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介甫

　　

　　

　　

　　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为适应保卫党中央、保卫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保卫首都的需要而组建的。它存在的时间不长,但所肩负的各项任务却极其重要。当时吴烈为纵队司令员兼第一师师长,邹衍为纵队政委兼第一师政委,章申、桂生方分别为第一师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纵队没有专设办事机构,由第一师机关代行纵队机关职责。本文叙述的是公安中央纵队建国初在正常警卫任务外完成的几件临时性重大任务。

　　保卫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

　　从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到开国大典,公安中央纵队与北平纠察总队一起担负了保卫任务。驻中南海的两个警卫营,在大会警务处的直接领导下,担负会场周围的保卫和整个中南海内部的警戒。在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期间,两个警卫营,除原有警戒外,又在重要的和复杂的地点增设了33个固定哨和3个游动哨。为了确保会议安全,还开展了普遍巡逻,每个战士下岗后都自动在防区内巡逻、搜索,以防任何细小的漏洞发生。工兵班每天进行会场内外的安全检查,严防敌人设置爆炸物。还派出一个排在防空地区挖掘了200余米的防空壕。第一师还负责复兴门西侧、安定门右侧、宣武门右侧3个防空区域的警戒和防空工程的看守任务。第二师派出了43名干部、战士参加政协大会警务处工作,担负大会会场内部和代表的随身警卫。10月1日开国大典时,第一师、第二师除继续担负上述任务外,第一师又担负了天安门前周围13个制高点的控制任务。两个警卫营还担负了天安门上下的警卫任务。

　　在召开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和举行开国大典期间,暗藏的特务蠢蠢欲动,会场内外的保卫工作异常紧张。为了配合大会的保卫工作,全纵队组织了市区和郊区的敌情调查,协同公安机关侦察搜捕暗藏的特务分子。在近20天的工作中,仅在西郊即查获逮捕反革命分子7名,发现嫌疑分子36名,搜缴隐匿枪支23支、手榴弹10枚。特别是对中央首长经常经过的公路,防范更加严密。所有驻城内、城外的部队都加强了戒备,防止暗藏敌人乘机破坏。在此期间,纵队所有领导的思想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千方百计防止各种问题的发生。当时有一件事情搞得很紧张。

　　9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从中南海去香山,出发后大约一个多小时,周恩来打电话到香山说有事要向主席汇报,可香山的同志说未见毛主席到来。周恩来很不放心,因为按主席出发的时间计算应该到了。周恩来随即打电话给吴烈,要他立即查询沿途警戒,搞清主席中途的情形。经查问,动物园至海淀的警戒分队说,毛泽东的轿车已过去多时了,可颐和园到香山的警戒分队都说没见到。后来查清主席的轿车停在北京大学到西苑之间的弯路处。吴烈急切地问:“是不是车子出了毛病?”

　　执行警戒任务的第一团三连指导员丁长春回答:“车没出毛病,毛主席到路旁的稻田里去了。”

　　这时,吴烈才松了一口气,当即叮嘱:“要加强警戒,随时向我报告情况。”

　　其实毛泽东的车一停下,丁长春就立即派出了一个班担负外围警戒和协同司机守卫汽车。接到吴烈电话后,丁长春立即与在连里帮助工作的王参谋奔赴警戒现场。到现场后,见到毛泽东正站在田埂上和两位老农谈话。丁、王二人站在距毛泽东三四十米远的地方,向毛泽东的随员转达周恩来有事要请示的报告,同时和战士们一起仔细地观察周围的动向,百倍警惕地保卫毛泽东的安全。毛泽东在临上车时见到丁、王两同志,亲切地询问是哪个单位的,并微笑着说:“你们辛苦了!”

　　开国大典时,还以一师为主组成了4个方队,每方队400人,代表当时的公安部队接受了中央首长的检阅。

　　京津护路,保卫毛泽东、周恩来赴莫斯科访问

　　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率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由北京乘火车赴苏联访问。为确保安全,公安中央纵队派出了一部分部队在北京至天津铁路沿线布置了秘密警戒哨兵。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和纵队司令员吴烈一起乘压道车护送专列到天津。1950年3月4日,毛泽东、周恩来访苏回国,中央纵队继续担负沿线警卫。因为这次访问公开发表了消息,所以给警卫工作增加了很大的难度。纵队于2月22日接受京津路永定门站至杨村站路段警戒任务后,于26日下达命令,要求各执勤部队必须做到万无一失,在技术、设备和治安上不能有任何问题,铁路不能受到任何阻碍、威胁与破坏,以确保返京列车安全通过。命令对两个师的任务作了明确的分工与规定:

　　第一师负责永定门站(不含)至安定车站之间路段的警卫,全长43.5公里,4个车站;第二师负责安定车站(不含)至杨村车站之间路段的警卫,全长57.5公里,4个车站。受命后,各师、团领导干部首先沿铁路勘察地形。3月1日10时,第一师自海淀、清河,第二师自香山、新北京分别徒步或乘车向指定位置开进。各部队到达集结位置后,各级干部沿途观察地形,划分具体任务,对各桥梁、横贯道口、车站派出了警戒。各级都开设了指挥所。纵队指挥所设于丰台,由邹衍负责。吴烈随杨奇清副部长提前赶到天津,从天津接护毛泽东、周恩来返京。第一师指挥所设在黄村,由副师长蔡久负责,所辖第一团指挥所设在丰台,由团长周俭廉负责,第三团指挥所设在黄村,由团长郭季芳负责;第二师指挥所设在廊坊,由师长刘辉山负责,所辖第五团指挥所设在万庄,由团长聂成龙负责,第四团指挥所设在窦张庄,由团长惠金贤负责。为了加强领导力量,在各营负责安全警卫的地段内,都有一名师、团干部协助指挥。第一师政治部主任桂生方和第一团政治处副主任尹先明在永定门,第一团副团长黄登忠在马家堡,第一团副参谋长侯树生在黄土坡,第三团政委宿灿在魏善庄,第三团政治处主任苏苏在安定;第二师政委张廷祯在洛伐,参谋长魏传连在杨村,副参谋长古远兴在万庄。3月4日,执勤部队对铁路桥梁、道岔、道钉、枕木、信号旗等统统进行了检查,并对路基两侧50米范围内进行了搜查,邹衍亲自乘压道伞沿途检查。当天14时,警戒部队全部进入执勤位置,兵力密度达每公里28人以上。22时专列安全通过,24时撤除警戒。

　　在执勤中,曾发生敌特枪击哨兵、偷割电线、向铁轨上放石头、向桥下放炸药包等事件,都被及时发现处理,未造成破坏和伤害。

　　干部战士都为能执行这次任务感到无尚光荣,因而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全纵队参加执行此项任务的排以上干部有490名,每个班都有1至2名连排干部,团营干部每人负责一个车站或掌握一个连队。执勤分队到达位置后,想尽一切办法调查了解铁路情况,沿路基搜查爆炸物。有些战上对桥梁检查一遍不放心,还不畏寒冷,一次一次地下到水里反复进行检查。对车站每通过一列火车就检查一遍,惟恐发生漏洞。战士们说:“现在检查如有爆炸物炸到自己无关紧要,能完成任务就行。”简单的语言,体现出了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哨兵们有的连续执勤12小时,不松懈、不叫苦、不抱怨,一切为了保证完成任务。

　　疏浚中南海

　　1950年4月至5月,纵队执行了疏浚中南海任务。第一师参加的有4200人,第二师参加的有3300人,分别于4月8日和10日正式开工,5月10日基本结束,总共用了20个作业日。按工程计算,全纵队7500人参加,共需50个作业日。由于广大指战员艰苦奋战和严密的组织指挥,整个工程提前30个作业日完成。第一师原计划出土量为80666立方米,实出土量为131704立方米;第二师计划出土量为66200立方米,实出土量为80100立方米。

　　第二师工兵营,还完成了6幢中央首长住地楼房、l幢中南海中央首长办公楼、两幢军委通信部电讯工作人员楼的修缮,及玉泉山中央首长住地的电网安装等工程。朱德对这些工程非常重视,对工兵营施工人员十分关怀,施工期间几乎每周都到工地视察和慰问。

　　保卫第一个国庆节和参加国庆受阅

　　1950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第一个国庆节,首都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公安中央纵队全力以赴,承担了大会会场警卫和受阅的双重任务。在同一时期,完成两项重大任务,是公安中央纵队战斗史上的光辉一页。

　　为了确保庆祝大会的安全,纵队召开了师、团两级领导干部会议,传达上级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各项事宜。各师多次开会研究,组织干部到现场勘察地形、地物,确定应该控制的制高点,确定各点的兵力及包干负责的干部,规定各点的具体任务。各级干部都进行了细致的分工,每处警戒至少有l名排以上干部掌握,大会会场周围的制高点,每处至少有3名干部带班执勤。原有的各警卫目标,也都增加了兵力,安排了干部。各级还都控制了机动力量。

　　由于警卫与受阅两大任务双管齐下,使得兵力十分紧张。为解决机动兵力的不足,执勤分队凡换班休息的人员,一律组织起来,休息时不解衣带,以随时应付突发情况。两个师的机关还抽出一批正副科长、参谋、干事以及勤杂人员到哨位上参加执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时,正值朝鲜战争爆发,当时的社会情况很复杂。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的前夕,国内外公开与暗藏的敌人遥相呼应。在这种形势下,执勤部队在公安部的直接领导下,与北京市公安总队及公安机关共同努力,保证了大会的顺利召开,整个北京市没有发生任何问题,这是当时保卫战线上的一次重大胜利。

　　国庆节检阅,代表全国公安部队受阅的,就是由公安中央纵队编成的l个师、3个团、9个营、36个连,共7139人。8月16日开始编组部队,8月24日开始紧张的训练,到9月20日,正式训练时间为23天,每天6小时,共训练138小时。9月20日至30日,参加了阅兵指挥部组织的4次联合演习,每次一天到一天半时间。部队利用演习的空隙时间,针对暴露的缺点通过反复练习,加以克服。这次参加受阅,不但圆满完成了任务,也为部队以后的正规化训练培养了骨干,摸索了经验,对促进部队的建设,起到了很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