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允中

　　

　　

　　姚苏凤生于1905年,江苏苏州人,原名姚庚夔。他早年参加“星社”,在鸳鸯蝴蝶派的报刊杂志上投稿写作,抗战之前曾主编过《辛报》、《晨报·每日电影》,出任上海明星影片公司编剧。1938年在香港主编《星报》。抗战胜利以后,和冯亦代一起创办过《世界晨报》。

　　我父亲周楞伽与姚苏凤大约在1934年初夏相识。那时《晨报·每日电影》的影评人有洪深、夏衍、阿英、郑伯奇、柯灵、唐纳等人,后来的撰稿人有刘群、宋之的、周楞伽、黑婴、姜克尼等人。当时,夏衍以丁谦平的化名为明星影片公司编写了剧本《青春线》,由姚苏凤担任导演。这是姚的处女作,他摒弃了胡蝶、徐来、龚稼农等大牌明星,起用了初出茅庐的演剧新人赵丹、陈波儿和姜克尼。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由于姚苏凤初当导演,三位演员又是生手,效果可想而知。姚因剪接不上胶片而手足无措,幸亏老练的摄影师帮他出谋划策,才闯过了一个个难关。

　　姜克尼当时是上海市国民党党部常务整理委员、教育局科长,正在编辑《文艺电影》杂志,在1924年他是我家老西门江阴路寓宅的房客。《文艺电影》原先由凌鹤和唐纳编辑,因老板不满,改由姜克尼、姚苏凤、冒舒湮负责电影版,我父亲和黑婴主编文艺栏。后来出到第四期,终因销路不佳而停办了。

　　当时姚苏凤主编的《晨报·每日电影》因为洪深等人的退出,写稿阵营已日益薄弱,电影评论逐日要登,几个人维持不过来,所以姚苏凤多次商请我父亲来客串写影评。正巧我父亲刚看了孙师毅(施谊)编导、聂耳作曲的电影《新女性》,觉得女主角韦明以自杀未免显得太软弱了,批评这部电影只暴露了黑暗,却未能产生打击黑暗的力量,会使观众看后悲观绝望,因此要求编导今后在作品之中增加一些光明的色彩,以鼓动观众增添些勇气。因为这篇影评发表的地方是《晨报·每日电影》,姚苏凤一贯被孙师毅、唐纳认为是对立面,背后有中统背景的潘公展支持,又因为《文艺电影》排斥唐纳,再加上宋之的也有一篇文章批评《新女性》,于是唐纳就以孙师毅的辩护人自居,在《民报·影谭》上写文章驳斥和攻击我父亲和宋之的,结果两张报纸相互攻讦,开始了一场热闹非凡的论战。那时,影评人刘群(共产党员)多次劝我父亲脱离姚苏凤和《晨报·每日电影》,但我父亲和唐纳笔战正酣,舍不得放弃这个舆论阵地,一直到1937年我父亲在刘群孩子的汤饼宴上邂逅唐纳,两人在酒席上碰杯,总算了结了这场影评恩怨。

　　《晨报·每日电影》由于日益左倾,招致潘公展不满,不时找姚训话,加以指责。姚苏凤为了敷衍潘,不得不邀请中间色彩的唯美派作家刘呐鸥、穆时英、高明以及当时被称作“第三种人”的叶灵凤、戴望舒参与写稿,所以后来又爆发了左翼影评人士与软性论客的一场论战,这也是姚苏凤建国后被文坛诟病并遭冷落的原因之一。

　　1936年6月至1937年抗战爆发间,姚苏凤创办并主编了一张海派小报《辛报》,内容以报道文化界动态,登载旧派文人的散文小品以及长篇通俗连载小说为主。其中较能吸引读者的是邵洵美著述的反映当时上海滩各种文人时弊的长篇小说《儒林新史》,可惜的是由于七七事变发生,这部揭露文人生活状态、极具史料性的小说仅登载了24节,便因报纸的夭折而流产,留下了无尽的遗憾。1937年4月18日,《辛报》在“文艺咖啡”栏目中登载了一篇《聋大少爷嫖院》的消息报道,内容是揭露我父亲去嫖妓女的事情。文章是这样写的:“当周楞伽写《炼狱》时,为了小说中需要描写一个没落资本家去嫖妓,而自己生平却没有嫖妓的经验,实在难以下笔,因此他特地花了一笔钱,很虔诚地去玩了一夜窑子,随即把这一夜得来的经验,尽多尽少的搬到《炼狱》中来。包括那窑子里的姑娘以及龟奴等,当时真梦想不到这位聋大少爷(周是聋子)嫖院的目的是为了写作。”我父亲见了这篇文章大为恼火,当时父亲与母亲结婚不到五年,第一个儿子出世才三年,我父亲居住的武定路紫阳里是个文人荟萃的地方,万一风言风语传到我母亲的耳中,后果不堪设想。他于是赶到《辛报》馆,责问姚苏凤何来嫖妓一说,要他将作者找来当面对证澄清。姚为了息事宁人,连连打拱作揖,我父亲终于在姚的道歉声中,愤愤不已地离开了报馆。

　　上海沦为“孤岛”以后,许多出版商都酝酿到广州去发展文化事业,新钟书店的老板李铁山也想跟随光明书店老板王子澄去广州搞投机发财,于是就来游说我父亲一起南下,除了答应来回路费以及一路上的吃住费用全部由他开销外,编著书籍另外支付稿费。有了这样的优惠条件,我父亲就一口答应下来,于1938年4月登上英商太古轮南下广州。那里早有左联作家邱韵铎等人安排妥当,他们在广州呆了一个多月,编了几本书,生意正不错,却不料从5月20日起广州遭到日军为期一周的野蛮轰炸,一时人心惶惶,市面也越来越凋敝,编印的书全部成了废纸,资金也回收无望,只得乘坐广九火车撤向香港。李铁山遭此重大损失,羊痫风病复发,过去的承诺全部作废,而且要我父亲自理返回上海的费用。

　　有一天,我父亲无意中在街上买了一张《星报》(这是一张晚报,香港最早出版的沪式报纸),发现是由过去的老朋友姚苏凤在当主编,后台是孔祥熙的公子孔令侃,于是就写了一篇有关广州大轰炸的报告文学寄给姚苏凤。隔了一天,文章就刊登出来。这样一来,李铁山更不肯掏钱买船票了,反而乘机说:“你有稿费可以支取,还来借啥钞票?”他一家五口生活费都没有了,哪来钱借给你买船票?我父亲只得厚着脸皮,徒步走到《星报》馆,找到姚苏凤,同他商量能否将稿费提前预支。姚面露难色,嗫嚅着说,稿费要每半月才能结算一次,现在还不到时候,恐怕有困难。我父亲再三向他表示,自己马上就要回上海,由于经济上遇到了麻烦,手头很紧,没料到在广州会遭到如此严重的轰炸,再加上轻信书商上当受骗,现在流落香港,连返程的船票都买不起,请他无论如何帮帮忙,言语中热泪盈眶,伤感无限。姚苏凤不得已,只好走到会计的账台,说了半天好话,才取来两张50元的港币交给我父亲。我父亲就是靠了这100元港币还清过去欠李铁山的钱,用25元买了张四等舱的船票返回上海。

　　抗战胜利以后,姚苏凤编过一份《世界晨报》,曾来信约我父亲写过稿。建国后,姚又在《新民晚报》工作过,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大家都断绝了来往。姚苏凤在新闻、戏剧、电影、小报界所作的贡献,现在似乎早已被人忘却,这实在是很遗憾的事情。而今大家都在研究海派文化,海派文化究竟如何界定?在现代文学史上有哪些海派文化人物?建国前有哪些报刊和作品属于海派文化?历来众说纷纭,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后人去认真发掘和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