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秋兵

　　1944年3月，周恩来在延安，民主人士、出版家王云五在重庆进行了关于宪政的公开演讲，提出了同一个概念——“宪政的先决条件”，强调“人民的民主自由”、“地方自治”。3月12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会上，周恩来说：“我们认为欲实行宪政，必须先实行宪政的先决条件。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3月27日，访英归来的王云五应宪政实施协进会之邀对全国广播，说：“本人适旅居号称宪政之母的英国，耳目所及，觉得英国宪政之如此巩固与完善自有其道；而其所以致此之道，似可视为任何国家实施宪政之先决条件。此种先决条件约有三项。”“一是地方自治”，“二是法律主治”，“三是人民的基本自由备受尊重”。

　　周恩来认为“人民的民主自由”是先决条件之首要：“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孙中山先生曾说过：‘现在中国号称民国，要名符其实，必要这个国家真是以人民为主，要人民都能够讲话的，确是有发言权。这个情形，才是真民国。如果不然，就是假民国。”“人民的民主自由”按照王云五的语言是“人民的基本自由”。王云五说：“英国人的普通见解以为民治的宪政能否达到目的，在于人民之是否有权选举其所欲选举之人以组织政府，并得依和平的手段变更其所反对的政府。然欲达上述之目的，则人民须能自由批评政府，能自由集会讨论政治，并能避免政府违法的逮捕与拘禁。因此，他们视言论集会和身体的自由为宪政上人民必要的基本自由；没有这些自由，民治的宪政是不能成功的。”

　　周恩来将“地方自治”列在三条先决条件之尾，不是认为“地方自治”不重要，而是因为：“有了前两条的民主，地方自治才能真正实行。否则，那不是人民的自治，而是一党的官治。孙先生在北上宣言中说得好：‘于会议（按指国民会议）以前，所有各省的政治犯完全赦免，并保障各地方之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这个道理，在地方自治的乡民县民省民大会中，也完全适用。对于陕甘宁边区及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也应该给予他们以自治的权利。真正的地方自治实现了，全国的民主宪政自然会水到渠成。”因为中共控制了被国民党攻击为“封建割据”、“国中之国”的大片根据地，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强调“地方自治”，容易被理解为维护中共一党之私。但“地方自治”并不仅仅是中共的一党之言，王云五更强调“地方自治”，并将其列在三条先决条件之首：“一是地方之治，这实在是宪政的基础。因为要有优良的中央组织，非先有优良的地方组织不可。反之，中央的民治组织如果不健全，地方自治也难免受其影响。英国的城市自治远在其实施宪政之前。在撒克逊时代，伦敦已具有一种独立的地位。迄今该市府还拥有某种之特权；其他城市如Bristol，Newcastle等多远在诺尔曼人征服以前已有简单的自治组织。有了这种地方自治的基础，人民便有渐习参与政治的机会。因此，到了选举国会议员，参与大政的时候，便不会苟且将事，或受人操纵。”

　　周恩来与王云五的不约而同，出现在1944年，是历史的必然。抗日战争中，在“国难极端严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中华民国却掀起了两次轰轰烈烈的宪政运动，宪政成为无党不赞成、无人敢反对的金字招牌，1944年正是宪政运动的最高潮之年。“宪政”一词在《周恩来年谱》中共出现24次，其中1944年17次。1944年3月1日，中央政治局发布由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该指示指出：“中央决定我党参加此种宪政运动，以期吸引一切可能的民主分子于自己周围”，“各根据地亦可于适当时机举行有多数党外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借以团结这些党外人士于真正民主主义的目标之下”。这是中共在抗战时期发布的第三份专门关于宪政的指示。

　　中共与民主人士关于“宪政的先决条件”的共识，延安与重庆关于“人民的民主自由”、“地方自治”的共鸣，反映出抗战时期宪政运动的走向和中华民族的热望。在第二次宪政运动中，中共及民主人士汲取了第一次宪政运动中的教训，不再满足于空泛地讨论宪政问题，而是纷纷提出“宪政的先决条件”；不再停留于宪政的宏大语言，而是争取各种具体的宪政权利。1944年2月1日，左舜生在《宪政》月刊刊登《谈实施宪政的先决条件》；3月25日，陈廷俊在《大公报》发表《实施宪政的几个前提》；4月，罗隆基撰写了《宪政的先决条件》小册子；5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表《对目前时局的看法与主张》，提出“实施宪政的起码条件”。

　　这两篇讲话都是针对国民党一党专制时弊的药石之言，主旨都是要求民主宪政，争取具体的宪政权利。三条先决条件中的不同反映了两人身份的差异：在野党领袖，强调“开放党禁”；知识界精英，强调“法治”。两篇讲话虽然都批判独裁专制，但批判的途径有差异：延安篇以纪念孙中山为由头，直接引用孙中山关于宪政权利的语录；重庆篇以介绍英国为话题，细致描绘宪政之母的宪政实际。两篇最大不同在于：重庆篇是一家之私言，延安篇则是一党之宣言。周恩来的演说是中共中央的规定动作，演说所强调的“三个先决条件”是毛泽东的命题作文。早在3月5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在《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讲话的最后说：“对宪政问题，我们的方针是参加宪政运动。在‘三一二孙中山逝世纪念日，恩来、林老都要发表演说，要强调地方自治、民权自由与开放党禁。”与周恩来的不同之处在于：毛泽东将“地方自治”列在三条件之首。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从重庆飞到延安的当天，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介绍《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时说：“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中国人民的。如地方自治，在纪要发表后，我们提出省府民选，可以找出根据来的，因为孙中山说过。还有言论、集会、出版自由等等。”将“地方自治”列在“六条”之首且单独阐述，可见毛泽东的偏爱。

　　两篇讲话在当时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延安篇成为中共1944年党内宣传的“基准”，党外谈判的“根据”；重庆篇在国统区既被国民党党报刊登，也被中共党报介绍。

　　周恩来的讲话刊登在1944年3月14日延安《解放日报》上，标题为《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3月2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师并转各区党委，发出《关于目前国内问题宣传政策的通知》，第一句是：“3月12日延安举行的孙中山逝世纪念会及周恩来同志的演说，应作为这一时期我党关于国内问题宣传的基准。”周恩来的讲话还被历经艰难送到敌占区：4月16日，中共晋绥分局创办的专门给敌占区同胞阅读的刊物——《祖国呼声》，刊登了《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和《孙中山先生论民主与宪政》，主编周文在《编者的话》中指出：“从这些文章里，可以窥见祖国今后的宪政运动的方向。”4月15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提出：“在同国民党谈到宪政问题时，可以要求宪政上的民主自由、开放党禁和地方自治。”显示出：在国共谈判中，中共已经不满足于向国民党争取几军几师的编制，而是开始争取切实的宪政权利。5月2日，中共代表林伯渠到西安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会谈；林伯渠提议以周恩来3月12日演说的基本精神为商谈根据。

　　1944年4月20日，中共在国统治区公开出版发行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刊登编辑部启事说：“社论‘新闻检查和周恩来的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等稿子登不出来。”这是《新华日报》常采取的“暴检”方式，把当局禁止言论自由的面目暴露在读者面前。相比周恩来的讲话在国统区被封杀的境遇，王云五的讲话刊登得较广泛。3月28日，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刊登了王云五播讲的《实施宪政先决条件》；标榜“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民营报纸《大公报》也在同日刊登。3月30日，被毛泽东称为“如同八路军、新四军一样，是党领导下的又一个方面军”的《新华日报》刊登《英美的民主精神》，详细介绍并赞扬王云五的讲话：“一定会引起我们中国人民的兴趣和重视，也值得我们借镜和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与王云五都注重个人修养，且都强调学习是个人修养的首要。1943年3月，周恩来在重庆撰写《我的修养要则》以庆祝自己45岁生日，第一句是“加紧学习”。1946年5月，王云五在重庆演讲，题目是《我的修养》，提出：修养方法只有两个名词，第一个名词是“读书”。

　　1945年7月，因王云五托病推辞，本应为七参政员的延安之行变为六参政员。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期间，王云五与周恩来都是综合委员会成员。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是各党各派包括国民党、中共的共识，这些共识包含了“人民的民主自由”、“地方自治”等。1946年5月，王云五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10月下旬，和周恩来都参加了在南京交通银行举行的一次会议，这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1948年新华社发布43名战犯名单，王云五名列其中。1952年，王云五在台北撰写回忆录时还回味1944年的讲话：“我这次广播词发表后，昆明出版的自由论坛第三期，有读‘王云五氏实施宪政的先决条件的社评，认为‘语重心长，发人深省，确能针对时弊，提出办法，发时人之所未发。其结论并称：‘王氏处今日中国，当为敢于陈述平易道理，说老实话之第一人，其字句之诚挚朴直，殊为可喜。”周恩来最后一次提及王云五是1970年9月17日，在接见文化出版部门负责人时，责问：“王云五编的四角号码字典为什么不能用？不要因人废文。”

　　（责任编辑：巫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