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武权

　　1958年，对于当年每一个中国人而言都是刻骨铭心的，已经远远超出了公元纪年的概念，成了“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和“五风”(共产风、瞎指挥、强迫命令、浮夸风和干部特殊化风)的代名词，它给历史、国人和后辈子孙们的教训实在是太多、太深刻了。

　　1958年，我正上小学二年级，学校设在谢集中街原国民党江都县八区区长章丽荣家里。校名虽为完小，但只有四五个班级，有两个年级还搞了复式班。早在读一年级时，我就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压抑。放晚学前，老师要大家把课桌收拾干净，把桌凳摆放整齐……并不准在学校玩耍。不到天晚，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就来教室写粉笔字会标，什么批斗会、辩论会的，或是拎上汽油灯来打气，擦拭灯罩……那时，年幼的小学生既非革命动力，又非革命对象，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似的，可成人的日子并不好过，他们白天忙工作，晚上总要聚集在小学校里开会或学习，或批判别人，或接受别人的批判。

　　一天晚上，我们几个小朋友好奇地摸回教室，只见嘶嘶作响的汽油灯下站着铁匠赵建生。有人责问他：为什么被批判时睡觉?他反驳道：“我没有睡觉啊，你们听到我打呼了吗!我是在闭目养神!”会议主持人把桌子一拍，喝道：“你想对抗运动!我们帮你整风，你还闭目养神，明天到捺山去挑沙20担……”随后便是震天的口号声：“赵建生对抗运动，没有好下场!”见此情景他的女儿被吓哭了。主持人听到小孩哭声，便大声询问：“是哪家小孩捣蛋?”我见状赶紧拉着她溜走了。

　　到了二年级，我们的劳动课一下子多起来。秋收时节，几乎天天下午由老师带领着去附近生产队劳动，什么挖山芋、扒花生、拾棉花、扛稻把、拾稻穗都干。低年级小朋友到田里劳动，大点的同学就到南头庵昔日的战壕旁翻地找子弹壳、枪栓、枪管等废铁，凡金属都收拾起来，然后集中送到公社炼铁厂熔化，再不就是到南头乱葬岗上找尸骨，送到公社钾肥厂磨骨粉做钾肥。小学生忙秋收，青壮农民则统统去了水利工地。那时，谢集公社正忙于修筑六松、铁坝、杨营、邵冲等水库，他们还没等到秋收就征调出发了，这颇像彭德怀元帅当年悲叹的那样：“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翁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与人民鼓咙呼。”

　　低年级小学生身单力薄，刚下地还人模人样的，不一会儿就体力难支了。如扒花生，应先拔去花生秆，然后用耙子慢慢刨土，再拾起花生果，而我们用的是“猫盖屎”法，把花生秆摊到垄上，这垄没收完又去收下垄，以致好多果实烂在地里，农民丰产却得不到丰收。等第二年春天，我们饿极时想到田里未拾净的花生果，再去扒地，看到果实已经霉烂或发芽了。扛稻把也是如此，孩子们把成捆的稻把扛在肩上或顶在头上满田垄地跑，结果沿途都是丢弃的稻穗，看了令人心痛。

　　支农结束后，学校还组织了一次大评比，受社会影响，校园里也挂起了“红旗”、“白旗”，学生中也有了积极分子和落后分子。我所在的二年级，有的班因有同学扒花生时偷吃了花生果竟被插上了“白旗”——一块2尺长1尺宽大小的灰布，上面用白漆写着“奋起直追”四字，下边贴着用黑蜡纸剪成的“水牛”，以此讽喻像老牛一样动作慢慢吞吞。优胜的班级则颁发红旗，紫色的平绒旗上贴着用黄色蜡纸剪成的火箭。

　　彼时，街道上的政治空气更为浓烈，从街道南头到北头，凡朝街的墙壁上都画着宣传画或刷上标语，诸如“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十五年赶上美国，超过英国”……壁画有画小孩站在稻穗上跳跃而不陷落的(比喻粮食高产)，有画生猪养得像牯牛一样肥大的，还有画粮食囤高耸入云的。

　　1958年在忙忙碌碌中过去了，第二年春季开学，附近的龙山小学并入谢集小学，校舍迁到谢集北街的谢小现址。建校伊始，学校没有操场，就借用邻近的谢营生产队公场。公场北面为新砌的两排教室，后面还有简易的砖木洋瓦平房做老师们的办公室，在当时孩子眼里这两排各十二间屋的教室很气派，比之章丽荣家的旧宅要宽敞明亮得多。屋顶上用白漆刷着两道标语，即“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两校合并后学生数大增，课间也比往常热闹多了：男孩子忙“斗鸡”(一对一，膝盖顶膝盖碰斗)，或挤矮子(站在教室的金刚墙下分成两边互相挤撞)，或滚铁环；女孩子一般忙跳绳、踢毽子。正月刚结束，课间凡耗体力的活动都叫停了。什么原因呢?肚子饿。俗话说“半桩子饭仓子”，少儿正在长身体，因为吃不饱，不少同学已成了骨瘦如柴的畸形人，或两条细腿支着一个大肚子，或长长的脖子上顶着一个大脑袋……那时无论城乡都在吃食堂，城镇学生每人每天定量为八两(不纯是大米)，农村人均原粮半斤，可好多时候还保证不了。饥饿的人们没法子，只能逮老鼠、抓麻雀、捋树叶、挖野菜，凡能人嘴的东西都往家收拾。公共食堂是军事共产主义的雏型，一两百户人家在一个锅里做饭，三餐开饭时先排成长龙，各户用饭桶(或铝锅)把饭、粥打回去，再分到家庭成员的碗里。食堂无菜肴供应，倘有菜汤、咸菜佐饭就算奢侈了，更谈不上什么荤腥。稀粥能照见人影，一碗喝下去连筷子都不用，饭则是先把米、麦仁拌起后再用冷水浸，等膨胀了再放到饭钵里蒸，样子很像干粥，吃起来很不爽口且容易饱，但过不了多久肚子又饿了。

　　起初，谢集街道按地段办了三个食堂，南头食堂用的是潘世荣家屋子，中街在窦基本家，北街在赵先华家，分别由刘成云、窦立山、赵先华负责，后来听说要让更多的商业从业人员去支援农业，三个食堂便合并为一，由小学毕业生周继成做会计。乡下则以生产队为单位，一个或两个队办一个食堂。那时不问城乡，各家各户几乎都没有锅灶，因为原有锅灶已被拆除，锅台土灰成了庄稼的肥料，铁锅则被送到炼铁厂。一个人的家当就是一双筷子、两只碗、身上的衣裳及晚上盖的被褥，其余的生活资料如房子，你住着就属于你，公家或集体一旦征用，那就“充公”了。常言道，一顿不饱顿顿饥，挨饿的滋味最不好受。吃，成了人们生活中唯一的追求和目标。即使好动的少年课间也懒得动，大家都默默地站在草堆下或教室的走廊里晒太阳。青黄不接时，大小麦尚未饱浆，饿极了的农村同学放学后有的就偷偷跑到麦田里，抹点麦子炒一炒来充饥，而城镇同学连吃炒麦的份都没有，为了解饥就向农村同学讨要，成绩好点的还可以接受他们的“进贡”。

　　当时年幼的我们只知道自己饥饿难忍，却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怎么糟糕。一天清晨上学，我刚走到食品站那儿，就远远看到一个男子像喝醉酒似地向学校操场草堆旁走去，几分钟后，当我们走近时发现他已经死了。那人四十开外，着一身蓝布衣裳，脚穿一双蓝色高帮球鞋。上课铃响了，同学们没有立刻回到教室，纷纷议论着刚刚死去的那个人，胆小的女同学想看，又害怕，始终不敢靠近。约摸过了十几二十分钟，街道上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个叫吴炎福，外号麻

　　雀子，他们把死者抬上板车，用一床破席子卷着运到三叉河去掩埋了。吴炎福胆子大，刚到草堆旁就去搜死者身子，最终只从他身上摸到几支香烟。这是一起非正常死亡事件，正是饥饿使之命丧黄泉，至于死者是谁，大家都不认识。

　　建国初，我家有大大小小草房十余间，谢集联合诊所就是1956年租借我家房子开业的。到了1959年春，全公社的浮肿病人一下子多了起来，原有的草屋接纳不下，公社、街道的干部就盘算着把我家往外赶。其时我家五口人，只住在两间草屋里，听到勒令搬家的通知，我奶奶火冒三丈。她这辈子没有参加过什么工作，头上也没有什么紧箍子，性子很倔犟。公社、街道的干部气汹汹地上门来了，我奶奶手持厨刀当门一站，大声呵斥：“我家不是地主顽干，政府不照顾我们照顾谁?今天只要你们敢动手搬东西，我就先死给你们看。”这一招很灵验，来人中竞没有一个敢搬东西的。1959年秋联合诊所更名为公社卫生院，院里住满了浮肿病和青紫病人，他们都是经各大队筛选来集上住院治疗的。人院者一律睡地铺，下边铺着干稻草，上边是草席，条件好一点的人家还带有破棉絮。这些入院者，与其把他们集中起来治疗，倒不如发给几十斤大米充饥，然而政府当时连这点能力都没有。为了挽救一些人的生命，公社从外地调来了许多“营养粉”，由卫生院食堂统一做成小饼子，分早晚两顿发给病人。所谓“营养粉”是用皮糠、黄豆粉(豇豆粉或绿豆粉)加少许食糖拌和起来的，由它烘成的小饼子坚硬粗糙，难以下咽，但是比之榆树皮、山芋蔓、野菜要好吃得多。医院开在我家，我们同病人朝夕相处，并尽力提供一些方便，彼此也建立了一些感情。这类浮肿病人病情有轻有重，轻的脸上“胖”得一按一个坑，许久不能平复，蹲上十天半个月就可以出院，回家务农了；重的全身浮肿泛黄，脸肿得像大南瓜，上眼泡仿佛与下眼泡连到了一起，嘴肿得往两边开裂着，头发都竖了起来，说话嗓音也变了，走路摇晃着身体，每迈一步都要停顿几秒钟。在那段日子里，我们几乎天天遇到死人的事，人刚咽气，就用芦席裹起来让南头赵家营的李大志拖走。

　　当年城镇居民各项供应标准都很低，只是尚能勉强过活，可有的人还冒着生命危险去卖粮食或用精粮换粗粮过日子。我有一个近邻叫张士礼，此人很会算小账，他曾算过一笔账：一个人一天一斤大米吃不饱，可一斤大米能换回二斤半麦仁，二斤半麦仁就两天也吃不完。于是，他背着家人将粮站供应的少得可怜的大米与附近农民调换成麦仁。当年的麦仁不比当今超市里的麦仁，只是把大麦蜕去一层外衣，煮出粥来，一股麦腥味，锅上能浮起一层麦皮，若煮成麦仁饭，不小心能划破食道。此公已五十多岁，常犯胃病，由于常年无精粮、油水下肚，胃越来越坏，最后竟患上了胃癌。临咽气时，他摸出一辈子的积蓄计400多元，含着泪水对妻子说：“以后你们不要再省了，人都死了，要钱还有什么用呢?”

　　常年食用粗粮，过多地摄入青菜、野菜，还会发青紫病。严重者口吐白沫，四肢僵硬，浑身呈紫黑色，死亡率也很高，要是防控及时，提前喝下一碗糖开水兴许就能安然无恙。

　　严重的缺食少穿，再加上基层部分干部无视人权，搞强迫命令，刮共产风，自然也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当时主要形势特点之一就是“反标”案件多，甚至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1960年的一天，谢集公社机关大门上留下了两行歪歪斜斜的粉笔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是唐代杜甫的诗句，要是写在别处，也许并无大碍，岂料写到了人民公社的大门上。公社党委立刻开会研究，一种意见认为是小孩乱写乱划，无政治目的，擦干净就行了；另一种意见认定这就是“反标”，不排除小孩后面还有别有用心的成人在指使：最后左倾思潮占了上风，确定由公社公安特派员雷承龙坐镇调查，处理此事。那阵子我们这些家住公社附近的小学生都成了嫌疑分子，经过反复调查与核实，最后认定是当时上五年级的赵益华信手涂写的，他刚刚学过这句诗便信手写下。赵家是开理发店的，他父亲赵先明手艺好，人缘也好，好多公社干部都在他家理发。赵益华本人少年时代人也很乖巧，成天叫这个伯伯，那个叔叔的，所以公社干部们都很喜欢他。案件有了结果，雷特派员还是公事公办，把小赵叫到公社受训，可把他父母吓得够呛。他爸气急之余把小赵绑起来毒打一顿，边打边哭：“你坐牢就算了，若把我抓起来，看谁来养活你们?”

　　“反标”事件增多的同时，一些人顾不得脸面去偷偷摸摸，即便被发现也不在乎坐牢与否，其普遍心理就是坐牢不致于饿死，若留在家里则必死无疑。熬到1961年，城乡食堂解散了，人们才慢慢地改变这种观念。当时群众对搞公共食堂非常反感，不过没有中央的指示，谁又敢去解散呢?被饥饿笼罩着的国人倘有打赌的，自然而然就会想到赌“吃”。我外公有个庄邻(谢集公社尹山大队河西小队)叫窦方元的，一次与人打赌竟吃了5斤大米煮成的米饭。这事若放到现在可能就要上“基尼斯世界大全”了。

　　大跃进给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留下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据《人民共和国春秋实录》记载：农村粮食短缺，国库存粮无几，一些大城市几乎脱销，全国大约缺少3000万人一年的口粮，人民身体素质下降，加上长期紧张劳动和疾病流行，出现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现象，减少人口在4060万左右。比之更为恶劣的是共产风、瞎指挥、强迫命令、浮夸风和干部特殊化风“五风”滋长，使党的威信受损，社会生产力严重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