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滨新

　　享誉世界的印度诗哲泰戈尔在1924年首次访问中国，与“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蔡元培结下深厚友谊，两人竭力筹建中印学会并在印度创办中国学院，共同编织中印交流的文化纽带，为增进近代中印友谊作出了重要贡献。

　　蔡元培邀请泰戈尔访问中国

　　中印近邻均为文明古国，两国文化交流源远流长，特别是唐朝僧人玄奘西行取经和明代郑和七下西洋，更是家喻户晓。近代以来，尤其是19世纪帝国主义先后入侵印度和中国，两国交流陷入低潮。上世纪20年代的泰戈尔访华，翻开了近代中印文化交流史的崭新一页。

　　蔡元培邀请泰戈尔访华，源于对文化交流融合和印度文化的重视。1916年8月，蔡元培在德国留学时发表了《文明之消化》，指出，一个民族文化的进步，都包含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吸收和消化。他举例说，中国自汉至宋吸收了印度文明，在哲学、文学及美术方面，“得此而放一异彩”。但自元以来的六百多年间，与欧洲文明虽有接触，然未尝有大量的吸收，只是墨守前人已有的成就，有如冬蛰之动物“日趣羸瘠”。

　　泰戈尔是印度文献记载中最赞扬中国、最主张中印友好的人，在他看来，中国是一个有着独特魅力的国家，中国文明也是他所提倡的东方文明代表之一。泰戈尔8岁开始写诗，12岁创作剧本，15岁发表长诗，代表作有《吉檀迦利》《飞鸟集》《新月集》等。1913年，凭借诗集《吉檀迦利》成为首个获西方世界最高荣誉诺贝尔奖的东方人。此后，欧洲掀起盛况空前的“泰戈尔热”，并迅速由欧洲传到日本。中国新文化运动深受欧洲、日本影响，泰戈尔的作品便由陈独秀等翻译传到国内，其行踪、思想和人格也受到国内关注，一些知识分子感情上倾向于这位印度先哲。

　　1920年，蔡元培等知识界人士邀请泰戈尔访华，当时因其筹备国际大学在欧周游，回国后又陷入政治争论而未成行。1922年冬，梁启超、蔡元培等组织的讲学社再次邀请，泰戈尔决定1923年8月到中国访问，但由于身体原因又推迟行程。

　　1924年4月12日，泰戈尔一行乘“热田丸号”抵上海，开始为期50天的中国之旅。一踏上中国土地，泰戈尔就情不自禁地说：“朋友们，我不知道为什么，到中国就像回到故乡一样。我始终感觉，中国和印度是极老而又极亲爱的兄弟”，“我是来（中国）要求重辟交往的道路。这条路我相信还是存在的，虽然被荒草和荆棘湮没了，但还是有迹可寻的”。

　　泰戈尔此次访华，受到梁启超、蔡元培、胡适、梁漱溟、辜鸿铭、熊希龄、蒋梦麟甚至溥仪等人的欢迎，徐志摩全程陪同并任翻译。泰戈尔先后访问上海、杭州、南京、济南、北京、太原、汉口等地，发现“中印两国的山脉操相同的语言，两国的湖泊面带同样妩媚的笑容，两国的树木也相像”，因而“没有丝毫陌生之感”。他每到一处，都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讲：“我经常对自己说，中国是个伟大的民族，他们创造了整整一世界的绚丽”；“让我们，中国和印度，联合起来吧；让欢迎伟大时代的歌声从中国和印度响起来，让我们两个国家把欢迎的灯点起来，迎上前去吧！如果由于逆风说不定谁的灯会被吹灭，就让我们互相帮助；说不定谁会晕倒，就让另一个把她唤醒吧！”

　　4月23日，泰戈尔抵达北京前门火车站，蔡元培、梁启超等前往迎接。5月7日，是泰戈尔63岁生日，蔡元培等在北京精心组织祝寿会，安排演出泰戈尔的名剧《齐德拉》，梁启超还巧妙地把古代中印两国的别称“震旦”和“天竺”联起来，赠泰戈尔一个中国名字“竺震旦”，期望其在两国文化交流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5月19日，梅兰芳在北京开明戏院为泰戈尔专场演出京剧《洛神》，泰戈尔在梅兰芳的一柄绢制纨扇上即兴用毛笔题赠一首小诗，兴致勃勃地朗诵给大家：“认不出你，亲爱的/你用陌生的语言蒙着面孔/远远地望去，好似/一座云遮雾绕的秀峰。”5月30日，泰戈尔离开中国前往日本。

　　1929年3月下旬和6月中旬，泰戈尔在赴美国、日本讲学往返途中路过上海，在徐志摩家短暂逗留几天，谈诗写诗，没有外出作演讲。

　　泰戈尔宣扬东方的精神文明高于西方的物质文明，使国人在西方思潮不断涌入的同时，也聆听到了一位东方智者的声音。泰戈尔来华，进一步传播了印度的哲学和文化，那清新秀丽的诗作对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初期产生深刻影响，也激起了国人了解印度文化的热情，掀开了20世纪中印文化交流的崭新篇章。

　　筹建中印学会

　　泰戈尔用诺贝尔文学奖奖金在印度圣地尼克坦（意为“和平之乡”）创办国际大学并自任校长。1921年12月国际大学成立后，他在一位法国汉学家的帮助下首先设立中国系，本人也常去那里听课。泰戈尔访华后，他整理出版《在中国的演讲》一书，同时更加坚定了依托印度国际大学开展中国研究的理想。

　　1927年，泰戈尔赴新加坡访问时，邀请在那里任教的中国学者谭云山到国际大学传播中国文化。就中印文化交流，泰戈尔与谭云山反复商量，打算“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计划“第一，多招几个中国学者来印度；第二，在国际大学特别设立中国学院；第三，多介绍几个学者去中国；第四，在中国方面特别办一个学院”。

　　1931年，谭云山受泰戈尔委托，带着“计划书”回国找蔡元培请求支持。蔡元培很有人缘和威望，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对恢复中印文化交流十分重视，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曾聘梁漱溟讲授《印度哲学概论》，那是中国大学里的第一门印度学课程。蔡元培对泰戈尔非常敬重，答应由他出面努力，组织开展派遣留学生、筹建中印学会等相关工作。

　　泰戈尔所说的“一二百年来到印度的第一个中国学生”魏风江，就是由蔡元培派遣的。魏风江系浙江萧山人，思想开放而活跃，喜读泰戈尔的诗歌。1933年12月，蔡元培派遣魏风江赴国际大学学习印度历史、文学。临行前，蔡元培书赠“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的条幅，以示对魏风江的鼓励。

　　魏风江带着蔡元培的介绍信只身来到印度，晋见仰慕已久的泰戈尔。初次见面，泰戈尔用诗一样的语言说：“你是从中国飞到国际大学的第一只小燕，欢迎你来这里筑巢。”魏风江深得这位白发银髯老人的喜欢，与泰戈尔结下至深师生情谊，并终其一生為中印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向印度派遣留学生的同时，蔡元培还与泰戈尔一起在中印两国创办中印学会。在戴季陶、周谷城、徐悲鸿等政界和文化界人士支持下，1933年6月出版了《中印学会：计划、总章、缘起》的小册子，开始实质性地筹备工作。学会“以研究中印学术，沟通中印文化，并融洽中印感情，联合中印人民，以创造人类和平，促进世界大同为宗旨”，“分设中印两国之文化中心地点，于两国其他地方设分会或通讯处”。据谭云山《印度纵谈》记述，1934年5月，印度的中印学会先于中国在国际大学内成立，由泰戈尔任主席。

　　1934年11月，谭云山从印度回到中国，带来泰戈尔当年9月28日写给蔡元培的信。信中说：“我愉快地邀请中印学会把我在圣地尼克坦的大学用作它在印度的活动中心。我希望我的朋友热情欢迎这个学会，并慷慨地帮助我的朋友谭云山教授实现他的计划，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团体以促进中印文化交流。”1935年5月3日，中国的中印学会在南京正式成立，蔡元培任理事会主席，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为监事长。

　　中印学会是第一个从事中印文化交流的正式组织，学会呼吁和促成在印度的大学设立中国国学和佛学讲座，在中国的大学中设印度佛学及印度文明史讲座，有许多知名人士都加入学会。印度共和国最早的三位总统普拉沙德、拉达克里希南和侯赛因都曾是中印学会会员。持东西方文化“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论的印度学泰斗季羡林就是中印学会会员，他称中印睦邻关系是“天造地设”，印度政府于2008年向他颁发国家荣誉“莲花奖”。

　　在印度创办中国学院

　　泰戈尔的国际大学的理想是世界“在这鸟巢中相会”，他认为“这个理想，没有中国人士的帮助和合作，是绝对不能完成的”。这个理想的最大实现，则是在两国中印学会的努力下，把国际大学的中国系发展成了中国学院。

　　1934年9月28日泰戈尔给蔡元培信里所提到的“谭云山教授的计划”就是中印文化交流计划，“永久性的团体”就是指在国际大学建造中国学院。中国学院主要包括1个大厅、1间阅览室、1间厨房和2间客房，总共需费3万卢比印币；还要设立中国图书馆、教授基金和奖学金。

　　蔡元培对创办中国学院非常支持，于1935年2月6日用英文复信泰戈尔，感谢其允诺把国际大学作为中印学会的活动总部，并说：“历史上，印度曾一度对中国文化产生过无可比拟的影响。尽管近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两国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系有所减少，可是，对于我们每个珍视自己祖国文化传统的人来说，没有什么能比恢复这种传统的友好联系，以便我们学习贵国的使古代文化适应现代社会的方法和经验，而更受我们的欢迎了。”对建立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一事，蔡元培表示“当尽力和他（指谭云山）合作，尽管我们目前财政困难”。

　　蔡元培等在戴季陶、太虚法师、徐悲鸿等大力支持下，竭力帮助谭云山筹资3万多卢比（旧币，相当于3万多银元），购买、募捐中文图书15万卷。

　　获悉已筹到足够的款项和书籍，泰戈尔很兴奋，当即决定在国际大学划出一块环境优美的地方，建造教学楼中最大的楼作为中国学院大厦，并要求师生“务使它在最短时间完成”。

　　1936年10月，泰戈尔致信蔡元培，称收到其2月6日的信件“欢欣鼓舞，一如校园中飞来中国的鸣凤”，并说“中国学院大厦，经此间人士精心规划，工程进展迅速。竣工以后，中国学院将择期举行成立典礼”，邀请蔡元培前来“主持典礼”。

　　蔡元培于同年12月复信泰戈尔，对建造中国学院大厦表示祝贺，由于患严重的伤寒症，“健康不佳，碍难远涉重洋，赴印访问”，转请谭云山教授师生作为“我个人及我国人民之代表，参加这一有历史意义的盛典”。次年3月，年已七旬的蔡元培书写横条一幅寄给泰戈尔，阐明中国学院的宗旨：“研究中国学术，沟通中印文化，融洽中印感情，联合中印人民，创建人类和平，促进世界大同。”

　　1937年4月14日，孟加拉新年第一天，76岁的泰戈尔亲自主持中国学院举行落成典礼，并发表题为《中国和印度》的演讲。他动情地说这是“伟大的一日”，“今天揭幕的这个大厦，将会变成两国之间与时俱增的更大了解的核心与象征。……中国学生和学者将来到这里和我们同甘共苦，为着一个共同的事业，各尽其能，重建两国人民间的友好关系”。中国学院的成立典礼，也受到甘地、尼赫鲁等印度领袖的祝贺。

　　蔡元培因身体原因未能前往，他以中印学会理事会主席名义致电祝贺，声明诗人发现“中印两国的山脉操相同的语言，两国的湖泊面帶同样妩媚的笑容，两国的树木也相像”，愿共同努力，加强中印文化合作，“以阐扬东方文化学术，而使全人类获得亲爱和平与幸福，并实现全世界之伟大协和”。

　　中国学院是中印学会的一个结晶，也是两国交流的文化纽带。许多交流计划和项目因经费困难、抗日战争爆发等未能实现，但学者交流和互送留学生等一直在进行。中国学院成为印度培养汉语人才的摇篮，极大推动了印度的中国学研究。

　　蒋介石、宋美龄、戴季陶、徐志摩、徐悲鸿、陶行知、张大千、常任侠、金克木、郑振铎、周而复等，都曾到中国学院访问或作学术演讲。泰戈尔对中国来的客人十分热情，“我们荣幸地和你们欢聚，作为你们的东道主，作为你们的兄弟和挚友。让我们常来常往，我邀请你们，一如你们邀请我”。

　　1937年9月10日傍晚，泰戈尔突然失去知觉，昏迷48个小时后才慢慢恢复知觉。诗人之病牵动了许多人的心，蔡元培等中国文化界人士联名致电慰问。据中国学院院长谭云山回忆，在众多的慰问电中，泰戈尔康复后发出的第一封电报便是给蔡元培等人的复电，电报对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表示钦佩，祝愿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

　　“龙象共舞，从文化开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印度仍是英国殖民地，中国也处在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专制统治下，正在开展艰苦的抗日战争。在此背景下，蔡元培和泰戈尔为增进中印文化交流所作出的努力更为宝贵。

　　1940年3月和1941年8月，蔡元培和泰戈尔先后辞世，但中印学会和中国学院依然活跃，推动着中印友好交往如黄河和恒河之水奔流不息。1942年8月和10月，两地的中印学会分别召开大会，扩充组织，确立下一步工作计划。中国学院至今是国际大学唯一的有名有实的外国学院，每年招收几十名学生。1950年，印度成为与新中国建交的第一个非社会主义国家。1957年1月30日，在印度访问的周恩来总理来到国际大学中国学院，赞扬泰戈尔是“对世界文学作出卓越贡献的天才诗人”，是“憎恨黑暗、争取光明的伟大印度人民的杰出代表”，“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热爱”。

　　2010年12月15日，温家宝总理访印期间与印度总理辛格共同宣布2011年为“中印文化交流年”，还赴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与师生进行交流，称泰戈尔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并亲笔书赠“中印友好”四个大字。2011年7月份，上海市档案馆与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联合举办的“泰戈尔的中国之旅”图片展在印度巡回展出，120余幅珍贵图像再现了上世纪20年代泰戈尔三次访华的历史足迹。■

　　（责任编辑：巫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