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黄兴的名字第一次清晰地印在我的记忆里，是小学高年级时。学校给每个学生发了一张表格，里面有“家庭成分”一栏，我问父亲该怎么填。父亲也不清楚，想了想说：“你就填革命家庭吧，你祖父黄兴领导了辛亥革命。”那时候还小，不知道什么辛亥革命，但记住了祖父的名字，也仅仅是名字。谨言慎行的父亲之前从没提起过祖父，也不跟我们说家族往事。不过，每年十月三十一日祖父忌日，父亲都在厅堂祖父肖像下供两盆菊花，全家人要行三鞠躬。这是我们家的规矩，小孩子遵从父母嘱咐去做，只是把他当一个祖父来敬供。
表格交上去，老师说没有革命家庭这个成分。他问我父亲是干什么的，得知在上海民政局工作，他就划掉“革命家庭”，填上了“职员”两字。
新中国成立前，父亲在上海工作，因为有六个孩子，开支大，就把家安在苏州，租了仓街25号一个带院落的洋房，很宽敞，我们姐弟六人放学就在院子里嬉戏。我入读的是尚德小学，一所坐落在颜家巷的教会私立学校。
1949年的一天，大伯父黄一欧驾驶一辆军车载着大姑妈黄振华，一起从上海来到苏州家里。当时国民党大势已去，担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的大姑妈，是来劝父亲，和她一起飞台湾去。父亲看着一家老小近十口人，迁移实在负担太重，就选择留下来。大人们说完话，大姑妈转过来问我，学英语了没有。我说学了字母和单词，她就要我用英语说铅笔和书。大姑妈听后，纠正我的发音，并说英语一定要学好，长大了要去外国学习。当时我才三年级，觉得长大还是非常遥远的未来。不久，解放了，学校改名为颜家巷小学，不再有英语课，大姑妈也远走台湾。等再度见到大姑妈，已是四十年后。
大姑妈去台湾，是搭乘最后一班飞机，随身只带两只箱子，箱子里是她收集整理的黄兴照片、诗词、书画、文件、图章以及一些文具用品。但最后一班飞机只允许上人。她赶紧打电话让我父亲赶到机场，取回箱子。后来，开始搞运动，父亲觉得黄兴的遗物放上海公寓不安全，悄悄把箱子运回苏州家里藏起来。但是到了文革，还是被红卫兵搜走，片纸无存。文革结束，我们去问有关部门，都说不清楚到哪里去了。
我父亲黄一中，排行老二，生于1901年6月。祖父黄兴1903年在长沙起义时，他还只有两三岁。伯父黄一欧一直跟随祖父四处奔波革命，家里的重担就交给了我父亲。祖父一直用书信和我父亲联系，嘱咐他照顾好奶奶和母亲，并承诺今后也带他出国留学。1914年，我父亲带着他的奶奶和母亲还有小妹黄德华赴日本，和祖父团聚了仅两个月，黄兴又远赴美国，留下四口女眷，都靠我父亲照料。过了两年，黄兴电报要他带家人回国。年仅15岁的父亲完成了任务，把一家老小从日本带回了上海。不久，他又返回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读书。这期间还遇上了廖承志，他是父亲的学弟，曾向父亲学习日文。
我父亲把家人照顾得好，让祖父一心革命没有后顾之忧，这种从小开始的磨砺，也锻炼了父亲，他早熟稳重，秉承了祖父实干的一面。北伐战争结束后，我父亲从日本归国，在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担任参事。后来又出任过内务部统计司司长。当时，国民政府要统计人口。战乱时期，财政困难，拨款有限，人口统计又被列为当年政府必办之事。怎么办？父亲经过反复思考，终于想出了好办法：因为每人每月的食盐量基本是个定值，只要统计每个县、市的食盐量，便可统计出每个地方的人口总数。此思路提出后，得到大家一致赞扬。后来四万万五千万人口数字统计出来了。解放前后几十年间一直是用这个数字。
父亲是国民政府普通职员，兢兢业业工作。解放后，也在政府机关当职员，当选了苏州市政协委员。他完全秉承了祖父提出的家训“笃实无我”。1957年大鸣大放中，耿直的父亲说了些真话，被内定为右派。原本每两周回一次苏州，从此就不允许回家探亲了。我弟弟高中毕业，成绩非常优秀，抱定考上清华大学的决心，但莫名其妙没被录取，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右派父亲，政审没通过。
有一次，父亲和我谈起信仰，又提到了祖父。他说，和孙中山一样，祖父也信奉三民主义。祖父在日本和孙中山可以说是一拍即合，第一次见面就很投缘。孙中山对国外的情况很熟悉，去过日本、美国，他认为孙中山见过世面，对于外面的世界很了解。从那时起，无论做什么，他都把自己排在孙中山的后面。他和孙中山的主张基本一致，最大的分歧就是组建中华革命党。
父亲对我说：“1914年，袁世凯篡权后，孙中山决定组建中华革命党。担心下属不听指挥，无法从事革命行动，就制定出一个规矩——凡入党者，都必须按手印，发誓对他效忠。你祖父对此非常反对，没有参加。孙中山为了维护他在党内的权威，写信劝黄兴病休两年，彼此不谈公事。你祖父照办了，便把军权、政权交给了孙中山，自己避让到美国。”这是父亲唯一一次跟我谈起辛亥革命中的祖父黄兴。后来我通过上海民革，在档案馆里见到了孙中山写给祖父的信件，印证了父亲的说法。
文革后期，两岸可以通信了。大姑妈就一封封来信，敦促父亲一定要让孩子们接受好的教育。她在一封信里写道：
“端弟！希你教育好再下一代（孙子辈），第一把本国文字读通，做人一定要把自己的国家历史地理懂得清楚，方能了解国家社会之所需。端弟！好好培养子孙，至要至要！”
文革一结束，大姑妈就请三姑妈从美国来大陆，要她挑选后辈出国深造。我们结婚生子，过了读书的年龄。最后选了小弟黄力文去美国留学，一切费用都是大姑妈承担。
大姑妈一直在台湾“立法院”工作，年过九旬才退休。她一直保存着祖父写给她的“无我”字幅。年轻时，她留学哥伦比亚大学，取得法学博士。她和在“教育部”任职的姑父没有孩子，两位老人一生节俭，在台湾建立了“克强奖学基金”，慷慨捐赠教育。她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完美承续了黄兴“无我”、“能行”的精神特质。1989年，大姑妈执意要回大陆，把台湾的房产变卖取现，后来三姑父薛君度就用大姑妈的钱，在美国成立了黄兴基金会，用于研究辛亥革命和资助学子。
当大姑妈飞抵北京时，身体还好，后来在老家长沙病倒了。经多方协商，最后决定让她到苏州来治疗，市委统战部出面跟学校打招呼，让我半脱产来照顾她。
之前我和大姑妈通过信，她一直鼓励我读书，成为有知识的人。我从长沙接她到苏州时，她脑梗很严重，已不能自主进食和言语了。我父亲和大姑妈亲情深厚，人为分隔四十年后，风烛残年才得以相聚，他们经常默默地手握手，相依相守地呆着……三年后，大姑妈走到人生终点。我们遵照大姑妈的遗愿，把她的骨灰送回长沙安葬，虽然未能安眠在祖父墓边，但也相隔不远，在永恒的寂静里，他们父女终于又相见了。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从小没能以有如此伟大的祖父而感到骄傲和自豪，没能在我启蒙时期就承接他的精神遗产，直到1980年代，我才开始读到他的诗词和别人研究他的文字。他风云激荡的人生对我而言是那么高远难及，作为孙女，我只是从父亲和大姑妈身上，依稀感受到祖父黄兴“笃实无我”的家风。
（责任编辑：武学沪）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