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时代的歌剧《江姐》是空政歌舞团创作员阎肃在1962年从小说《红岩》里抽出“江姐”的故事，单独改编而成的。此剧于1964年公演后，立即引起了轰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那一曲“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的《红梅赞》，成了家喻户晓、人人传唱的经典歌曲。提到歌剧《江姐》的创作和公演，这里面还有一串鲜为人知的故事。
一
阎肃，原名阎志扬，1930年5月生于河北保定。十岁时随父母远走巴山蜀水，就读于重庆南开中学并于1948年考入重庆大学。在重庆大学，阎肃做了一件改变他一生的事，那就是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地下外围组织。重庆解放后，因革命工作需要，他大学还没毕业就投笔从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1952年，阎肃随部队开进朝鲜，成了一名“最可爱的人”。因阎肃文化水平较高，在部队被分配做宣传工作。白天，他到部队战斗的第一线，了解各连队的英雄事迹；到了傍晚，就现编现唱，表演给战士们听。
从朝鲜战场回国后，阎肃原来所在的青年文工团更名为西南军区文工团。1955年，随着当时几个大军区撤销，阎肃被调入空军政治部文工团总团下属的歌舞团，先做演员，后当队长，最后又干上了创作员。
1962年，刚过而立之年的阎肃风华正茂，创作了一部反映女游击队员英雄事迹的独幕歌剧《刘四姐》，演出后很受欢迎，这让他有信心在编剧的路上走得更远。在拿到300元稿费后，他请全体创作人员到北京东来顺撮了一顿涮羊肉，撮得大家都挺高兴的。酒过三巡，众人把目光转向阎肃：“老阎呀，咱今儿‘吃完了‘刘四姐，明儿呢？”
阎肃被同伴一语逗乐了，就说：“你别说，刚出来的小说《红岩》特别好，小说里面有个人物是个女同志，叫‘江姐，那倒真正是个歌剧好材料，甚至把它原封不动地搬出来，搬上舞台就行。”
大家一听也乐了，便异口同声地怂恿道：“那你快动笔呀！”
二
阎肃所说的《红岩》，是1961年由罗广斌和杨益言根据重庆地下党革命烈士事迹创作的长篇小说，书中江姐的斗争事迹和为革命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精神，深深打动了阎肃。
阎肃在重庆大学读书时的那段时间，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作为进步大学生，他积极参加中共地下组织所发动的学生运动，排演了许多进步戏剧，揭露国民党统治的腐败。有了这段深厚的生活底子，阎肃创作起歌剧《江姐》来不但得心应手，而且热情澎湃、才思泉涌。仅仅用了18天功夫，厚厚一摞的歌剧《江姐》的初稿便放在了歌舞团领导的案头。这个为众人叫好的有着革命现实主义的剧本，立即被歌舞团领导上报给非常重视部队文艺工作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
1962年初，刘亚楼一口气看完剧本的初稿，连声叫好，当即一槌定音，将它列为空军文艺创作的重点剧目，提出要“精雕细刻，一定要打响”。
在刘亚楼的支持下，阎肃和编导人员几下四川、重庆，多次采访小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和杨益言，还与江姐的原型江竹筠烈士的20多位亲属和战友座谈，大家谈得声泪俱下。用他们的话说：一个弱女子，如此铮铮铁骨，立在舞台上岂能不感人？！
当时，空政歌舞团刚刚成立不久，创作歌剧《江姐》便成了全团瞩目的大事，上上下下遵循刘亚楼的要求，都积极参与，“精雕细刻，打造精品”。经过阎肃和编创人员一番努力，七场大型歌舞剧《江姐》的脚本很快便形成了。
1963年11月29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政治委员吴法宪、政治部副主任王静敏在空政文工团总团政治委员陆友的陪同下，在当时空军领导机关所在地——东交民巷22号小礼堂，观看了歌剧《江姐》的连排。连排结束后，王静敏问道：“可不可以肯定？”
刘亚楼说：“可以肯定，可以成形，再改一改。”
吴法宪也说：“不错啊！这个戏大的框框可以成立，改一改，再细点。”
三
看过连排，刘亚楼经过认真思考，于12月12日召集歌舞团的同志专门讲了话。他提出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主题歌。
别的歌剧创作，大多是先有主题歌，后有咏叹调。而《江姐》却是先有咏叹调，后有主题歌，其原因就是因为主题歌的歌词迟迟定不下来。
刘亚楼将军多才多艺，会拉二胡、弹吉他、吹口琴，尤其擅长以弹壳吹奏各种歌曲，如《我是一个兵》、《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他曾在苏联留学和工作了近十年，毕业于大名鼎鼎的伏龙芝军事学院，是我军为数不多的啃过洋面包的高级将领之一。刘亚楼在苏联去过莫斯科大剧院，看过《天鹅湖》、《卡门》，对于西洋歌剧的套路颇为了解，所以他讲的话绝非隔靴搔痒，而是经常能够说到点子上。他对阎肃说：“《卡门》、《蝴蝶夫人》都有主题歌，你们这儿没有，你给我写一个。”于是阎肃便写出了一首歌名叫《长江水手歌》的歌词作为《江姐》的主题歌：“行船那个长江上，哪怕风和浪，风急浪险也寻常，心中自有红太阳……”写好后，阎肃很得意，可刘亚楼一看便摇头说：“这个不行，这个哪是江姐？这是江姐的丈夫还可以，江姐是不可以的。”刘亚楼把这个“主题歌”给“枪毙”了，要阎肃重写。后来，阎肃写了数稿，总是达不到刘亚楼的要求而使他满意。这个主题歌着实把阎肃快给憋死了，阎肃被折磨得山穷水尽，实在不知道从哪儿写了，最后被刘亚楼关了“禁闭”。在走投无路之际，阎肃从衣袋里掏出一页稿纸，哭丧着脸向刘司令员报告：“上海音乐学院邓尔静教授叫我给他写个关于梅花的歌词，我取名叫《红梅赞》，离江姐怕是远了点，一直不敢拿出来，现在您看看还能不能当主题歌？”
刘亚楼要阎肃念来听听，阎肃便抑扬顿挫吟诵起来：
红岩上红梅开，
千里冰霜脚下踩，
三九严寒何所惧，
一片丹心向阳开。
红梅花儿开，朵朵放光彩，
昂首怒放花万朵，香飘云天外，
唤醒百花齐开放，
高歌欢庆新春来。
……
刘亚楼一听一拍桌子：“这个好啊，就这个，定了！”
随后，刘亚楼又召来曲作者羊鸣、姜春阳，说：“一部戏，除了精彩的剧情，还得要有两三首好歌起兴。写出好的歌词不易，谱成优美的曲子也难，但我们要有信心攻下这个堡垒。”
后来，刘亚楼又找剧组谈了几次话，都是针对《江姐》主题歌的。他说：“主题歌你们琢磨一下，不够响。要一个字一个字地推敲。《洪湖赤卫队》的主题歌就很突出，主要就是顺口。而《江姐》的主题歌没有成为全剧的主旋律，这个根本问题没有解决……《红梅赞》曲子不突出，目前还不能成为主题歌，同时在整个剧中没有成为主调。《茶花女》、《蝴蝶夫人》的主题歌就突出了主旋律，歌剧就应该这样。《红梅赞》曲子平淡，没显出特色……可以采用一些地方戏曲和民歌，曲子可以移植，可以模仿，但是必须要有特色。”
刘亚楼说这些话，并非认为歌词不重要，而是强调歌剧创作，音乐一定要摆在重要位置。
刘亚楼亲自抓主题歌《红梅赞》的创作修改。在他的严格要求下，曲作者们在借鉴了川剧、婺剧、越剧、四川清音、京剧等戏曲和民间音乐后，汲取了诸剧种的精华，然后把歌剧《江姐》中最美的旋律综合起来，结合歌词，反复揣摩，精心修改，赋予了江姐最美的抒情性的唱腔。前后奋斗了近两年，剧本四次更改，音乐反复加工，甚至全部推翻重写，仅《红梅赞》一曲便八易其稿，修改达20多次。
在刘亚楼将军的创意下，一曲抒情优美的《红梅赞》终于唱响在亿万观众的心间。这一唱就是半个多世纪，至今仍为广大群众所喜爱。正如曲作家羊鸣后来所说：“《江姐》的艺术魅力就在于有根、动情、好听、好看。”
1963年9月，《江姐》进入试唱排练时，刘亚楼特地拉来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一同观看。第七场中《绣红旗》头四句唱词是：“线儿长，针儿密，含着热泪绣红旗，热泪随着针线走，说不出是悲还是喜……”对文学艺术造诣颇深的罗瑞卿吟哦之余，说不如把第四句改成“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喜”。刘亚楼深表赞同，说：“个人的一己之悲，终究不如革命大局之喜，两者孰轻孰重，确实可以也应该明朗地说出，这大概更符合以江姐为代表的全体难友的心声。”这可谓“一字千金”的修改，使唱词的意境大为增色。阎肃和编导人员从中受到鼓舞。
四
《江姐》的剧本虽然出来了，但刘亚楼一再强调文章不厌千回改，艺术就是要精益求精。诚然，有许多歌词就是刘亚楼在看排演时当场修改的。剧中插曲《我为共产主义把青春贡献》那段唱词：“春蚕到死丝方尽，留赠他人御风寒；蜂儿酿就百花蜜，只愿香甜满人间。”刘亚楼经反复斟酌，将首句修改为“春蚕到死丝不断”。阎肃细加品味，觉得这一改，含义深厚，体现了共产党人至死不渝的坚定信念和人格力量。
第三场开头有两句：“华蓥山上风云动，怒火万丈冲九霄。”刘亚楼说：“改成‘万丈怒火冲九霄。同样的字，倒过来就好了。”
第三场蓝洪顺有两句唱词：“粉身碎骨不退后，誓把敌人全杀光。”刘亚楼说：“不要搞‘全杀光，不策略，我们有俘虏政策嘛。改‘消灭光。”
第三场结束时，江姐有一段道白：“我们的胜利就要到来！同志们，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指示……”众人道：“党中央！毛主席！”江姐继续说：“毛主席指示我们，要发动群众，抗丁抗粮，加强人民武装，配合解放大军，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众人一阵欢呼，引出第三场的最后一段唱曲。江姐讲话期间，随着情绪逐步推向高潮，音乐起来了。
刘亚楼嫌音乐太响，观众听不清江姐的这一段道白，指着乐队，狠狠地批评道：“你们乐队就是不注意这个问题！好不容易毛主席出来了，又给你们乐队给压下去了！”
第六场，叛徒甫志高在审讯室里，对江姐劝降时有一段唱词，原词为：
多少年政治圈里较短长，
到头来为谁辛苦为谁忙？
看清这武装革命是空流血，
才知道共产主义太渺茫。
常言说英雄豪杰识时务，
何苦再出生入死弄刀枪？
倒不如，
抛开名利锁，逃出是非乡，
醉里乾坤大，笑中岁月长，
莫管他成者王侯败者寇，
再休为他人去做嫁衣裳。
刘亚楼对这段唱词意见很大，多次要求阎肃修改。
阎肃因一时没有想好如何改，就拖了几日。病休在家的刘亚楼见阎肃无动于衷，终于耐不住性子，便将阎肃、羊鸣等人叫到自己家中，十分严肃地说道：“现在甫志高还有些歪道理，反驳得不够，江姐压不住甫志高就起反作用。江姐的词不如甫志高的词俏皮……花花草草太多，低沉调子太多，这就是原则问题。”
刘亚楼越说越来气，嗓门也越来越大，用手指着阎肃批评道：“‘名利锁，是非乡，这软绵绵的两句话，你阎肃就是不肯改。今天我要在我的家里关你的禁闭！你就在我家里改，改出来我才放你走！”
刘亚楼急了，阎肃也急了。俗话说急中生智，阎肃一急，居然在刘亚楼的家里挥起笔来一气呵成，写出了现在这段词：
你如今一叶扁舟过大江，
怎敌他风波险恶浪涛狂；
你如今身陷牢狱披枷锁，
细思量何日才能出铁窗。
常言说活着总比死了好，
何苦再宁死不屈逞刚强？
倒不如，
激流猛转舵，悬崖紧勒缰，
干戈化玉帛，委屈求安康，
人逢绝路当回首，
退后一步道路更宽广。
刘亚楼思索有顷，点头认可，只对最后两句添了几个字，改为：
人逢绝路，回首是常事，
退后一步，道路会更宽广。
五
刘亚楼对扮演双枪老太婆的演员不满意，道：“双枪老太婆不够威武，太年轻了，身材不合适，不一定选她。”
此时，《江姐》的排练试唱已经进行了两个多月，为了恰到好处地塑造剧中的角色，团里把家底子全部抖落了一遍，能上场的演员都要上台试妆试唱，试了一个又一个江姐，也试了一个又一个双枪老太婆。然而，刘亚楼对双枪老太婆的舞台形象总是不满意。
刚坐完月子的演员孙维敏满面红光，喜气洋洋地来到排练场试演双枪老太婆。孙维敏曾演过《刘胡兰》中的刘胡兰、《红霞》中的红霞、《洪湖赤卫队》中的韩英、《红珊瑚》中的七奶奶。
当刘亚楼再来观看《江姐》时，扮演双枪老太婆的便成了孙维敏。只见她穿上四川山区农妇常穿的那种大布褂，短发染上一层白霜，脚蹬“气死牛”的千层底布鞋，腰扎皮腰带，再别上两把20响的驳壳枪，一个叱咤有声、八面威风的双枪老太婆便出现在舞台上。
刘亚楼赞许道：“这个双枪老太婆可以，比上一个威风。”
从1963年至1991年，28年间空政文工团曾经四次排演《江姐》，扮演江姐的演员先后换了八个人。八位江姐，孙维敏“陪”了七位。等到1991年江泽民主席观看《江姐》时，孙维敏已经56岁，年过半百，加之心脏不太好，只好把双枪老太婆的两支20响的驳壳枪交给了年轻的同志，自己改当了艺术指导。
第一场，有甫志高扛着大皮箱到重庆朝天门码头送江姐时，跟国民党特务唐贵山递烟对火的细节。刘亚楼看后指出，对火前该怎样，对火后两人分开时又该怎样，这才符合当时白色恐怖下的环境。这个小小的细节，他接连纠正了几次，直到他感到满意时才罢休。
刘亚楼是一位情感丰富、爱憎分明的人，对叛徒甫志高恨之入骨，对剧中扮演甫志高的刘痕，怎么看，怎么不顺眼，一有机会就要把刘痕“收拾”一顿，就像是在收拾叛徒甫志高一样。
在第五场，叛徒甫志高趾高气扬地带着国民党特务找到江姐所负责的地下联络站。江姐顿时起疑心，一边给他倒茶，一边套话。刘亚楼看到这里不高兴了，气哼哼地说：不要让江姐给叛徒倒茶，可以安排江姐做别的事嘛。当看到江姐往窗外扔花盆，甫志高掏出了手枪时，刘亚楼皱起了眉头，心里很不舒服，说：“甫志高在第五场上来的一段太松了。”随后，他指着甫志高的扮演者刘痕数落：“你演的甫志高一点也不紧张，潇洒得很，这个叛徒应该紧张才是，他忘记了自己是什么人。”
过了几日，刘亚楼又来看根据他的意见修改的排练。看着看着，又批评起来：
“我还是不满意甫志高，太潇洒了，这个叛徒不好演，要好好体会一下，甫志高的戏不出来，是政治上的损失。”
批评一阵后，接着又排练。扮演者摇头晃脑刚唱几句，刘亚楼又在台下嚷开了：“你看，我们的演员同志又忘了，他一唱就忘，又开始潇洒起来了，他潇洒惯了！”
当然，刘亚楼也不是光批评不表扬，有时候他也会夸奖几句：“今天甫志高演得特别好！这就对了，进步很大。”
六
1964年4月6日，全军第三届文艺汇演在北京揭开序幕，20多天的时间里，全军18个专业文艺团体演出文艺新作380多个。《江姐》剧组的演员成天看别人演出，自己排好的戏就是不让演，一个个心里像被猫抓了似的直挠痒，可是从刘亚楼那里传来的话却说：“《江姐》不参加全军文艺汇演，什么时候改好了，有把握了，再拿去演。”
经过剧组两年的锤炼，两年的精雕细琢，终于使《江姐》成为几乎无懈可击的一部优秀作品。
1964年9月4日，歌剧《江姐》在北京儿童剧院首次上演，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一时观者如潮，场场爆满，座无虚席。公演第二天，外交部副部长刘晓和夫人去看了演出，回去告诉周恩来总理：“空政文工团有一出很不错的歌剧，名叫《江姐》……”于是在公演第四天晚上，周恩来总理和夫人邓颖超既没有通知空军，也没有带随行人员，自个儿买了两张票，进了剧院。演出中，周恩来有时在椅子扶手上轻轻地打着拍子，有时点头微笑，当看到国民党警察局长跟被误捉的蒋对章对话的那场戏时，禁不住捧腹大笑，邓颖超也笑个不止。虽然没有消息在新闻媒体上报道，但周恩来观看《江姐》的“口头新闻”却不胫而走，迅速在首都文艺界传播开了：空军搞出了一台大歌剧，把总理都吸引住了。
10月13日晚7时许，毛泽东在周恩来、朱德、董必武、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杨尚昆、陆定一、罗瑞卿等陪同下，步入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观看演出。帷幕一拉开，毛泽东便被戏中的情景给深深吸引住了，看得很专注，很投入，不时鼓掌、开怀大笑。看到江姐被捕后壮烈牺牲的场面时，毛泽东非常动感情，说了一句充满了人情味的话：“江姐那么好的一个同志，为什么让她死去呢？”
演出结束后，毛泽东登台接见全体演出人员，祝贺演出成功，还说：“我看你们的歌剧打响了，你们可以走遍全国，到处演去教育人民嘛！”
第二天，全国各大报纸纷纷在头版刊登了毛泽东观看《江姐》的特别报道及同剧组全体人员合影的照片。
据悉，酷爱京剧的毛泽东一生只看过两部歌剧，一部是在延安看的《白毛女》，另一部就是《江姐》。
两个月后，毛泽东想见一见《江姐》的剧作者阎肃。
那是个静谧的周末之夜，阎肃悠闲自在地穿着一件旧棉裤，瞪着一双老头鞋，去看越剧团排练。回来时路过文工团附近正在盖房的工地，踩着一地的浮土，慢悠悠地踱回院子。一进门，他就被两个女演员拉进了一辆车内：“哎呀，找你找得我们好苦！”
“找我干什么呀？”
“去中南海！”
阎肃一愣：“那得让我换件衣服！”
“不用了，已经来不及了！”
阎肃就这样急匆匆地走进了中南海。
毛泽东笑呵呵地走过来，握住阎肃的手。
“那手掌真大啊！”阎肃回忆说：“毛主席的大手温暖有力，整个儿包住了我的手……”
毛泽东的手使劲地晃动着：“你那《江姐》写得不错啊！”
阎肃不太听得懂毛泽东的湖南话，只是激动得一个劲地点头，还一连串地谦虚：“写得不好……写得不好……请主席多批评！”
毛泽东见阎肃听不懂他的话，也就不再多说了，他让工作人员取来一套精装的《毛泽东选集》送给阎肃。阎肃向毛泽东深深地鞠了一躬……
七
毛泽东观看《江姐》的那天晚上，刘亚楼正在南京主持空军的一个重要会议。他守候在电话机旁，空军的其他领导通过电话把人民大会堂的演出情况和主席看戏时的反应，一五一十地转达给了刘亚楼。
刘亚楼得知演出获得了成功，马上下令《江姐》剧组全体人员第二天乘飞机前来南京，他要为大家敬酒庆贺。
10月22日、23日，江渭清、彭冲、李士英等江苏省负责人，以及许世友上将、王平上将等南京军区负责人，分别观看了《江姐》。刘亚楼陪同观看。当南空的领导设宴敬酒时刘亚楼不喝，叫先敬剧组。刘亚楼说：“你知道他们是谁？毛主席看了他们演的《江姐》！我代表空军党委，一级党委啊，向大家敬酒，把戏搞得更好，不要翘尾巴……”刘亚楼那几天多开心啊！
《江姐》剧组在南京演出期间，刘亚楼对文工团的指示共有13次之多。而讲得最多的还是对《江姐》的修改，其中包括对甫志高的修改。这一时期，他的身体状况非常不好，他似乎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和文工团的同志谈话时，更像兄长和朋友那样推心置腹，无话不谈。刘亚楼时常怀旧，他说：“过去有一句话：一将成名万骨枯。我虽然不是一将成名，但是仅算一算警卫员，就死了42个。长征时，我们那个师由一万人发展到一万六千人，最后剩下的不到千人……一将成名万骨枯，虽是过去的话，但有它一定的道理。”
他发现演员们连续演出非常疲劳，要求大家注意休息，特意叮嘱在南京、上海演出前后，没有去过苏州、杭州的同志，可以安排去玩一玩，放松一下。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歌剧《江姐》公演后不久，对《江姐》倾注了极大心血和期望的刘亚楼将军却被确诊患有肝癌，住进了上海华东医院。在病榻上，对《江姐》情有独钟的刘亚楼将军仍然关心着《江姐》。当空政文工团《江姐》剧组到上海公演时，他在病房里召见文工团领导和剧组主要演员。1964年11月19日，他抱病参加了江姐在沪的首场招待演出，以后又不时询问演出情况。
在歌剧《江姐》公演8个月之后的1965年的5月7日，一代名将刘亚楼在上海病逝。在去世的前两天，他仍在病床上艰难地推敲着《江姐》的歌词。功勋卓著的刘亚楼将军为共和国歌剧舞台打造了一部经典，留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歌剧《江姐》。
1996年，在谈及歌剧《江姐》时阎肃仍激动不已，他说：“我始终怀着深深的敬意感激、怀念我们的这位司令员，他是那样热情、那样炽烈地爱护、扶持歌剧《江姐》，那样鲜明、强烈、无微不至地关怀和支持文艺工作。”
（责任编辑：巫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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