征途。当他到达淮安时，敌人正集中五个正规师的兵力，还有三个县的保安队、还乡团配合，气势汹汹地步步推进过来。在这严峻的情势下，盐阜地委命令淮安全县武装迎击敌人，坚决把敌人打回去。也就在这样的时刻，钱毅参加了石塘区的一支民兵武装。在一个狂风暴雪的夜晚，民兵武装与敌人打了一场遭遇战，还遭到还乡团的伏击。半夜时分，终于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防线。黎明时分到达了石塘地区，情势似乎缓和了些。但是，不甘心失败的敌人，他们在淮安城里策动了向涧河两岸大规模的“扫荡”行动，大有卷土重来之势。组织上考虑到情况的突变，钱毅又不是本地人，为了安全起见，要他离开石塘尽快转移。可钱毅坚定地说：“不，我一定要和你们在一起，战斗到胜利！”就在3月1日拂晓，敌人48师派出了一个加强连，从三面包围了他们，可撤退的木桥也已被堵截了。终因寡不敌众，钱毅在强渡河时不幸被捕。石塘老百姓没有一个人说出钱毅的真实姓名，最后被一个还乡团认了出来。钱毅被抓时，他的左腮和胳膊被刺刀刺伤，伤势很重。国民黨的副团长、参谋、副官等，一个个来到钱毅跟前，软硬兼施，一心想从他的口中得到重要情报。有个敌人问他：“你是不是新四军？”钱毅怒睁双眼，向他们大声怒斥道：“滚，你们没有资格和我说话！”

　　敌人的花招频频失败后，国民党的团长亲自上阵，他布置了公堂，摆出刀枪棍棒和各种刑具。钱毅挺着胸，昂着头，毫不畏惧地跨进敌人的公堂。他对着敌团长睁大眼睛，怒目而视，直挺挺地站在公堂的中间。敌团长露出了一股凶气，恶狠狠地对钱毅说：“今天摆在你的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你一句话也不说，另一条是要你开口说话！”钱毅看到屋子里还站着许多人，不屑一顾。由于他没有理睬敌团长的话，一个拿着橡皮鞭子的凶手，对着钱毅就是一阵没头没脑的抽打。钱毅挺直地站在那里，连头都没有偏。这时，那位自称是副官的人，满脸堆着笑容走过来劝说道：“你在共产党那里不过是个普通的文化人，他们对你也不会重视的，还能给你做大官吗？”副官的话音刚落，门外已有人搬来了一根木栏杠，还进来十多个手执木棍的人，一个个如狼似虎。敌团长这时用力将桌子一拍，号叫着：“今天我要你说的就是两个字：‘自新！”钱毅纹丝不动，没有理睬。这下敌团长歇斯底里发作了，夺过鞭子，对着钱毅的两腮猛抽了一下，大叫道：“我要你回答的就两个字，听见吗？！”两只膀子被绑在背后的钱毅，双眼喷射着火光，愤怒地迸发一声：“宁可枪毙，绝不自新！”敌团长发了疯似的，把手一扬，打手们顿时举起了棍子，一齐落到钱毅的身上。在密集的乱棍下，钱毅没有哼一声，没有叫一声，他终于支撑不住躺下来了。钱毅的眼睛还是怒睁着，可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看到钱毅死了，兽性大发的敌团长下令将钱毅的遗体架在涧河岸上，浇上煤油烧成灰，扬入河中。钱毅牺牲后，当地群众为了永远铭记钱毅，特将他的牺牲地改为“钱毅乡”。涧河两岸从此就有了这样的传说：在钱毅被焚烧的地方，每到阴天，就会出现一片火光，这片火光特别的红，把天都映红了。那可是当地人民群众在怀念钱毅啊。钱毅没有死，他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

　　“钱毅殉难”的噩耗传到了报社，主编和编辑部的同志们，无不为失去这样一位战友和年轻的好领导感到无限悲痛。大家争着要去钱毅牺牲的地方，把他的遗体找回来，要和他见上最后一面。一直把钱毅当作自己同志、老师、战友的陈登科，终于被批准踏上了前去寻找钱毅遗体的路程。因为当时的情势还很紧张，陈登科没有去寻找地方干部，而是深入到老百姓中周详询问，才了解到钱毅在残暴的敌人面前顽强不屈、英勇献身的悲壮过程。

　　（责任编辑：武学沪）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