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承军

　　

　　近日，偶读金坛作家陈书明所撰《缅怀革命先贤钱闻》一文（载《钟山风雨》2015年第4期），其中述及家父钱闻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主要是联系部分民主党派人士和上层知识分子，曾做过吴晗、闻一多、华罗庚等人的工作，是组织上委派的华罗庚的主要联系人”，不由联想起二十多年前出版的人物传记《华罗庚》（王元著，1994年开明出版社出版）一书，其中也数次提及家父与华罗庚的交往。该书内容翔实可信，资料丰富全面，在记述主人公非凡的科学成就的同时，还介绍其社会理想、政治经历、人格魅力及日常生活等诸多方面，从而将一代数学英才坎坷和奋斗的一生展现在读者面前，是我颇为喜欢的一本书。因我对华罗庚早年政治经历部分感兴趣，故曾在父亲生前有过几次长谈。

　　父亲告诉我，他从青少年时代即与华罗庚交往，近半个世纪，友情笃深。华罗庚生前并不主张将其早年的政治经历写进传记，平时也绝少与人谈及，即使亲朋好友也不例外，故而在这方面不太为一般人知晓。后来虽然已经有不少人写了回忆录和纪念文章，但对某些细节和重点的描述似不够清晰深刻。父亲说，华罗庚少时刻苦用功的故事广为人知，但他并非只知死读书，他还是个爱国心强、愿为国家作大贡献、有一定政治抱负的人。他关心时事政治、崇尚科学与民主，曾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加入中国国民党，当时他只有十七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这一举动正说明他有进步思想基础。当时小小的金坛县很早就有了共产党。华罗庚曾说：“母校（指原金坛县初级中学，现为华罗庚中学）有两个党员，一个叫王时风，一个叫钱祝华，后来改名钱闻。他们都积极从事教育工作，我与他们都很好，接触很频繁。当时有个亲戚告诉我，‘你要小心啊！他们是共产党啊！”

　　关于这一段历史，父亲回忆说：“我和王时风的确是最早与他接触的共产党员，但确切时间是三十年代中期，在此之前并无政治上的联系，而是师生、同乡和好友关系。”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是华罗庚慢慢转向共产主义的重要阶段。在清华任教期间华罗庚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救国运动，在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中，他参加示威游行、掩护进步学生，还回乡和钱闻、王时风、李寿慈等人一起举办读书会和补习学校，向中小学生们宣传抗日救国思想。那时在清华园里，尽管当局一再破坏、镇压学生爱国运动，但人们却时常能感受到有一股灼热的地火在燃烧着，这股火就是共产党地下组织。地下党通过一些进步团体和刊物（如“左联”、“社联”、《清华周刊》）启发大家关心民族的命运和青年的责任，并进行马克思主义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宣传。一些重大事件，如中国共产党发表著名的《八一宣言》、《抗日救国宣言》和红军主力完成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等振奋人心的消息，都是地下党及时传到清华园的。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主张强烈地触动着每一个爱国师生的心弦。此时，华罗庚对一些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是心知其人，深表敬佩的。他在认真思索：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当今在中国谁能真正率领民众担负起天下兴亡之重任？中国共产党的深明大义和爱国壮举使他看到了光明与希望。这期间，他与“一二·九”战士、地下党员王时风、李寿慈等人接触较多。

　　父亲认为，华罗庚生前曾数次说起自己受党的教育早，而入党迟，这个“早”，应当在“一二·九”运动前后。到了四十年代，共产党的影响和教育对华罗庚已是直接性的。从1938年他自英国归来至1946年赴美国，这八年，他一直在西南联大任教授。抗战时期西南联大被称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联大地下党组织则是这个堡垒的核心。联大教授很多是国内外一流学者，做好他们的工作是党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发展。当时党组织的指导思想是：通过爱国主义教育把他们团结在党的周围，并在此基础上对其中先进分子进行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经过实践锻炼吸收入党。华罗庚是个极重乡情和友情的人，因为父亲和王时风是他沾亲带故的好友，利用这一有利条件，组织上委派他俩作华罗庚的主要联系人，当时父亲的公开身份是西南联大附中的国文教师。

　　谈到华罗庚思想上发生的重要转变，父亲认为有三个重要原因：首先是地下党组织的启发教育与直接帮助；二是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和黑暗统治的严酷现实使他更加靠拢共产党；三是访问苏联。

　　在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西南联大是一个巍然屹立的民主堡垒，青年学生救亡图存的精神激励着他。其时，他和闻一多、吴晗、楚图南等交往密切，并和进步学生经常接触。当时他很清楚钱闻和王时风、李寿慈等几个跟他十分亲密的知心朋友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常到他家去，和他促膝谈心，论人议政，谈笑风生。这段往事，让父亲至今难忘。

　　1946年3月至5月的访苏之行对华罗庚的思想触动相当大。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人民谋福利以及经济、工农业生产飞速发展的事实，还有对科学文化的高度重视，显示出人类社会充满生机的一种发展前景，这与国内黑暗腐败、民不聊生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此时他深刻认识到，中国只有依靠共产党才能走向光明。虽然国民党正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并加紧打击爱国民主运动，迫害民主人士，但他对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的趋势看得很清楚，信念也更坚定了。地下党对华罗庚访苏归来十分重视，父亲也随即与华罗庚取得了联系。就在华罗庚回昆明第三天，父亲以记者身份采访他并写了一篇《华罗庚教授谈苏联》的访问记，发表在1946年6月12日的《新华日报》上。文中对他所述苏联人民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新的五年计划的宏伟实施，科学、文化、教育的兴旺景象以及五一节阅兵游行盛况等情况作了概要性介绍。随后，组织上又安排华罗庚公开在大操场为广大师生作访苏报告，在当时特务活动十分猖獗的白色恐怖中，华罗庚勇敢地完成了地下党交给他的任务，受到师生们的交口称赞。

　　谈及华罗庚赴美前夕，蒋介石曾在庐山会见他并留影一事，父亲说：“事情本身无须避讳，因为当时国共和谈尚未破裂嘛，国民党也想拉拢像他这样有名望的科学家，不过这种企图只能是徒劳的。华罗庚赴美后，中共对他的工作并未停止，王时风一直与他保持着通信联系。”

　　父亲认为，以往人们对华罗庚在民主革命时期与共产党心心相印并积极参加革命活动的事迹了解甚少。华罗庚早在1940年前后就曾起念去延安，假如他没有出国而是像吴晗那样在联大复员时回北平，然后再进入解放区，入党时间是不会迟至“文革”以后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华罗庚于“文革”后的197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邓颖超称他是“老同志、新党员”，他是那样激动难抑并写下那首“五十年来心愿，三万里外佳音”的诗以奉答邓大姐。尽管他一生屡经劫难，但加入中国共产党却是他五十年来人生历程中坚定不移的崇高愿望。

　　父亲曾于1975年10月5日接到华老一封信，父亲在这天的日记中记着：“接罗庚同志来信，内附词《破阵子》——医师鼓励，壮词报之一首，长诗一首。这是他刚从哈尔滨推广统筹、优选两法因病回京休养时写的。其信中有‘身在病榻，犹恋鏖战之句，真可谓是‘山歌水唱，势如破竹也。”另，《光明日报》在庆祝国庆二十六周年的专刊上发表了华的《学步十年——参加推广统筹法和优选法活动的点滴体会》一文，该文以一首诗结尾：

　　主席喜詠梅，岂因梅枝俏？

　　嘉其斗冰雪，敢把春来报。

　　主席喜咏梅，岂因梅香好？

　　嘉其不争春，她在丛中笑。

　　父亲对这首诗是深知其意的，当时国家正处于“文革”非常时期，华罗庚在推广“双法”过程中有曲折有斗争，甘苦备尝，最终取得了胜利，但即便胜利了也“不争春”，他笑到了最后。对此，父亲在回信中也凑了两首五言诗和之：

　　（一）

　　只道君行早，风景自独好。

　　群芳苦争妍，她在丛中笑。

　　（二）

　　十年添华鬓，山青人不老。

　　秋风今又是，却把春来报。

　　父亲回忆说，八十年代初期，华老曾希望他与王时风能为他写传记出把力，但因钱、王二人均因年老体弱等诸多原因未能如愿。而在有生之年能对这段史实作一些补充和说明，也算是对历史尽一份责任，对此他感到十分欣慰。

　　本文止笔之时，正值家父辞世16周年之际，忆及多年前与父亲数次谈及传记《华罗庚》的往事，至今仍历历在目，流淌于心。上述文字，既是表达对华罗庚先生的崇高敬意，也是对父亲的一个纪念。

　　（责任编辑：武学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