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国庆

　　新中国成立后，在基督教和天主教内开展了“自治”、“自养”、“自传”的改革运动。1950年5月基督教“三自”改革首先发起，而后及于天主教。与基督教“三自”改革运动相比，南京的天主教“三自”改革运动要更复杂曲折。笔者从南京天主教的渊源入手，以期还原60年前进行的那场疾风暴雨式的宗教改革。

　　1921年，梵蒂冈教廷成立天主教南京教区。教区的主教堂是1870年建成的“圣母无染原罪始胎堂”，因教堂门前的马路叫石鼓路，所以该堂被教友们戏称为石鼓路堂，简称石堂。1933年南京教区被划为中国籍神职班传教区，1936年7月7日，梵蒂冈教廷任命中国籍司铎于斌为南京教区主教，成为南京教区“首任国籍主教”，驻石堂主教府。

　　1946年下半年，梵蒂冈教廷又任命摩纳哥籍人黎培里为“第一任驻华公使”，驻南京天竺路25号“梵蒂冈驻华公使馆”。黎培里与国民党军政要人关系非常密切。1947年下半年，共产党在内战中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进攻阶段，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黎培里为帮助即将垮台的国民党政权，一方面派于斌去美国求援，给岌岌可危的蒋介石政权打气；另一方面则支持天主教继续与国民党合作，反对共产党。此外还利用中国教友对“圣母”的崇敬感情，鼓励天主教大、中学校内的男女青年教友加入反共宗教组织——“圣母军”。1948年12月，于斌自知国民党政府已经穷途末路，便在结束访美后去了台湾。从此由黎培里主要负责中国的天主教事宜。

　　运动的艰难开端

　　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推进，以黎培里为首的一批外籍神甫和中共的矛盾日渐激化。在南京解放前夕，一些外籍神甫就向天主教友散布“公教与共党冰炭不两立”的言论。还有一些外籍教师在教堂祈祷：“求神阻止解放军过江，就像《圣经》中埃及人被淹死在红海里一样，让共军在渡江时淹死在江中。”个别教会人士还发动教徒穿着“福音”背心，走上街头宣传所谓“末世”来临，制造“共产党来了就是世界末日近了”的舆论，以使教徒对共产党、人民政府产生不满情绪。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黎培里为首的一批外籍神甫凭着手中的“神权”、“圣统”，仍然以宗教为旗帜反对共产党政权。其中最为明显的事例，就是他以教廷公使为名义，向中国各教区发布了1949年7月1日罗马圣职部《命令》，《命令》中规定：“凡是报名加入共产党或对共产党加以赞助”以及“发表宣传或阅读载有共产党人理论或行动的书籍、杂志、报纸或在其上面写文章的天主教徒”都“拒绝其接受圣典”。接着黎培里又以教廷公使名义，发出了罗马圣职部1950年7月28日《警告》，重申1949年的命令，并宣称：凡是参加在共产党的支持和赞助下成立的一些组织的天主教徒，不论在何种名目掩护下，都将受到《命令》里所举的制裁，即“丧失其接受圣典之资格”，甚至要“遭受被教廷驱逐出教的特别处分”，并把处分范围扩大到“父母及其代理人”。1950年10月，抗美援朝运动开始后，黎培里又禁止教友参加抗美援朝运动。12月28日，基督教发起“三自”革新运动后，黎培里又向全国各教区主教发出《请视我主》的牧函，反对中国天主教实现“三自”革新方针，反对神职人员和教友参加“三自”改革运动，并称运动是“裂教”、“妨碍教会的超然性”的行为，此外还指示南京教区副主教、比籍神甫裴效远积极发展“圣母军”。此时的天主教，不仅在黎培里等人那里，就是一些普通天主教神职人员中也普遍对“三自”改革存在一些顾虑，他们认为开展教会独立自主会与维护教皇的“圣统”有矛盾；他们还担心“三自”改革以后，经济来源断绝，无法自养。因此他们主张效法日本天主教会自立的道路，即只要主教、副主教、管理财务人员都换上中国人，则中国天主教的“三自”改革就算大功告成。这一观点曾一度被黎培里采纳，他声称“中国天主教徒不必发起自立革新”，只要他一手包办，“保证中国天主教在五年内实行三自”。黎培里的一系列行动以及部分神职人员的改良思想给天主教的三自改革运动带来了很大困难，严重阻碍了运动的发展。

　　1950年11月30日，四川广元县以王良佐神父为首的500余名天主教友联名发表了《广元天主教自立革新运动宣言》。《宣言》提出：“基于爱祖国、爱人民的立场上，坚决与帝国主义割断各方面的联系”，“自力更生，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新教会”。1950年12月23日《新华日报》刊出一个基督徒致天主教友的《爱国不能袖手旁观》的公开信。南京市的天主教教会中学孙持方校长和教员汪皓，致函《新华日报》，表达了南京天主教爱国师生的反帝爱国、支持抗美援朝的严正立场。不久，在学校内成立了“弘光中学‘三自革新运动促进会”。

　　1951年1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欢迎天主教人士的爱国运动》的社论，指出：必须将天主教内的反革命分子清洗出去；爱国教友必须有勇气、有决心打破天主教内一切帝国主义分子及其代理人的控制。社论的发表，对南京天主教“三自”改革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951年3月，孙持方、汪皓等7人发起南京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签名活动，得到李维光副主教的热情支持。黎培里听说南京教友组织签名活动，当即发表所谓《学习参考》，说天主教是“超国籍、超政治、超阶级”，说“三自”革新是“裂教”。黎培里等人又对处在中间动摇状态的李维光副主教施加影响和压力，指使范伯禄及公使馆一等秘书陈哲敏等人对爱国教徒起草的宣言进行修改，规定“宣言中不得反对于斌主教，不得反对美帝国主义，不得提及梵蒂冈的教宗圣统”等等，致使《宣言》迟迟不能发表，在有关人士的过问下，以李维光副主教为首的783名神父、修女和教友签名的南京地区天主教反帝爱国联合宣言，于1951年3月31日在《新华日报》刊出。宣言表达了坚决与外国教会“割断政治与经济关系”，“实行自治、自养、自传三大原则”的强烈愿望。

　　《宣言》发表的当天，黎培里即发表了致我国各教区主教的牧函。信中表示“甚为悲痛”，“不能赞同”，“我特别不赞成的地方就是字句上包含着教宗干涉国家的内政和教徒反对本地教会的教长上——于斌总主教”，“这是敌人的诡计”。他并指派秘书陈哲民到石堂诘问李维光副主教，李维光对陈说：“黎培里还是回去吧，中国教会还是由中国人自己办。”但黎培里还不甘心，又在教友中传播“反对黎培里就是反对神长，反对梵蒂冈教廷”，“签名就是犯罪”，“参加签名的神职人员和教友要受惩罚”等言论。黎培里等人的言行，一度造成了南京市一部分教友的思想波动，认为《宣言》“侮辱神长”、“叛教”、“裂教”、“孙持方教友的身份要考虑”等等。神父赵鸿声公然宣称要剥夺孙持方领“圣体”的权利。为此，弘光中学孙持方、汪皓等25人在1951年4月8日《新华日报》上再次发表了《给南京天主教友的一封公开信》，针锋相对地揭露了南京天主教内部“帝国主义分子”和于斌的“罪行”，呼吁全市天主教友在组织上、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彻底割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endprint

　　1951年4月，《新华日报》连续报导了外国教会办的圣心、慈爱两儿童院百余儿童死亡的事件，4月22日天主教集中了数百教徒，举行了控诉大会及尸体展览。4月26日，南京教区副主教李维光等123人发表公开信，拥护政府接办“圣心”儿童院，并要求政府严惩残害儿童的“帝国主义分子”。政府根据群众的要求，作出了将20名外籍修女和传教人员驱逐或责令限期出境的决定。接着弘光中学的师生在反侮辱、反诽谤运动中，揭发了该校帝国主义分子牧育才、杜华等六人的“罪行”，要求政府驱逐他们出境并请求政府早日接办弘光中学。1951年5月29日，南京市文教局局长孙淑萍等亲赴弘光中学，宣布弘光中学由政府接办，更名为市立第九中学，孙持方仍任校长。天主教内的革新力量与教会中反共力量的较量取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

　　驱逐黎培里，取缔“圣母军”

　　黎培里的公开信于报纸上公布后，南京市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纷纷举行集会进行抗议、声讨。重庆、天津、上海等地天主教会也纷纷来电来函声援，要求政府将黎驱逐出境。于是南京天主教界又开展了驱逐黎培里的爱国签名运动。而黎培里的支持者又在教友中传播“反对黎培里就是反对神长”、“签名就是犯罪”、“背教要下地狱”等言论，并且拿停止“办神功”来对教徒施压。一些精神上受“神权”影响至深的教友因此产生了动摇情绪，他们见到爱国运动的骨干上门走访，则沉默不言，或者人家前门进他们后门出；有的白天参加了会议，晚上又到支持黎培里的神父面前去“求赎”。为此天主教界支持“三自”改革的力量在政府的支持下，对立场动摇的神职人员、教友进行了大量思想教育工作，在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内，召开了各类大小座谈会100余次，家访500多人次，帮助天主教的神长和教友们在思想上明确了两点：一是黎培里是帝国主义分子，他手中的“神权”是帝国主义的“神权”，爱国神甫、教友不应服从而应当反对；二是中国教会的事，一定要由中国神甫和教友来做，中国神甫一定要同中国政府和三自革新运动在政治上保持一致。

　　经过反复斗争，1951年6月24日，《新华日报》终于发表了以李维光为首的750余人要求驱逐黎培里的签名书。紧接着，在6月29日全市召开的南京抗美援朝代表会议上，天主教代表25人联名向大会提出了立即驱逐黎培里出境的临时动议，这一动议立刻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支援。天主教徒成立了驱逐黎培里示威游行筹备会，组织各区教徒学习，又发动群众展开控诉运动。7月23日，外籍神父唐惠民拒绝在主日上给教友李约瑟领圣体，并说爱国教友签名驱黎是“侮辱神长”，是“叛徒行为”，消息传到了正在举行控诉黎培里罪行的大会上，南京支持“三自”改革的天主教友被激怒了，当即有200多人自动整队前往金银街主教府责问唐惠民等人。教徒群众当场管制了他们，并要求政府传讯和驱逐他们出境。

　　7月25日，南京天主教在石堂旁的类思小学内召开驱逐黎培里的游行示威大会。由汪皓主持大会并宣读了要求我国政府驱逐黎培里的《宣言》。会上，全市700余名神职人员、修女、教友一致推举李维光代主教为领队，带领南京各界支援天主教的队伍共2000余人，高举彩旗、横幅标语，向黎培里居住的“公使馆”进发。当游行队伍经过市政府门口时柯庆施市长等领导亲自到队伍前与李维光、孙持方等握手，对他们的行动表示支持。各机关团体和各界人士，还在路边设立了鼓动站、茶水站，为游行的群众服务。南京天主教界的知名人士、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吴贻芳女士亲自端茶送到游行队伍中。金陵大学鼓动站就设在“公使馆”门前，校长李方训带头呼口号，表示对天主教“三自”改革的声援。当游行队伍到达“公使馆”门前时，李维光率领队伍高呼口号：“驱逐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出境！”并向“公使馆”递交了抗议黎培理干涉中国内政和教务的抗议书，把大标语贴在“公使馆”大门上。不久，南京市人民政府传讯了黎培里。

　　1951年9月4日，南京市军管会发布命令，将黎培里永远驱逐出境。9月6日，全市天主教友举行庆祝驱逐黎培里反帝斗争胜利大会，宣布成立南京市天主教三自革新运动促进会筹委会。

　　就在筹备“南京市天主教革新运动促进会筹备委员会”的前夕，发生了反对“三自”改革的赵鸿声——南京“圣母军”指导司铎不给女教徒汪荣如领“圣体”的事情。赵鸿声随即被“三自”改革支持者驱逐出石鼓路天主堂。在政府的引导下，南京市随即又掀起了一场与“圣母军”的斗争。

　　“圣母军”又名“圣母御侍团”，1921年9月7日成立于爱尔兰都柏林。在中国，“圣母军”是在解放战争时期成立的，由黎培里发起并领导。关于这一组织的性质，在黎培里1949年2月写给他的秘书陈哲敏的信中有集中体现，他说：“‘圣母军能对任何的社会氛围，如本堂区、学校、工厂、军队……都无往而不适宜”，可以成为“渗透一切的思想和行动”，从而使“基督庇神国在中国不但不感到损失而消沉，反而更进一步的发展，继续他神圣的权利”。“圣母军”在全国各地活动期间，大量吸收被新政权打压的逃亡地主、恶霸、土匪、特务，他们经常秘密集会，交换情报，讨论和布置反对新政权的活动，还出版《现代问题解答》、《恐怖的共产主义》之类的反共书刊，此外还攻击共产党、人民政府和人民领袖。南京的“圣母军”则针对政府各项政策措施，有计划地进行反对攻击，特别是反对全市天主教的革新签名。圣心儿童院大量儿童惨死事件被揭露后，“圣母军”即散发政府歪曲事实真相的传单——《此次不幸事件的详情》。

　　赵鸿声被打倒后，“圣母军”受到南京当局直接打击，1951年10月10日，市军管会宣布取缔“圣母军”，规定一切“圣母军”组织均须立即解散，凡是参加“圣母军”人员办理登记或退团手续。同时逮捕赵鸿声，并对其进行突击审讯。10月13日，开始办理“圣母军”团员登记、退会手续。由于南京“圣母军”成立时间短，人数少，取缔前即已掌握了“圣母军”的全部材料，加之采取了“打击上层，分化中层，争取下层”的工作方针以及“先松后紧”、“先谈组织后谈罪恶”、“先别人后自己”及“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斗争策略，因此取缔工作较为顺利。到10月21日止，“登记、退会的‘圣母军人员，总数即达300余”。登记的“圣母军”人员，交出了“军旗”、“军券”、组织名单及大量证件、“圣母军”手册，还有“圣母军”第一届常年大会全体会员照片及书刊杂志。基本上摧毁了“圣母军”这一组织。endprint

　　驱逐龚品梅

　　南京市天主教在取缔了“圣母军”后于1951年12月15日在长江路圣心堂召开了第一次代表会议，会议总结了8个月来南京天主教反帝爱国斗争的成绩，通过了南京天主教革新运动促进会章程和全市天主教徒爱国公约，选出了李维光、孙持方、汪皓、王性天等23人为革新运动促进会的委员，李维光、孙持方和汪皓分别当选为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正式成立了南京市天主教革新运动促进会（后改称“南京市天主教爱国会”）。

　　黎培里被逐出境后，1952年1月18日，梵蒂冈教宗庇护十二世发布“致中国主教、神父、教友的通谕”——《朕至为关心》，称中国发生了“教难”，说正在进行的天主教“三自”改革运动是“阴险”的运动，坚称黎培里等人“遭人冤枉诬加罪名”，鼓动中国天主教神职人员和教友要“大义务为”。并宣布撤销南京教区，任命上海天主教主教龚品梅兼任南京教区和苏州教区主教。龚品梅针对南京天主教的改革运动，进行了一系列抵制活动：亲自去无锡做弥撒，派人控制丹阳、常州、镇江等地，积极向南京推进，并任命无锡神父康世诚为南京教区地下副主教。龚还指定王性天为长江路天主堂地下本堂神甫，并宣称凡未经范伯禄、王性天签署证明的南京天主教友不得进上海徐家汇天主堂办“神功”，领“圣体”。龚还指示范、王等人，联络组织一些教友与南京市天主教改革力量唱“对台戏”，要教友执行他的“三不”（不听共产党宣传、不看共产党的报刊、不讲教会中有帝国主义分子）和“三退”（退团、退队、退中苏友协）的指示，要求参加过“三自”改革运动的教友和神职人员去上海向龚做“补赎”。龚还秘密下令摘掉了两名参加“三自”改革比较积极的南京教区神父的神权。王性天、范伯禄等人在龚的支持下，在教堂内外传播李维光被罗马教廷“绝罚”，“无神权了”，“参加爱国运动的神甫无权做弥撒”，并拒绝给教友们办“神功”，以此来打击李维光的威信。一时间，在南京天主教内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反“三自”改革势力，某次李维光在教堂内做弥撒时，竟出现大部分教徒退出教堂的情况。

　　1952年2月，梵蒂冈教廷发布第二个通谕，称李维光“公开以言论和行动反对总座公使黎培里留在中国”，命令指出：“宣判你已是受到绝罚的”，“但是圣部诚恳地希望你及早回头，认识自己的错误”，“相当的补赎，补赎你所犯的罪过，并向南京总主教区管理主教大人求赦罪，他是唯一有权赦免你这个罪人的”，“否则……你将受到永罚的惩处了”，从而鼓动李维光放弃支持“三自”改革的立场。此外，王性天等人还听从龚品梅的指示在南京教友中大量传播对李维光个人不利的舆论，这给李维光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经过当时市委市政府领导同志反复做工作，并帮助李解决在工作、生活中的具体困难，李维光才坚定下来。很快李维光发表了“爱国是天职，何罪之有？！‘绝罚无效”的声明，仍理直气壮地照常在石堂内举行弥撒，给教友施行圣事。针对龚品梅的“三不”指示，李维光领导的天主教界提出了“五要”（要听、要看、要讲、要学、要做），决心更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和政府的周围，继续进行天主教“三自”改革。

　　为彻底清除国外教会势力和龚品梅的影响，从1953年开始，江苏省、南京市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和天主教革新运动促进会，多次联合召集江苏省和南京市的神职人员、修女共数百人次的座谈会，组织到工厂、农村参观访问，赴上海、天津等地学习交流经验。在市、区政府的支持下，促进会在当时全市的7个区都成立了天主教爱国小组。为了使贫困教友从经济上断绝对国外教会势力的期望，组员们挨家挨户走访教友，了解他们的思想、生活状况，消除他们的顾虑，帮助他们改善生活。根据教友家庭实际困难程度给教友补贴，或贷款给他们，让他们从事小本生意。此外促进会还主动与有关单位和部门联系，为无业教友安排就业。这对天主教改革运动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1953年11月20日到21日，南京天主教第二次代表会议在长江路圣心堂举行，神职人员、修女和全市各区的教友代表120人参加了会议。会上正式成立了南京市天主教友爱国会，通过了爱国会章程，选举了领导人，李维光代主教当选为爱国会主任，孙持方和汪皓当选为副主任。

　　1955年9月25日，上海市天主教界召开了声讨反革命集团的万人大会，龚品梅等30多名神父及300多名教徒被逮捕入狱。不久他在南京的支持者——神甫范伯禄等也被逮捕。天主教内的反共势力以此为标志，被彻底清算。1957年7月，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在北京成立，沈阳教区总主教皮漱石当选为爱国会主席，李维光等8人为副主席。接着，南京教区于1958年3月8日到21日召开有神甫、修女和教徒代表参加的会议。与会代表明确表示，自选主教是中国天主教应有的独立自主的权利，同时否决了于斌窃据20余年的南京总主教区总主教的名义，并以无记名投票选举了李维光主教为南京教区第三任正权主教。3月19日，他的就职大典在石堂隆重举行，南京教友和各地教友代表都到石堂于礼。至此，绵延数年的天主教“三自”改革运动告一段落。

　　（责任编辑：巫勇）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