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焕镳先生（1900—1982），江苏南通人，字驾吾，号觉无、因巢。于南通读完中学，考入南京高等师范文史地部。这是一所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高等学府，曾先后改名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南京大学等，改革开放后又复称东南大学。
驾吾师就读于南高时，名师聚集，诸如竺可桢、柳诒徵、吴梅、王伯沆等大师都曾执教于此，对先生的学术研究和人生道路都有过重大影响。1924年先生于东南大学毕业后，一度留校任助教，做过短时期的中学教员；1927年，应时任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长的柳诒徵先生之召，任该馆保管部及编辑部主任。柳诒徵，字翼谋，号劬堂，江苏丹徒人，为前清优贡。历任两江师范、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浙江大学、中央大学、贵州大学等校教授，建国后任复旦大学教授。柳先生是著名学者，其所著《中国文化史》、《国史要义》等，资料繁富、架构宏伟，素为学人所重视。竺可桢先生字藕舫，浙江上虞人，是著名的气象学家、地理学家，先后任教于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建国后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37年赴杭州任浙江大学校长，随即聘其弟子驾吾先生赴浙大任教。
抗战期间，王师随浙大西迁，先后至建德、江西、广西，最后抵达贵州遵义，前后十年。抗战胜利，浙大为迁校返杭之需停课一年，驾吾先生即被贵州大学聘任，一年后重返杭州，被之江大学聘为秘书长，建国后任之江中文系系主任。1952年浙江大学文学院与之江大学文理学院重组为浙江师范学院，1958年又改为杭州大学，可以说驾吾先生自1937年赴杭，一直执教于此校，最后终老于斯。
驾吾先生读书时，除受到柳诒徵、竺可桢两位师长的教诲、重视外，还受到吴梅、王伯沆等名家的熏染陶冶。吴梅字瞿安，号霜崖，江苏吴县人，早年受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古乐曲”，首次将吹笛、唱曲、订谱、制曲带入高等学校课堂，为我国高等学校开设戏曲课之始。北大任教五年后，南下任东南大学教授，成就后进甚众，1939年病逝于云南大姚。驾吾先生之古文写作，极得吴梅赏识，在《吴梅日记》（卷十二）中有云：“余及门中唐生圭璋之词，卢生冀野之曲，王生驾吾之文，皆可传行后世，得此亦足以自豪。”王伯沆，字伯谦，号冬饮，又署无想居士，祖籍江苏溧水，出生于南京。世代业儒，家庭文化传统深厚。曾受两江师范监督李瑞清之邀，去该校任教，继而学校更名南高、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但伯沆先生一直执教于此。同时受该校总稽查陈三立（散原）之聘，为其西席。陈三立是晚清最后一位大诗人，被誉为“同光体”领袖。其诸子衡恪、寅恪、登恪、方恪均曾受业于王伯沆先生。而在两江师范学习之唐圭璋、卢前、王焕镳、常任侠、张其昀等皆曾为其弟子。伯沆先生治学极广，举凡经学、理学、禅学、红（楼梦）学等无一不精，但不轻易著述，曾研读《红楼梦》二十余年，用五色笔批注五次。不仅学问好，人品亦极佳。敌伪时期，汪伪多次登门威逼利诱，欲其出山，但均遭严词拒绝。1944年8月病逝，殁前嘱其家人葬于寓所后院，不可出殡中华门外，以免向守门之敌伪弯腰敬礼。其所作所为，影响弟子甚巨。
二
江苏省国学图书馆前身为两江总督端方所创建的江南图书馆，首任馆长为缪荃孙。该馆藏书以杭州丁氏八千卷楼及武昌范氏月槎木香馆所藏为主，约二十余万册，其中颇多善本。继缪荃孙之后，柳诒徵出任国学图书馆馆长。柳氏招来弟子王焕镳任职，并指导其将馆藏图书先行编目。首先确定分类原则，根据馆藏图书实际情况，于传统的经、史、子、集四类以外，增设方志、丛书、舆图三目，由四分法扩创为七分法；同时还编有《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印行书书录》及《印行书提要》，分别有油印本和铅印本。
在编纂藏书目的同时，焕镳先生又自行编纂过一些年谱、志书等，亦有其特殊价值和意义。例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字子固，江西南丰人，人称“南丰先生”，著有《元丰类稿》等，是宋代著名的文人。历来为其作谱者甚多，如姚范有《南丰年谱》、杨希闵有《曾文定公年谱》、周明泰有《曾子固年谱》等，但均嫌过简，驾吾先生乃作《曾南丰年谱附补遗》，十分详备，远超前人所作，先发表在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第三年刊，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明遗民万履安先生年谱》和《明孝陵志》的编撰。万履安即万泰，字悔庵，明崇祯举人，是复社成员。入清以后服道装，隐居不出。《明孝陵志》是为明开国皇帝朱元璋陵墓所编，朱元璋赶走蒙古族的统治，重新恢复汉族天下。驾吾先生编撰“万”谱、“明”志之际，正当日军大举入侵我国，民族存亡危在旦夕，驾吾师此作显然有激励民众奋起抗日之用意。《明孝陵志》1934年由钟山书局出版，1970年台北文海出版社亦有刊本。
驾吾先生在国学图书馆工作期间的著述，当以《首都志》的编纂最为人称道，也最有影响。南京是江南大邦、文化名城，历史悠久，人文鼎盛。历来有关该邦的文献为数甚多，著名者有《丹阳记》、《建康实录》、《六朝事迹编类》、《建康志》、《至正金陵新志》等等，明清两朝有关南京的史志更多达百余种，但民国定都南京七年，尚无一部反映南京历史与现状的志书，有关政要找到时任国学图书馆馆长的柳诒徵先生，柳氏是著名学者，又擅方志之学，希望柳先生能承担起编纂新的南京志书的重任。柳氏不便拒绝，但又忙于馆务，不能全力以赴，乃“爰举王生焕镳从事编辑，周生慤佐之，六阅月而成志廿四卷，都五十余万言，经以纲要，纬以图籍，循原竞委，融冶旧新”（《首都志》柳诒徵序）。确实，驾吾先生有鉴于有关南京载籍繁富，但时代发展，不能完全沿用旧志体例，“时异事殊”必有所创新，《首都志》“沿旧志之名者十之六，自立义例者十之四”，将“旧新”“融冶”于一部之中。如沿革、疆域均为旧志所有，而“向之所无”者如气候、司法、外交等篇则为新创。至于人物，“旧志最详，今当表其名”而不立传“以省篇幅”等等（《凡例》），考虑周详，设置合理。该志于1935年由正中书局印行，至今仍有参考价值。1985年10月，南京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还加以翻印，内部发行，供学界参考。
驾吾先生自离开江苏省国学图书馆后，一直在高等学校任教，终生从事教育工作，几十年来培养后学多多。不但长期担任本科教学，还培养许多研究生。其受业弟子不仅限于浙大、之江、浙师、杭大等校，他所主持的“先秦文学师训班”，乃受教育部委托，有许多其它高校的教师前来学习，于古代文学的师资培养贡献良多。
在繁忙的教学之余，驾吾先生还倾心于学术研究。上世纪五十年后期出版了《先秦寓言研究》，是书还被译成日文，在北海道中国哲学会《中国哲学》刊物第七、八号上刊出，颇得汉学家好评。六十年代中期，出版了《韩非子选》，在该书中既肯定韩非学术思想中的进步成份，也深刻指出其不足，多有创见，为学术界所重视。此书在“文革”期间曾经再版，有关方面要求驾吾先生按照“儒法斗争”的观念重写“前言”，王师拒绝，因此再版书中无“前言”。晚年，驾吾先生又专心研究《墨子》，完成了《墨子集诂》、《墨子校释商兑》等著述，于生前、身后陆续出版。在为教育事业作贡献的同时，也为学术研究事业提供了众多的成果。
三
笔者于1950年秋考入浙江大学。师辈中颇多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在南京读完大学又回故土浙江执教者，如徐震锷（声越）、陆维钊（微昭）诸师。但也有江苏籍而去浙江任教的老师，如王驾吾、任铭善先生，但任先生原就在杭州之江大学读书，毕业后留校任教；王驾吾先生却是毕业于东南大学而去浙江任教，两位先生均终老于浙江。任铭善先生于抗战时期从之江去了浙大，而王驾吾先生在浙大任教多年，却于抗战胜利后去了之江。所以笔者入学之初，并不认识驾吾先生，虽久闻大名，却无由得见，只与任铭善先生相识，但一年后任先生又去之江大学任教务长。直到浙江大学文学院与之江大学文理学院合组建浙江师范学院后方得见王驾吾先生。那是在浙大、之江两校中文系师生联欢会上，郑奠（石君）先生代表浙大中文系、驾吾先生代表之江大学中文系先后发言才得以认识。此后，在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运动中，笔者被指定为学生代表之一参加老师的“运动”，方与诸师（包括驾吾师）有机会接触、交谈。
当驾吾师得知笔者来自南京，入学考试又是在他的母校参加的，颇感亲切。我告诉他，中央大学于建国初期改称为南京大学。因为新中国定都北京，南京一些冠名“中央”的单位迅即改称，如中央大学、中央图书馆等等均改为南京大学、南京图书馆等等。他很关心母校状况，我告诉他的是仅换了一块校牌，校园似乎没有任何变动。
运动告一段落，教学秩序恢复正常。驾吾先生为我们开设了“工具书使用法”一课。王先生有丰富的图书馆工作经验，所以讲授内容生动实用。特别令我难忘的是驾吾先生教诲我们除要熟悉“书目”一类书外，还要“亲近”图书，平素要多在藏书室中“巡回”，只要不乱架，可随时抽出一本书出来翻翻，以后说不定能派上用场。不要等要用图书时才去图书馆、资料室。遵循驾吾先生的指导，我逐渐养成亲近书籍、文献的习惯。记得约1958年江苏师范学院（今之苏州大学）重组中文系时，古代文学教研组正、副组长，学校任命钱仲联先生与笔者承担，系里建立资料室时，系主任刘开荣先生推荐笔者兼资料室主任，她认为我喜欢书。其间，还与钱仲联先生同赴常熟采购图书。这一习惯伴随我大半生，直到2004年5月，在南京召开世界历史名城与文化的会议之际，还被南京图书馆特聘为首批学术顾问，由文化厅颁发聘书。与聘者尚有齐康、卞孝萱、阮仪三、戴复东、葛剑雄等九人，笔者还作为受聘者代表在大会发言。南京图书馆包融了驾吾师工作多年的江苏省国学图书馆，虽然“顾问”云云仅是一名目，但却感到与驾吾师的精神联系更密切了一步。
驾吾师在南京编纂成的《首都志》，对我的研究工作颇有助益，所附的南京文献极多，诸如《金陵通纪》、《金陵通传》、《金陵文征》、《金陵诗征》、《金陵待征录》、《金陵见闻录》等等，对于地域文化的研究极富参考价值。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因研究《儒林外史》的需要，因其作者吴敬梓虽是安徽全椒人，但中年以后移家南京，并且安居、入籍南京，病逝于扬州又葬于南京，因而有关南京的文献中保存了一些有关记载，前人虽有些发现，但可补遗之资料仍有不少，笔者从这些文献中颇有所获，并撰文发表，为多人所引用。迨至八十年代，省市有关部门组织南京文化、南京文学特色的研讨会，都曾邀请笔者参加，并应约在《南京史志》上写过几篇小文章，也因此被白下区政府邀请参加《白下区志》审批验收会，市社联华彬清送来《南京社科志》请予审阅。特别是《金陵通传》等著作的编纂者陈作霖后人陈鸣钟先生通过市社联何开庸等同志找到笔者，邀约笔者与之共同研究《清代南京学术人物传》的编纂工作。迨此书出版之际，鸣钟先生已去世，但南京社科院仍继续此项工作，周直院长再三邀请在下主持“明代卷”的工作，因当年公私鞅掌，乃推荐沈君为之，仅允为明代卷作一序言。此后，又出版了有关南京文献的“综合目录”等，汇成《南京文化研究丛书》，周直院长任编委会主任，副主任则为笔者及张宪文，执行编委为朱未易。虽未有任何具体工作，但同意这一名义上的安排，也是昔日受到驾吾师重视史志在学术研究中作用的潜移默化影响的表现。
四
笔者于1953年毕业后未曾与诸师有所联系，直到1961年夏师承焘（瞿禅）在沪上参与《中国历代文论选》的编选工作，得知我在苏州江苏师范学院工作。秋季，夏师应南京大学陈瘦竹及省作协章品镇两先生之邀来南京讲学，笔者专程来南京请瞿禅师在返沪途中在苏州稍作停留讲学，因此得与夏师相聚三日。此后又长期未曾联系，直到1974年深秋，夏师给唐圭璋先生写信打听我的下落（我于1964年调回南京），乃立即给夏师写信，并于数日后收到夏师11月7日从杭州大学宿舍寄来的信，从此才与母校的诸位老师先后恢复了联系。其间，与驾吾师通讯多次，并曾向其索取六十年代出版的《韩非子选》，先生在寄书给我时，还附有一信，有云“向注《韩非子选》，匆匆写就，尚需订正，望随时为改正谬误为祷”。所寄之书即无“前言”之再版，这种坚持学术独立、不迎合潮流的精神对我亦有启发。记得在评《水浒》高潮时，有关方面便要求在下能有所表现，因为笔者一直从事元明清文学的研究工作。思索再三，乃撰写了《明嘉靖朝都察院和武定侯郭勋为什么刊刻〈水浒〉》一文，仅就史实说明问题，不与“四人帮”鼓吹的腔调相呼应。该文发表于《文史哲》1976年1期，曾寄呈驾吾先生，王师于2月6日来信云“贤‘时文刊于学报者尚未收到，谅不为洪乔所误也”，王师函中的“时文”乃引述笔者信中自语。收到拙作后，王师又于3月31日来信云：
美林贤友如晤，承惠书并示近作，至慰。镳于《水浒》探索殊浅，但觉大文考证详覈，思想正确，行文无一字落空，赞叹不置。雪克兄来，审知贵体亦有小小病患，犹能写出此文，真非易事……
驾吾先生赞许拙作在于以史料说话，不做空论，尤其不与时论“接轨”。所以驾吾师读后不再目为“时文”，而誉之为“大文”。信末，驾吾先生又谆谆叮嘱：“圭璋、诚忘诸先生均致候，金陵旧友寥寥可数。”乃将此信呈圭璋、诚忘两位先生一阅。唐老从此知道在下不仅从夏瞿禅先生受业，驾吾先生也是笔者师尊。老辈学者十分重视师承，1985年圭璋先生在为笔者所作的一份学术鉴定中开首即言：“我校陈美林教师早年受业于王驾吾、夏瞿禅两先生，对我国古代文学已打下深厚的基础。以后又经过自己的刻苦学习，遍阅我国流行的多种文学史、文学批评史、文学作品，所获的知识更广，欣赏兴趣及辨别能力也都有更大的进展。”下文方始对笔者取得的成绩作具体评述。
1981年11月，笔者应邀赴杭州大学讲学十天，终于有机会去拜望诸师。当然，驾吾先生府上也曾去过不止一次，王师见我回母校作演讲，十分高兴，表示要请我去楼外楼一聚。我不敢劳动已八十高龄的驾吾先生，坚决辞谢。虽然他再三说自己被任命浙江省文史馆馆长，可以用车代步，笔者也再三辞却。王师表示可为我再写一幅字，返宁不久，就收到王师墨宝，写的是王安石的诗：江水漾西风，江花脱晚红，离情被横笛，吹过乱山东。
杭州归来后，曾遵命向唐老、千帆等先生致候。千帆先生还说：“可以建议驾吾先生将其所作古文彙编成册。”在下尚未及转述程先生意见，竟然传来驾吾师已于1982年末去世的消息，至今让我懊伤不已。如今，驾吾师西去已三十余年，千帆先生也去世多年，此议更无从谈起，只能于此文之末叙述这段往事，以为纪念耳。
（责任编辑：顾鸿）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