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南京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总统府）藏有一幅带相框孙中山标准像，像框长152.3厘米，宽112.3厘米，由榆木制成，做工精细。正面正上方雕有欧式茛苕叶纹浮雕图案、两侧刻有绶带纹浮雕，相框背面预留有挂绳槽，也可看出设计者的用心缜密。整个相框呈棕褐色，历经岁月的磨洗，散发出和润的光泽，一眼看去，显得庄严而凝重。让人感觉到这样一幅孙中山先生的标准像，非一般场合所悬挂的。框内孙中山像并非一般的印刷品，而是扩印的相片，长90.8厘米，宽60.8厘米，恰巧符合32寸相片尺寸。相片上的孙中山身着灰色中山装，是孙中山1922年摄于上海，后被广泛采用的标准像。据2009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孙中山文史图片考释（修订版）》中“孙中山标准像摄于何时何地”一文介绍，这张相片最早刊登在1923年1月1日上海《民国日报》增刊第三版，是《中国国民党宣言》一文的附图，其说明是“创造中华民国大总统孙中山先生最近肖像”。1924年1月1日上海《民国日报》元旦增刊第一张《孙总理演说改组原因》一文中也附有此像，其说明是“中国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先生小影”。美国人林百克于1925年出版的英文版《孙逸仙传记》中也刊有这幅肖像，其说明为“民国十一年摄于上海”。
南京总统府是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所在地。此后又长期作为国民政府和其他政权机构的重要办公地。自2003年全面对外开放以来，这幅标准像就悬挂于西花园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办公室西侧总长会议室的东墙上，供观众参观。2010年为配合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活动，我馆经文物部门批准，在专家的指导下，对临时大总统办公室这幢百年建筑进行了落地大修。修缮结束后进行重新布展时，专家提出孙中山在世时是不会悬挂自己相片的建议，将此像撤出展厅，作为普通藏品入库保管。
时间到了2012年，我馆为进一步加强对文物藏品的规范管理，工作人员对馆藏文物及展品进行了全面清查，发现这幅孙中山标准像过去并未登记在册。按照博物馆文物藏品登账的规范要求，需要查明文物的来源。这次，我们没有轻易放过这幅孙中山标准像。几经周折，终于在走访老同志的过程中，了解到此像是总统府内的旧藏文物，并不是建馆时的复制件。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南京总统府西花园部分对外开放前，南京博物院承办了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办公室内的复原展览，当时该标准像就是院内旧藏。2013年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全面开展，专家对我馆文物进行初审认定时，根据该标准像的款式和制作工艺及材料，也明确认定此像是民国时期的文物。
然而所有这些都是当事人回忆，要想进一步探寻并获取此标准像与南京总统府之间的更多相关信息，我馆近代史研究者和文物管理人员一致认为，只有将相框的背板打开，看看里面是否留有真正有说服力的第一手文字资料或实物佐证。
2016年7月11日上午，我馆展览研究部研究、保管人员及文物专家，在专业木工师傅的帮助下，小心翼翼地打开了馆藏民国孙中山像的相框夹层，映入眼帘的是一堆泛黄、散乱的纸质文稿和另一幅更加陈旧的孙中山晚年标准像。经清点整理，此次共发现作为标准像里衬的孙中山像一幅，各类文稿13件。新发现的孙中山像长75.4厘米，宽57厘米，上下各4厘米的灰色衬边，左边3厘米灰色衬边，右边有剪裁痕迹，像上孙中山身着中式黑色罩衫。文稿中手稿2件，油印件11件。手稿分别是《“实施国民精神总动员讨论提纲”详加研究录呈参考》手书文件稿（1件5页）、潘景月拟写萧书记签批关于未报到党员限期到党区分部报到事宜（1940年4月1日）手书文稿（1件2页）。油印件分别是《重庆市党部各区分布党员参加保甲活动实施办法》（1件1页）、《重庆市党部保党务指导员五个月工作进度》（1件1页）、《关于日常卫生注意事项条例》（1件1页）、《兵役宣传要点》（1件5页）、《中国国民党入党申请书（乙）》（空白表，1件1页）、《国民政府参军处财产增加表》（空白表，3件）、《嘉属六县旅渝同乡录》（1939年8月，1本14页）、有关合伙财务等事宜登记录（1册）、《中央训练团中国童子军教导人员训练班第四期调训及保送人员数额分配总表》（残件，1页）。这些文稿的发现可以证明，这幅馆藏孙中山标准像确系一件至少有着70余年历史的民国时期文物。
二
那么，这幅形成于民国时期的孙中山标准像，能否将其形成年代进一步加以框定？它又是否是国民政府、总统府机关内的老物件？带着这些疑问，笔者在对相框打开后发现的这批历史文献进行仔细分析，查阅资料及老照片，进行了初步考证。华文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蒋介石全纪录》一书中有一张老照片，是蒋介石1946年1月在重庆国民政府旧址礼堂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讲话时拍摄的。在他的身后有一幅孙中山像，从轮廓、大小都与我馆馆藏的这幅十分相似。由于拍摄距离较远，肖像的一些细部看不太清。经多渠道查找有关此次会议照片，发现了两张更加清晰的照片，分别是蒋介石和周恩来在会议上发言的照片。由于拍摄距离离讲台很近，背景中孙中山肖像看得非常清楚，无论是相框还是里面的照片几乎都与我馆馆藏民国孙中山像一模一样。结合此次新发现的《嘉属六县旅渝同乡录》（1939年8月）、《潘景月拟写萧书记签批关于未报到党员限期到党区分部报到事宜》（1940年4月1日）的时间，笔者分析，这幅馆藏孙中山标准像很可能是负责国民政府各种典礼规程的国民政府参军处，制作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抗日战争时期，它一度悬挂于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内。
那么，这幅标准像怎么又出现在南京总统府了呢？还是要靠史料说话。笔者在查阅、比照了大量的历史照片后认为，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作为悬挂在国民政府礼堂之上的孙中山标准像，肯定是弃之不恭。为表示对中山精神的推崇与追随，将这幅在抗日陪都制作的孙中山标准像运回南京，仍悬挂在了南京国民政府（总统府）的礼堂内。这是完全合情合理的。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国民政府1946年还都后在礼堂举行各种仪式活动的历史照片中得到有力的佐证。1948年元旦，蒋介石在国民政府礼堂出席元旦团拜会，以及1948年10月10日当选中华民国总统后的蒋介石在总统府礼堂主持国庆招待会照片中的孙中山标准像，其相框的纹饰与我馆馆藏像的纹饰完全一致，足以证明是同一件物品。
三
在探究作为里衬的新发现孙中山晚年标准像与这幅馆藏孙中山标准像的关系过程中，笔者找到两幅早期国民政府礼堂的历史照片，一张是1929年10月改造之后的国民政府礼堂（载自2000年出版的《东南文化增刊—南京民国总统府遗址考实》），在这张照片中，礼堂的中央悬挂着孙中山像及“天下为公”的横幅，相框的大小和比例与现馆藏的这幅照片的相框非常相似，由于年代久远，框内的照片已经看不太清楚。另一张是1934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国民政府礼堂接见比利时大使（载自1934年10月1日出版的第95期《良友画报》），林森身后同样挂有孙中山像和“天下为公”的横幅，礼堂的格局布置与1929年时几乎一样。照片中孙中山像相框内的相片依稀可见，与新发现的孙中山晚年标准像十分相似，特别是两张照片周围都有一圈浅色衬边。为此笔者做出了一个更大胆的推测，即馆藏这幅孙中山标准像的相框与照片不是同一时期制作，作为里衬的孙中山晚年标准像，才是这幅相框的原配照片，它制作于1929年礼堂改造之后。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南京沦陷，此像随国民政府迁都被悬挂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内。随着时间的流逝，相框里旧有的孙中山像表面已经剥落损坏，不适合再用。工作人员重新扩印了现在的这幅照片，原照不宜随意丢弃，遂衬垫于相框内。为了让相片更加贴合相框，在制作此像时随手将一些废弃的文稿衬垫于相片背面。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政府还都，此像再一次被带回南京并重新悬挂在国民政府礼堂内。1949年国民党当局败退台湾，这幅孙中山标准像也就留在了大陆，留在总统府内。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总统府曾一度作为南京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并对国民党政权遗留下的大批物品进行登记清理。此后这里的国民政府所用物品或为文物部门接收（如整套的国民政府专用瓷器餐具等），或继续为人民政府所用（曾经在总统府内发现贴有“总统府”字样纸条的办公桌）。这幅孙中山标准像作为总统府内的旧藏文物也是完全可能的。（责任编辑：武学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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