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贵

　　这片如今被称作秋雪湖的风景区，位于里下河的三泰地区境内。南连苏陈庄，北邻李中镇，东有溱湖水，西靠凤城河，距泰州主城区约八公里。目前，兴泰公路贯穿其中，设有公交专线及站点。想当年，这里还是一片没有人烟的河滩地，沼泽遍布，芦苇丛生。从围垦到现在的半个世纪里，不知洒下了多少军人的血汗。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曾多次前往视察，钟国楚、尤太忠等军队领导以及作家沈西蒙、胡石言，指挥家龚龙坤，作曲家龙飞，从演员到编剧的李传弟、梁泉夫妇，篮球教练吴承章等，都曾在这里留下自己的足迹。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上海师范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等十多所高校的两千多名学生，也曾来此体验军营生活，参加劳动锻炼。

　　部队撤出并交由地方管理后，于1976年初改作红旗良种场，秋雪湖风景区的建成，还是近几年的事。红旗农场的华丽转身，在我们这些曾与其厮混多年的老兵眼里，堪称“再不是旧模样，是苏北的好江南”。但是，不管怎么说，还得感谢胡石言老前辈，若不是他在讲述了柳堡的故事之后，又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出了《秋雪湖之恋》，这片历经沧桑的土地哪里会有如此诗意的名字呢？

　　这世上，被诗化了的事物，其内里往往隐含着酸辛。诗意是对酸辛的提炼，就像提炼后的美酒，闻起来芳香四溢，品起来，苦辣穿喉。秋雪湖的前身红旗农场，何尝不是这样呢？三十年的时间，说短不短，说长不长。那时成家的孩子，如今孩子都有孩子了。想当年，那可是一块曾经让我们诅咒的土地，因为农场生活的经历太苦太累了。尽管我们离开那块土地后也会有怀念，但这种怀念，多的是对炼狱般艰苦岁月的回味，其中掺杂着说不完的酸甜苦辣。因为我们的青春年华，毕竟毫无保留地献给了那块土地。浪漫一点表述，也是一场要说爱你不容易的苦恋。

　　梦之舟搁浅

　　“刺儿嘎，拉大锯，拉倒姥姥门前大槐树。破到板，做到船，载着宝宝上江南……”在我老家胶东，这首儿歌不知传了多少辈。于今想来，那时节江南二字，在我们这些小孩子的心里，就像天方夜谭一样，朦胧，遥远，即便是念叨儿歌给我们听的长辈们，也很少有人到过江南，说不清江南什么样。年画中的江南，多半有粼粼的水面，悠悠的小船，船上有摇桨的蓑翁，岸边有飘拂的杨柳，柳下有犄角曲张的黑水牛。除此而外，便一无所知了。

　　十多年后，儿时的梦境被响彻江面的汽笛声惊醒了，变成了坦坦荡荡的现实。长江水面之阔，港湾帆桅之盛，江岸转运之忙，让我目不暇接。在带兵干部的引领下，我们一行六十多个小伙子，坐了卡车乘火车，坐了大船换小船，晓行夜宿，水陆兼程，来到了水网密布的苏北里下河地区，开始了严肃紧张的军营生活。这里水多，船多，码头多，芦苇荡多，却不像老家画中的江南那样闲适，那样诗性。当安顿下来，开始辛苦的耕作时才发觉，这哪里是当兵啊，分明是拓荒屯垦服苦役。

　　七十年代初，大学还没恢复，工厂也没招工，对于一个农村青年来说，面临的最佳选择就是当兵了。当时，农村青年比较羡慕的兵种是空军和海军地勤。我们这一批入伍的，确有穿蓝裤子的，而我不是，发下来的军装是肥肥大大的一身绿，陆军是肯定的了。无奈之余听说是装甲兵，又有了些许安慰。

　　来到部队一看，乖乖隆滴咚，这里根本没有装甲和坦克，有的只是铁牛和水牛，也没有杀声震天的练兵场，有的只是绵延沉寂的黑土地。在家时做梦也没想到，军旅生涯的第一步，却踏进了与泥巴打交道的农场，装甲兵成了庄稼兵。难怪有战士说，早知来种地，还不如让我爸爸来呢。

　　非典型军营

　　我们团属于甲种步兵建制，每个营除辖三个步兵连外，还有机枪连和炮连，应该算是野战部队。但从执行的任务看，却是以生产为主，生产任务重于训练任务。训练主要集中在冬春农闲的一小段时间，大部分时间搞生产。粮食亩产不仅要上纲要（400斤）、过黄河（600斤），而且要跨长江（800斤）。营区内，农机具到处可见。操场上，垛满了稻草和麦秸。营房周边，除了一排排茅草房以及牛棚、猪圈、鸡栏、鸭栏、鹅栏，就是菜地。若不是有穿军装的人来来往往，你很难想象这就是军营。

　　农场的岁月，艰苦得超出想象。不要说盛夏酷暑太阳烤，也不要说蚊叮虫咬蚂蟥蜇，春种秋收平常事，三夏大忙似战场，即便是冬季也不得清闲。刚入冬，就要兴修水利（苏北叫扒河）。扒河那活儿可真够苦的，至今想起来还有些唏嘘。扒新河还好些，只要卖力气就行，而扒旧河就不那么容易了。必须光着脚板，站在冰冷冰冷的河沟中，花费很大的力气，一锹一锹地将连泥带水的土块翻上岸去，再铲到畚箕里，一挑子一挑子地担到麦田里。由于河床是那种细密坚实的流沙土，板结而又有吸力，铁锹很难铲下去，铲下去了又很难撅开来，没有一双铁脚板，没有一身蛮力气，这活是干不了的。

　　北方人来这里，最不适应的活儿除了插秧就是挑担子。旱地农活的运输工具是牛马拉车或手推车，一般不用肩挑。而在水网密布的里下河地区，但凡需要运送的农活都离不开扁担，即便是有船舶，从田间到码头这段路还得靠担子。挑担子对于来自苏浙皖等南方农村的战士来说，是小菜一碟，但对于从没经过担子压磨的肩膀来说，哪怕是挑五六十斤东西，也吃力得很。即使用两只手托着，肩膀还是硬不起来，走几步就要歇一歇。几天下来，肩膀已红肿如鲜桃，担子再上肩更是苦不堪言，走起路来歪歪扭扭、龇牙咧嘴的样子真是可怜。修成正果的人往往会说，苦难是一笔财富，可对泡在苦水里的人来说，哪里会如此超脱。要有，也只是四个字：慢慢熬吧。

　　连队干部看我比较文弱，不适合大田劳作，就把我调到炮排。炮排的任务主要是种菜和养牛，劳动强度相对轻些。说来好笑，我对骡马驴牛狗这些牲畜，自小就“敬而远之”，初次见到南方这种体型肥壮、犄角犀利的大水牛，真有点发怵，而炮排分配给我的任务恰恰是养牛。好在养牛的还有一老一少两位“先行者”，一位是来自浙江农村的战士，另一位是来自前线歌舞团的副团长徐兵克。

　　在军队农场的牛棚里，不经意间遇上大军区的舞蹈编导，真让我惊诧不已。徐兵克这位和蔼可亲的“老牛倌”，对我这位新来的“放牛娃”照顾有加。他除了教给我养牛、放牛的常识，还告诉我一些适应部队农场生活需要注意的事项。正是在这些日子里，我从老徐身上学到了不少古今中外的知识，懂得了不少待人处事的道理。

　　后来，我到团部、师部从事新闻报道工作期间，从机关同志那里了解到，我们这个师组建于1969年10月，由南京军区装甲兵管辖，师长是全国战斗英雄刘奎基，全称为陆军甲种步兵第七十四师，师部设在泰州。下辖三个步兵团和一个炮兵团，分别驻扎在三大农场。其他两个农场，一个是在安徽全椒的荒草圩农场；一个是在苏州吴江的吴江农场。余秋雨在《借我一生》这本书中描述的他下放劳动的地方，就是吴江农场。他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写来还是一身寒噤”的那些非人的苦役，我们都曾体验过。

　　1975年，我调到省军区工作后，曾到住在大方巷附近的徐兵克家中看望他。当时，李传弟、陶玉玲等恰好也在那里。提起这些往事，大家谈笑之余，免不了几多唏嘘，几多感慨。

　　除夕夜第一次站岗

　　“一片二片三四片，……飞入芦花都不见。”楼下不知谁家的小女孩，站在楼宇间的空地里，仰脸望着天空，用欣喜的童声来欢迎这个城市的第一场飞雪。这让站在阳台上的我，不由得有些怅惘起来，心神也开始恍惚，眼前的雪花变得模糊而遥远。

　　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一个除夕，我当兵下连后第一次站岗。气温虽已跌破冰点，但由于无风，让飘雪显得静谧而又从容。大片大片的雪花，晃晃悠悠地连翩洒落，给远远近近的静物披上了洁白的外套。

　　站在岗亭里，沉寂中时而会听到积雪崩塌的哗啦声，由芦荡深处传来，突然而又清晰，令人心怯胆寒。顺着乡间小路望去，远处的村庄灯火闪烁，不时传来噼哩啪啦的鞭炮声。连队里正在吃年夜饭，热闹的喧哗声不时冲撞着我的耳鼓，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在我心中蔓延开来，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思乡。在新兵连，尽管营房条件、伙食水平不如建制连队，但由于还有许多老乡在一起，并不感到寂寞。新兵训练结束分到步兵连后，举目都是陌生人，便不由自主地想起家来。思乡，是一种奇怪的感觉，欲说口难开，要赶赶不走，就像单相思。

　　正当我心情郁闷、思绪恍惚的当口，一阵踏雪的脚步声让我警醒过来，只见有个人影顶着雪花走向哨所。我随口喊了一声“口令”，待对方应答后走近，翻开大衣领子一看，才认出是同班老兵纪少如。原来，他考虑我初来乍到、人地生疏，又赶上除夕夜站岗，心情难免孤独，简单吃了点饭后，就来到哨所看我、陪我，按规定也算是带岗。他随身携带的挎包鼓鼓囊囊，里边装的是糖果和花生，还有一瓶白酒。当兵的都知道，哨所里不允许吃任何东西。纪少如一边抖着大衣上的雪，一边笑着说：“我拿这些年货来，是让你看着心里踏实，下岗后到炊事班去享用，下酒菜还在锅里热着呐。”一席话，说得我心里又是酸来又是甜，更多的是慰藉、温暖和感激，并永远记住了这个憨厚的老兵和这个不平常的夜晚。

　　错把团长当探长

　　入伍后的第二年，我从师部设在安徽滁县东营房的师部教导队集训回来，由步兵六连调到团直高射机枪连当副班长。白天在连里参加训练或执勤，晚上住在连队养猪场，与喂猪的老兵作伴。

　　一个星期天下午，喂猪的老兵外出了，我独自在宿舍门口看书。抬头见一个穿便服的中年人，背着手在猪圈那边转悠。那人高高的个头，宽宽的肩膀，从侧面看去，很像一部老电影里扮演探长的演员。因为大军区文工团有不少演艺人员下放在我们这个农场，我估计他可能就是那一类人。

　　突然，有一只猪不停地咳嗽起来。他朝那头猪看了看，然后转过身来对我说：“这头猪好像生病了。”我见他这身打扮不像是场部的管理人员，就漫不经心地回答说：“不会吧，可能是吃草料呛的。”可他坚持说这头猪生病了，并说了自己的理由。看他认真的样子，我不禁好笑，就回了他一句：“你又不是兽医，怎么就认定它病了呢？”他见我不服，也没再争执，边离去边留下话说：“请团里的兽医来看看就知道了。”

　　因为我们部队是甲种步兵建制，又从事军农生产，所以除了饲养家畜家禽外，还养军马，专门配备有兽医。他前脚走，喂猪的老兵就回来了。他告诉我：“刚才在路上碰到了团长，他帮我们去请兽医去了。”这让我始料不及，没想到入伍后第一次见团长会是在养猪场里，没认出来不说，还同他顶嘴，一时间回不过神来，讷讷地说：“怎么会是团长，我看他那样子，还以为他是演探长的那位演员呢。”你还别说，团长的判断是正确的，经兽医诊断，那头猪果然病了。

　　那年柳堡没故事

　　记得是中学时代，有个地质勘探队进驻我村后，为乡亲们放映了一场电影《柳堡的故事》。第一次在战争影片中见到这么美丽动人的爱情，我完全被这部电影迷住了，更为这部电影的插曲所陶醉，所倾倒。

　　没想到十年后我入伍的第一站，就来到了柳堡故事的发生地，更没想到在这里会遇见编创这个故事的作者石言。由于这部电影描写的是新四军战士与驻地民女的爱情纠葛，在那个年月里不可避免地遭到了批判，就连那首委婉动人的插曲也未能幸免。正是由于《柳堡的故事》惹祸，他与军区文化部门的一些负责同志被下放到红旗农场劳动。当时，石言分配在步兵五连负责养猪，与我所在的六连仅有一坝之隔。那时的苏北水乡，鲜嫩的麦苗年年返青，蚕豆花儿岁岁飘香，咿呀呀的风车仍在转动，九九艳阳天的景色依旧，但柳堡的故事却不能再上演了，就连二妹子的扮演者陶玉玲，也被下放到工厂当工人，纯情甜美的微笑就此定格。而那时的石言，并没有丢下自己的老本行，他在留心地观察生活，悄悄地积累素材，耐心地期待文学创作艳阳天的到来。

　　在阴霾逐渐消逝的日子里，石言被调到师部负责培训文学创作骨干。这时，我也恰好由团部调到师部从事新闻报道工作，与石言同住在师部招待所。在抓好文学创作骨干培训的同时，石言还帮助师部文艺宣传队创作或修改剧本。后来活跃在文坛的肖俊志、胡正言、阎世宏等，都是从他门下起步的。

　　那段非常时期结束后，石言又回到了大军区机关，很快被任命为创作室主任，并曾担任中国作协江苏分会副主席，中国作协理事，江苏省文联委员，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评委，《石言文集》三卷也得以出版发行，代表作除了有小说《柳堡的故事》外，还有《漆黑的羽毛》《秋雪湖之恋》等。这后两部小说，许多素材都来源于他在部队农场期间的生活体验。我在许多年后阅读时，仍能从中看出那段时日的影子，回想起那些令人难忘的经历。如今的秋雪湖，将永远铭记石言在文化艺术领域作出的贡献，并把他写进了景区的发展史和导游词。

　　挥舞牧鹅竿的歌者

　　那年夏天，我从师部调回团里，奉命到一连上任。行走间，只见左边的草甸上走来一群摇头晃脑、叽叽嘎嘎的白鹅。鹅群后头的是一位老者，手执一根长长的竹竿，竿头挑着一块褪了色的红布条。他一边挥动着牧鹅竿，一边用低沉的嘘喝声，驱赶掉队的孤鹅。

　　待鹅群统统进入草甸，开始专注地啄食草叶后，那老者踱上高坡，抬头向远处望去，河湖港汊纵横交错，长篙短楫四通八达，良田美畴阡陌相连，青苗黄穗迎风起舞，好一派苏北水乡的原野风光！也许是眼前的图景感染了这位老者，只见他将牧鹅竿往肩膀上一靠，靠近芦苇荡的阴凉处坐了下来，清了清嗓门，哼起了当地的小调。

　　在他的身后的田间，有一帮女子正在薅草。这些女子年龄有大有小，头上都裹着蓝色印花布头巾。如此熟稔的歌声，很快引起了她们的注意，不约而同地停下了手中的活，远远地打量起这个牧鹅的歌者。老者须发斑白，面容清癯，一双炯目极富神采。洗得发白的军装上虽然没有领章，却有四个口袋，显然是干部打扮。眼前的景象让这些农妇们颇为纳闷：一个年过半百的军官，在这样一个荒郊野地里牧鹅，本身就够让人诧异的了，何况他还能操着当地口音，有滋有味地哼唱民间小调呢？

　　到连队安顿下来后，我谈起路上碰到的一幕，连队干部告诉我，那位放鹅的老干部是前线歌舞团乐队队长龚隆昆。龚隆昆，1925年出生于四川省三台县，1949年从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毕业后，就投身到部队文化工作中。先后在苏南军区文工团、华东第三野战军剧院任乐队指挥。1953年随中央慰问团赴朝鲜前线演出半年。自1955年开始，一直担任前线歌舞团管弦乐队队长兼指挥和作曲。他指挥演出的许多大型歌舞作品，先后在军区及全军汇演中获奖。1956年加入中国音乐家协会，任江苏分会器乐委员会副主任。1964年他参加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排练期间，周恩来总理曾经听他指挥乐队和歌手演唱江苏民歌《茉莉花》。

　　龚隆昆来到农场后，部队领导见他体质文弱，就安排他到连队负责放鹅。在人皆景仰的舞台上，龚隆昆曾指挥乐队演奏过一首又一首美妙的乐曲，指挥棒一挥就是二十年。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想到，那双挥舞指挥棒的手，二十年后却拿起了牧鹅竿，指挥那群叽叽嘎嘎的白鹅。

　　那段岁月结束后，龚隆昆等人陆续回到单位，将自己的艺术生命重新融入到百花齐放的春天里，为繁荣军地文化演出事业作出了新的贡献。离休后，龚隆昆荣获中央军委颁发的胜利勋章，被授予国家一级指挥，并被载入《中国音乐家名录》。

　　沈西蒙“蒙冤”

　　沈西蒙的故事，我在六连当战士和在团部当报道员时就听说过。来到一连后，又得到了进一步印证。

　　下放到连队的老干部，师部、团部都有交代，尽量安排他们单独居住，也不到大田里参加抢收抢种，主要从事养猪、种菜等轻体力劳动，能干多少干多少，起居生活酌情自便。连队上上下下，对来农场的老干部都很尊重，也很照顾。沈西蒙也是这样，住在官兵家属招待所里，参与连队种菜等勤杂事务。

　　红旗农场约为12.8平方公里，耕种面积近两万亩，劳动强度很大。一个基层连队，要负责耕种五六百亩土地。“眼睛一睁，忙到熄灯”，官兵们挂在嘴边的这句话，一点也不夸张。农闲时，要搞军事训练，并为农忙做各种准备工作。稍有闲暇，除了打打篮球唱唱歌，偶尔看场电影外，基本上没有娱乐活动。大忙季节就更加劳累，睡眠明显不足。农村来的小伙子都有些扛不住，不要说城镇兵了。收工的路上，有的战士走着走着就睡着了，甚至昏倒在地上。因此，一个连队有三五个病号，几乎成了常态。

　　沈西蒙发现排里几个病号很无聊，只能躺在床上看看旧报，翻翻家信。在外当兵，生病的时候最容易想家，那种滋味我尝过，抑郁得很。于是，沈西蒙就利用劳动间隙，给他们讲战争年代的小故事。毕竟是《霓虹灯下的哨兵》的主创，故事讲得生动有趣，病号们听了很过瘾。这事传开后，其他战士都很羡慕，但正值大忙季节，哪里有空来听故事呢？于是，有的老兵就打起了歪主意，装病。

　　刚开始，排长并没在意，后来发现排里病号多了起来，而且还有别的排里的病号也往这边溜，就留心观察了一番，这才弄清了病号增多的原因。他又不好当面责怪沈部长，于是就利用晚点名时间，严厉地批评了那些装病的老兵。话语之间，或多或少有点埋怨沈部长。意思是说，大忙季节，时间紧，任务重，老同志要体谅连队的难处，不能拖生产一线抢收抢种的后腿。“老同志”三字，在部队话语系统里，可以理解为老兵，也可以理解为老干部。沈西蒙本想帮助连队稳定病号的情绪，以便早日康复，不料帮忙不成反倒添乱，还受了埋怨，既尴尬又窝囊，心里不是个滋味，在连队又不好说，只好闷在心里。

　　星期天，除了站岗执勤的，连队里通常要放一天假，让官兵们理发、洗澡、洗衣服、写写家信什么的。这天，沈西蒙利用去团部洗澡的机会，顺便到徐兵克那里串门。来到六连后，他先与徐兵克聊了一会天，而后话赶话，谈起了他在连队给病号讲故事反倒受埋怨这件尴尬事。说着说着，泪水涌上了眼眶。常言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老徐说，这件事本身没什么大不了，沈部长也不至于为这点小事看不开，只是因为这件窝囊事，将他压抑了多年的委屈情绪勾了起来，所以才伤心落泪的。

　　到得七十年代中期，下放到农场劳动的老干部陆续回到南京，重新投入到部队文化体育工作中。1976年之后，沈西蒙先后调任总政文化部副部长、上海警备区副政委，直至离休。期间，他还创作了《秦淮丽人》等话剧以及长篇小说《山外有山天外天》，87岁那年因心脏病在上海去世。

　　关门闭户听老歌

　　大约是1974年春天，大地解冻，万物复苏，乍暖还寒。一个礼拜天晚饭后，团政治处文化干事朱天吉对我耳语说：“别吱声，跟我来。”见他那神秘的样子，不知又搞什么鬼。朱干事是个乐天派，看人总是眯缝着个眼，女人似的有些媚气。这老兄吹拉弹唱样样会，模仿起各色人等笑死人，算是个比较称职的基层文化干部。

　　跟着他三转两转，走进离办公区较远的一排营房过道，来到一间斑驳破旧的门楣前，费了半天时间，才打开门锁。进去之后，拉了一下开关灯绳，暗室变得亮堂起来。走进门后，一股子霉味直冲鼻腔。关上门时，朱干事告诉我，这是一间封存多年的文化器材仓库。刚打开时，霉味那才叫重。前些日子趁天晴有太阳，打开门窗通风透光，几天下来好多了。脚跟还没站稳，就听到轻轻的三响敲门声，朱干事会意地拉开门，又进来几位他已约好的人。大家都一脸困惑，不知他约我们来所为何事。他也不解释，从箱子里搬出一架台式留声机，摆在条桌上，掀开来插入摇把，唔儿唔儿地摇了七八圈，然后放进一张布满密纹的黑胶唱片，再将装好唱针的唱头从支架上提起来，轻轻地放到开始旋转的唱片最外层，音乐声随之响了起来。

　　当时听了哪些曲子，于今记不太清了。回想起来，都是被文革贴上毒草标签、打入冷宫的轻音乐和抒情歌曲，包括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国产电影插曲以及少量外国电影插曲。其中，最为熟悉的是歌剧《江姐》和《洪湖赤卫队》唱段，最让人心颤的是三十年代的电影插曲。这里所以用“心颤”二字，一是因为这些老歌久违了，听来恍如隔世，熟稔而又情怯；二是因为这些歌曲太绵软，与当时的政治氛围大相径庭，听起来多多少少有些抖乎，那感觉只能用噤若寒蝉来形容。要知道，像《夜上海》《四季歌》《天涯歌女》之类的歌曲，在当年可是绝对禁播、禁唱的，如果被人发现，上纲上线起来，就要吃不了兜着走！由于这些老歌重新唤醒了我们对艺术的美好记忆，因此尽管心有余悸，还是如饥似渴地听了一曲又一曲，直到夜阑人静，才悄悄地散去。

　　其实，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没过多久，被禁播、禁唱的这些老歌便一批又一批地响起在大街小巷，文化艺术的春天到来了。后来我想，朱干事大约是听到了什么内部消息，或者是嗅到了春天来临的气息，否则给他一万个胆也不敢擅闯雷区的。“桃未芳菲杏未红，冲寒先喜笑东风”，《红楼梦》中的这两句诗，用来形容当时的情景，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告别在麦香时节

　　那时的风气真好，行贿受贿闻所未闻。我从连队到机关，由战士提拔为干部，以及后来调整职务，自己完全不知情。直到后来才听人说，是谁谁谁发现的你，并推荐你到师教导队参加干部苗子集训的。原打算提拔你到司令部当参谋，后来又是谁谁谁认为你擅长文字工作，并向领导汇报争取到政治处当干事的。

　　团机关干部调动或是转业，欢送时要吃顿饭，聚餐的花销，是平时卖旧报刊加上请人上门掏厕所换来的钱积攒起来的。那时的机关，公私分明的原则根深蒂固，并已成为人们行事的习惯，没听说动用公款请客送礼的。部队农场能变卖钱的东西到处都有，但这不是能不能、敢不敢的问题，而是大家压根儿就没有这样的非分之想。

　　那年夏天，我即将离开那片上万亩土地的大农场，调到省军区机关工作，政治处领导和同仁照例为我安排了欢送晚宴。说是宴会，餐桌上的食物非常简单，不过是油炸花生米和炸虾片各一碟，凉拌黄瓜和西红柿各一碟，再来两盘炒蔬菜，一盘烹鲜鱼，外加一盆汤，就很知足了。

　　晚宴结束的早，一时难以入睡，我就趁着清朗如水的月光，信步向场部西边的那条小径走去。这条小路通向田间，右侧是麦田，左侧是长满杂草的水渠，虽然不够宽敞，但却笔直悠长，静谧闲适，是我们晚饭后散步的好去处。

　　当下正值小麦灌浆期。路旁的这片麦地白天刚刚浇过水，齐及腰间的麦苗显得格外精神。偶有阵风吹来，它们轻轻地摇摆着身躯婆娑起舞，齐刷刷的麦芒影影绰绰，让洒下来的月光不再那么虚幻。隐约间，会有甘洌青涩的麦香袭来，隐含着水汽，混合着泥腥，让人感到说不出的清爽，我不由得放慢了脚步，用力地吸了吸鼻孔。

　　在自然界中，不同的动物和不同的植物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味也不同，麦香不过是小麦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味罢了。小麦从播种到成熟要经过半年时间，在如此漫长的生长期内，小麦向下汲取水分和营养，向上吸收空气和阳光，使自己发育得更加丰满，气味也更加浓郁。许多人都认为，麦香是小麦成熟后、粉碎后甚至是做出面食后发出来的，其实，自扬花那天起，小麦就开始散发出它那原始的清香，乃至孕穗、灌浆、鼓粒，都会有青涩的香气弥散在田间。农场的一位老技术员告诉我，最令人心醉的麦香不在小麦完全成熟后，而是在扬花、孕穗到灌浆、鼓粒这一阶段。如果说成熟后的麦香蕴含着阳光的味道，那么成熟前的麦香则漫溢着绿地的气息。这样的感悟，只有经常蹲在田间地头观察小麦成长的人，只有年复一年与小麦亲密接触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

　　记得少小离家刚到农场那阵子，一天忙碌下来，很容易被想家的心绪所笼罩。那滋味就像单相思，丢魂落魄、没抓没捞的特烦人。说它淡吧，又魂绕梦牵地刻骨铭心；说它浓吧，却恍恍惚惚地无迹可寻，真正是说不清，道不明，剪不断，理还乱。在集体生活的氛围里，这种事不便对人说，也说不出口，如果憋得难受，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一个人来到田间地头，闻一闻土地和庄稼的味道。由于家乡地处北方平原，玉米和小麦是一年两茬的主要作物。在温饱不逮的岁月里，小麦作为细粮，在乡亲们的眼中比较金贵，因而对小麦的感情颇深。嗅着阵阵浸润着绿意的麦香，心里感到特别亲切，特别踏实，心绪很快安宁下来。在农村长大的人，对土地和庄稼的感情是与生俱来的，尽管年少时不以为然，且屡屡生发出叛逆心理，真正飞离那片土地后，这颗心又安不下来了，而且年龄越大，眷恋弥深。

　　（责任编辑：巫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