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祖涛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文胆”陈布雷之所以在蒋介石面前成为郭沫若的说客，并促成流亡日本十年之久的郭沫若得以回归祖国，参加伟大的抗日战争，这其中除了出于抗日民族大义，应当说还有着作为同时代的他本人与郭沫若两个文人之间的惺惺相惜。

　　陈布雷名训恩，字彦及，号畏垒，笔名布雷。浙江省慈溪县西乡官桥人。1907年入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就学，1911年毕业，名列第四名。同年秋应上海《天铎报》之聘，任撰述，开始用“布雷”为笔名。武昌起义时，陈布雷在《天铎报》上以布雷笔名，设《谈鄂》专题，按日连载，共写10篇专论，沪杭各地竞相传阅，从此布雷之名响彻沪、宁、杭等地。陈布雷在《天铎报》因与总编辑李怀霜意见不合，遂辞职回宁波任教于效实中学，并于1912年3月在宁波参加同盟会，1920年前后，汤节之在上海筹备出版《商报》，约陈任编辑主任。陈布雷与潘公展等所撰社论、短评通畅犀利，深受读者欢迎。《中华新报》主笔张季鸾称赞说，《商报》社论为“论坛寂寞中突起之异军，辗转探询，始知著论者为陈、潘二人”。孙中山对《商报》也非常赏识，说“××等报，虽属党员办的报纸，可是为党宣传最得力的成绩，远不及《商报》；《商报》只是几个同志在那里苦撑，可称为忠实的党报”。蒋介石这时在上海订阅《商报》，经常读署名布雷的文章，也常听戴季陶等称赞陈布雷的文笔流畅犀利。1923年，《商报》改组，所刊评论改用署名制，陈布雷开始用“畏垒”笔名在《商报》上撰文。

　　在上海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商报》亦很注意，在自己办的刊物上常转载《商报》的社论。当时上海的进步人士也多认为陈布雷饱读中国的典籍，为人富正义感和爱国心，重义气，明是非，文笔犀利流畅，笔调苍劲古朴，实为难得之才。1927年是陈布雷人生的分水岭，蒋于这一年春天，派遣黄埔军校秘书长邵力子先期北上，意在联络沪上各报及陈布雷等人。邵力子面见陈布雷，拿出一只大信封，递给陈布雷说：“蒋先生对君极为慕重。”陈布雷打开信封一看，是蒋介石的一张戎装照片，并有亲笔签名：陈布雷先生，弟蒋中正。该年，陈布雷与潘公展同至南昌见蒋介石，同年加入国民党，4月出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5月赴南京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书记长。也还是在上世纪20年代初，陈布雷在上海成为名记者的时候，郭沫若刚从日本回国，弃医从文，组织创造社，随即以诗文驰名中国文坛。那时他俩都在上海，互慕文名，却并不相识。1926年7月，郭沫若从上海到广州投笔从戎，被蒋介石任命为中校军衔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和行营秘书长，到了当年10月份，他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已经官升三级，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将军衔的总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初，陈布雷去南昌，除去拜访张静江、蒋介石外，也会见了一批社会名流，或许因为同是文人，他惟独对郭沫若留下深刻的印象。

　　那天，长郭沫若2岁的陈布雷与郭沫若相逢，郭沫若一身戎装，上衣紧系武装皮带，脚蹬皮靴，肩挂皮包；而陈布雷则是一袭长衫，一双布鞋，文质彬彬。陈布雷笑着一拱手说：“沫若先生，久闻大名，今日得以一睹风采，真是三生有幸。”郭沫若也很尊敬地还了一个军礼，说：“畏垒先生，先生在《商报》上的时评，早已拜读，真是力透纸背，横扫千军，对北伐可是起了极大的推动鼓舞作用啊。”“过奖，过奖，”陈布雷谦虚地说，“拙文还请多多指教。先生的文学大作，引领时代风骚，那真是大手笔。”

　　1927年3月，蒋介石占领南京，其北伐军司令部遂迁往南京。国民党就此形成了南京北伐军司令部和武汉国民政府两大阵营。3月31日，郭沫若来到南昌，在第二十军党代表朱德家中写成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文中大骂蒋介石是“国贼”，说“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他号召全国军民起来反蒋，“现在凡是有革命性、有良心、忠于国家、忠于民众的人，只有一条路，便是起来反蒋！反蒋！”郭沫若一面派人将文章送到武汉刚创刊不久的《中央日报》上发表，一面在南昌印成小册子广为散发。一时间，郭沫若名声大震，俨然是工农武装的代言人和武汉国民政府的反蒋功臣。蒋介石看到檄文后勃然大怒，于5月10日发出了《通知军政长官请通缉趋附共产之郭沫若函》，诬郭沫若“趋附共产，甘心背叛，开去党籍，并通电严缉归案惩办”。郭沫若于1928年2月由周恩来安排流亡日本。郭沫若在日记中写道：“定十一号走，心里涌出无限的烦恼。又要登上飘流的路，怎么也觉得不安。”从此，郭沫若开始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海外流亡生活，埋头研究中国古代社会，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重要甲骨文学术著作，成就斐然，名震东瀛。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国共两党又一次合作。曾经担任过福建省政府委员的郁达夫，直接找到陈布雷，说郭沫若在日本处境危险，想回国抗日，请他在委员长面前疏通疏通。陈布雷在做了充分准备以后，直接向蒋介石禀报。但蒋介石旧恶未忘：“郭沫若这个人呐，嗯，写我的那篇文章，太刻毒了！”陈布雷捧出郭沫若近年在日本出版的《两周金文辞大系》《殷契粹编》等一叠书，小心翼翼地说：“委座，据说，郭沫若这些年没有再搞政治，他主要是埋头研究殷墟甲骨文和殷周的铜器铭文……学术成果在国际上很有影响。……”蒋介石接过书，随手翻了翻问：“他在研究乌龟壳和骨头？”“对，他研究的是中国古代史，甲骨文……”陈布雷说：“他可是个有世界影响的人才啊！”“可是，他写我那篇文章，可太……”“委座，”陈布雷鼓起勇气说，“此一时彼一时啊，那时是各为其主。现在他专门研究古代史，我想，把这种人才搜罗起来，正可说明领袖的宽容大度，捐棄前嫌，以民族大义大局为重。再说，郭沫若是个日本通，我国抗战理应重视这类人才。”“那么这个通缉令……”“我看正好以抗战开始，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以共赴国难为理由撤销这个通缉令。”蒋介石沉思片刻，表示同意。考虑到日本人可能会为难郭沫若，撤销通缉令的手令暂不宜立刻公布，陈布雷说：“这件事，就交由我去处理好了。”陈布雷很快把这个消息告诉郁达夫，也通告了共产党方面的李克农。这样，郭沫若就于1937年9月下旬秘密乘船回国。后蒋介石召他去南京，在陈布雷陪同下接见了他。“你回来了，精神比从前更好。”蒋介石与郭沫若握了握手，又问了他的行程和家眷近况。交谈中，双方都回避了十年前两人间的旧账。

　　1938年4月，郭沫若出任军委政治部（部长陈诚，副部长周恩来）第三厅中将厅长，投身于中国抗日战争的时代洪流。此时，陈布雷虽在国民党上层任职，但他文人气极重，一般人很难进入他的视线，可对真正文人，他还是相当诚挚的。当别人拿来请发起人签名的“郭沫若50诞辰和创作生活25周年庆祝缘起”的横幅时，陈布雷欣然签上自己名字。从后来的情况看，做郭沫若纪念活动发起人，他是乐意的，也是认真的。11月16日这一天，重庆大规模庆祝活动开始。当天，陈布雷写了一封热情而真挚的信，表达他的衷心祝愿。陈布雷还在信后附上一组诗，从郭沫若当时的影响，写到他的业绩成就；从他的作为，写到诗者的真诚祝愿。对于久不作诗的郭沫若，接到陈布雷的贺函及贺诗，亦情不自禁。他也赶紧回陈布雷一函，函后附有步陈布雷诗原韵四首，“幸有春风天际来”便是其中写陈布雷大义为郭沫若做说客的名句，郭沫若和诗写成之后，将它们与陈布雷之诗一并交给重庆《大公报》。这两组唱和之诗于11月28日同时在该报刊出。《大公报》发表这两组诗的第二天，另一家《扫荡报》也予以刊出，引起很大反响，在陪都传为佳话。

　　（责任编辑：张英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