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亮

　　

　　

　　

　　一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因病逝世,消息传来,全国人民十分悲痛,纷纷用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哀悼。周恩来是江苏淮安人,家乡人民对他有着十分真挚的感情。南京又是周恩来曾经战斗过的地方,1937年抗战初期和1946年抗战胜利后,周恩来曾两度率中共代表团在这里与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建国后,周恩来又十分关心家乡的建设和发展,多次就江苏的工作作出指示。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江苏造反派分成两派,挑起大规模武斗,给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带来严重损失。周恩来见此心中十分不安,安排江苏的群众组织代表到北京办学习班,苦口婆心地做工作,经常一谈就是几个小时,有时还是深夜挤出时间来谈话,争取群众组织联合起来,停止武斗。因此,南京人民对周恩来有着一种特殊的深厚感情。

　　周恩来逝世后,南京人民不顾“四人帮”的禁令,在单位里设灵堂,悬挂周恩来遗像,扎花圈,摆花篮,开追悼会。人们还胸佩白花,臂缠黑纱,抬着精心制作的花圈,来到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曾经战斗的地方——梅园新村纪念馆,凭吊敬爱的总理。时值严冬,寒风呼啸,天暗云低,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在梅园新村纪念馆墙外排起了长队,追悼队伍从梅园新村街道向长江路、太平北路、北京东路、鼓楼广场延伸,长达数公里。据当时资料统计,从周恩来逝世到追悼会召开的7天时间内,共有2500多个单位的32万多群众前来梅园新村凭吊,这还不包括零散、自发前来的。有的群众还抬着花圈,到南京城南郊的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碑凭吊,以表达他们的哀思。此后,梅园新村纪念馆接到闭馆通知,被迫停止开放,但人民群众对周恩来总理的怀念和哀悼并没有停止。许多群众公开责问:“为什么不让我们悼念总理?”人们还对江青在周恩来遗体告别仪式上不脱帽的行径大声斥责,愤怒地对着电视屏幕高喊:“脱帽!脱帽!”

　　当时正值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人们出于对邓小平的敬重和对江青一伙的愤怒,在南京城内流传着《总理遗言》、《毛主席对七同志的谈话》等手抄本。虽然这些版本众多的手抄本,后经查证内容都不是真实的,但他们歌颂周恩来的伟大功绩,肯定邓小平的工作成绩,批判“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从某种程度上表达了人民群众的心情。

　　虽然当时有“四人帮”不准进行悼念活动的“禁令”,但江苏省委及南京市委的主要领导,对群众的悼念活动是默许的、同情的,没有设置任何障碍。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彭冲甚至指示他已调到南京师范学院工作的秘书,组织追悼周恩来的大会。王洪文多次打电话给彭冲,要他组织召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群众大会,都被彭冲找借口予以回绝。

　　二

　　1976年3月5日,是毛泽东为雷锋题词的纪念日,上海《文汇报》在转载新华社的一篇纪念雷锋的文章时,将周恩来总理关于学习雷锋的题词全部删掉。这一事件立即引起了南京人民的注意,联系到“四人帮”不准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以及“四人帮”同上海的特殊关系,南京人民愤怒了。3月21日,南京大学政治系、中文系、历史系的工农兵学员联名写信质问《文汇报》:“看了你报全段砍去总理的原话,我们不禁要问:你们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是谁指使你们砍去的?你们代表了谁的利益?这不是你们一时疏忽,而是代表了一种思潮,就是企图抹杀总理的功绩……我们将世世代代铭记周总理的功绩,任何人想反敬爱的周总理绝无好下场。”

　　当时正近清明,是群众为逝去的亲人扫墓、缅怀革命先烈的时候。为了表示捍卫周恩来的决心,3月24日,江苏新医学院中医系七三、七四级200多名工农兵学员和部分教职工,在党总支的支持下,抬着自己制作的花圈,来到雨花台烈士陵园纪念碑前,花圈的挽联上写着“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悼念活动开始后不久,雨花台烈士陵园的一位工作人员以雨花台不是悼念周恩来的场所为由,将花圈上的挽联拿掉,当大家围住他讲理时,他又一时心慌,称自己是上海的记者,这更加激起群众的愤怒。

　　虽然事件的真相很快就搞清楚了,但这个突发事件还是迅速在南京高等院校内流传开来。江苏新医学院、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南京邮电学院的工农兵学员们酝酿着举行更大规模的悼念周恩来的活动。3月25日,《文汇报》又刊登了一篇题为《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通讯报道,文章中竟然出现“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的语句,公开恶毒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这对于愤怒的南京人民来说,犹如火上浇油。当日下午,南京大学50多名工农兵学员抬着花圈来到梅园新村纪念馆,要求进馆内悼念周恩来。纪念馆未接到开放通知,没有开门,南京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就翻墙入内打开大门,在馆内举行了悼念周恩来的仪式。3月27日晚,南京大学数学系团总支召开会议,决定在群众中揭露一小撮人反对周恩来总理的阴谋,并且要冲破“任何人不准到梅园新村”的禁令。会议结束后,同学们连夜赶制花圈。第二天(28日)上午,以南京大学数学系青年教师李西宁和计算机专业教师、系党总支副书记秦峰为首,400多名工农兵学员和部分教师,抬着周恩来的巨幅遗像和一个大花圈,花圈正中是七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光辉永照后来人”,绕道南京市的繁华地区,到梅园新村纪念馆悼念周恩来。与此同时,南京汽车制造厂的职工在鼓楼广场刷出“谁反对周恩来总理决没有好下场”的大标语。南京邮电学院的工农兵学员章勇山也在学校门口刷出反对“四人帮”的大标语。

　　3月29日,南京人民的斗争进一步发展。南京大学数学系的工农兵学员将影射攻击周恩来的《文汇报》在校内张贴,用笔将几段有关文字划出横杠,在旁边醒目地写上“看一看,想一想”。同学们还在校园内刷出两条标语:“无数革命先烈和革命老前辈用鲜血打下的红色江山,我们也要用鲜血来捍卫!”“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标语刷出后不久,就有人将“各级领导权”改为“最高领导权”。这个消息在广大群众中不胫而走,人们纷纷涌向南京大学校园看大字报、大标语。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南京大学有11个系的800多名工农兵学员,分成20个小组,在闹市街头进行演讲,在大街、车站和公共汽车车身上刷大标语。当晚7时多,南京大学数学系计算机专业一年级的工农兵学员来到南京火车站,在开往成都的82次列车、开往上海的405次列车上,刷上“《文汇报》把矛头指向周总理罪该万死!”“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等标语,火车上的旅客们纷纷探身窗外观看,为南京人民的行动拍手叫好。

　　3月29日夜至30日,除了南京大学外,南京邮电学院、南京林学院、南京化工学院、华东水利学院、南京汽轮电机厂“七二一”工人大学等学校的工农兵学员也来到火车站。当他们得知火车一出南京,大标语就被冲洗掉后,在车站工人的帮助下,用不易被冲洗掉的水氯松、油漆、柏油,又将标语刷在火车上。在十多个小时中,共在南来北往的火车上刷了198条大标语。与此同时,南京警备区五营二连给养员徐同新也在新街口、鼓楼、山西路等地张贴传单,歌颂周恩来光辉的一生,并写道:“我们深切怀念杨开慧烈士!”“把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张春桥揪出来示众!”

　　3月30日,南京人民的斗争达到了高潮。南京工学院建筑系的工农兵学员贴出“十个为什么?”,质问“为什么悼念总理的影片至今不和广大革命群众见面?”“为什么总理逝世后连一个回忆录、一篇纪念性文章也没有?”等等。下午,南京邮电学院的工农兵学员又到市区的公共汽车上和火车站候车室,向群众演讲,刷大标语。南京汽车制造总厂制泵分厂的十多名职工在殷辉、王运德的带领下,在新街口中山东路一个部队机关的院墙上,刷上一条“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的巨幅标语,引起轰动。笔者当时正在现场,见许多围观的群众齐声高喊:“把张春桥的名字倒过来,打‘×,打‘×”,由此可见广大群众对“四人帮”的愤恨。一路上,他们还刷贴了多幅标语:“深切怀念杨开慧烈士!”“批周必乱,反周亡国!”“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打倒《文汇报》的黑后台张春桥!”等等。

　　在1976年3月末的那几天里,南京城沸腾了。到处是缅怀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大字报、大标语,到处是看大字报、大标语的人群。人们聚集在一起,或传递消息、朗读诗文,或发表演讲。人们抬着周恩来总理的遗像和亲手扎的花圈,且花圈一个比一个大。南京电信局三分局的职工将他们精心制作的一个直径达两米的花圈,安放在面向鼓楼广场的鼓楼食品商店二楼阳台上,花圈的挽联上写着:“心血操尽革命伟业,如巍巍泰山立寰宇;骨灰撒遍祖国山河,似点点春雨润人间。”当游行队伍出现时,交警为他们开绿灯,车辆为他们让路,路边的群众驻足观看,鼓掌致意。据不完全统计,到3月底,南京街头的大标语已达到400多条,署名的单位增加到了30多个。

　　三

　　南京人民反对“四人帮”的斗争,迅速传遍了全国各地,也极大地震动了“四人帮”,引起了他们的疯狂反扑。

　　3月30日,“四人帮”在江苏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上批示:“采取有效措施,做好群众工作,防止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扩大事态,进行捣乱破坏。”王洪文还给《人民日报》负责人鲁瑛打电话,要他们在南京的记者及时反映情况,说:“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是转移批邓大方向,他们借着《文汇报》删稿大做文章。”王洪文还说:“南京大街贴出‘打倒张春桥的大字报,省委说没有办法。不是没有办法,是他们不管。”

　　30日的晚上,姚文元在日记中写道:“南京冒出一批针对上海的大字报,还有‘揪出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反对抢班夺权一类标语……这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每次运动发展到一定时候,反动势力都要跳出来‘示威一番。”

　　4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南京和各地出现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活动,“四人帮”在会上极力要对南京人民的斗争进行镇压。姚文元在会后他写的日记中记述道:“南京大字报已点了张春桥名,是‘打倒、‘揪出、‘野心家、‘阴谋家……昨晚召开六人紧急会议,我坚持起草一严肃通知……发江苏并发全国。估计这几条下去,会对这股猖狂反扑的妖风起当头一棒的作用,而使人们更加认识邓小平的反动性。但斗争不会就此止歇。有一个地下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活动,这一点更清楚了。”

　　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后的当天深夜,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南京事件”的电话通知。《通知》说:“最近几天,南京出现了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你们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全部覆盖这类大字报、大标语。”“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扩大事态,进行捣乱、破坏。”“对这次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要彻底追查。”4月4日,公安部又发出《关于认真追查所谓总理遗言的反革命谣言的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机关追查“总理遗言”的制造者。江苏省委、南京市委的主要领导彭冲、储江,对广大群众的悼念活动和反对“四人帮”的斗争,抱着同情、支持的态度,但在“四人帮”以中央的名义压力下,也只能做一些姿态应付一下。3月31日,南京市委发出通知,表示要“严肃对待和正确处理”最近发生的一些问题。4月2日,江苏省委转发了中共中央的电话通知,要求各地“把中央电话通知原原本本向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传达”,对于大字报、大标语,要“立即全部覆盖或洗刷掉”。在追查“幕后策划人”的同时,“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强调“凡由于自己一时认识不清,写了中央电话通知中所指出的那类大字报、大标语的,只要认识了就好”。江苏省委还召开大会传达中央电话通知,并按照中央的要求组织人员对大字报、大标语进行覆盖和洗刷。

　　“四人帮”对南京人民斗争的疯狂反扑,更加激起了南京人民的斗志。4月1日,南京铁路中学的一位教师带领学生在校园和食堂门口写下了悼念周恩来的大标语,还写下了“打倒张春桥,清除隐患,挖出定时炸弹!”南京七二○厂一位工人在厂办公楼墙上写下了一首诗,其中有“野心勃勃夺权,妄图改变中国,造谣诬蔑批周,心怀恶意揪邓,全国人民起来,阴谋分子下台”等句。4月1日晚,去火车站奉命冲刷大标语的人,遭到车站职工的坚决抵制。4月2日,南京大学校园内贴出诗歌《捉妖战歌》,点了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名,而且形象地刻画了他们反周批邓、乱党乱军、祸国殃民的丑恶嘴脸。

　　4月3日,中共中央的电话通知传达后,从山西路至三牌楼一线,以南京邮电学院工农兵学员、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的名义,刷出了15条标语:“反对周总理的一系列政治事件要彻底查清,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反对周总理是当前运动的最大干扰,把《文汇报》的黑后台揪出来”、“怀念周总理决不是反革命”、“怀念周总理无罪,批《文汇报》的错误有理”、“我们坚决和打着白旗反周总理的野心家血战到底”……南京工学院的2000多名师生沿鼓楼、新街口、中山东路、梅园新村,举行悼念周恩来的游行。这一天,仅去雨花台烈士陵园送花圈的就有289个单位共14万多人,比前几天增加了一倍。而全市在中央电话通知下达后的三天内,就有60万人参加了悼念和游行活动。

　　四

　　在南京人民举行斗争的同时,全国各地,特别是北京人民,也举行了反对“四人帮”的斗争。从3月下旬起,北京人民就纷纷来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举行悼念周恩来、愤怒声讨“四人帮”的活动。这一斗争,到4月4日(清明节)达到高潮。这一天,有数十万群众来到天安门广场,广场上摆满了花圈,灯柱和纪念碑栏杆上挂满了条幅、花篮、花圈。人们从早到晚在广场上举行宣誓、默哀、讲演、朗诵、抄写诗词等活动,还有人贴出了“坚决支持南京人民的革命行动”的大标语。

　　4月4日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局势,在“四人帮”的操纵下,通过了进行“反击”的决定。5日晚,爆发了“天安门事件”,天安门广场上抗议“四人帮”的斗争遭到镇压。6日凌晨,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听取北京市委的汇报后,认为群众的斗争是“反革命暴乱性质”,要准备“更大事件”发生。7日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出《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8日,《人民日报》公布了这两个决议,同时发表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5日晚在天安门广场的广播讲话,并以《人民日报》工农兵通讯员、《人民日报》记者的名义,发表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将“天安门事件”说成“反革命政治事件”,声称要追查幕后策划者。

　　4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省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宣读中央的两个决议,由各省主要负责人发表“旗帜鲜明”的讲话。江苏省委按照中央的要求,随即召开地、市、县委负责人和省级机关部委办局负责人电话会议,传达中央的两个决议,宣读省委拥护两个决议的决定。当天,在南京鼓楼广场召开了群众大会。按照中央的要求,江苏省、南京市的有关部门建立了相应的工作班子,追查“南京事件”的“幕后策划人”和“反革命谣言制造者”。但由于江苏省委、南京市委的主要领导人彭冲、储江对此态度消极,追查工作声势并不大,除了公安部门奉命查清了少数大字报、大标语的作者外,并无多大的成效。

　　“四人帮”对彭冲、储江的态度一向不满意,对江苏追查工作冷冷清清的状况极为恼火。为了进一步施压,4月16日晚8时,中央政治局为江苏问题专门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中央政治局成员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纪登奎、陈锡联、汪东兴、吴德、陈永贵、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等出席,江苏省的彭冲、杨广立,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政委廖汉生参加。会上,吴德介绍了北京处理“天安门事件”的情况后,“四人帮”说:“南京政治事件同北京反革命事件,性质是一样的,程度不比北京差。南京的反革命事件是蓄谋已久的,性质一样是反革命。南京比较早,面比较大,影响全国。”批评江苏省委、南京军区态度不够明朗,对有些工厂、学校的“正气”支持不够,“没有大张旗鼓地广泛发动群众,查得不力”。江青等人还指责江苏“长期以来,歪风邪气盛行,正气抬不起头来”,要求江苏省委、南京军区党委“对反革命要坚决镇压,对政治事件的策划人、反革命谣言制造者要彻底追查,进行打击”,“要批邓,追查,接受教训”。江青还恐吓说:“你们错误再不改,弯子转不过来,江苏乱了,中央就不好替你们讲话了,再出问题就是你们自己的事了。”

　　江苏省委内个别紧跟“四人帮”的帮派人物也借机发难,暗中向“四人帮”告彭冲的状,鼓动一些人起来贴彭冲的大字报,围攻省委,指责彭冲和省委是“南京事件”的后台。苏州市的造反派头头华林森还组织一班人常驻南京,到机关、工厂、学校煽风点火,声言“要造省委的反”。一时间,彭冲和江苏省委其他领导同志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在“四人帮”的高压下,4月21日,江苏省委和南京军区党委在南京五台山体育馆主会场和132个分会场,召开了有15万党员干部参加的大会,动员进一步“批邓”,追查“南京事件”的“幕后策划人”和“反革命谣言制造者”。随后,南京市各单位和解放军驻宁部队中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查”,大家被迫三天两头地开会,听传达文件,“声讨”、“批判”,有的重点单位还要每个人交待清楚3月底、4月初每天的活动。

　　在追查中,一些积极参加斗争的群众被逮捕和拘留。据统计,南京市各单位、机关、大专院校和驻宁部队先后有10人被逮捕,22人被拘留;而全省共逮捕了40人,拘留了117人。另有一批干部群众被停职检查或隔离审查,如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章德,就被认为有“幕后策划者”的嫌疑而受到审查。省委机关刊物《工农兵评论》组织撰写的《敬爱的周总理在梅园新村》和《恽代英烈士艰苦奋斗的故事》两篇文章,被张春桥、姚文元列为“反动文章”,不准发表。姚文元在一个材料上批示说,这两篇文章是“配合了当时以纪念为名的反动思潮”,要列为专案追查背景。张春桥也恶狠狠地说:“文章没有发表也要批。”

　　这场对“南京事件”的追查,从一开始就遭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抵制和反对。许多群众对镇压“天安门事件”和“南京事件”表示不满和反对,有的表示“我从根本上站在邓小平的立场上,直至永远”。南京第二工交办公室有下属142个单位,据一份当时的“清查”材料记述,有61.3%的单位对清查没有理清楚,有7.7%的单位“思想右倾,斗争不得力”。江苏省委、南京市委的主要领导由于有组织纪律的约束,不能公开对“清查”表示反对,但仍作了不同程度的抵制。彭冲在一次研究当时“学运”形势的高校负责人会议上说:“要注意做好学生思想工作,劝阻学生的过激行为,不要造成不必要的牺牲。”他还找南京大学的章德谈话,要求校党委做好学生的疏导工作,不要激化矛盾。彭冲还对省公安厅厅长说:“抓人要慎重,要注意分寸。”就是迫于“四人帮”的淫威,对遭审查的学生,他也关照说:要注意爱护他们,他们都还年轻。当彭冲的秘书将天安门广场上张贴的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诗词抄给彭冲看时,彭冲不禁感慨地说:“总理在天之灵有知,也会感到欣慰的。”

　　由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抵制和反对,这场“追查”运动到1976年的夏天,便再也进行不下去了,不得不草草收场。

　　五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广大群众强烈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和对“天安门事件”平反,南京人民也要求为“南京事件”平反,不断向中央、省、市有关部门提出要求。

　　1976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已拘留的,应予释放;已立案的,应予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给予党籍团籍处分的,应予撤销”。但在“两个凡是”的影响下,对平反问题避而不谈,只是要求“认真做好这部分同志的政治思想工作”。按照中央的这个指示精神,江苏省因“南京事件”而被捕、拘留的大部分人,在1976年底、1977年初陆续被释放出狱。

　　这批被释放出狱的“南京事件”积极参加者,虽然大多数已重返原单位或学校,但由于“南京事件”没有平反,他们在实际工作、学习中仍有许多问题难以解决。为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1978年4月,中共江苏省公安厅党组作出《关于对反对“四人帮”的人作好平反处理工作的决定》,对在“南京事件”中因在街头刷写标语、呼喊口号、发表演说等活动,而遭逮捕、拘留的10人宣布平反,恢复名誉;公安机关在拘捕侦审中的所有材料全部销毁,10人关押期间拍摄的照片和捺印的指纹,交所在单位当本人面销毁;全额补发工资。

　　随着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开展,特别是1978年5月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深入开展,广大干部群众逐步冲破“两个凡是”的精神禁锢。在11月10日起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等提出要肯定“天安门事件”是“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要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江苏省委领导层也酝酿着为“南京事件”平反。

　　在江苏省委还未正式作出平反决定之前,一些基层单位首先行动起来。1978年9月底,南京大学党委就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校党委第二书记章德宣布为遭受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的李西宁、秦峰、康育义等人平反,恢复名誉,称他们怀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斗争是革命行动。9月28日,南京汽车制造总厂党委召开大会,为王运德、殷辉等人平反。《新华日报》于10月3日,发表长篇通讯《心与亿兆同醉》,介绍李西宁等人同“四人帮”的斗争事迹。接着,《新华日报》又连续报道了南京汽车制造总厂制泵分厂的王运德、殷辉、张精美,南京警备区战士徐同新,南京邮电学院工农兵学员张夏阳、章勇山等人同“四人帮”斗争的事迹。

　　11月14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决定为北京“天安门事件”平反。江苏省委随即召开常委会议,决定为“南京事件”平反。16日,江苏省委发出通知,宣布“南京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充分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度政治觉悟和革命斗争精神”,提出“对于因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在南京事件和其他类似事件中受到迫害的同志,尚未平反的,要宣布平反,恢复名誉,销毁有关材料”。第二天,《新华日报》以头版头条刊登了这个消息。

　　江苏省委关于为“南京事件”平反的决定,立即在全省引起强烈反响。16日当天下午和晚上,南京市委召开了有500多人参加的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常州市委、无锡市委也分别召开市委扩大会议,传达省委的决定。全省上下对省委的平反决定表示坚决拥护,一些单位还组织“南京事件”的积极参加者作报告,介绍他们的斗争事迹。

　　11月16日,江苏省军区召开庆功授奖大会,宣布给南京警备区某部战士徐同新记一等功。18日,南京大学党委召开授奖大会,宣读了南京大学党委关于表彰李西宁、秦峰、康育义等三人的决定,授予他们“英雄战士”的称号。同日,南京邮电学院也召开大会,宣布授予张夏阳、章勇山、毕春根“模范共产党员”的称号。11月21日,南京铁路分局党委召开广播大会,宣布为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厉传彬、吴培根、李永康、孔令森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其他因“南京事件”而被拘捕的也都获得了彻底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