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雄

　　信马由缰的“钢铁元帅升帐”

　　天上星星朝月亮，

　　地上百花向太阳；

　　星多哪有稻萝多，

　　花香哪有白米香。

　　风天雪地坚持干，

　　河封冰冻不收兵；

　　脚踏浓霜头顶星，

　　起早摸黑争先进。

　　这是开展拥护“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时，当时广泛流传在苏州地方的两首顺口溜。

　　农业战线大跃进，工业战线自也不能落后。全国工业战线的大跃进是从1958年8月开始的，重点是大炼钢铁。这月中旬，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全年国家钢铁生产要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8月16日，毛泽东提出：“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办钢铁工业。”吴县、震泽县委分别召开钢铁生产紧急会议，号召全县人民响应党中央号召，掀起全民大炼钢铁运动的高潮，动员人民上山砍树毁房，烧砖找矿，大建小土高炉、小土焦炉，用土法炼钢铁。9月14日，吴县成立了钢铁生产指挥部，至年底建起了拥有479座土高炉、1312座土方炉的31个“钢铁基地”，迅速组成了一支2万多人的生产大军，并且在10月31日这天放出了产铁300吨的大“卫星”。

　　为了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把钢铁生产推向新的阶段，11月10日召开吴县钢铁生产先进分子代表大会，县委领导作了《立大志、鼓大劲、钢铁生产跃进再跃进》的报告，使本来已经十分狂热的群众炼钢运动再度升温。

　　震泽县于8月组织了1万人的钢铁队伍。10月底先后在横泾、东山两个乡镇建起炉群3处、大小高炉677座，327.5立方米。10月中旬开始，全县以市镇为主，开展了家家制坩锅、户户搞炼铁的全民炼铁热潮，建立起小高炉1122只。据《钢铁生产运动简报》统计：震泽县从9月15日至20日，六天中共投入生产的炉子有60只，出铁的只有18只，占30%，而正常出铁的炉子仅2只，占出铁炉11%，占开炉数3.3%；10月23日至26日，平均每天开火炉子55只，26.61立方米，平均日产只11.29吨，利用系数仅0.25。大炼钢铁，是完全违反客观规律的大规模群众性盲目蛮干，造成了人力、财力、物力的巨大浪费。

　　在钢铁“元帅”升帐的同时，掀起了机械“元帅”升帐的群众运动。1958年11月14日，吴县召开机械工业会议，设立了机械生产办公室，由县委领导亲自挂帅。在11月15日的突击运动中就完成了各种机床115台，并试制成功交流电动机、土龙门刨床等产品。到年底，共制成程式机床517台，交流电动机2台，变压器7台。震泽县机械行业至年末已拥有工人200多名，大小机床28台，日产铸件2吨多。这些单位在三年困难时期纷纷下马停产。

　　此时还掀起了“遍地开花，大办地方工业”的热潮。1958年吴县在原有65个厂矿的基础上，新建和扩建了中、小型厂矿1442个，工业产品新增123种。震泽县在春季只有3个米厂和其他4个厂的情况下，到年底已建起工业厂矿企业866个，其中县办36个，乡、社办830个，工人由原来的265人猛增到4000多人。1961年后，根据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工厂大部分精简，工人下放或回乡务农。

　　当时，全国上下掀起的这股“钢铁元帅升帐”狂热风潮，还刮到了时为国家副主席的宋庆龄的家中。笔者在采写《宋庆龄与她的生活侍从》长篇报告文学时，在时任宋庆龄上海寓所管理员的周和康家中，看到墙上挂着的一幅放大了的照片。照片上，宋庆龄正戴着墨镜，笑吟吟地手握铁钎，在寓所花园里的一座由管理人员自制的土化铁炉前熔化铁水呢！据周和康回忆，当时为了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宋庆龄尽可能地把家中一些铁质的生活日用品都投入了化铁炉中。

　　1958年秋冬期间，中共中央开始发现“大跃进”中乱子出了不少，于是召开郑州、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开始纠正“左”倾错误。中央认为只有纠正了这些错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才能健康地发展。1959年1月，吴县、震泽县县委分别贯彻党的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着手进行整顿。2月23日至29日，吴县县委召开四级干部扩大会议，参加人数达7000人。会议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在郑州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对“大跃进”、人民公社进行整顿。在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时，检查了“大跃进”过程中“盲目赶浪头”，群众意见听得少，外地的东西照搬照套得多，信马由缰，不注重调查研究，提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处处放“卫星”，领导干部强迫命令，弄虚作假，铺张浪费的坏作风和许多不恰当的口号。例如：大兵团作战、灌溉风车化、运输工具轴承化、深翻绞关化、秋收工具半机械化、水利工具车子化、秋种规格化、照明电气化、粮食高产化、中学普及化、农业机械化、居住园林化、烧饭沼气化等，脱离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会后对此作了反省，并提出了纠正措施。

　　但是，这工作没有持久进行。1959年7月至8月，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会议后期，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进而在全党又开展了反“右倾”斗争。这场斗争使反右派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进一步升级，并否定了在经济领域纠“左”的工作。会议精神贯彻到基层，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重新发展起来。

　　信口开河的“打擂台”

　　与“放卫星”

　　自从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的社论，要求全国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工作“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后，当年冬季，全国掀起了兴修水利、养猪积肥和改良土壤为中心的冬季农业生产高潮，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

　　紧接着，吴县和震泽县分别于1958年1月份召开了一届二次党代会，确定了1958年度和今后10年农业生产“大跃进”的规划，会上提出了“苦战一年实现千斤县”的奋斗目标，要求农业、渔业生产“跃进再跃进”。两县党代会的召开，为两县“跃进”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吹响了掀起“大跃进”的前奏曲。

　　当年6月起，在贯彻实施总路线的过程中，吴县、震泽县和全国一样，不间断地大发动，召开“誓师比武大会”，规模越来越大，动辄以万人计。夏收夏种期间，小麦大面积“丰收”，产量层层加码，高产“卫星”竞相“上天”。于是，随着各地竞相你方唱罢我登台举办“打擂台比高低”的誓师大会，一股股信口开河、根本不符合科学规律的浮夸风，也越刮越猛、越刮越离谱了。在这频频传来的“丰产喜讯”中，小麦亩产从三百斤、五百斤开始，一直飙升到一千斤、三千斤，直至出现了令人咋舌的六千斤的高产典型！

　　吴县在庆祝“1958年夏熟丰收，确保亩产三千斤誓师大会”上宣布：全县三麦总产量达11149.9万斤，比上年增产133.8%；震泽县估产三麦单产达315斤，比上年增产3.5倍。震泽县浦庄乡联盟社上塔一队一块2.282亩的小麦田，收获总产1274斤，平均亩产455斤，比上年平均亩产超过4.52倍，创造全乡高额丰产“纪录”。吴县的胜浦乡见状不甘示弱，该乡的新华四社第5队创造了亩产小麦706斤的新“纪录”。紧接着，吴县的太平乡幸福一社也宣布：8.19亩油菜的亩产达到了340斤！

　　在震泽县委7月上旬召开的万人誓师大会上发出的“要鼓十二分干劲，夺取全国高额丰产冠军”的口号鼓动下，浦庄乡盲目提出了“实现亩产万斤水稻乡”的目标，向全省各兄弟农村发出挑战。《新华日报》即在头版头条上予以报道。顿时，浦庄乡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瞩目的典型。

　　7月中旬，一直暗中与震泽县较劲的吴县也在苏州体育场召开了万人誓师大会，摆开了擂台赛。胜浦乡以亩产五千斤当擂主，光福、蠡墅乡以七千斤、八千斤上台打擂，最后，保安乡保丰20社第10队以3.5万斤当上了“高产比武台”的擂主……真应了当时那两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流行语。

　　农业大放卫星，果业、渔业、畜牧业也不甘落后。洞庭公社和平队一块不到一亩的丰产橘，亩产11024斤；金庭公社紧接着放出了亩产橙子22250斤的“卫星”。洞庭公社五营一个鱼池，平均亩产30495斤；三营没养鱼，就比山芋：一亩山芋亩产达到12195斤！

　　养猪场也来打擂台赛了，说一头猪可以养到五百斤到七百斤。吴县东山乡永星23农业社饲养了一批“约克夏”。此洋猪本身是大骨骼，又不知养了多少时间，所以确实要比一般农家饲养的大而壮，其中的几头也确实快有三四百斤了。消息传到记者的耳朵后，立即赶来抢新闻，还配了首打油诗：“肥猪胜大象，就是鼻子短；全村杀一口，吃到正月半。”这新闻与照片刊登在《震泽县报》上后，各地的农业社纷纷组织社员前来参观取经。于是，就有合作社也信心十足地登上了打擂台的赛台，喊出了“千斤猪”的口号，打出了“万猪大战”的标语。

　　实际上，据当时的统计资料，当年的小麦亩产实际只有121斤，水稻亩产575斤，油菜亩产59斤，水产亩产400多斤，柑橘亩产1500斤。虚报的近天文数字的产量，明显表现了严重的浮夸风。

　　为了尽可能达到当时虚报的数量，虚报的单位不得不硬着头皮、竭尽全力在前期耕种上下功夫，由于错误地认为深耕能增产，所以吴县在深耕上逐步从七寸、一尺、一尺半直至二尺；从人工推行到电动绞关型、双层犁深耕。据资料反映，当时全县深翻一尺以上的达64万亩，占总面积的96%！二是在施肥上做文章：每亩施肥700担，有的施肥1000担，盛名之下的浦庄乡秋种基肥每亩达到了3204担，渡村乡提出了每亩5000担！三是在密植上拼命。合理的密植是每亩单季稻2.4万穴到2.9万穴，但当时密植每亩最高达到了8万穴至10万穴！致使稻苗倒伏后，不得不又用竹子、绳子扶持。四是还在改革农具上做研究，对耕耙、收割、脱粒、灌溉、加工、运输等各种各样的农具进行改革，提出将所有农具全部改掉，实现灌溉、收割脱粒、深耕播种、运输滚珠化。例如震泽县当时改革农具87种，共52759件，而得到推广和使用的11种，至今无一应用。

　　在违背科学规律的瞎指挥、一窝蜂、浮夸风面前，当时几乎到了什么都可以打擂台、“放卫星”，甚至连吃饭、理发也“放卫星”：有的地方一天吃三顿、五顿干饭，不少社员吃坏了肚皮。吴县渭塘公社九大队以“火烧满天红”代替开夜工，一夜烧掉稻草3万斤；光福公社为了放“万头养猪大队卫星”，把全公社的猪集中到一个大队，结果一下子死猪200多头。谁对打擂台与放卫星有意见，就会被戴上“保守”的“帽子”，“插白旗”，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关系一度非常紧张。更惨的是，这种完全凭着个人主观想象信口开河、信马由缰的集体型生产，为后来的“自然灾害”埋下了可怕的祸根。

　　顺口溜痛斥人民公社

　　1958年7月，《红旗》杂志发表陈伯达的文章，转述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的构想。同年8月9日，毛泽东视察河北、河南、山东等地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当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认为这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提前建成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决议》一出，顿时在全国范围内争先恐后地掀起了大办人民公社的热潮。

　　吴县、震泽县是从1958年8月下旬开始全面推行公社化的，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两县自上而下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干部群众人人参加的大规模公社化运动。各乡农民纷纷打报告、写决心书，要求建立人民公社。

　　1958年8月26日，震泽县第一个人民公社——浦庄人民公社成立；当年9月13日，吴县第一个人民公社——望亭人民公社成立。至9月25日，震泽县宣布全县实现公社化，全县原有的119个高级农业合作社合并成7个人民公社，共有32763入社农户；仅隔了一天，吴县也宣布实现了公社化，由625个社建成32个人民公社，16万农户入社。两县全部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公社化后不久，两县又大办集体食堂、托儿所。截至1958年9月下旬，吴县已办成各类集体食堂5251个，托儿所5089所，幼儿园3258所；震泽县办成集体食堂662个，托儿所611所，幼儿园77所。于是，各地立即普遍出现了出勤不足、工效低等现象，供给制、工资制结合的分配方式以及“全部免费”的伙食供应，造成了平均主义的泛滥和极大的浪费。

　　大办人民公社的同时是大炼钢铁、大搞工具改革、“三献”物资；各地打乱了核算单位，在物资由公社大集中，大搞试验田、办食堂、造居民点的同时，全面推行“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同年10月，吴县建立了民兵师，各公社建立民兵团、大队建营，全县共建立民兵营279个，连2271个，排5547个，班16670个，总人数277030人；震泽县共建7个民兵团，62个民兵营，352个连，939个排，共计45124人，全面实行“全民皆兵”。在工农业生产方面也采取大兵团作战方法，动辄万人夜以继日连续作战，造成了劳动力的浪费，为后来的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等的盛行打下了基础。

　　军事化生产大搞大兵团作战，连片种植、搞丰产方丰产片等等，把大队、小队的劳力、肥料、农具、资金集中使用，出现了严重的资源浪费。据1961年初吴县县委对31个公社的统计，仅是抽调的劳力就有8476人，26.3万个劳动日，盲目组织支援的人工都还不算在内，造成劳动力的极大浪费。比如连片种植，当时要求种双季稻的大队分点连片种植。到了下边，就扩大到中稻、晚稻都要连片。有的地方甚至规定一个大队一片中稻一片晚稻，在种秧时造成田待秧、秧等田的局面。大搞丰产片，在公路、铁路两旁搞“百里丰产片”，有些地方把劳动力、肥料都集中到公路两旁，大搞横竖对线，平整土地方格化。像陆墓公社丰产片为了搞方格化，集中了各大队500个劳动力，莳秧7天，不仅拖延了大面积莳秧的季节，也造成了严重浪费。当时收割规定要以大队为单位搞兵团作战，要“脱一队清一队，不准全面开花”，有的小队麦子发热了也不准动，造成大批粮食的发热霉烂。

　　公社化的“共产风”很快演变为一种浮夸风、命令风，造成弄虚作假、不敢讲真话的普遍现象。例如渭塘公社为假装开夜工，一夜白白烧掉几万斤稻草；有的公社把砻糠装入囤子中，做成假粮囤，虚报粮食库存骗取红旗（被表扬）。反之，一旦落后，就要被插白旗（被批判）。对此，有农民愤怒地编成顺口溜抨击道：“插白旗，吃白米；插红旗，吃个屁。都像这样搞，粥汤也喝勿起。”

　　各经济条件贫富不一的合作社合并成人民公社后，社员入社时的自留地、家畜、果树等财产收归公社所有，县、公社无偿调用生产队的土地、物资、劳动力，甚至调用社员的房屋、家具等，造成了农民的恐慌和不满，特别是一些比较富裕的农民抵触情绪更大。于是，出现了乱宰家畜、拆房卖料、争提存款、抢购物资等现象。有的地方甚至连二三十斤重的小猪也杀了，还出现了出卖家具等情况。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弊端，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为充分体现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吴县、震泽县盲目大办食堂：1958年9月25日，震泽县越溪公社星火耕作区试办第一个集体食堂；同年10月，吴县一个月内已建成集体食堂5251所，就餐人数达656705人；震泽县办起集体食堂626所。在“放开肚皮吃饱饭，鼓足干劲搞生产”的口号下，95%以上的农民在集体食堂就餐。

　　于是，一批批怨天恨地的在当时视为反动的顺口溜，悄悄地在农民的心底里形成并流传开了：“人民公社好是好，日夜做了开通宵；牛盘折价勿付钱，实物投资也勿还”、“多劳多得，少劳多得，不劳也得”、“吃饭不要钱，懒汉多一点”、“上晚工、歇早工，当中横里磨洋工”、“吃饭不要钱，就是无工钿，剃头沐浴没有零用钱”、“杀了现到嘴，卖了现钞票；人民公社记笔账，千年不还，万年不赖，再也拿不到”。从这些顺口溜不难看出当时农民对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一平二调”为特征的“共产风”与平均主义的强烈反对情绪。

　　由于人民公社取消了高级合作社时的“三包一奖”、评工记分和生产责任制，还形成了生产上的无政府状态，农具到处丢失，粮食严重浪费。对此，农民也有顺口溜哭诉：“粮食宝中宝，为啥到处抛？野场几百斤，路上更勿少。算算一亩田，起码20斤。看了眼泪掉，为啥浪费掉？”

　　尤其是公社化后各地大办集体食堂（又称公共食堂），实行了吃饭不要钱的伙食供给制，更是为1959年到1961年这三年困难时期埋下了可怕的祸根。

　　（责任编辑：巫勇）

　　大办人民公社的同时是大炼钢铁、大搞工具改革、“三献”物资；各地打乱了核算单位，在物资由公社大集中，大搞试验田、办食堂、造居民点的同时，全面推行“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同年10月，吴县建立了民兵师，各公社建立民兵团、大队建营，全县共建立民兵营279个，连2271个，排5547个，班16670个，总人数277030人；震泽县共建7个民兵团，62个民兵营，352个连，939个排，共计45124人，全面实行“全民皆兵”。在工农业生产方面也采取大兵团作战方法，动辄万人夜以继日连续作战，造成了劳动力的浪费，为后来的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等的盛行打下了基础。

　　军事化生产大搞大兵团作战，连片种植、搞丰产方丰产片等等，把大队、小队的劳力、肥料、农具、资金集中使用，出现了严重的资源浪费。据1961年初吴县县委对31个公社的统计，仅是抽调的劳力就有8476人，26.3万个劳动日，盲目组织支援的人工都还不算在内，造成劳动力的极大浪费。比如连片种植，当时要求种双季稻的大队分点连片种植。到了下边，就扩大到中稻、晚稻都要连片。有的地方甚至规定一个大队一片中稻一片晚稻，在种秧时造成田待秧、秧等田的局面。大搞丰产片，在公路、铁路两旁搞“百里丰产片”，有些地方把劳动力、肥料都集中到公路两旁，大搞横竖对线，平整土地方格化。像陆墓公社丰产片为了搞方格化，集中了各大队500个劳动力，莳秧7天，不仅拖延了大面积莳秧的季节，也造成了严重浪费。当时收割规定要以大队为单位搞兵团作战，要“脱一队清一队，不准全面开花”，有的小队麦子发热了也不准动，造成大批粮食的发热霉烂。

　　公社化的“共产风”很快演变为一种浮夸风、命令风，造成弄虚作假、不敢讲真话的普遍现象。例如渭塘公社为假装开夜工，一夜白白烧掉几万斤稻草；有的公社把砻糠装入囤子中，做成假粮囤，虚报粮食库存骗取红旗（被表扬）。反之，一旦落后，就要被插白旗（被批判）。对此，有农民愤怒地编成顺口溜抨击道：“插白旗，吃白米；插红旗，吃个屁。都像这样搞，粥汤也喝勿起。”

　　各经济条件贫富不一的合作社合并成人民公社后，社员入社时的自留地、家畜、果树等财产收归公社所有，县、公社无偿调用生产队的土地、物资、劳动力，甚至调用社员的房屋、家具等，造成了农民的恐慌和不满，特别是一些比较富裕的农民抵触情绪更大。于是，出现了乱宰家畜、拆房卖料、争提存款、抢购物资等现象。有的地方甚至连二三十斤重的小猪也杀了，还出现了出卖家具等情况。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弊端，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为充分体现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吴县、震泽县盲目大办食堂：1958年9月25日，震泽县越溪公社星火耕作区试办第一个集体食堂；同年10月，吴县一个月内已建成集体食堂5251所，就餐人数达656705人；震泽县办起集体食堂626所。在“放开肚皮吃饱饭，鼓足干劲搞生产”的口号下，95%以上的农民在集体食堂就餐。

　　于是，一批批怨天恨地的在当时视为反动的顺口溜，悄悄地在农民的心底里形成并流传开了：“人民公社好是好，日夜做了开通宵；牛盘折价勿付钱，实物投资也勿还”、“多劳多得，少劳多得，不劳也得”、“吃饭不要钱，懒汉多一点”、“上晚工、歇早工，当中横里磨洋工”、“吃饭不要钱，就是无工钿，剃头沐浴没有零用钱”、“杀了现到嘴，卖了现钞票；人民公社记笔账，千年不还，万年不赖，再也拿不到”。从这些顺口溜不难看出当时农民对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一平二调”为特征的“共产风”与平均主义的强烈反对情绪。

　　由于人民公社取消了高级合作社时的“三包一奖”、评工记分和生产责任制，还形成了生产上的无政府状态，农具到处丢失，粮食严重浪费。对此，农民也有顺口溜哭诉：“粮食宝中宝，为啥到处抛？野场几百斤，路上更勿少。算算一亩田，起码20斤。看了眼泪掉，为啥浪费掉？”

　　尤其是公社化后各地大办集体食堂（又称公共食堂），实行了吃饭不要钱的伙食供给制，更是为1959年到1961年这三年困难时期埋下了可怕的祸根。

　　（责任编辑：巫勇）

　　大办人民公社的同时是大炼钢铁、大搞工具改革、“三献”物资；各地打乱了核算单位，在物资由公社大集中，大搞试验田、办食堂、造居民点的同时，全面推行“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同年10月，吴县建立了民兵师，各公社建立民兵团、大队建营，全县共建立民兵营279个，连2271个，排5547个，班16670个，总人数277030人；震泽县共建7个民兵团，62个民兵营，352个连，939个排，共计45124人，全面实行“全民皆兵”。在工农业生产方面也采取大兵团作战方法，动辄万人夜以继日连续作战，造成了劳动力的浪费，为后来的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等的盛行打下了基础。

　　军事化生产大搞大兵团作战，连片种植、搞丰产方丰产片等等，把大队、小队的劳力、肥料、农具、资金集中使用，出现了严重的资源浪费。据1961年初吴县县委对31个公社的统计，仅是抽调的劳力就有8476人，26.3万个劳动日，盲目组织支援的人工都还不算在内，造成劳动力的极大浪费。比如连片种植，当时要求种双季稻的大队分点连片种植。到了下边，就扩大到中稻、晚稻都要连片。有的地方甚至规定一个大队一片中稻一片晚稻，在种秧时造成田待秧、秧等田的局面。大搞丰产片，在公路、铁路两旁搞“百里丰产片”，有些地方把劳动力、肥料都集中到公路两旁，大搞横竖对线，平整土地方格化。像陆墓公社丰产片为了搞方格化，集中了各大队500个劳动力，莳秧7天，不仅拖延了大面积莳秧的季节，也造成了严重浪费。当时收割规定要以大队为单位搞兵团作战，要“脱一队清一队，不准全面开花”，有的小队麦子发热了也不准动，造成大批粮食的发热霉烂。

　　公社化的“共产风”很快演变为一种浮夸风、命令风，造成弄虚作假、不敢讲真话的普遍现象。例如渭塘公社为假装开夜工，一夜白白烧掉几万斤稻草；有的公社把砻糠装入囤子中，做成假粮囤，虚报粮食库存骗取红旗（被表扬）。反之，一旦落后，就要被插白旗（被批判）。对此，有农民愤怒地编成顺口溜抨击道：“插白旗，吃白米；插红旗，吃个屁。都像这样搞，粥汤也喝勿起。”

　　各经济条件贫富不一的合作社合并成人民公社后，社员入社时的自留地、家畜、果树等财产收归公社所有，县、公社无偿调用生产队的土地、物资、劳动力，甚至调用社员的房屋、家具等，造成了农民的恐慌和不满，特别是一些比较富裕的农民抵触情绪更大。于是，出现了乱宰家畜、拆房卖料、争提存款、抢购物资等现象。有的地方甚至连二三十斤重的小猪也杀了，还出现了出卖家具等情况。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弊端，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为充分体现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吴县、震泽县盲目大办食堂：1958年9月25日，震泽县越溪公社星火耕作区试办第一个集体食堂；同年10月，吴县一个月内已建成集体食堂5251所，就餐人数达656705人；震泽县办起集体食堂626所。在“放开肚皮吃饱饭，鼓足干劲搞生产”的口号下，95%以上的农民在集体食堂就餐。

　　于是，一批批怨天恨地的在当时视为反动的顺口溜，悄悄地在农民的心底里形成并流传开了：“人民公社好是好，日夜做了开通宵；牛盘折价勿付钱，实物投资也勿还”、“多劳多得，少劳多得，不劳也得”、“吃饭不要钱，懒汉多一点”、“上晚工、歇早工，当中横里磨洋工”、“吃饭不要钱，就是无工钿，剃头沐浴没有零用钱”、“杀了现到嘴，卖了现钞票；人民公社记笔账，千年不还，万年不赖，再也拿不到”。从这些顺口溜不难看出当时农民对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一平二调”为特征的“共产风”与平均主义的强烈反对情绪。

　　由于人民公社取消了高级合作社时的“三包一奖”、评工记分和生产责任制，还形成了生产上的无政府状态，农具到处丢失，粮食严重浪费。对此，农民也有顺口溜哭诉：“粮食宝中宝，为啥到处抛？野场几百斤，路上更勿少。算算一亩田，起码20斤。看了眼泪掉，为啥浪费掉？”

　　尤其是公社化后各地大办集体食堂（又称公共食堂），实行了吃饭不要钱的伙食供给制，更是为1959年到1961年这三年困难时期埋下了可怕的祸根。

　　（责任编辑：巫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