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茂樟

　　

　　红色经典《延安颂》作者莫耶一生坎坷，饱受政治运动的折磨。其中的缘由除了家庭出身和1941年创作的小说《丽萍的烦恼》之外，还有上世纪五十年代所谓的“张凌虚事件”。对于前者许多媒体和莫耶本人均有详细叙述，而对于“张凌虚事件”却语焉不详，让人不明就里。笔者在撰写莫耶传记期间，收集整理了大量资料，这里就与莫耶命运相关的“张凌虚事件”始末作一介绍，以飨读者。

　　张凌虚原来是修筑天兰铁路的临时工人。1952年8月被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即现在的铁道部第一工程局）认为有培养前途，选送哈尔滨卫生学校学习。入学后，张凌虚享受三等助学金待遇，因哈尔滨天气冷，衣被不够，没法添置，无力接济家庭，曾几次写信给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人事处要求救济，但是没有得到解决。1953年2月，张凌虚被原单位从临时工转为正式工，职名练习生。但是他只得到了四个月的正式工资。到第五个月时，固川第一工程段二十七联合作业队人事干事胡占林看到将张凌虚从临时工转为正式工的命令上工资分不填工资栏，而填在备注栏内，就毫无理由地径自通知联合作业队会计室停发张凌虚的工资。从此，张凌虚得不到自己应得的工资，家庭无法接济。他几次写信索要工资，1953年又向别人借路费回到队上交涉，但胡占林说：“要研究以后再解决。”

　　1954年9月，张凌虚到铁道部第一工程局基地医院实习。他因胡占林避而不谈他的工资问题，便找基地医院的人事干事田宏远，田宏远推脱不管。他找基地医院的副院长王静，王静对他的申诉感到不耐烦，说他不是医院的人，并批评他“不应闹个人问题”，以后他又去找卫生处和人事处，人事处让工人科主任干事黄泽民出差到工地“顺便了解了解情况”，叫张凌虚等着。一个月后，黄泽民从工地回来说“情况没有了解好，一时还没法解决”。这时张凌虚很气，便质问“为什么一点不关心我，你们要杀人！”他的话立即引起工人科人员的反对，说“像你这样的态度，活该受苦”，“叫他舌头顺一点”。

　　实习期满回到哈尔滨，张凌虚很快就毕业了，从学校回兰州的路上，他因饥饿晕倒过好几次。到兰州后，他拖着两条饿得发抖的腿去找铁道部第一工程局副局长张介夫，要求解决。张介夫说：“没钱买吃的，向奚秘书和医院总务上说去。”张凌虚想继续申诉，但张介夫要上班了，临走时还警告张凌虚：“医院的哪一科都不喜欢你张凌虚这个人，你小心点！”张介夫后来通知医院借给他十元，以后就再没管这件事。

　　副局长张介夫冷酷无情的态度，在张凌虚心上烙上了伤痕。他常常失眠，头脑发昏，手脚发麻，半夜忽然惊醒，久而久之就神经失常，因为心情极度不宁，不能全神贯注地做医士工作，只能每天扫扫地、打打杂。他的妻子还以为他进了大城市胡花乱用，不管家了，和他吵闹。他的家庭本来就生活困难，加上几年来无钱寄回家去，他顾虑今后的生活，不忍心再让妻子挨饿，就痛苦地在1955年6月和妻子离了婚。他的四个孩子，一个让妻子带走，其他三个由他设法留养。

　　为了和官僚主义者斗争，基地医院党支部委员王学良和卫生处支部委员刘金城帮助张凌虚写了书面材料，分别向中共甘肃省监察委员会、铁道部部长、铁道部政治部等二十九个单位申诉，张凌虚亲自跑到北京向监察部、铁道部人事局进行控告。1955年8月，这些材料先后转到铁道部第一工程局，这才引起局领导的重视，铁道部第一工程局的中共党委专门为这个事件在10月底举行扩大会议，分析了张凌虚事件的性质，并且作出决定：一、重新补发工资；二、让张凌虚休养后更好地安排他的工作；三、查清责任，分别处理有关失职人员，克服官僚主义作风。然而直到一年后，决定的第一、二部分已经执行，但是其中最主要的第三部分，虽然经过四次会议的检查督促，却一直没有得到贯彻。胡占林是被撤职了，但其他对这一事件应负责任的人员却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处分，有关单位也没有叫他们作深刻的检讨。

　　官僚主义作风严重败坏党的形象，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是我们党历来反对的。1956年，我国开始全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面对经济建设新形势，迫切需要改进工作作风。为此，中央发布指示，号召全党“关心群众生活，反对官僚主义，改进工作作风”。此时，莫耶刚转业到甘肃省委机关报《甘肃日报》社任副总编辑（总编辑由省委常委兼任），主持报社工作不久。中央的文件精神正是莫耶长期的心愿。8月初，铁道部第一工程局的监委书记杨生茂（“二七”大罢工的参加者）和《兰州铁道报》总编辑刘石（曾是解放军第一军的模范干部）送来一篇由杨康、梁军两位记者采写的稿子，详细报道铁路职工张凌虚被官僚主义迫害以致精神失常的事件，莫耶马上带着稿子向省委汇报。省委领导认为这是一篇批判官僚主义、宣传中央文件精神的典型材料，决定在《甘肃日报》上刊登，并要求报社组织写社论，造气氛。

　　1956年8月10日，《甘肃日报》以头版头条发表铁道部第一工程局的官僚主义者使张凌虚妻离子散、神经失常的消息，深刻揭露了官僚主义者违背国家的工资政策、不关心职工生活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同一天出版的《甘肃日报》还就这件事情发表社论，指出张凌虚事件中所表现的一系列的官僚主义作风，严重违背了国家对职工的工资政策，违背了国家关心职工的政策，结果既严重地损害了个人利益，也严重地损伤了国家的利益。社论要求有关人员必须深刻检讨，一切工作部门的领导者都应该从这一事件中引起警惕，检查自己部门有无官僚主义作风，做到更好地关心职工群众的生活，使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普遍地发挥出来。8月12日，新华社又以《〈甘肃日报〉揭发官僚主义者使工人张凌虚妻离子散、神经失常的严重事件》为题，转发了通稿。

　　《甘肃日报》“反对官僚主义，改进工作作风”的宣传报道引起了社會的极大反响，甘肃省工业厅迅速就“张凌虚事件”发出通知，要求所属企业关心职工安全和生活，反对官僚主义，其他各厅局也纷纷行动起来，领导下基层听取群众意见，工作作风大为改观，群众反响很好。报社还收到了很多读者和兄弟报社的来信，称赞《甘肃日报》的工作。但是，1957年“反右”扩大化时，此事被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事件，与这篇报道有关的人员诸如记者杨康、梁军等人都被定为右派，全省工矿系统受这一事件株连而打成“右派”的数以百计。莫耶也成了这一冤案的主角，虽未定为右派却受到免职、批判和行政降级处分。1965年“四清”运动，莫耶因“张凌虚事件”和小说《丽萍的烦恼》历史旧账，再一次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文革”开始，更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反革命分子”受到严厉批斗，被关进“牛棚”并下放农场劳动改造。1970年暂时分配工作。1979年在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关怀下，莫耶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莫耶平反以后，她旋即去找省委书记，要求为受“张凌虚事件”影响的同志们平反。由于莫耶等人的努力，终于促使甘肃省委发文，那些因受“张凌虚事件”影响而被打倒的同志得到彻底平反。莫耶此举颇受人们的高度赞赏。

　　“张凌虚事件”让莫耶再一次承受政治运动的折磨，但她无怨无悔，始终坚信党、热爱党。重新开始文学创作后，莫耶笔耕不辍，她曾以“张凌虚事件”为素材，创作了中篇小说《春归》（载《芙蓉》1984年第1期）。在序言中，莫耶写道：“从中我痛切感到官僚主义是旧社会留给我们的最大祸害，它和左倾错误相结合，就造成一系列的悲剧，这两者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实现‘四化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我写这篇小说，就是以我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来歌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实事求是精神和平反冤案错案的英明决策。由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给党和人民带来了政治上的春天，小说故名《春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