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长松

　　

　　

　　

　　方诗铭（1919—2000），我国著名历史学家。1919年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读书做官的富裕家庭。家中藏书甚丰，从小在父母熏陶下开始翻阅古书，经史子集、志怪传奇，无所不读，打下厚实的国学基础，也对历史产生浓厚的兴趣。在进入齐鲁大学之前，先生就很喜欢读《古史辨》，对顾颉刚先生十分崇敬，因而选择上古史作为专业。抗战时期山东齐鲁大学迁至成都，当年顾颉刚在齐鲁大学历史系开设《中国地理沿革史》、《春秋史》二课，先生都选读。顾老十分欣赏先生，曾在给顾廷龙的信中称方诗铭“学问甚好，将来必露头角者也”。1945年先生于齐鲁大学历史系毕业，由顾颉刚推荐，在重庆附近的北碚修志馆工作，并在中国出版公司兼职。一年后，也是在顾老推荐下，先生转到文通书局编辑所担任编辑，所长是顾颉刚，副所长是白寿彝。编辑所设在苏州，先生从四川来到苏州，开始了他学术生涯的一个重要时期，主要工作是编辑《文史杂志》和《文讯》月刊。1948年先生到上海工作，先后在上海博物馆、上海文管会、上海历史所任职。自1957年2月进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后，长期从事中国中古史的研究。“文革”中，先生也与当年广大知识分子一样遭受磨难，一度被下放到干校劳动，约于1972年前后因“廿四史”中《宋史》及其他古籍整理和标点工作需要，先生重返坐落于徐家汇漕溪路上的历史所工作。1978年历史所完全恢复正常运转和研究工作后，先生先后出任室主任、所长、名誉所长、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任《史林》主编等职。对先生的学识才华，史学家熊月之曾于2010年4月在《博识通透的历史学家——读〈方诗铭文集〉》中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其写道：“仔细研读了先生文集，读着读着，渐渐读出了滋味，读出了兴趣，不知不觉间，从内心深处涌起一股介绍先生学术的冲动。我不能不从心底里佩服，这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人，一个学问坚实的人，一个见识通透的人，一个极其睿智的人。”熊月之还将先生的治学特点概括为八个字：博识、坚实、通透、睿智。

　　一

　　我与方诗铭先生相识于四十余年前，即1974年2月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那时已进入“文革”后期，我是作为《文汇报》通讯员，在理论部主任张启承先生推薦下进入历史所学习的。那年先生55岁，我才23岁。当年先生虽处在人生逆境中，但即使在这万马齐喑的暗淡岁月里，他也不趋炎附势，依然读书、治学不止，保持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独立思考。我从小嗜好读史，有机会进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学习，如鱼得水，自然是整日泡在阅览室中，一头钻入故纸堆。先生也常来阅览室，这就便于我及时求教解惑。我在治学上不断得到他的精心指教，获益匪浅，相识日久，一老一少，竟成了忘年交。

　　当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坐落在徐家汇漕溪北路40号的一幢花园式大楼内。这里绿树护荫，环境幽雅。所里不仅环境好，而且是个读书、治学的好地方。首先这里图书室藏书极为丰富，尤其是文史类读物更是品目繁多；其二，这里有宽敞明亮的阅览室，近百平方米的阅览室，分门别类地陈列着学术期刊和古籍经典，可任意选择和翻阅；其三、这里拥有方诗铭、汤志钧等多位国内著名史学家，史学上的疑难问题可以随时求教。这对一个当年仅有初中文化程度又有强烈读书欲望的我，是件多么快乐和幸福的事。但要在短短的一年多的学习时间里，通过边学习边写作，成为史学领域的青年学子，谈何容易！我感到压力很大，但充满着强烈学习愿望的我，以“欲与天公试比高”的勇气和毅力，一头扎进故纸堆里，刻苦攻读。当年我被分在隋唐史组，因此我首选的读物是《隋书》、《新唐书》、《旧唐书》。但那时这三部史书还没有中华书局标点本，使我在翻读这类线装本读物时颇感吃力，为此，我读得非常慢，效率很低。好在不久，我找到一条学习研究的捷径，发现图书馆藏有的陈登原著的《国史旧闻》是本很适合我使用的书。这是一部具有古籍介绍和通史札记性质的读物，文字流畅，条理分明，通俗易读。我花了数周时间，边读《国史旧闻》，边对照着读《隋书》等三史文献，做些读书札记，日积月累，逐渐对隋唐社会的政治经济有了粗浅的认知，并撰写了一篇有关隋末农民起义的小文章，在《解放日报》上得以发表。现在看来，这篇文章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但对当年才20岁出头的我，能在上海主流党报上发表处女作，是一种幸运吧。

　　回忆起这段日子，我最大的收获是不仅读到了许多过去知其名而没有见过面的名著，如《史记》、《汉书》、《三国志》、《日知录》等史学名著，还见到了当时沪上著名的史学名家，并聆听他们的教导。当年我们16位学员的学习方式以自学为主，听课为辅，所听课程虽不多，但每次讲堂上为我们授课的教授却个个都是当时的名家。方诗铭为我们讲授两汉三国史。先生个子不高，戴着一副深度的老花眼镜，显得体弱消瘦，但聪明睿智，学术造诣深厚，记忆力特好。每讲一个问题，他都能娓娓道明史料的来源和出处，为我们查寻和研究史料指明了途径和方法。此外讲授先秦史的是复旦大学著名教授杨宽先生，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他以《战国史》一书而享誉史坛；讲授魏晋南北朝史的是谭其骧教授。谭先生是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学领域最著名的教授，也是国内一流的魏晋南北朝史专家。他授课条理清晰，脉络清楚，把鲜卑拓跋部的崛起、孝文帝的改革，讲得精彩纷呈，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此外，还有徐仑、汤志钧、马伯煌研究员和陈旭麓教授，分别为我们讲授社会发展史、经学、宋史和中国近代史。

　　二

　　我们第一期历史学习班是在1975年3月结束的，此后，我回到了原单位工作，但对史学的爱好及与先生的友情却一直没有中断，而且伴随交往日益加深，友情愈加笃厚。他当年居住在新华路445弄内的小屋内，上世纪80年代末迁至徐汇区双峰路上一幢高层住宅的四楼三室一厅居室内，居住环境大有改善。迁入新居后，先生的妻子也从苏州搬来，夫妇俩和大女儿方小芬同住，共享天伦之乐，其乐融融。1976年我结婚成家后，先居住在卢湾区重庆南路近淮海中路的一间亭子间内，80年代后期迁至徐汇区肇嘉浜路上（乌鲁木齐南路口）的祖屋内，因离先生家不远，所以我常会抽空骑着自行车去看望他，请教和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