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廷华

　　浦熙修，1910年出生于江苏嘉定县（今属上海），是中国现代女新闻记者中的佼佼者。以其工作勤奋、文思敏捷著称新闻界，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先后在重庆和南京任《新民报》记者、采访部主任等职，为宣传中共坚持抗战和揭露国民党反动面目，写了大量的新闻和特写，被称为后方新闻界的“四大名旦”（即彭子冈、浦熙修、杨刚、戈扬）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浦熙修因一个人的情感而历经劫难，直至走到生命的尽头。这个人就是罗隆基。

　　初识罗隆基

　　生活中常会有一种偶然的机遇，让人生出现转机。浦熙修与罗隆基的相识就是这样。那是1946年初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时候，罗是政协会议的代表，浦是作为《新民报》赴会采访的特别记者。

　　在重庆举行这样的一次会议，敏感的浦熙修立即意识到，国统区的很多人其实对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不是很了解，如果能够对他们进行一次集中的报道，对于谈判的进程以及成功率岂不是有很大的帮助，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浦熙修立下一个宏大计划，要在22天的会议期间，遍访38位政协会议的代表，为每一位政协会议的代表写一篇专访，并发表在《新民报》晚刊的头版上。

　　当采访罗隆基时，她被他出众的才华、敏锐的思维、不凡的气质所倾倒。初次见面，两人越谈越投机，彼此产生了倾慕之情。

　　浦熙修回到报社后，曾对社里的一个要好同事说：“我最近认识了一个人，这人真了不起。口才好，外语好，笔头也健，下笔千言，一挥而就。听了他几次发言，觉得他观察敏锐，见解也高，我真是倾倒之至……哦，你不会认为好笑吧！”

　　这以后，浦熙修与罗隆基形影不离，一起往返于重庆、南京、上海等地的各种场合。

　　情感逐浪高

　　罗隆基是民盟宣传部长，作为共产党的诤友，他曾冒着生命危险，积极支持中共事业，义正辞严地斥责国民党背信弃义、破坏和谈的罪行。他在学生时代就曾以全省（江西省）总分第一名成绩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先后留学美国和英国，是响当当的政治学博士。毫无疑问，他崇尚西方民主政治，回国后，在担任《益世报》主笔期间，不断抨击国民党独裁统治，因此蒋介石对他恨之入骨，曾几次派人暗杀，他都死里逃生。上海解放前夕，罗隆基与民盟主席张澜两人被软禁在上海虹桥疗养院，如果不是有人相救，早就被装在大麻袋里投入黄浦江了。

　　1947年，国共和谈破裂，中共代表团撤离南京，离开时将梅园新村房屋交给民盟托管，罗隆基就住在周恩来、邓颖超住的房间里，浦熙修天天到梅园新村去，与罗隆基的感情有了进一步发展。

　　罗隆基离婚已十几年，又没有孩子，追求他的人不少，但他只瞩目于浦熙修。浦熙修才华横溢，智敏过人，在反蒋斗争中，这对战友，从友谊始而逐渐萌发了爱情，这也导致了浦熙修和自己的丈夫袁子英的离异。

　　浦熙修与袁子英是在大学里认识的。不过当时前者还是一个学生，而后者已是一名中学教员。经过朋友的介绍，她同袁子英谈起恋爱来了。1932年，大学还差一年毕业的浦熙修，便和袁子英结婚。

　　袁子英其实是个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他不满国民党的贪污腐败。在皖南事变后，他和浦熙修曾经帮助需要疏散的共产党员拿到离开重庆的证件和车票。甚至在解放前夕，他也曾冒险保护了正处于复杂社会关系下的很多关键人物。但是，他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不喜欢参与政治，愿意过太平的日子，他所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希望可以换得一个安定的生活。而浦熙修则不同，她是事业型的女性，这从她进入新闻行业那一天开始就已经注定了，故而她不是袁子英所希望的那种贤妻良母型的妻子。他们因志趣的不同而分开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浦熙修在其自传中有一段回忆：“1947年3月中共代表团撤退后，我真是感觉孤寂极了，没有更多可谈话的人，心中非常苦闷。我和罗隆基就逐渐熟识起来了……我们常常见面的结果，使感情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那时是有意求偶，因为他和妻子早已分离，而我呢？我和丈夫早在重庆期间就有了分歧……1947年冬，我正式离婚……我们原来打算结婚的，但当时因为环境不许可，他又害着严重的肺病，我们没有结婚。”

　　无果的恋情

　　谁都以为他俩会正式结婚，他俩也曾打算结婚，然而他俩却没有，命运延伸出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波折。

　　全国解放了，罗隆基的病也好了，他们双双来到北京，两人都是全国政协会议的代表，都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的天安门观礼。此时浦熙修出任《文汇报》副总编兼北京办事处主任，与罗隆基做了邻居，他俩三天两头见面，按说水到渠成，可以结婚了吧。然而，1957年的“反右”运动，直指“章罗联盟”，浦熙修也被卷入了漩涡之中。姐姐浦洁修、妹妹浦安修及全家一致反对，反对的理由是，罗隆基是资产阶级政客，出于对浦熙修的政治前途考虑，必须与罗隆基尽快分手。

　　迫于无奈，浦熙修不得不交出罗隆基写给她的所有信件。在当时“党是绝对正确的，有错就是自己的”这一思维模式下，浦熙修一次又一次地写检查，真心实意地按照党的要求检讨自己，“揭发”罗隆基。还附和别人说：“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是一贯的，他说他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实际上他的骨头烧成灰，就是剩下来的灰末渣滓也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罗隆基面对浦熙修的反噬，痛彻肝肠。他在1957年9月致郭沫若的信中，批评了浦熙修：“现在整风座谈会中，揭露与事实相距愈来愈远，是非就愈来愈混淆不清。我举一个极小而极可笑的例子来说：浦熙修揭露‘罗隆基是个地主寡妇抚养成的，是地主身分。实则先父于1924年去世时，我已在美国留学，80岁的庶母今天还健住北京。我家从来没有划过地主。然而这是浦熙修揭发的，谁肯不信？浦熙修且如此，别人揭发的事情就更离奇古怪了，我就成了凶恶残暴、死有余辜的恶魔了。”

　　罗隆基用含泪的笑，给郭沫若写出这样的信。

　　这以后在罗隆基划成“右派”之后，浦熙修也成了“右派”。他们依然住得很近，但罗隆基再不与浦熙修往来。这并不是为了“划清政治界限”，而是罗隆基不能原谅浦熙修违心地揭发。

　　一年后，浦熙修摘去了右派帽子，周恩来安排她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文教组副组长，参加《文史资料选辑》的创刊工作，她依旧是全国政协委员。

　　1965年12月7日，罗隆基突发心脏病死于自己家中，病逝时69岁。他孑然一身，没有妻子儿女。

　　非人的批斗，长期的隔离，让一向开朗的浦熙修变得郁郁寡欢了，“文革”中，浦熙修在劫难逃，再次受到批判，在郁闷中她得了癌症。一个人住在医院，1970年4月23日，浦熙修在肉体与心灵的双重痛楚中，拔去了医生为她抢救时插上的针管，带着苍茫之爱，含恨长逝，终年不到6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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