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昭塘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关于这场运动的功过是非以及它的复杂背景在此不作议论，这里仅就自身的经历作一回忆。

　　我是1965年8月底进入哈尔滨工业大学读书的。放寒假时我们六四级、六五级学生就被告之，下学期要去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因此我们都没有回家过年。按当时的说法，参加社教是我们大学生必须要学习的一门功课。这既是让我们去锻炼，又是对我们的考验。

　　1966年春节过后不久就出发。我们电机系两个年级要去的地方是黑龙江省嫩江地区齐齐哈尔市西北方向的查哈阳农垦局。列车出发的时间安排得相当巧妙，当列车运行到萨尔图（大庆）附近时，天色已黑，只能看到外面灯火一片。这样就使乘客看不清大庆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即使这样，乘务员仍然把窗帘拉起来并站在车厢中间死死盯住，生怕好奇的眼睛去偷看。把一个神秘的大庆弄得更加神神秘秘。在齐齐哈尔换车以后没走多久就到了富裕县境内的讷河车站，我们在此下车。

　　那一年的冬天相当寒冷。下车后刺骨的寒风给我们南方来的同学一个下马威。我们坐上农垦局派来的敞篷车去农场，半夜三更的寒风迎面刮来，冷彻骨髓。我们互相偎依着，把脚伸到别人的屁股底下保暖。待到下车时双脚已经麻木得无法站立了。

　　我们先在农垦局休整几天，听报告看戏学文件。查哈阳农垦局的局长名叫李昌，与我们学校的前任校长同名同姓。他是抗联的，据说日本人把他活埋了，幸好群众把他挖出来，他才捡回一条命。农垦局社教工作团队员组成除了哈工大师生外，还有省直机关干部、富裕县抽调来的干部和知青，还有少部分是农垦局机关的青年干部。团长是黑龙江省委常委、省委农工部长王操犁，副团长是主持工作的省农垦厅副厅长边敬以及哈工大教务部长张真。

　　我们班所属的工作分团进驻的是丰收农场。分团长姓邓，是省委农工部的一位处长。二把手是省委农工部下面一个刊物的主编名叫刘科。按当时的规定，社教队员相互之间是不能称呼职务的，因此我们就叫邓处长为老邓头。老邓头是一个五十多岁既能吃苦耐劳又平易近人的工农干部，但他的眼睛不好，看文件时要把文件凑近眼前才能看清。文革期间他仍然坚持下乡，一天夜里，他一个人从工作的地方返回住地，由于视力不好，掉进一个雪坑里冻死了。

　　按照社教工作团的布置，对被社教的各级干部首先是挂起来，接下来是进行审查，运动后期根据干部问题大小以及运动中的表现，或者洗澡下楼（即没事了），或者继续挂起来。丰收农场的场长名叫刘松林，工作队一进驻他基本就靠边站即挂起来了。他见了我们普通工作队员也总是点头哈腰的。农场的耕地主要由这样几部分组成，一是当地群众自有的土地归并进来的，二是日本人撤走后抛弃的土地，三是新开垦的土地。农场员工称干部或农工，有级别和固定的工资收入。农场员工的来源有这样几部分，一是本地原有的农民；二是从辽宁、河北、山东、吉林等地流来的农民；三是从齐齐哈尔和哈尔滨等地下放的知识青年；四是抗美援朝转业安置的官兵，转业官兵都被安排在场直各部门。我记得有一个叫彭德明的修理所所长，他原是志愿军连长，四川人，已经在此地娶妻生子了。

　　一开始我被安排在场直工作队，和几个女队员为一组，负责学校、医务室、机修厂、兽医站、工会等单位。说实话，我只是跟随在她们后面跑跑腿。因为我说的南方口音普通话人家听不懂，他们的话我听起来也很吃力。活跃的是从富裕县来的知青，他们走出校门后已经有了一些社会阅历，又熟悉当地的风俗习惯，工作起来真是如鱼得水。

　　鉴于当时的情况，工作团还是蛮有权威的。开过动员大会后，场里有的人觉得压力沉重思想消沉，有的人觉得机会难得相当活跃。一些自认为有问题的人纷纷找我们谈话，一些想进步的人则靠近我们揭发别人的问题。我印象深刻的有两人，一是年轻的工会女干部王黛娟，她揭发工会主席的问题（现在看来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问题），积极靠近工作队，不久她就入了党。另一个是公安员。当时农垦局设有公安分局，隶属甘南县公安局管辖。分场一级没有派出所，只设公安员。因此公安员的权力很大，既管治安又管档案，俨然是专政化身。在大喊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年头，他们的权威不容置疑。丰收农场那位公安员平时不苟言笑，兢兢业业埋头工作，显得很威严。但不久就传出说他是从山东逃亡出来的还乡团分子。据说当地政府正在追缉他，几次发函来分场了解此人的下落，函件均落入他自己手中。因此他都躲过去了。这次工作队派人去山东调查才把他的问题揭开（这是当时的说法，文革结束后对他是否有新的证据和新的结论，我就不知道了）。

　　不久分团领导以我是学生，应该到基层去锻炼为由，把我调到七生产队。七队工作队队长姓关，是富裕县汽车站站长。七队队员除老关外，还有富裕县来的一个男干部、两个女知青和我校一位老师、三位学生，共八人。老关分配给我的任务是对敌斗争。所谓对敌斗争，就是管制好现有的四类分子不许乱说乱动，查清干部农工的真实政治面目，挖出隐藏的阶级敌人。本地居民的情况是清楚的，而外来人口比例很大，情况又很复杂，他们有的是因为家乡饥荒为寻生路跑出来的；有的则是因为家里成分不好，在当地挨批斗或受气而逃跑出来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查清他们的真实面目似乎就显得极为重要。我采用的方法就是往外来人口的家乡发外调函，这样的笨办法居然也发现了一些隐瞒成分的人。因为当时接函经办的人员是不敢把这项工作当儿戏的，都能认认真真地回复我的外调函。

　　1945年日本人战败撤走的时候，有一些人来不及走，就留在了当地，我们七队就有一个来不及走的妇女，她后来嫁给了一位中国农工且生了孩子。她能说中国话，我跟她说话，她的语速极快，听起来非常吃力。

　　对地主分子的斗争我记忆深刻的是一个姓张的本地地主。他有一个儿子叫张云祥，此人个子高挑，晒得黑黑的，干活是把好手，因此队里一位叫王凤云的本地姑娘爱上了他。王凤云初中毕业，出身贫农，白皙丰满，很漂亮，特别能干农活（正是由于他们两人都能干活这个特点使得他们成了有情人）。老关认为这么漂亮的贫农女子跟地主子弟谈恋爱是丧失阶级立场的表现，因此动员王凤云跟张云祥吹灯，但王凤云不同意。老关就反复做她的思想工作。有一天晚上，老关还带着我一同来到王凤云家里做工作。王凤云已经睡下，老关就给她父母施加压力。重压之下，王凤云有些动摇了。可是她父母又不肯了，原因是她家收受了张家彩礼无法归还。为此老关想出一条计策，他在队部办公室外面的平地上用木板搭了一个平台，然后召开群众大会，把张云祥揪上去批斗，理由是他以卑鄙的手段拉拢腐蚀贫下中农（给王家送过彩礼），搞流氓活动（与王凤云亲吻过）等。老关这办法比文革时期采用的批斗活动还要早几个月。王凤云当时也在场，她羞得无地自容，会后就与张云祥彻底断了。得此消息，张云祥竟不知所踪，以后也没有找到。后来王凤云嫁给了齐齐哈尔市一名工人，她随夫去了齐齐哈尔，这是后话。

　　七生产队的队长兼支书记姓陈，老家是山东人。工作队并没有让他完全靠边站，而是经常依靠他来开展工作。至于后期是否洗澡下了楼，因我提前撤出农场，因此就不清楚了（估计是没有问题的）。有一个名叫杨贵仁的农工，表现积极，于是就把他发展为中共预备党员。文革期间，农垦局改为军垦农场，丰收农场为营级建制，杨贵仁当上了营长。有一次他来哈尔滨开会，顺便来哈工大看望我们。当他看到我和何老师为炮派，另外两位同学为捍派，情绪极为对立时，他痛心疾首，极力劝和。由于积怨已久，他的劝说无效，只得怏怏地回去了。

　　我到七队后不久，工作团发下来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处分工作团副团长边敬的。事情是这样的：一天，农垦局礼堂放电影，场部工作队员与查哈阳中学的学生一起观看。电影开始后不久，边敬副团长伸手去摸前排一位女高中生的胸脯。女生一转身，从他头上摘下帽子握在手上。当时无话。电影结束后，这位女生抢先到门口等候，当她看到一位没有戴帽子的胖子出来时（当时冰天雪地，没有人不戴帽子的），就上前一把抓住他并大喊：“抓流氓！抓流氓！”该女生并不知道她抓住的流氓竟是工作团副团长。事情闹大了，工作团给他的处分是开除工作团籍，他的副厅长职位也丢了。上级安排他去一个县里当县长，他说，县长就不当了，还是当老百姓，切实改造思想吧。可见当时对干部的处理是非常严厉的。

　　我们工作队员真诚地相信通过社教运动，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因此我们除了认真学习文件贯彻文件外，一有空就参加劳动。七队有耕地九百多公顷，劳力一百多人。分工种劳动，其中机务人员最吃香也最神气。四月初播种小麦时，早晨三点多钟天就亮了。四点钟人们就出工，农工照顾我，让我坐在驾驶室里观看后面播种机的运转情况，一旦发现比如堵住了下种通道等问题，立即给司机打信号，以便停下来解决。有几次我们看见狼群在地里奔跑。活儿最多的是铲大豆，因为当时铲大豆还无法实行机械化作业，必须由人进到地里去铲，就是手握铲子在地垅的两边左一下右一下铲掉杂草。大豆垅很长（小麦垅更长，最长达12华里），在我们南方丘陵地区来的人看来真是叹为观止。这项工作很累人，天气又热。每人一垅，大家排成一排出发，慢慢地就分出前后来，就像泳池里的运动员一样。幸好我在家里和中学都劳动惯了，此时自己又想在农工面前表现一下，就挥汗如雨地干，因此总是排在前几名。先到地头的人往往会接应落在后面的人。

　　我们工作队里一个叫李凤琴的女队员，她是下放知青，也是一个很活跃的女孩子，她分管青年工作。在参加工作队之前，她下放地居住的宿舍起火，她奋不顾身抢救集体财产，被当地树为标兵。她的事迹登在《黑龙江青年报》上，除文字外还配发了一幅火中抢救财物的素描画。文革期间我又听到了另外一种说法。说是失火时李凤琴冲进火海抢救的只是她自己的东西，并没有如报道中说的抢救集体财产。只是因为她被生产队长内定为自己的儿媳妇，就虚拟出这么一出英雄抢救集体财产的闹剧来。我一直没有弄清楚哪种说法正确。回哈尔滨后，我把一张旧《黑龙江青年报》上的这则消息剪了下来，至今仍收藏着。

　　七月中旬，农场开始收割小麦，收割机进去之前要用人工割出机器道来。我们正在紧张地割机器道的时侯，某些一心想当革命接班人的同学吵吵嚷嚷地要求回学校去闹革命。经不住他们吵嚷，学校通知我们提前返校。1966年7月26日我们回到哈尔滨。走的那天我们都依依不舍，舍不得纯朴的北大荒人，舍不得荒地上那些五颜六色的鲜花。我们师生四人都禁不住流下了眼泪，许多农工前来送我们，还未撤离的老关他们也流泪了，杨贵仁一直把我们送到场部。

　　（责任编辑：巫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