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洋

　　

　　

　　2006年以来，随着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所藏的《蒋介石日记》的开放，“蒋介石研究”逐渐成为一门显学。与此同时，蒋介石相关人物的研究也取得了重要成果，如宋美龄研究、陈诚研究等。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应该以蒋介石研究为主线，俾使整个中华民国史研究取得更多新成果。因此，除了依托《蒋介石日记》、《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以及“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外，辅之以其它相关资料，如《陈诚日记》、《胡宗南日记》等，想必会更能丰富“蒋学”的内涵。通过了解与蒋介石有密切接触之人的观察与记载，可以尽可能还原一个更加真实、更加有血有肉的蒋介石。本文所主要介绍之蒋介石的中文秘书周宏涛，即是这样一个人物。他于1943年开始进入侍从室，正式接触蒋介石并为其服务。经历了中华民国在中国大陆最后的风风雨雨，见证了这期间与蒋有关的诸多重要历史事件。1949年之后，他追随蒋介石前往台湾，此后屡屡担任要职，深得蒋介石的器重。通过周宏涛的视角，我们将会看到，在一系列重要事件中，蒋介石是如何处理的，有哪些得失，而周宏涛本人作为蒋的秘书又是如何认识的。

　　周宏涛其人

　　周宏涛和蒋介石是有相当渊源的，蒋介石的姑姑是周宏涛母亲的祖母，周宏涛的祖父周骏彦是清末奉化县龙津学堂的学监，是幼年蒋介石的老师。后来周骏彦曾赴日本留学，追随孙中山先生，成为革命党。抗战时期周骏彦官至军政部军需署署长，掌管军饷、军粮和军服等后勤供应工作。周宏涛作为蒋介石的晚辈，又是奉化同乡，还有亲戚关系，这给他后来担任侍从室秘书奠定了基础。1934年，年仅17岁的周宏涛进入东吴大学生物系读大学，很快转到政经系。大学期间，他多次参与抗日救亡学生运动，成为一名积极分子。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周宏涛转到武汉大学政治系继续读书，曾想去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读书，不过在祖父的劝阻下未能成行。武汉很快沦陷，武汉大学迁徙到四川省乐山市。周宏涛在1939年7月大学毕业，之后进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部担任普通科员，他一边工作，一边准备参加全国公务员高等文官考试。准备了四个多月之后，金榜题名，被分配到社会部秘书处工作。社会部当时由谷正纲主持工作，周宏涛在这个部门积累了很多做秘书的经验。1943年5月，侍从室第二处处长陈布雷打电话给周宏涛，叫他去侍从室报到。据周宏涛自己讲，是蒋纬国推荐他做蒋介石的中文秘书的，因为蒋纬国和周宏涛是很好的朋友。他被分在侍从室第4组，从此开启了他14年的蒋介石秘书生涯。

　　侍从室综理全国军政事务，总共分为三个处。第一处负责军事，当时的主任是钱大钧，下辖一至三组。第二处负责党务、政务等，主任是陈布雷，下辖四至六组。周宏涛所在的第四组组长是陈方。周在秘书任上没多久，抗日战争便结束了。1946年他担任了国民大会秘书处简任秘书，此后跟随蒋介石东奔西跑，辗转多处。1949年1月蒋下野后，周也随蒋赴溪口，后曾去上海、重庆、成都等地，直到在台湾落脚。1950年侍从室不在，蒋介石复任“总统”，周则担任“总统府”简任秘书和机要室主任，1952年开始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1958年开始，他出任“财政部”政务次长，此后长期活跃在台湾的经济领域，一直到蒋经国时代。

　　周宏涛对国共内战的观察和反思

　　自1943年夏天周宏涛进入侍从室工作之后，国内和国际局势很快便发生了巨大变化。他看到了史迪威事件中蒋介石的愤怒，也了解到雅尔塔事件中蒋介石的无奈。抗战胜利，举国欢庆，周宏涛却高兴不起来。因为他知道他所服务的“党国”正在为如何解决崛起的中共势力而担忧，内战的阴云很快又聚合起来，形势不容乐观。1946-1949年，国共间的殊死搏斗，周宏涛在蒋介石身边见证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他写下了自己的认识和判断。有对中共的污蔑，也有对蒋介石的吹捧，更有一些有价值的反思，给我们了解这段波澜诡谲的历史提供了不一样的角度。

　　（一） 蒋介石对陈布雷自杀的反应

　　陈布雷，大名鼎鼎的“文胆”，蒋介石侍从室里数一数二的人物，亦是深得蒋介石信任和器重的人才。在国共内战局势急转直下的时候，也即是1948年11月13日，他选择了自杀。据周宏涛讲，这天上午十点钟左右，他接到陈布雷的助手蒋君章的电话，说布公服安眠药过量了。他赶过去之后发现，陈布雷已经气息全无，身体僵硬了。在他的枕頭边放着几封遗书，其中有一封是给蒋介石的。周宏涛拿着遗书很快回到蒋的官邸，告诉蒋介石“布公过世了，是自杀的”。蒋介石当时的面容霎时惨白，眉宇间凄怆悲惨。他打开遗书看了一会儿，一句话也没有说。这天下午蒋氏夫妇一起去陈布雷家吊唁，显示了陈地位之高。多年后，蒋介石曾说陈布雷自杀是因为外界散布蒋介石即将下野的谣言。周宏涛曾有幸后来看过陈布雷留给蒋介石的遗书，上面写道：“今我所闻所见于一般百姓之中毒素宣传以散播关于公之谣言污蔑者，不知凡几，回忆在渝，当三十二年时，公即命注意敌人之反宣传，而四五年以来，布雷实毫未尽力以挽回此恶毒之宣传，即此一端，已万万无可自恕自全之理。”周宏涛则认为，陈布雷觉得自己已经枯竭，无法再为蒋公效力，所以只能走上绝路。陈布雷的担忧与自责，是基于他对时局的深刻观察。果不其然，仅仅在他过世两个月后，蒋介石便引退下台了。在时局如此艰难之时，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却大兴派系斗争，只能加速自己的覆灭。

　　（二） 宋美龄第二次访美为何迟迟不回

　　1943年，为了取得美国对中国抗战的进一步支持，宋美龄第一次访美，在美国刮起“宋美龄之风”。鉴于由此成功之经验，当国共内战激战正酣之际，宋美龄试图二次访美，争取美国政府对国民政府的援助。1948年在国共关系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十分关键和重要的年份，这一年里发生的很多事情彻底改变了国共对峙的格局和命运。这一年3月，国民大会开幕，进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正副总统的选举，总统毫无疑问是蒋介石了，但是副总统人选问题却一波三折，乃至演化成为新一波的派系斗争，白白内讧消耗了自身的元气。前线战事，国民党节节失利，进入下半年愈发变得不可收拾，后方政局稍稳之后，经济局势又开始急剧恶化，雷声大雨点小的金圆券改革很快便宣告失败，通货膨胀更加严重，老百姓损失惨重，政府则失去民心。战事失利，经济崩溃，四面楚歌之中，1948年12月翁文灏辞去行政院院长，孙科继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宋美龄动身前往美国。11月27日。宋美龄突然访美，此前孔祥熙已经辞去一切公职，赴美居住。宋美龄到达美国之后，受到冷遇，杜鲁门迟迟不肯见她，而她一直信任的好友马歇尔此时却在12月7日住院动了手术。8日上午，蒋介石致电宋美龄，要求宋美龄在会晤杜鲁门之后尽快归国，不应再提任何要求，只要说明我国戡乱情形即可。但是宋美龄显然此时仍然信心满满，她认为杜鲁门对党国颇表关切，她准备等马歇尔病况有所好转后再深入洽谈。然而蒋介石复电说：“不论交涉有否成功，务望于圣诞节回京，最近军事尚无变化，惟平津方面，不久或将吃紧，津浦路方面，亦不能过于乐观，如果军事不利，则美方交涉，更无希望，且将为人轻侮，不如速归。”宋美龄则依然坚持要等到美国最后的答复后才回国，忍辱负重在所不辞。

　　此间蒋宋间的电文往来均由周宏涛负责，对于宋美龄的想法，周宏涛亦有深刻的评论。“蒋夫人企图凭借自己的关系来挽救美国对华政策，这是不容置疑的。她与马歇尔维持深厚的私人情谊，以为马歇尔会在对华政策上看彼此的面子帮助她，其实这是估算错了。外界也因此有人认为她赴美一年多未归，有躲避战祸之嫌。”12月17日宋美龄来电，表示对顾维钧的不满，还说要再等上一阵子。蒋介石则希望她快快回国，他觉得再求援下去已经无任何意义。22日他致电宋美龄，表示政局将有变动，嘱咐她尽速归国。周宏涛此时对于“政局将有变动”一语十分困惑不解，后从俞济时那里得知，原来政府内部有人开始大谈和谈。周宏涛对于和谈之事，抱有悲观的态度。12月底，在形势已经愈发明了的情况下，蒋介石致电宋美龄，表示各方都在酝酿和谈之议，美国大使也是其中之一。重庆市长杨森甚至建议政府再次西迁。此时签请蒋介石下野的呼声四起，面对如此的压力以及局势，蒋介石的挚爱妻子却不在身边陪伴。周宏涛作为侍从人员，觉得蒋介石此时显得异常孤独，受到了非比寻常的煎熬。进入1949年，形势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宋美龄却依然身在美国，幻想着美国的援助。众人皆已看透之时，不知宋美龄下的是什么棋。在周宏涛看来，宋美龄不应该在蒋介石最危急的时候离开他，蒋氏危难之际，她却人在美国，这更是不应该。在周宏涛看来，这一时期对于蒋介石来说，实在是悲哀的时刻。

　　（三） 蒋介石下野前后的那些事儿

　　1949年1月18日上午，在励志社内，蒋经国告诉周宏涛，“总统这几天就要下野了，要你跟着一块去溪口”。19日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约请陈方和陶希圣分别写了《引退声明》和《李副总统代理总统职的声明》。据周宏涛讲，这几天，蒋介石异常沉默，他几次去向蒋介石递交公文，蒋都是端坐着，头往后靠着椅背，一言不发。“他是孤独的，没有人可以为他分忧，他必须承担一切。”1月20日，蒋介石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正式宣布下野，当天下午便离开南京，前往浙江奉化老家。早在1948年年末，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就不断来电倡议和谈，附和之党政要员除了桂系人员之外，还包括河南省主席张轸、安徽省主席夏威、蒋介石的侄女婿韦永成、高级将领宋希濂等人。12月28日，阎锡山来见蒋介石，告知李宗仁等主和并要求蒋介石下野之事。当晚，蒋介石把李宗仁所写的和谈条款交给周宏涛，让他抄录一份，然后把原件交给毛人凤保管。在李宗仁所写的和谈条款中，第一条便是：蒋先生以俯察舆情、顾全本国不可失其历史立场主动下野。这天晚上九点多，蒋介石催令在台北的陈诚赶快出任改组后的台湾省政府主席。此时，宋美龄坚决反对蒋下野，然而时势如此，淮海战役已经结束，蒋的嫡系部队损失殆尽。桂系在武汉拥兵自重，蒋亦无可奈何。根据周宏涛的观察，蒋介石在溪口的岁月里，仍然关心国事，军政要员也不断来访，期待在各方面得到指示。据说，白崇禧也来电表示想来溪口向蒋介石求经，然而蒋介石反应冷淡。此时，中央银行有260万两黄金运到台北，90万两运到厦门，放在美国38万两，上海则仅存28万两。不得不说的是，蒋介石引退前的两手招式确实厉害，一是抢运大量黄金到台北，二是安排心腹陈诚主政台湾，为日后在台湾站稳脚跟打下基础。

　　国共和谈很快便宣告失败，人民解放军迅速渡过长江，解放南京。蒋介石在1949年4月25日离开溪口，前往上海。此时李宗仁来信说让蒋介石出亡国外，蒋介石则回复说：只要国尚未亡，他就不会离开中国。多年以后，李宗仁回忆说让蒋介石出国，那并不是他的意思。上海的防御未能奏效，孫科辞去行政院长职务，阎锡山继任组阁。大势去矣，明眼人都知道，用不了多久，江山就要真正易主了。1949年夏天，周宏涛还随蒋介石访问了大韩民国和菲律宾，然后回到广州。就在这风雨飘摇之际，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仍未终止，白崇禧要出任国防部长，蒋最终没有同意。周宏涛感慨道：“中华民国就在最高阶层始终未能齐心协力的情况下，终致使整个大陆沦陷。”

　　在1943-1949年间，年轻的周宏涛在蒋介石的侍从室见证了诸多历史事件，并且在日记里摘录了一些重要文件，也写了些评论。日后汪士淳先生根据他的日记，结合他的晚年口述记录，编成了《蒋公与我》这本500多页的厚书。周宏涛一生追随蒋介石，难免对蒋有些过度溢美之词。尽管如此，因为他经手了许多蒋和其他要员们的电文，而且一直在蒋的身边，故他的观察和记载，甚是珍贵，是后人了解那段历史，特别是进行蒋介石相关研究的重要参考。周宏涛的一家之言，到底有怎样的史学价值，这当然还需要学者参考多方资料，加以甄别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