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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名将于学忠和共和国将军郭维城的革命友谊

时间:2023/11/9 作者: 钟山风雨 热度: 13700
郭方成

  我的堂哥郭维城少将(1912—1995),辽宁义县人,满族。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同年入东北军,先后任张学良机要秘书、鲁苏战区秘书室主任、政务处处长等职。1942年任新一一一师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后任山东行政委员会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齐齐哈尔铁路局局长、西满护路军司令员、东北野战军铁道运输司令员、衡阳铁路局局长等职。1952年任中朝联合新建铁路指挥局局长、志愿军铁道兵指挥所司令员。回国后,任铁道兵副司令员,铁道部副部长、部长等职。他还是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作为党的地下工作者,郭维城与抗日名将于学忠有过一段共事经历,结下了深厚感情。郭维城在文章中写道:“1938年,我随于学忠进入山东……他对我非常信任,无话不说,对我没有任何保密的东西;我对他的情况非常熟悉,可以说了如指掌。”还说:“于学忠一生刚毅,宽厚待人,平易不浅露,朴实不枯淡,性识明达,人品很好。特别是他面对外侮针锋相对、大义凛然的爱国精神,充分表现了威武不屈的高尚民族气节。”

  这种相知相敬的革命友谊伴随了他们的一生。现撷取几段鲜为人知的往事,来缅怀两位为中国革命作出贡献的杰出人物。

  一

  被毛泽东赞为“热诚爱国”“对日抗战早具同心”的于学忠(1890—1964),字孝侯,山东蓬莱人。1921年前任排长、连长等职。1921年秋受吴佩孚赏识,升任团长、旅长、师长等。1926年投张作霖部。1928年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公署军事参议官。1930年任平津卫戍司令。1936年参加张学良主持的高级将领会议,支持兵谏,并在“八项抗日主张”上签名。西安事变后,奉张学良手谕,全权负责东北军。1937年1月,与杨虎城联合通电,要求释放张学良。1938年1月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3月率部参加淮河战役、台儿庄战役及武汉保卫战。

  1939年1月,于学忠出任鲁苏战区总司令,郭维城任其秘书室主任。不久,于学忠率部到达鲁南。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对于学忠极力拉拢,邀其将总司令部设在东里店的省政府。于学忠对沈鸿烈勾结日军的行为素持鄙视态度,他没有听沈的建议,而是把总司令部设在蒙阴的上高湖,这里与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王庄相距只有十几里路。所属五十一、五十七军四个师分驻在山东境内,与八路军交叉驻防。

  于学忠刚到鲁南,中共山东分局就派统战部长郭子化、组织部长李竹如、保卫部长张雨帆前往迎接。于学忠对山东分局的热情欢迎表示感谢,亲自接见了他们,并请他们吃饭。郭子化送给于一本《论持久战》。送走三位部长,于学忠将书交给郭维城说:“部队刚入鲁,我有很多事要做,抽不出时间看,你先看看,然后讲给我听吧。”郭维城拿到《论持久战》后反复熟读,在于有空时就给他讲。于学忠对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思想十分赞赏,说:“这不知是多少人的鲜血换来的,毛泽东先生高明,在《论持久战》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抗日定能胜利。”

  1940年夏,八路军又派鲁中地区专员牟易之到战区驻地许家庄看望于学忠,送他一本《新民主主义论》。于学忠也是让郭维城看后讲给他听。他对郭维城说:“共产党现在讲民主,实行二五减租,可以得到很多人的拥护,我服气。将来共产党能够成功。”

  郭维城回忆说,于学忠是人所共知的著名抗日爱国将领,在抗日问题上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和拥护。1939年4月,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梁漱溟从邹平骑个毛驴,只身来到鲁苏战区找于学忠。当时就是郭维城负责把他接到蒙阴的。梁漱溟到总部后,向于表示敬仰和支持,对沈鸿烈残害八路军表示反对,并就抗战问题与于学忠坦诚地交换意见,二人谈得十分融洽。此次鲁苏之行,梁漱溟生前曾多次兴奋地提到过。

  “五一”大扫荡以后,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到胡庄回访于学忠。这是他们第二次见面。两人长谈达一个小时。出来后张经武对郭维城说:“老头(指于学忠)表现很好,他态度很诚恳。我到延安开会,他让我带话向毛主席、周副主席等致意,给刘伯承将军问好。”

  二

  于学忠立身行事顾全大局,维护团结,一直与共产党保持友好关系。抗日战争中他不畏强敌,能征惯战,屡屡遇险,威德仁勇,无不敬服。他很有智谋与韬略,审时度势,缜思断行,是东北军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和张学良最为倚重的高级将领。张学良在90大寿后曾说:“我是疑你我不用你,必用你我不疑你。我最主要的两部将,一是于学忠,一是王树常。于学忠是吴佩孚的部下,投来我后一样重用。”还说:“王树常及于学忠是我两个左右手。”足见张学良对于学忠的信任和倚重。

  于学忠一生对张学良也是竭尽忠诚,矢志不渝。

  于学忠曾多次谈到张学良:“我一生最佩服的是张学良将军,他忠纯公正,明敏干练,无私无畏,说到做到。他待人宽厚,宁人负我,我不负人,有高尚的道德情操。特别是他彻底无私的爱国精神千古垂范,令人敬服……”“我一辈子也不能忘掉他、违背他。我不仅自己忠于张学良,也要教育我的部下忠于他。我希望以抗日战功和胜利果实来换取张副司令的自由。”

  他不准部下直呼张学良的名字,都要叫张副司令。郭维城曾问过他:“你能不能给张副司令下个评语?”他回答说:“张学良将军是典型的新军人,具有雄才大略,他的高招是学不来的。”

  于学忠曾邀请他的同乡温树德商量抗日策略。温树德曾任海军舰队司令,是坚决主张抗日的。他们谈过后,于学忠对郭维城说:“我和温很多方面看法一致,我们商量的结果,有三点共同主张……抗战胜利后,东北的地盘不能让蒋介石占去,要利用手里的军事力量,就近从海上、陆上赶紧抢占东北的地盘,把东北的地盘交给张学良。这也算我对张副司令有个交待。”

  1939年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时,沈鸿烈的第三支队(相当旅)秦启荣部,在泰安血洗中共山东纵队留守处,杀害几百名八路军官兵。国民党故作姿态,命令于学忠查清上报。于学忠秉公办事,派胡志广参谋前往认真调查,并告诉总部秘书长周从政等,必须按照调查所得的实际情况,秉公裁决,不可支持或偏袒某一方。反共老手沈鸿烈妄图掩盖秦启荣的罪责,问于学忠“打算怎么办”,于学忠说:“我只能秉公上报。”上报调查结果时,于学忠尖锐指出:这一事件的责任在秦启荣,不在八路军,八路军是真正的受害者,并严厉谴责了秦的罪行。处理命令下达后,八路军方面认为于学忠裁决公正,表示完全接受,而且还将事件发生的经过和总部命令的原文,印成小册子发下去。endprint

  于学忠的行为,遭到沈及其领导的省政府大肆攻击,称于学忠的头脑和作风受西安事变的影响甚深,认为总部秘书长周从政、秘书室主任郭维城等都是西安事变的余孽,这样是很难实现重庆政权剪除异党的既定政策的。沈鸿烈等人一方面不断地向重庆告于学忠的状,另一方面则秘密策划,准备暗中杀害于学忠。

  1940年夏,沈鸿烈写了一封亲笔信,令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员李子虔持信,找到被撤职的五十七军三三六旅六六八团一营营长韩子嘉,韩和李是同乡,商谈后,韩子嘉同意充当刺杀于学忠的凶手。一天,于学忠到干训班上课,行至途中,预先埋伏好的凶手乘机向于学忠投掷手榴弹。于学忠迅速卧倒,结果手部还是被炸伤,凶手当即逃走。为了混淆是非,凶手竟跑到八路军驻地,妄图嫁祸于人。

  对沈鸿烈的奸诈凶残,八路军早已洞察,随即将凶手韩子嘉和其供词一并送交鲁苏战区总部。此时,于学忠正躺在病床上养伤。他与郭维城谈起韩子嘉,谈起国民党,气愤地说:“我于学忠坚持抗日有什么错?我什么地方对不起国民党?他们为什么要置我于死地,非要我的老命不可?”他将此案交由郭维城去办。郭马上会见山东省高等法院副院长,研究相关事宜,最后公开审讯,将韩子嘉判以死刑,并将事件经过上报国民党当局,通报全国,以揭其奸。

  三

  重庆方面对于学忠的作为甚不满意,不久,蒋介石派大特务头子周复为鲁苏战区政治部中将主任,率大批政工人员来山东,充当于学忠部的监军。

  1940年冬,周复收到蒋介石发来的电报,主要内容是:“查五十一军一一三师上校团长王协一、一一四师参谋长解如川(解方),及两师中的一些中校、少校、上尉、参谋、团附等军官,都是共产党分子,着就押交鲁苏战区政治部主任周复处理。”电报中列出十五六人的名字。周复当即派第五十一军军长牟中珩持电报前往战区总部,请示于学忠如何处理。这是蒋介石处理共产党人的要案,而且电报明令将这批共党分子押交周复处理,这关系到是否执行蒋介石命令及对周复信任与否的问题。

  在风险面前,于学忠没有考虑个人得失安危。看过电报后,他对牟中珩说:“一个也不交给他,给他顶回去。你给蒋介石复电说‘王协一调师部附员,留在师部服务;解如川准予请长假,令其自行他谋;其余中校、少校以下军官,均留原职服务,由军部保证他们不出它事。这批军官大部分是东北人,自张副司令被蒋扣压后,他们都成了没娘的孩子。我们对待这些人,应当格外加以体贴。我们应当本着张副司令意旨办事。”事后,于学忠曾对郭维城说:“我们对蒋介石的方针是不即不离。因为你要和他太近了,他就把你溶化了;你若是离他太远了,他就用武力来解决你。”“只有用若即若离的办法来对付他才行!”

  根据于学忠的指示,牟中珩当即给蒋介石回了电报,使蒋及其顽固势力处置这批共产党人的图谋没有得逞。

  解方安全离开于学忠部,来到八路军山东根据地。据郭维城说,解方走时,为避免惊动周围,不收拾物品,不领薪金,他走了之后,于学忠以来不及追捕为由,始终没有发通缉令,还让人给解方往天津(家属在天津)寄过薪金。

  后来,于学忠谈起这件事时说:“当时我就把电报摆在办公桌上,什么话也不说。郭维城进屋后,电报依然明摆在那里,也不收起来,他能不看吗?后来这批共产党员都走了,还不都是郭维城通知的。”还说:“那时我就知道有的人是共产党呗。”

  四

  1940年9月,一一一师发生了师长常恩多率全师驱逐缪澄流的“九二二”除奸事件。于学忠与郭维城等顶住蒋介石的压力,保住了常恩多的师长职务。

  1941年2月17日,一一一师参谋长陶景奎、三三一旅旅长孙焕彩等,趁常恩多师长重病在卧,以共党罪名扣押了该师三三三旅旅长万毅。于学忠为保护万毅,命令将万毅送到战区总部看管。1942年4月,重庆政治部主任张治中发来急电:“奉总裁谕,万毅通敌叛国,着即就地秘密处决。”郭维城当时代理总部秘书长,在送电报时劝说于学忠应征求常恩多的意见,以拖延时间。于学忠同意了。

  郭维城回到住处,立即派警卫员刘鸿宾给常恩多送信。常恩多看信后火冒三丈:“这不仅是对万毅来的,而且是对整个一一一师和我常某来的,绝对不能杀万毅。”于学忠也下决心保护万毅,他令郭维城起草“万毅坚决抗日,屡立战功,何言通敌。如犯军法,应予公开审判,明正典刑。秘密处决,碍难执行”的电稿,发给蒋介石。

  当时,郭维城与常恩多正在密商一一一师起义,他们要把这支部队从反共摩擦中拉出来,带到根据地去。因常恩多已经病入膏肓,他当即写遗嘱:“本师官兵须知,务要追随郭维城,贯彻张汉公八大主张,以达到杀敌锄奸之大欲……”写完后,常恩多把那支大号派克钢笔送给郭维城留念。

  郭维城临危受命,决定联合万毅一起行动。当晚郭维城找借口到看管地去看万毅,告知起义安排。不料万毅当夜即跳墙逃跑。第二天一早,于学忠把郭维城找去,劈头就问:“万毅跑了,你知道不?听说你昨天去看他,是你把他放跑了!”郭维城说:“如果那样的话,我岂不是自己给自己背黑锅?我只对他说常师长病危,可能他害怕了。”于学忠要派骑兵去追,郭维城说:“依我看,他跑了好。不然经过军法分监部审判,早晚还得明令你把万毅杀了,你还是无法向张副司令交待。”于学忠觉得郭维城说得有道理,就以自己看管失职为由上报了事。

  郭维城离开后,立即去一一一师师部,组织一一一师和总部卫队营成功起义。当天夜里,于学忠发现部队有变,给郭打电话说:“事情我已经知道了,你们走到我前头了,我没有意见。东北军拿着东北父老的钱买的枪去打日本,我完全赞成,决不破坏你们。”郭维城激动地说:“总司令谅解就好,我们决不会危害你,一定保证你的安全。”

  五

  由于于学忠屡次被控倾向共产党,不宜久留山东,加上一一一师的起义,使得蒋介石更信不过他。于是,1943年夏,蒋介石电令于学忠出鲁,令第九十二军军长李仙洲率四个师进入山东,代替于部。endprint

  于学忠部出鲁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按照部队换防原则,等李仙洲部入鲁后于将防区移交给李后再行撤离。一种是不等李仙洲部入鲁,于便率部自行撤出。按前一种办法,国民党部队仍要进来,山东的形势将更加复杂;按后一种办法,八路军有可能将国民党部队拒之境外。那样八路军就可以集中力量抗日。因此,于学忠怎样率部出鲁,直接影响山东大局,是共产党当时非常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为了解情况,山东军区司令员罗荣桓把郭维城找到十字路他的驻地,问郭对于学忠出鲁的看法。郭维城回答:“于学忠是坚决主张抗日的,在九一八事变、在华北、在西安事变时都是如此,在抗日问题上他对蒋介石的方针始终不满。他这次出鲁是被迫的,很可能不等李仙洲进来就走。”

  罗荣桓认为这个看法有道理。他说:“国民党不信任东北军,所以才要于、李换防。于学忠如果搞得漂亮一点,对我们可就有利了。”“于学忠要是真的拍拍屁股就走,我们八路军保证一枪不打、礼送出境。至于对李仙洲,则坚决顶住,绝不能让他过来。”

  1943年7月4日,朱瑞、罗荣桓、黎玉、萧华以《关于对待李仙洲、于学忠之军事部署》致电军委和集总(“第十八集团军总部”的简称),提出“我之方针与部署:对于部西开不加钳制,并在一定条件下给予便利”,“派人与之联络,发起部分慰劳”礼送出鲁。中共中央书记处同意山东制定的方针。罗荣桓给各军区领导发电报:“东北军是中间势力,与我军有西安事变前后之友好历史。我对于学忠部应取团结态度,绝不能轻起衅端,即使顽固分子从中挑拨,我们也应加以忍让为妥。”

  不出所料,于学忠确实没有按照换防守则办。接蒋介石电报后,他没有与李仙洲联系,马上率四个师进入皖北。一路畅通无阻,八路军非但没有截击,还发动群众为于学忠部队送去很多鞋子,以示欢送。

  于学忠部这样撤出,使八路军得到了集中兵力的机会。李仙洲部入鲁计划,在没有部队策应的情况下,被八路军彻底粉碎。

  六

  1944年,于学忠被解除军权,携家人定居于重庆市江北县回兴乡黄桷坪。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蒋介石曾指定一架飞机给于学忠和他全家,准备胁迫他去台湾,于学忠隐居乡间始终未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于学忠以桑榆之年励精竭诚,积极参加国家建设事业。先后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河北省体委主任等。1952年12月担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1954年8月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9月任国防委员会委员;1956年被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三届中央委员。

  1957年反右派时,有人说于学忠有右派言论。周恩来总理让于毅夫告诉郭维城,找于学忠谈一谈。总理说:“于学忠无论如何不能陷入右派。”根据周总理指示,郭维城马上找到于学忠。他说:“我一生不会反对共产党,我如果反对共产党,今天就没有解如川、万毅你们这些人了。”他接着说:“并不是我反对共产党,而是我对民革中央某领导人提了意见,批评了他,结果他反说我有右派言论。请报告周总理,感谢他的关心,我于某人有生之年,绝不会反对共产党。”郭维城随即把谈话情况报告了周总理,于学忠在反右派中受到周总理的保护。

  1964年,于学忠因患肝癌住进了北京医院。同年8月,郭维城被任命为西南三线(成昆、贵昆、川黔铁路)建设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参与指挥修建西南三线。奉命奔赴西南之前,郭维城专门到医院看于学忠。于学忠对郭维城说:“党中央、毛主席很有战略眼光,修建西南三线很重要。这项决定是个大手笔,应当尽快建起来。你这次去担子很重,一定要搞好。你身强力壮又年轻,好好干吧!”

  那时,于学忠已经知道自己的病治不好了,但表现得非常坚强。他不悲观不伤感,心无俗虑,泰然处之,对生死看得很轻。他说:“这种病目前尚无彻底治愈的办法。不过对此我能够想得通,看得开。我年纪大了,已经74岁了,就是现在死了,也不算早夭。”郭维城劝他要有信心,坚持治下去,还是有希望好转的。于学忠笑着说:“努力配合,积极治疗我都能够做到,就这么办,争取延长生命。”

  谈到建国后张学良将军仍无法回家乡看看,于学忠非常伤感,说:“这辈子自己虽然死不足惜,但也有一件很大的憾事,就是恐怕见不到副司令了……虽然‘天眼难开,蒋介石不会开恩赦免,但他不可能长生不老,总有一天要故去,国家也有统一的希望,到那时候副司令便可恢复自由。我是等不到那一天了,你还年轻,你是可以见到他的,到时候替我向副司令转致问候,也就了却了我一生的心愿了。”

  郭维城非常理解于学忠对张将军的感情,他劝于学忠好好养病:“我们一同等张汉公自由归来。”看过于学忠之后,郭维城即起身赶赴西南。

  1964年9月22日于学忠病逝于北京,享年74岁。

  于学忠一生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处处以国家利益为重,思想上又不断追求进步。郭维城常说,于学忠非常爱国,虽然国内战火纷飞,他坚决不把一分钱存到国外,子女也一个没送到国外。于学忠不愧是一位赤胆忠心、热诚爱国的将军。

  (责任编辑:顾鸿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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