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丁远

　　在我的记忆中，有一件刻着痛楚印记的往事，几十年来一直缠绕着我，挥之不去。

　　1955年8月，暑假中的一天。当时，我在南京新华日报社任社长室秘书、总编办公室秘书（还兼任共青团支部书记）。那天上午，楼下传达室打来电话，说有一个中学生要求见总编，说有重要事情，很需要得到报纸总编的帮助。

　　上世纪50年代的《新华日报》十分重视读者群众的来信来访工作，社长和总编按内部规定都有接待读者群众的义务。报社也把群众工作当作报纸的生命线，十分强调党报的人民性，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虽然那时新华日报设有读者来信组（接待读者和处理、编发读者来信）、群众工作组（管理联系驻地市记者站），但如果有读者指名道姓或一定要找社长、总编接待，除了有特殊情况如开会或出差或正在写作社论等要事外，社领导理应亲自接待或把读者群众请进办公室来面谈。

　　这天上午，社长吴镇去了省委开会，总编高斯正在写一篇重要社论。我接传达室电话后，马上向三楼同一办公室的高斯汇报，他认为一个中学生没有要紧事体，不会到报社来找总编的，他要我去代表他接待一次，并要我作详细记录。

　　我遵命去楼下接待室，见到了这位名叫潘寅生的初中生。他在下关中学初中毕业后，从南京去投考苏州高中，当年“苏高中”教学质量好，在省内很有点名气。那时，初中毕业生可以自由择校报考。潘寅生这次升学考试虽成绩很好，却落榜了，一时想不通，竟然投江自杀，被人救活。有好心人劝他年纪轻轻的，不该轻生；另有高人指点他，像遇到这样气人的不平事，可去找新华日报总编，要求党报支持。所以他就来到新街口新华日报社找总编高斯。

　　潘寅生出生于南京下关一个贫困家庭，父母早亡，是个屡遭不幸的孩子，靠姐姐扶养长大。在下关读完了小学和初中。他从小刻苦学习，初中毕业后，姐姐实在无力让他考高中。这次他投考“苏高中”是瞒着姐姐、姐夫，自己选择的志愿；他想离开南京，不要姐姐操心，他可以在苏州半工半读或勤工俭学，以自己双手养活自己，供自己上学，走一条自力更生的路。

　　哪知，潘寅生在苏高中报名那天，因不是同一底片的两张不同报名照，与一位值班报名老师争执不休，直闹到教导处。

　　开初，小潘虽然向这位报名老师说明了情况，求他网开一面，宽容他报名，那位老师却一定要他交出两张同样的照片才准填表。于是发生了口角，结果闹到教导主任那里。潘寅生说明因家庭经济十分困难，一时没有钱拍新照片，这两张是临时找出来的旧照片，凑合着用的。教导主任看着这位俭朴的学生，产生了恻隐之心，很是同情潘寅生，准许他填表报了名。可是那位值班的体育老师认为失了面子，对小潘耿耿于怀。

　　俗话说，“不是冤家不碰头”，潘寅生考试那天，考场监考恰是那位体育教师，他有意找潘寅生的岔子，说他坐得不端正，流里流气，品行不端；小潘钢笔里没有墨水了，不给他吸墨水，并在考场上几次讥讽他。最后，潘寅生虽然考试成绩合格，平均分都在80分以上，但这位体育教师却千方百计节外生枝，他发信给南京下关小学、中学，反映潘寅生考苏高中时的所谓恶劣表现，要求学校出具他在小学初中期间的品德表现。中学证明小潘艰苦朴素，认真学习，善于思考，成绩尚好，遵守纪律，有自我批评精神，能助人为乐，但个性较强。可是，下关小学班主任反映潘寅生在小学一二年级时曾“偷”过同桌同学的橡皮、铅笔。

　　潘寅生就此倒霉了。在这个体育教师的搬弄是非报复之下，潘寅生考试成绩虽然合格，但道德品质不好，从小就有“偷窃行为”，报名时又与老师无理吵闹，学校作出了不予录取的决定。

　　潘寅生落榜后，找到那位帮助过他报名的教导主任，知道了为什么不能录取苏高中的原因，即感到前途渺茫，就产生投江自杀的念头，救活后被一名好心人相劝，并指点生命来之不易，轻生是不可取的；应该向党报反映情况。于是他来到新华日报想找总编支持。

　　那天我接待了潘寅生，首先对他的遭遇表示同情，并安慰他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其次鼓励他珍惜生命不要丧失信心，“知识就是力量”，要读书还是有机会的，要他振作精神讨回公道。并向他表明，我向总编汇报后再与他联系。他听了我的话后，来时那副愁眉苦脸、失望悲观的情绪有了变化，高高兴兴地离开了接待室。

　　总编高斯看了我的接待记录，并听了我的汇报。他认为一个青少年出身穷困，报名照片不必强求一律，只要是本人照片，应该可以凑合着用，不必非得新拍。青少年正在长身体长知识的时期，考试成绩合格，说明了他求学认真，说不定将来还是个人才呢，不该轻易剥夺其读书的权利。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难免染上这样那样的不良习气，作为教师要善于教育引导。至于幼小时拿过同学的橡皮铅笔，或许是相互拿错了，这是常有的事，不能认定是“偷”，偶然一两次也不能伤害少年儿童的心理。高斯分析情况后，指示我作进一步调查。如情况属实，可以考虑在报上发表，并可组织文章展开讨论。

　　第二天，我去下关小学、中学找校长、教师、班主任等作了调查，他们比较客观公正地对潘寅生作了评语。其班主任和教师们认为小潘个性比较倔强，但好学上进，学习刻苦，成绩优良。学校基本上肯定了小潘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并出具了书面意见。

　　但我在家访中发现，小潘家境的确贫困，其姐夫不务正业在外闲荡酗酒，姐姐、姐夫经常吵闹打架，家中很不安宁。小潘在姐姐家处境十分艰难，他初中毕业自认为学习成绩上乘，可以投考苏高中。一方面慕名苏高中师资水平高，教育质量好。另一方面他主要想离开南京，减少姐姐的负担。不料在苏高中报名和考试期间遭到如此境遇，对这个十五六岁的中学生打击太大了！

　　我经过几天来的采访调查，写成一篇专题调查报告、教育通讯稿，标题为《南京学生潘寅生投考苏高中的遭遇》，同时我组织潘寅生本人写了一份稿件，叙述他报考苏高中的情况及一心想进校读书的迫切心情，表达了要读书的愿望。该稿经我编改后，题目就叫《我要读书》。我把两稿一起送请总编高斯审改，经总编初步修改定稿后，签发用老五号铅字排成大样。然后在排字房打了三份大样：一份以总编室盖章，寄交新华日报苏州记者站记者黄载，请他协助去苏高中等有关方面了解核实。另外两份大样，我根据高斯意见，交给科教组组长潘宗信处理（潘宗信，女，笔名潘荻，1958年后调北京新华总社工作，早已离休。2009年重阳节，我们接受当年老社长吴镇邀请，“新华老报人”聚会南京，我和潘荻还谈起了这件往事），建议她如同意，请她送省教育厅备案审核。endprint

　　就在这个时候，《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长篇通讯《吕再生重新上学了》及《我要读书》的文章。吕再生是个农村学生，也在考中学时，因为小时候有过“小偷”行为，不予录取。他写信给中国青年报社求援，报社十分重视，让记者调查写成长篇通讯，同时发表社论《如何正确对待青少年的某些缺点问题》。吕再生为了感谢报社对他的支持帮助，有了重新上学读书的机会，于是把原名“吕善生”改为“吕再生”，以作终生纪念！

　　鉴于中国青年报大力支持吕再生上学受到的启示，我们党报为什么不能支持潘寅生上苏高中？

　　后来，我离开了总编室，要求去南通专区记者站搞采访工作。不知什么原因，关于“潘寅生事件”的稿子，既未见报又杳无音讯，可能是“阶级斗争的弦更绷紧了”的缘故吧。

　　半年后，据说潘寅生又来找过我，后来由科教组同志接待的，没有认真对待他的事，并把他也当作“小偷”一样防范，他感到上苏高中读书的希望破灭了，而且平白地受到了侮辱。他想找到一种无痛苦的归宿，曾爬上火车糊里糊涂地去了广州，后又独自走去深圳边防哨所，被怀疑要“偷越国境”，哨所又把他送回了南京。从此以后派出所、居委会都把他当要偷逃境外的坏分子看待。

　　1957年以后，我在新华日报社被打成“右派分子”，1958年3月被省公安厅遣送苏北滨海劳动教养。

　　我在东直农场劳教四年后，所谓已“改恶从善”，得到了“摘帽解教”。1961年回到新华日报，半年后，又被下放到启东县农村当了18年中小学教师。从小学教一年级、三年级到教初中三年级，最终是万安社中教高三毕业班的语文教师。

　　1979年2月，我找到新华日报社，终于错划的右派问题得到平反改正。

　　那年10月初的某一天，潘寅生突然来到我教书的万安社中。我和潘寅生23年后重逢，两人都分外高兴，促膝谈心了两个夜晚，交流了血泪斑斑岁月中的各自遭遇，庆幸大难不死，不禁心潮澎湃，涕泪纵横。

　　那次交谈我才知道他在1957年反右时，被遣送苏北方强农场劳教近20多年，开初他因受冤屈不满，不愿劳动，被批斗打罚，吃足了皮肉之苦。后来他想争取早日离开这专政之地，就积极参与劳动。他在农场边劳动边自学，学完了高中课程，又学了大学课程。从17岁学到三十七八岁，劳教部门见他积极改造，就解除劳教让他回到南京，先在一所中学当临时代课教师。他多次到新华日报询问我，没有得到回答；后来找到新华日报政工部门，才告知我在启东万安教书。这次他专门从南京辗转赶来启东农村看望我，在我那里住了三天。

　　这次见面后我们又通过两次信，得悉他经过旷日持久的申诉，经历了无数的艰难曲折，终于平反了冤案，落实了政策，并被转为正式教师。以后就没有他的消息了。

　　又是30多年过去了，我去南京打探他多次，都没有得到任何信息，也无人知道他的下落。现在不知这位从小受苦受难，后来为了要读书又经历了种种磨难，一生坎坷的潘寅生，究竟在哪里？生活得怎样？

　　我的心里一直牵挂着！

　　（责任编辑：巫勇）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