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春,新华社向海内外公布1981年度全国短篇小说评奖结果,汪曾祺的《大淖记事》榜上有名。很多人对汪曾祺的名字感到陌生,连作家叶楠也到处打听:“从哪里冒出来一个汪曾祺?”其实,作为沈从文得意门生的汪曾祺,他的小说创作早在上世纪40年代初就在文坛崭露头角,写《大淖记事》时,他刚度过60岁生日不久,已是一位须发皆白的花甲老人了。
“大器晚成”传佳话
1920年3月5日,汪曾祺在高邮出生。地处京杭大运河畔的高邮,是一个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古老县邑。这里风光秀丽,景色宜人,物产丰富,人杰地灵。仅从文化角度看,就出过杰出的婉约派词人秦少游,出过散曲家王磐,出过经学大师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汪曾祺的祖父汪嘉勋是在功名道断后走上经商之路的,是一名儒商;父亲汪菊生更是高邮城有名的琴棋书画皆通的才子。家乡丰厚的文化积淀,世代相传的文化熏陶,使汪曾祺从小就萌生了文学梦。1939年夏,高中毕业的汪曾祺离开家乡高邮出外求学,他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不仅如愿成为沈从文的学生,也从此开始了他一生文学之梦的追寻。1949年4月,29岁的汪曾祺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文学生涯中的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但建国后,汪曾祺长期从事编辑工作,仅于1963年,在北京的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过一本薄薄的儿童文学小册子《羊舍的夜晚》。时间一长,人们也就忘了这位很早就显示出创作才华的作家。
虽然在新时期以前,汪曾祺的作品不多,但他执笔创作的一部戏却是家喻户晓,无人不知。这就是根据沪剧《芦荡火种》改编的现代京剧《沙家浜》。1958年夏,汪曾祺被补划为右派,同年秋,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1961年底,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的汪曾祺,调北京京剧团任编剧,不多久,就接到将沪剧《芦荡火种》改编为京剧的任务,汪曾祺是主要执笔者。像郭建光的“朝霞映在阳澄湖上,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阿庆嫂的“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人一走,茶就凉”,这些脍炙人口、耳熟能详的经典唱词,都是出自汪曾祺之手。
当初,汪曾祺以其深厚的文学功底、非同寻常的创作才能而被江青看中,“文革”中,也是江青亲自下令突击“解放”了被关押在牛棚里的汪曾祺。这样,平时无意于政治的汪曾祺,却身不由己地被卷入政治的漩涡。粉碎“四人帮”后,汪曾祺一度因为参加样板戏创作而受到审查,后查明他只不过是被江青利用的创作人员,与“四人帮”没有任何政治上的瓜葛,很快就重新获得自由。特别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之后,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已过了花甲之年的汪曾祺也终于迎来了他人生中的创作辉煌期。1980年10月号《北京文学》上发表了汪曾祺的小说《受戒》。这篇以高邮农村为背景,描写小和尚明海与农家姑娘小英子初恋的故事,文美人美情更美,全文充满诗情画意,爱意盎然,作者在所刻画的两个年轻人身上所显示出来的健康的人性、人情美,令读者过目不忘。继《受戒》之后,短时期内,汪曾祺又连续发表了多篇以故乡高邮为背景的小说和散文,如《大淖记事》、《岁寒三友》、《故里三陈》、《我的故乡》等,一时间,汪味作品,誉满文坛。读者争相传诵,爱不释手,安徽有位青年,甚至将汪曾祺的许多小说一字不漏地重抄一遍。
年过花甲的汪曾祺,在远离文坛几十年后重新崛起,这是一个无比动人的新时期文学景观,更是一个耐人深思的创作现象。有人因此称汪曾祺是“大器晚成”,这话说出了表象,却没有说中问题的本质。因为,不是汪曾祺到了60岁才懂得创作的真谛,而是他苦苦盼了几十年后,才终于盼到政通人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汪曾祺本人对此尤有深刻的体会,他在一篇谈创作《受戒》体会的文章中深情地说:“试想一想:不用说十年浩劫,就是‘十七年,我会写出这样一篇东西么?写出了,会有地方发表么?发表了,会有人没有顾虑地表示他喜欢这篇作品么?都不可能的。……我为此,为我们这个国家,感到高兴。”
独具“异秉”写美文
汪曾祺一生写下300万字左右的作品,其主要创作成就在短篇小说和散文。
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坚持从生活出发,他说:“我写小说,是要有真情实感的,沙上建塔,我没有这个本事。”因此,我们很容易在他的作品中看出作者自身清晰的人生轨迹,我们甚至还可以不太困难地依照小说所描写的一切,在生活中找到原型。在他一生所写的100多篇短篇小说中,其故事发生的地区背景,主要是高邮、西南联大、上海、北京和张家口,这都是汪曾祺工作或生活过的地方。在以这五个地区为背景的作品中,写得最多、写得最好、价值最大的是以故乡高邮旧生活为背景的那一组小说。
《异秉》是汪曾祺创作的一篇具有经典意义的小说。这篇小说叙述的是建国前高邮一个名叫王二的人,靠摆熏烧摊子兴旺发达的故事。看着王二的生意越做越好,生活一天天富裕起来,周围的人,那些给有钱人家当佣人的,打工的,做学徒的,都想向他讨教致富之路。有一天晚上大家又聚在一起闲聊时,一个名叫张汉的人,他出外闯荡过,见过世面,他说:“即以王二而论,他这些年飞黄腾达,财源茂盛,也必有其异秉。”王二听不懂什么叫“异秉”?张汉就告诉他:“就是与众不同,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这回王二听懂了,他想了一想回答说:“我呀,有那么一点:大小解分清。”王二怕大家听不明白,又解释说:“我解手时,总是先解小手,后解大手。”这天晚上聊天结束后,就有两个人急急忙忙上厕所,他俩是想试一试,自已能不能像王二说的那样,大、小解分清。
在小说《异秉》中,汪曾祺是在表现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普通劳动群众的那种对生活既充满向往、又感到无奈的微妙心态。他们希望能像王二那样过上富足的日子,却又误以为,能不能过上好日子的关键是自己有没有“大小解分开”的异秉。在高邮,确实有王二这样的真实人物,但小说中写的,又不完全是照生活的原来样子一成不变地照写下来。因为,小说总要进行艺术加工,小说不是史传。这一点,连王二的儿子也懂。他曾对汪曾祺的儿子说:“你爸爸写的我爸爸的事,百分之八十是真的。”
据最新统计,现在单是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就已经近万人!作家是要靠作品证明自己的,要能在这么多作家中,脱颖而出,为读者记住、为读者熟悉,最为重要的是,其作品必须要具备“与众不同,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即“异秉”!汪曾祺之所以享誉海内外,在当代文学史上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就在于他是一位写出许多“与众不同”的优秀作品。读汪曾祺的那组以故乡高邮为背景的作品,联系生活中的汪曾祺的平日为人,我们可以认为,他在三个方面“与众不同”——一是题材不同。
汪曾祺总是满怀深情地写平民生活,歌颂在平民身上显示出来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无论是《异秉》中的卖熏烧的王二,《徙》中的教书的高北溟,还是《榆树》中的那位靠平时为别人纳鞋底挣钱过日子的侉奶奶,他们都不是权势显赫的达官贵人,也不是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而都是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他们勤劳、敬业、本分,热爱生活,笑口常开,从不伤害别人,却总是以助人为乐。很显然,汪曾祺正是通过对这些平民百姓的精心描写,深情赞美了在他们身上显示出来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要真正认识汪曾祺这组以故乡高邮为背景的作品的价值,还必须注意这些作品问世的时间。新时期之初,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盛行。人们经过长期“左”的折磨,特别是十年浩劫,国家和人民都遭受空前的灾难。打倒“四人帮”,中国得解放,有良知的作家们借助文学来进行控诉、声讨,这是顺应民心的事,也是事物发展的必然。但文学不能一味控诉下去。如果文学一直充当揭批“四人帮”的工具,那就与过去一直倡导的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只能附属于政治没有区别。正是在这个时候,汪曾祺的以写健康人性和美为主旨的《受戒》、《大淖记事》等“与众不同”的作品联袂问世,让文学回归文学。这些作品是报春新花别一枝,也是一味及时来到的、对当时中国文坛有很大启迪意义的异乎寻常的清凉剂!
二是写法不同。
长期以来,人们已习惯于小说创作传统的“性格——事件”的结构模式,汪曾祺的小说却融合了散文和诗歌的文体因素,表现出强烈的艺术革新意识,显得从容潇洒,流动自如。不仅令人耳目一新,更让人思路大开:原来小说也可以这样写!汪曾祺从不把他的精力集中在情节的曲折多变上,他的小说很少有惊心动魄的故事,有的甚至连完整的情节也没有,如《故乡人》中的《打鱼的》,如《晚饭花》中的一些篇章。至于《桥边小说三篇》中的《詹大胖子》和《茶干》,居然是有人物无故事,《幽冥钟》则几乎连人物也没有。但他擅长摹写苏北里下河地区的人情世态、生活风习,于风景画描绘中选择一些看似平凡、实则具有典型特征的事件和细节,用清淡朴素的文笔和倾注的神情,融和点染,于是就成就了一幅幅气韵生动的社会生活画面,一个个形象逼真的人物素描。这一切,不仅给人以隽永的余味,而且作者所描绘的人物,所叙述的事件,所渲染的气氛,就长久地留在读者的心中。
三是为人不同。
人们常说,文如其人,这话道出一个事实:在很大程度上,一个作家的为人决定了他笔下的文章风格、风采和风度。特殊的人生经历和创作经历,使汪曾祺具有如下特点:他不想过问政治,但政治看中了他,使他身不由己地卷入政治漩涡之中;他有机会接近高层,但绝不逢迎求荣,而始终保持作为知识分子的气节和美德;身为作家,他文才出众,但并不以文随波逐流,他之所以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甘于寂寞,淡出文坛,原因就在于此。汪曾祺曾经这样评价自己:“我觉得我还是个挺可爱的人,因为我比较真诚。”他还曾在一首诗中写道:“我有一好处,平生不整人。”持这样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态度的汪曾祺,平时与人为善,作为一个德高望重的老作家,找他写序的人很多,只要有可能,他总是尽量满足请求者的愿望,对青年人尤其如此。在《汪曾祺文集·文论卷》中,他经过再三斟酌,收入7篇论文,全是为青年作家写的。这些青年作家并不都是很有名,有些只是因为在鲁迅文学院听了汪曾祺讲课这层关系才找到他为自己的作品集写序。读这些序文,人们不仅要为汪曾祺关于文学创作的精辟见解所折服,更被他对青年人的真诚爱护而感动。在当代文坛,人们都喜欢称汪曾祺为“好老头”!亲切、尊重、敬仰,多种真诚丰富的情感,都包含在这一声称呼之中。
“高邮有个汪曾祺”
1997年5月16日上午10时30分,一代文学大师汪曾祺走完了他人生的旅程。他因肝硬化引起消化道出血,在北京友谊医院仙逝,享年77岁。
汪曾祺去世的消息传出后,在文艺界、在广大读者中引起多么大的震动啊!
据不完全统计,从新时期汪曾祺复出,到他1997年5月16日辞世,17年多的时间里,国内外报刊关于汪曾祺的报道、通讯、散文,总共才近50篇;而在汪曾祺猝然去世和此后将近一年的日子里,海内外、特别是国内,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报刊所发表的追悼和怀念汪曾祺的文章,竟有60多篇!读着这些发自内心、和着泪水写就的文章,我们总会为充盈在这些文章里的真情所打动,耳边听到的尽是作者们的惋惜呜咽之声。
都说时间最无情,它可以轻而易举地抹去某人、某事在人们心中的记忆,甚至不留一点痕迹。人们确也看过太多的生前显赫死时哀荣的活剧,但许多人走了也就走了,会逐渐从人们心中淡忘以至消失;更有些人,甚至灵前的花圈还没有完全撤去,非议之声已开始悄然蔓延。汪曾祺却是个例外。
请允许我用两组数字来说明。其一,到2009年6月,海内外总共出汪曾祺的书67种80本,其中竟有40种48本,是出版于他1997年5月16日去世后到现在的12年间,单是2005年这一年就出书9本!当然,这40种48本书,再没有可能是汪老的新作了,而只能是汪老生前所写作品的不同组合编排。还有一点不言自明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社在出书时不能不考虑经济效益,如今,那么多出版社争着出汪曾祺的书,只能说明一点:读者欢迎,市场需要!
其二,十二年来,在汪曾祺的著作频频问世的同时,关于汪曾祺作品的研究也跃升到一个新的阶段。关心与熟悉文艺界情况的人们都知道,尽管汪曾祺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初就已经在小说创作中显露才华,但直到新时期到来之前,关于汪曾祺的介绍和研究还是一个刺眼的空白!1996年我在动笔写《汪曾祺传》时,极想找一些关于汪曾祺建国前和“十七年”时的资料,但走访了京、沪、宁许多知名图书馆,均无功而返。文学理论界关于汪曾祺及其作品的介绍和研究是随着汪曾祺新时期文坛复出而正式开始的。在汪曾祺逝世后的十二年中,研究者们似乎更痛心地发现,失去的才是最宝贵的,于是,研究更深入了。十二年中,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理论的、文艺的报刊中,共发表关于汪曾祺及其作品研究的文章200多篇,平均每年近20篇!也是在汪曾祺辞世之后,关于汪曾祺的传记、研究汪曾祺的专著陆续面世,已出版的有11种,还有几本正在撰写之中。
热爱祖国和家乡、始终与人民大众血肉相连、心气相通的汪曾祺,他的作品和他的为人,越来越受到党和人民的喜爱与尊重。1993年,扬州市的有关领导在向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汇报工作时,谈到扬州悠久的文化历史,他们列举了众多在中国文学史上熠熠闪光的名字,江泽民微笑着补充说:“高邮有个汪曾祺。”2008年高考,汪曾祺的短篇小说《侯银匠》列入语文试卷,这更是从一个特别的角度,对汪曾祺的作品从思想到艺术的高度肯定。
在汪曾祺的故乡高邮,汪曾祺辞世后不久,当地政府就在著名的风景名胜文游台内建立了“汪曾祺文学馆”,还专门设立“汪曾祺文学基金”,成立了“汪曾祺研究会”,举办全国性的“汪曾祺文学奖”评选。现在,每年国内外都有很多人因为读了汪曾祺的作品而慕名来到高邮,他们为的是亲自实地寻找汪曾祺的足迹,直面汪曾祺笔下的那些外表如泥土般朴实、内心纯朴而善良的父老乡亲……
臧克家写过这样意味深长的经典诗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对于一名作家来说,还有什么比自己的作品受到读者的欢迎、能长久地活在人们心中、并成为家乡人民的骄傲,更值得庆幸、更值得欣慰的呢!前年,在北京纪念汪曾祺逝世十周年的一次会议上,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深情地指出:“汪曾祺先生是我们共同敬仰的前辈,是北京文学界的一面旗帜,也是中国文学界的骄傲。他那种唯美、向善、求真的态度,他深厚的文化和艺术素养,是我们所有作家都应该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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