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外音）“辛亥革命的元老、民主革命的先驱、伟大的爱国诗人、一代书法大师于右任先生，1879年4月11日生于陕西省三原县城河道巷。”（于右任《牧羊儿自述》）
001.风狂雨暴的一个深夜，在一间破旧的房屋里，于伯循（于右任原名）呱呱坠地。病恹恹的母亲赵氏怀抱幼小的于伯循，自言自语：“娃呀，妈妈咋样把你养大啊！”
002.母亲赵氏沉痛地说：“你咋和妈妈一样命苦……”
（赵氏回忆）清道光年间，甘肃连年荒旱，三年六料未有收获，赤地千里，饿殍载道，饥民四散逃命，于伯循的外祖父亦难捱饥饿，携其女（即于伯循的母亲）背其子，从甘肃省静宁县逃难前往陕西。静宁县距离陕西千余里路，行至途中，粮尽力竭，于伯循的母亲足痛无力前行，于伯循的外祖父只好忍泪将女儿弃于山谷。
女儿痛哭不已，刚好有驼队商人经过，见孤女山中痛哭，着实可怜，便上前询问其情，孤女将实情相告，忠厚的驼商便带着孤女一起前行，赶了好几里路，追上了于伯循的外祖父，外祖父欲言又止，老泪纵横。驼商看出了他的苦衷，默语：“天下无不爱子女之父母，必有不得已之处。”侠义的驼商头领，向父女俩赠送了银元。之后于伯循的外祖父才终于到了陕西。
于伯循的外祖父经常与人说起这件事，他说：“此女弃而不死，必有异征。”于母与于父婚后第二年便生下了于伯循。
003.尚有一丝气息的母亲赵氏，已经口不能言，圆睁双眼，难以瞑目，用无力的手指着两岁的于伯循。伯母房氏一手把小伯循紧紧地抱在怀里，一手紧紧地抓住赵氏的手，热泪纵横：“妹妹放心走吧！我一定会把伯循抚养成人……”赵氏眼珠转了转，眼睛刚缓缓闭上，小伯循的哭声又让她两眼大睁，两滴豆粒大的泪水从眼角流下，紧抓房氏的手无力地垂下。父亲于宝文涕泪滂沱……
房氏的丈夫于伯循的二伯父于宝铭下江南谋生，久无音讯，娘家劝房氏改嫁。但是为了弟妹的遗嘱，房氏抱着小伯循到县城隍庙，敬对城隍，跪下对天发誓：“我宁愿孤守空房、经受千辛万苦，也要把伯循抚养成人！”
004.于伯循的父亲于宝文（又名于新三）又要去四川当学徒谋生了，在河道巷口，久久凝望着怀抱于伯循相送的大嫂，双膝跪地，两手抱拳，哽咽着说：“大嫂，伯循就拜托你了！”房氏眼含泪水，庄重地点点头。
005.夜晚，房氏搂着小伯循入睡，小伯循尿湿了被褥，房氏把小伯循挪到干处，自己用身体把湿处暖干。饭桌上，房氏把馍馍塞给小伯循，把好菜夹给小伯循，自己只喝稀饭……
006.六岁的于伯循和表哥一起玩耍，表哥养的小羊羔引起小伯循的极大兴趣，吵着闹着要。房氏怜惜地望着小伯循，只好花三百钱买下一只跛脚的羊。小伯循拉着跛脚的羊疯玩。
007.深冬，于伯循瞒着伯母，偷偷跟随几个孩子到野地里牧羊，忽然窜出三只野狼，羊群和放羊的孩子们见状，吓得一哄而散，两只瘦弱的小羊逃跑不及，被狼群拖走残食。
于伯循正好在东边的地里低头挖掘带甜味的红根根，未发觉狼已来临。一只狼悄悄靠近，正要从西边过来袭击于伯循，千钧一发之际，一位村民途径该地，抡起镰刀，赶跑恶狼，拉着于伯循飞奔回家。
房氏在家聽到邻人惊叫野狼偷袭羊群，于伯循差点成为狼口之事，吓得双腿发软，连路都走不动了。看到小伯循安然无恙，一颗怦怦乱跳的心才慢慢平静下来。
村里人对于伯循的惊险遭遇议论纷纷：“避过大难，后福不浅！”
008.经此事件，小伯循的舅父忧心忡忡，和房氏商议：“小伯循整日与羊群为伍，终非长久之计。”房氏叹了口气：“小娃娃正是鸡嫌狗不爱的年龄，得寻个圈圈把他槛住！”1885年，伯母房氏和舅父把7岁的小伯循送到村中马王庙学堂的私塾里上学。师从旬邑老儒第五先生。初学识字，后学写毛笔字。
009.房氏对小伯循要求严格。后来，于伯循在《怀恩记》中说：“伯母督课每夜必至三鼓，我偶有过失，或听到我在学校嬉戏，常数日不欢。”
房氏常以古代读书人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教育小伯循，要他更加勤奋努力。
清明节，房氏带着小伯循回泾阳县斗口于村祖坟扫墓，在生母墓前，伯母房氏总是哭着说，循儿今年几岁了，又读了什么书。每年清明节，房氏都带着小伯循回乡扫墓，告知依旧。
小伯循闻声悲痛，读书不敢不勤。后来，在文章中回忆：“水环三面白公渠，垂老重来醒故居，尤记阿娘哭阿母，报儿今岁读何书。”
一日，于伯循旷课。房氏拉着小伯循进到老师书屋，说：“伯循今早旷学，是我家教不严，请先生用戒尺罚我。”随即跪下，伸出右手。先生动容地说：“快起来，快起来！”房氏说：“先生要是不罚，我就自罚。”说着取过戒尺，就要自打。跪在一旁的于伯循再也忍不住，哇地一声哭了：“先生啊，不是我故意旷课，昨天回家，见家里吃盐都十分困难，才这样做的。您别怪娘、罚娘。都是我的错，您就用戒尺罚我吧！”先生面冷心热，暗暗赞叹：“家有如此良母，实为伯循之幸啊！”
010.舅父家里和房氏家里一样贫穷，连买盐的钱都凑不齐，小伯循学费成了大问题。小伯循利用私塾课余，到制作鞭炮的乡间作坊打短工，小手弄得黑乎乎的，小脸也抹得像小花猫，拿到挣下的小钱，满面笑容。他把钱拿回家，交给伯母房氏，房氏一边给他擦脸擦手，一边怜爱地说：“你拿去买点好吃的吧！”小伯循说：“不，这是交伯母贴补家用的！”房氏轻轻地叹息，自言自语：“小伯循慢慢长大了！”
011.县城东关，名门望族胡家。房氏在其家中洗衣、打工。小伯循常到胡家，很快就认识了胡家的上下老少。
胡家兄弟九人，小伯循和胡堪年龄相近，趣味相投，常常携手到胡家“古月斋”听师爷讲课。胡老太爷看小伯循乖巧伶俐、天资聪颖、好学上进，就让小伯循进其私塾读书，听关中名儒刘古愚讲学。此后，又让九岁的小伯循就读三原名儒毛班香先生的私塾，读经书、习诗文。数度寒窗，勤勉思进，幸能不为贫穷所困，颇受亲友喜爱。课余，小伯循和胡堪常常到胡家“古月斋”读书，切磋书法绘画。
012.于伯循替毛先生整理馆务时，无意中读到了文天祥和谢枋得的爱国诗篇，耳濡目染，觉得内容读来颇有家国情怀，激昂高亢，读到文天祥的《正气歌》，不由自言自语：“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013.三原县城西关斗口巷5号宅院，是于宝文在于伯循16岁时用多年积蓄所购置的，成为于伯循攻读诗书精研古今之地。厦房前的一株古槐，蓬勃茂盛。
于宝文希望儿子于伯循做个读书人，在四川还亲自抄写书文寄给儿子阅读。于宝文每次回乡，都督促儿子在学习上狠下功夫。
于伯循日间上学，晚间回家温习，父子俩在如豆的油灯下，常常读书至深夜，相互背诵。背书前，父子执师生之礼，于伯循对父亲背书时，必先对父一揖;父亲于宝文向于右任背书时，以对书作揖为仪。父子轮流背诵，互为校正，直到背得滚瓜烂熟，才能睡觉。父子相对苦读，常常读到雄鸡高唱。一时间，“一灯如豆下苦心，父子相揖背诗文”的佳话，在当地广为流传。
也是在这所院子居住时，于伯循写下痛斥慈禧太后的“女权滥用千秋戒，香粉不应再误人”的诗句。
014.1895年，16岁于伯循经荐以案首入学，先后就读于泾阳味经书院、三原宏道书院和西安关中书院。其作品内容大多是忧国忧民及体恤民间疾苦等主题。期间，结识了张季鸾和李仪祉，三人后来被誉为“陕西三杰”。
015.1898年，陕西从春到夏没下过一场雨，禾苗干枯，颗粒无收，搜尽草根树皮的灾民，接连倒毙在荒郊旷野。
时任陕西学使的沈淇泉，设法从东南各省募集一笔款子，买回一批粮食，1899年，在三原县城办救灾粥场，委派尚在三原宏道书院就读的于伯循担任舍饭场场长，操持救济灾民。于伯循日夜操劳，粮食加工、熬粥火候、财务管理、秩序维持，事必躬亲，尽心尽职，殚精竭虑。人累瘦了，眼熬红了，累得大病一场。
于伯循眼望灾民“鸠形鹄面、啼饥号寒”，感慨万千：“百姓苦啊！我们当为百姓有吃有穿、安居乐业而努力！”灾荒惨状，在于伯循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016.于伯循20岁这年，按照关中风俗早应定亲娶媳了。一来家境不好，二来没有中意的，就只好拖了下来。
他受命办粥场舍饭济民，吃舍饭的难民熙熙攘攘，衣衫褴褛。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每天都要搀扶两个老太婆来吃舍饭，自己却不吃。姑娘虽说一身粗布衣裳，身体瘦弱，但却聪明俊俏。每每相见，都是深情地瞥上他一眼，就含羞低下头去。带两个老太婆吃完，又搀扶二老离去。
于伯循感到很奇怪，经告知伯母，打问，这个奇女子，是同住西关的老实本分的庄户人高焕章夫妇尚未出嫁的三女高仲林。高焕章夫妇看到两位骨瘦如柴的老太婆佝偻在院外屋檐下，就将其叫到家中暂住。但是高家日子也很艰难，只好让姑娘搀扶两位老太婆去吃舍饭。姑娘生怕两位老太婆绊磕跌跤，找来两块砖头让两位老人坐下，然后拿两只粗瓷碗，挤进蜂拥的人群争舀两碗稀粥。
于伯循看在眼里，对姑娘顿生敬意。伯母看于伯循满意，就央人前去求亲。高家觉得于伯循有文化、人品好，姑娘对于伯循早有耳闻，舍饭场相见，心生倾慕，见媒人上门提亲，心里高兴，羞羞答答对父母说：“全凭二老做主！”
亲事虽定，两家日子一样拮据，且又适逢荒年，世事无常，一家急娶，一家急嫁。成亲这天，伯母让人买了两大笼白菜。高家深知于伯循虽管舍饭场，然而两袖清风，就差人送来20多斤豆腐、粉条。于家用白菜豆腐粉条熬了一大锅烩菜，款待親朋好友。这一天，于家院落挤满了男女老少，齐夸于伯循、高仲林是奇才娶奇女，两笼白菜办大喜。高仲林就是于伯循的原配夫人。
017.1900年，叶尔恺出主陕西学政，在当时各省的提学使中，他注重新学，到任后出了几十道题目，涉及方方面面内容，让全省秀才去做，限定一个月交卷。20岁的于伯循，在“冬寒无火，夜间呵冻所书，忽浓忽淡，甚形潦草”的情况下，写成几十篇交卷。
叶尔恺读后大为叹赏，认为于伯循的诗文策论卓尔不凡，非时流可及。他欣然在卷子上批道：“入关以来，未见第二人。”“作者奇才妙笔，可以自成一家。”并大书“西北奇才”四个大字，以示推崇。给他第一名，补廪膳生。叶尔恺特意召见于伯循，送他一本《出使四国日记》，于伯循读后渐知国际大势。
018.三原胡家。于伯循和胡堪结识了泾阳县一个有眼疾的摄影师董眼。董眼常以购售照相器材为名，将南方革命书报挟带回来，供于伯循和胡堪阅读。三人接触频繁，相识相知，在一起议论天下，抨击清政府媚外暴内，情绪激愤。于伯循问董眼：“你精于照相技术，给我照一张不打辫子的散发照，以铭心志，敢不敢？”董眼回答：“我非胆小怕死之辈，有啥不敢？马上就照！”遂打开于伯循的发辫。于伯循豪情万丈：“照片两旁还得有一副对联！”胡堪取来笔纸，义愤填膺：“你说我写！”于伯循略一思索，即吟道：“换太平以颈血，爱自由如发妻。”胡堪笔走龙蛇，以行楷写就，贴在于伯循站立的身后墙上的两边。于伯循两缕散发披于肩上，右手叉腰，怒目直视，拍了一张誓死反清的明志照。
019.1900年，22岁的于伯循经沈卫保送入西安陕西中学堂。当时的总教习丁保树专研经史，于伯循苦读研习，颇受影响。同年，庚子之变，慈禧出逃西安，参加“跪迎”的于伯循，更加认清了清王朝政治腐败、媚外残内的面目，写下了不少忧国忧民、抨击时政的诗篇，自编成《半哭半笑楼诗草》。
020.在莘莘学子中，于伯循慷慨激昂：“对这个误国误民的‘老佛爷，应该处死以谢国人！我要上书陕西巡抚，请其手刃西太后！”同学王麟生劝阻：“不可，不可！奴才岂会杀死主子？”于伯循冷静下来，也不由连连点头：“你说的是，陕西巡抚不但不会手刃西太后，还会用我等的头颅对上邀功！”于伯循甚为悲凉，只好用创作诗歌、挥洒笔墨来排遣和慰藉忧国忧民之情：诗歌如狂飙横扫落叶，笔墨似江河翻卷波涛。
021.兴平知县杨宜瀚久慕“西北奇才”于伯循大名，请他到衙内教授两个弟弟。于伯循知道杨宜瀚是四川名士，曾在新疆戍边多年，抵御外敌，颇具民族气节，回内地做知县，勤政爱民，提倡新学，重视人才，因而欣然应允。在坐馆授徒之余，二人吟诗濡墨，切磋学识，议论时政。于伯循痛心“可怜好山河，葬送奴才手”，诗词的锋芒直指腐朽的清王朝：“太平思想何由见，革命才能不自囚。”杨宜瀚读后，极为钦佩：“于先生的诗词，在中国西北，犹如雷电一样划破暗夜长空！”
022.于伯循的朋友孟益民、姚伯麟，特别推崇于伯循的诗词，常常吟诵，尤嫌不足，遂收集校勘，筹措资金。于伯循的学友牛引子题笺成《半哭半笑楼诗草》，使于伯循的第一部诗集《半哭半笑楼诗草》，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冬在三原印行。诗集面世，好评如潮：“于伯循的才华陕西无双！”“于伯循对国家民族的忠贞及悲天悯人之情怀，令人敬佩！”
023.于伯循26岁，赴河南开封参加礼部考试。清廷法律规定：不留辫者即被视为谋反。于伯循的散发照片和于伯循诗歌《暑中狗》《半哭半笑楼诗草》落入时任三原知县德锐之手，德锐遂备文连同诗集呈报上司，邀功请赏。于伯循是举人，按清律须上报朝廷方可拿办。即以“逆竖倡言革命大逆不道”密报清廷陕甘总督升允;升允又以于伯循“逆竖昌吉言革命，大逆不道之罪”上奏清廷。光绪三十年（1904），清廷密令逮捕拿办于伯循。
024.于伯循的同学李约祉（李仪祉的兄长），从友人处得知消息，急报于父，于父想了多种办法，均不可行，即告乡友、义商李雨田先生，李雨田以十两银子，雇请以“飞毛腿”著称的邮差，星夜赶路，奔赴开封，向正在那里参加会试的于伯循报信。恰在这时，西安的电报局和路驿站均发生故障，致使清廷缉捕于伯循的公文延迟。
深夜，星月无光，一骑从三原县城飞出，沿着黄土路东去，直奔潼关。清晨，霜露袭人，马上骑者拼命加鞭，身后留下一股滚滚黄尘。
开封一家驿馆，骑者寻见于伯循，翻身下马，还未站稳，立即将缰绳交于于伯循，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快，快跑！逮捕你的清兵，正随后向这儿赶来！”
于伯循一愣，抱拳致谢，迅即抓过马缰绳，翻身上马，绝尘东去！
025.于伯循逃亡上海，化名刘学裕，入马相伯创办的震旦学院读书。在恩师马相伯鼎力相助下，一面求学，一面结交志同道合的同学。他翻书看报，对孙中山百折不挠的革命事迹、政治主张及伟大的人格日益敬重。他夜以继日，博览群书，广泛研读西方哲学，包括托尔斯泰、卢梭、黑格尔等，渐渐萌生出民族主义及爱国思想的幼苗，创作出大量悲壮、可歌可泣的优秀诗篇。在震旦学院肄业后，经好友刘觉民介绍，先后加入了光复会和同盟会。
026.震旦学院。于伯循入学不久，学院主管教务的法籍神甫乘马相伯生病之机，企图使震旦学院为教会所把持。马相伯愤而辞职，学生相率离校。为解决离校学生的求学问题，于伯循找关系、筹资金，并于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聘用马相伯、叶仲裕、邵力子等共同另行筹组复旦公学（即今复旦大学），同年中秋节正式开学。
027.1905年，于伯循著文投《新民丛报》，批驳钱基博文《中国舆地大势论》中，所谓“长江流域民族处置大河流域民族”的荒唐谬论，署名改为于右任。一位挚友问：“伯循，你为啥改用这个名字？”于答：“我原名伯循，取自《四书》中‘夫子循循善诱人之意。现改为右任，既是‘诱人的谐音，又表明我与满清异族统治势不两立，显示我以恢复中原衣冠为己任的决心！国人一向以“左衽”来指接受异族统治，故我反其意而用“右任（衽）矣！”
于右任此文面世后，名声大噪，许多革命志士和读书学子，都知道于右任是陕西人，赞其一支笔“胜过十万毛瑟枪”。而他的原名于伯循，再很少有人提及。
028.1905年，日本文部省门前。大批中国留日学生聚集，群情激奋，反对日本文部省对中国留学生活动的无理限制，无果，愤然回国。于右任随同返回上海，为使这些留日归国学生能继续读书，于右任与王敬方、张邦杰创办中国公学，校址在吴淞口炮台湾，与复旦近在咫尺。中国公学和复旦公学，成为为反清革命造就大批人才的基地。
029.1906年4月（清光绪三十二年），于右任为创办《神州日报》赴日本考察新闻并募集办报经费，由陕籍留日学生康宝忠、好友刘觉民引荐结识孙中山，开启了人生革命的道路。1906年11月，于右任加入中国同盟会。
030.于右任回国后，经过紧张的筹备，《神州日报》于1907年4月2日（光绪三十三年二月二十日）在上海创刊，于右任任社长，积极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张。该报面世后，民众竞相传阅，被称作“炸弹”。次年2月，毗邻的广益书局失火，祸及报社。重新复刊时，因内部意见分歧，于右任退出该报，另筹新报。
031.1909年5月15日（宣统元年三月二十六日）《民呼日报》创刊，于右任任社长。创刊之前，于右任即有创刊《启事》公告天下：此报“以‘为民请命为宗旨，大声疾呼，故曰‘民呼。”
032.1909年5月18日，于右任在《民呼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元宝歌》的最早见诸我国报刊的现代白话诗：
一个锭，几个命/民为轻，官为重/要好同寅，压死百姓/气得绅士，打電胡弄/问是何人作俑/樊方伯发了旧病/请看这场官司/到底官胜民胜？
于右任的这首白话诗，通俗易懂，简洁鲜明，寓意深刻。读后痛快淋漓，大众竞相传阅。
033.于右任在《民呼日报》正式出版的前一年八月，在该报的宣言中，就开宗明义地说：“本报实行大声疾呼为民请命之宗旨。”当时，地处大西北的甘肃，连年旱灾，一片饥馑，发生了人相食的惨状。
陕甘总督升允的官邸，管弦笙歌，山珍海味，只知无度地挥霍享乐，不顾饥民死活，故意隐瞒缩小灾情，欺骗社会和国人。
于右任在《民呼日报》连续发表了《论升督漠视灾荒之罪》《甘督升允开缺感言》等锋利文论，揭露升允的丑恶嘴脸，让国人得知甘肃灾荒的真相。
034.于右任和同仁，一面用犀利的笔锋揭露甘肃这些惨不忍睹的社会真相，一面用《民呼日报》呼吁“人饥己饥”，发起募捐救济灾民的活动。那段时间，《民呼日报》几乎每天都有甘肃省催人泪下的灾情纪实，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人慷慨解囊，捐款捐物，请《民呼日报》社转交。
各地的汇款单和救灾物资纷至沓来，竟使报社应接不暇。于右任开创了我国首次报纸募赈救灾之先河。
035.《民呼日报》刊发的揭露和抨击清王朝黑暗统治的文章，使清政府对《民呼日报》和于右任恨之入骨，扬言要挖掉于右任的眼睛，并于同年8月3日将于右任拘捕。
狱中。于右任多次表示“报纸不能停刊”！但报馆同仁明白：“报纸一日不停，讼案一日不了。”于右任便一日不得出狱。商讨再三，“不得不重违于君之意”，声明报馆财产转让。五天以后，《民呼日报》执照被吊销，于右任被判令“逐出租界”。
036.《民呼日报》被查封停刊后，于右任回陕省亲，路过汉口时，一时兴致所使，买了一根铜杆旱烟袋。夜晚，他到洛阳城外访友，返回客栈途中，夜深人静。突然，他听到身后有什么响动，回头一看，透过朦胧月色，只见不远处有一只恶狼在身后尾随。于右任想起小时候故乡泾阳、三原一带常有野狼出没;老人们讲过，野狼最怕绳索和燃火。于是，他就点燃旱烟锅，用火星红红的长杆旱烟锅，对着野狼的方向快速画圈。生性多疑的恶狼，把带火的烟圈，当成绳索和火圈，遂惊慌而逃。于右任这才安然脱险。
037.上海。1909年10月3日，于右任又创刊《民吁日报》。同仁问：“为什么要用吁字？”于右任答：“改‘呼为‘吁，少了两点，象征已被挖去双眼……”他视死如归，大义凛然地表示：“即使双眼被挖，仍要为民吁天！”不久，租界又以该报报道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的文章“有损中日邦交”为借口，再次将于右任拘捕。11月19日，又查封了《民吁日报》，并不准报社原来的机器再印刷报纸。
038.于右任出狱之后，前后奔走，筹办一张规模更大的报纸。在爱国人士沈缦云等人资助下，1910年10月11日（宣统二年九月初九），以于右任为社长的《民立报》问世。由于有宋教仁、王无生、景耀月、刘觉民、张季鸾、范光启、谈善吾等一批骨干的帮助、支持，《民立报》成为当时国内发行数量最大的报纸。于右任以“骚心”为笔名，在《民立报》先后发表300多篇文章，对清王朝的统治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这些文章也感动和激励了一代学子。
039.长沙，橘子洲头，百舸争流。毛泽东与众学子争读《民立报》，兴奋地说：“这虽是第一次看到《民立报》，但这是一份民族革命的日报。噢，这报是于右任先生主编的！”（斯诺：《西行漫记》第115页）。
040.1911年10月10日（农历辛亥年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爆发。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首先到《民立报》馆会见于右任，并题“戮力同心”四字，嘉勉于右任及《民立报》对辛亥革命的贡献。
041.中华民国元年（公元1911年），南京临时政府在欢庆的鞭炮声中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下设九部，交通部总长汤寿潜未就职，次长于右任主持部务。
其时，中国的火车，昼行夜停。临时政府成立后，南京和上海两地官员和民众来往人数剧增。沪宁两地相距几百里，单程就需七八个小时。孙中山曾提议火车夜行，沪军都督陈其美也有此意。但因增开列车费用巨大，未能实现。
于右任就职后，即着手与铁路局方面商议，决定每夜12时，沪宁对开特别快车一列，所有售票、搭车章程均按特别快车的规定办理。每月费用1.5万元，由交通部负担，盈余交部充公，亏损由部补贴，从2月24日开通夜行火车。从此，大大方便了两地往来。民国建立之后，于右任开始蓄须。
042.1912年春，孙中山辞职。于右任亦辞职，回上海继续办报。“二次革命”失败，《民立报》被查封，于右任避居日本，从事反袁斗争。
043.1917年，于右任按照他和孙中山的商议，从北方组织革命军举义，以突破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他回陕后，和井勿幕、胡景翼等，商讨响应西南讨逆军的活动，遭到陕西军阀陈树藩的阻挠，未能如愿。他含泪书写“辛亥以来陕西死难诸烈士纪念碑”后，黯然返沪。
其时，于右任的经济已经十分困顿，万般无奈，他遂以“于思”为笔名，出卖书法作品，艰难度日。友人问他为啥用“于思”为笔名，他说缘于“于思”和他一样多须。他在诗歌《海上怀寄京友》吟道：“画彩云车梦里春，输君冷眼看烟尘。天荒地变神州泪，闲煞江南卖字人。”
044.袁世凯窃国之后，于右任辞职回到上海，埋头书案，从事学术研究。在他的家里，到处是书，每一个房间，都成了书库。有关诸子百家、经子史集，无不购藏。前后十年左右，买书总计在四五万册以上。自家放不下，就存放在朋友家。时人都称于右任是大收藏家。
045.袁世凯归天。陕西爆发了反对陈树藩的斗争。1918年1月，胡景翼、曹世英、刘觉民等人在三原县树起陕西靖国军军旗，请于右任回陕主持。8月，于右任回陕就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
以一介文人组织整合统领陕西靖国军，仅二万余人，抗击直、皖、奉系八省军阀部队二十余万之众。
046.于右任出任靖国军总司令期间，一有余暇就四处访寻历代碑铭，曾写了一首《访碑》五律：“曳杖寻碑去，城南日往还。水沉千福寺，云掩五台山。洗滌摩崖上，徘徊造像间。愁来且乘兴，得失两开颜。”
好友李春堂赠给他一幅《前秦广武将军张产碑》拓片，于右任的书法风格因此而发生转变。他说：“我最初学魏碑与汉碑，后来发现了广武将军碑，认为众美皆备，即一心深研极究，临写不辍，大为受用，由是渐变作风。”
于右任还委托河南军务督办胡景翼从洛阳古董商那里买了160余方北朝碑石，并由当时的陕西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协助买回《熹平石经》残石。
047.三原县西关小学。于右任的身影不时出现：询问教学情况，与师生交谈，解决问题。1919年，他出资给学校又增建一座教室，学生增至110余名。
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汹涌澎湃革命浪潮中，西关小学停授“四书”，改教语文;学校也改名民治小学校，于右任亲书校牌，学校本实属私立，但于右任不许用私立二字，以杜绝个人崇拜。
048.靖国军解散后，于右任到上海。民治学校由张文生接任校长。1922年前后，教室扩建至10余座，房舍增至30余间，教师增至30余人，还增添了图书室，配备了教学仪器，面积达667.25平米，校园扩建1万平米，使该校成为南北两院，下设中学部和小学部，在校学生1000余名，成为三原当时一所最大的学校。
为了使学龄儿童都能上学，在1940年以前，学生除书籍自备以外，免交学费，还设有奖学金和助学金。于右任特别重视教师的选择，他所选的教师大多是当时的进步人士，如周芝轩（中共三原地下党负责人）、张卓儒、夏玉清、王麟生、张文生等。
于右任深切体察到“民穷先废学”“庙破竟无僧”的深意，倡导“以百年树人之计，植民族复兴之基”。1918年（民国七年），于右任统领靖国军，兵戎倥偬之机，部署成立教育处，大兴教育。于右任压缩军费，节约开支，在创办民治学校之后，又利用三原县城山西街学古书院旧址，创办了渭北中学、渭北师范和地方自治讲习所，给这些学校尽可能地添置教学设备;又以总司令部的名义下令乡村利用庙宇，开办学校。在总司令部下设教育处，加强督导。
1918年冬，于右任率先在三原县筹建渭北中学（后改称“陕西省立第三中学”，解放前夕曾一度更名为“陕甘宁边区三原中学”，1959年改为三原南郊中学），1919年春开学。在开学典礼上，军政知识界600多人到校庆贺。当时，学校条件极端艰难困苦，设备异常简陋。每位教师日仅得制钱400文。许多教师从家中带蒸馍或烧饼，在学校用白开水送下当午饭。但在教学、进修方面，毫不懈怠。这种刻苦踏实的学风，慢慢广及靖国军新设立的各个学校。
学校提倡科学救国、学术自由、民主办学，学生自治会、教师数学研究会、教育讲演会等社团，蓬勃活跃。于右任多次到校，讲演十月革命盛况，勉励学子：“不要读死书，应该担当国家兴亡、民族复兴的重大责任。”他的讲演声音洪亮，锋机锐利，幽默精彩，深受师生欢迎。
049.在于右任的倡导下，靖国军将领纷纷效仿，在各自家乡兴办学校：于鹤九在淳化县方里镇、胡景翼在富平县庄里、冯子明在富平觅子，相继办起小学或中学。
于右任辖区内的20多县大举兴办教学，泾阳、富平、淳化、凤翔、蒲城、临潼北部相继办学成风;辅仁、立诚、尧山、咸林等一批名校，如雨后春笋，纷纷出土，应运而立。
050.于右任为弥补教育经费不足，委托毕业于北农大曾赴美留学任过大学教授的西段村人段兆麟，在三原县丰原东西段村附近，购地482亩，选购速长优质泡桐栽植，待成材后，每年以木材售出款，分配给全县各小学，促使适龄儿童入学。
051.1920年前后，靖国军已连续苦战四五年，陕西连续大旱加上兵燹战火，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靖国军将士不仅无饷银，每日伙食费也只有200—400文，困苦不堪，几乎到了断炊地步。于右任诗：“兵革又凶荒，三年鬓已苍。野有横白骨，天复降玄霜。战士祈年稔，鄉民祭国殇。秦人尔何辜，杀戮作耕桑。”
各路将军建议征收债券，增加捐税或发行纸币，以解决财政困难。于右任满含热泪，劝告众将领：“民众已是挖草根、剥树皮、卖儿卖女顾饥，我们军队是解民倒悬，岂能雪上加霜。增加百姓负担的事，绝不可取！”
靖国军在缺粮短草中坚持抗击北洋军阀，呼应孙中山南方革命。
052.大旱加上连年兵燹战火，民不聊生，连吃盐都成了大问题。当时，食盐销售实行“引岸制”（清政府对商人引盐行销的专卖制度，限区限地的运销体制，赋予一些商人食盐垄断权，商人获得暴利，国家只对盐商进行管理和征税。）为了百姓生活，于右任下令废止这一弊端，从而使食盐价格狂跌，百姓拍手称赞。他还派人到京、沪、宁等地，奔走呼号，募集款物。在他和胡景翼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从国内各慈善团体和社会各界人士募得赈灾善款70万元，在关中20多个县，发放赈灾款11次，使得大批灾民死里逃生。
053.于右任无钱接济留在上海的亲属，亲属生活无着，于右任只好让他们将自己辛苦收藏的名贵书画典籍，廉价出卖。书商得知于家急着用钱糊口，故意刁难杀价，有些宝贵的经书，甚至论斤买去。
054.于右任深知苍生的苦难，主要源于天灾人祸，而关中的灾害主要是干旱肆虐，即与爱国将领胡景翼等成立渭北水利委员会，请水利专家李仪祉担任总工程师，勘测设计泾惠渠及三原县城西河湾清河改道工程;并与杨虎城将军合力斡旋，用以工代赈的形式开工修建。
055.于右任和高仲林结为伉俪的一年之后，得一女儿，乳名楞女，学名芝秀，聪明伶俐，被夫妇二人视为掌上明珠。芝秀在三原渭北中学上学时，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活动。靖国军总指挥胡景翼和于右任商议军国大事，经常会晤。一次，见到在上海上学回家的于芝秀，出落得美丽鲜艳，就有意为其保媒择婿。一天，胡景翼约了刘守中、岳维峻、邓宝珊等人去见于右任，说：“我几个来给总司令说个女婿，就是屈武。”
于右任知道，屈武，是“五·四”运动有名的学生领袖，在西安上学时，和同学一起高举“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横幅，游行示威。后被选为赴京请愿代表，见到总统徐世昌时，慷慨陈词“誓死收回青岛”“废除二十一条！”讲到北京政府丧权辱国的罪行时，愤怒地以头碰地，顿时鲜血满面。次日，全国各大报纸都在显著位置刊登“屈武血溅总统府”的消息，其爱国精神受到全国人民的称颂。回陕后，又和陈树屏、陈振荣发起反对刘振华和陈树藩拖欠教师薪金的“罢教”“罢学”风潮，被关押。刘振华和陈树藩密议，杀一儆百，平息学潮。胡景翼、杨叔吉千方百计营救下屈武，让其投奔三原的靖国军。胡景翼很欣赏屈武的豪气和才华，于右任也很佩服屈武的正直为人。
于右任高兴地对胡景翼几人说：“屈武，奇士，奇才！不过这事你们得问问仲林和芝秀！”
屈武和芝秀的婚事，在胡景翼等人的撮合下订了下来。于右任夫妇希望早日为爱女完婚，然而陕西干戈不止，战乱频繁。于右任忙于军务，无暇他顾，就请夫人送爱女赴京与屈武完婚。按照于右任当时的地位和名气，本应为爱女筹备绫罗绸缎、金银首饰做嫁妆，然而于右任穷得叮当响，就给女儿写了四首诗，作为陪嫁。
全诗如下：内子高仲林送楞女入京成亲，媵（ying）之以诗四首
一
春风苏百草，送尔出关门。
遇合从儿愿，追随念母恩。
家庭新创造，文学旧思存。
应念空山老，诗笺印血痕。
二
世人如问我，勉强说平安。
百战身将老，三年枕未干。
秦兵仍奋激，民党更艰难。
素蓄澄清愿，时危肯自宽。
三
海上攻书日，关中省父时。
岁饥兵不饱，女大嫁因迟。
多事添媒妁，无端累义师。
人性未可测，究竟有天知。
四
汝婿亦奇士，青年多美誉。
忧同屈正则，事类申包胥。
至理无贫贱，浮云有卷舒。
进修弃努力，嘉藕复谁如！
这四首诗既表达了于右任对女婿屈武的敬佩之情、对女儿女婿的勉励之意，也透露出于右任对革命前途充满乐观主义的精神。
056.1921年清明节。于右任回乡祭祖，路经西安，应邀出席西安东关长乐坊徐仁福开设的徐记稠酒店庆典。这酒店的黄桂稠酒，是由三千多年前商周时期的“醪糟”演变而来的。
众人询问此酒来历，于右任微微一笑，缓缓作答：“当年杜甫《饮中八仙歌》中‘李白斗酒三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所谈及的李白所饮的酒和‘贵妃醉酒中贵妃所饮的酒，就是没有加浆的‘撇醅稠酒。”
徐记稠酒店。汁稠似乳，色白如玉，入口绵甜清香，酒味浓郁醇厚，饮后口齿流芳。风味独特的稠酒，使于右任大为倾倒，饮后啧啧连声称赞，即兴挥毫书写了“徐家黄桂稠酒店”几个大字。
徐家将于右任题字制成牌匾，高悬店门之上，声誉大增。
057.1921年冬，靖国军正在改编。于右任心情惆怅，由靖国军司令部所在的东里堡李靖故居，经西北方的洪水七里坡，到淳化县方里镇散心。一天，到界河村走访一位朋友。朋友见于右任远道而来，忙张罗杀猪款待。于右任急忙制止，说：“不，不。还是吃家常饭好！”朋友只好征求他吃什么饭，以便准备。于右任说：“有晒干的地软没有？”朋友忙回答：“这东西咱乡下多的是！”就让做了一顿地软包子、扁豆稀饭。饭端上桌后，于右任和随从都吃得十分香甜。随从四顾无人，悄悄问道：“先生平日不是喜爱吃肉吗？”于右任微微一笑：“农村朋友养一头猪不容易啊！”
058.1922年，于右任的靖国军与北洋军阀吴佩孚部大战于凤翔、武功和岐山之间，但在马嵬坡一役彻底失败。杨虎城退入北山。1922年5月，损失巨大的靖国军解体。
059.1922年6月初，于右任返回上海，进屋一看，原本装满各种珍贵书刊的屋子，變得空空荡荡，不由悲从心来，嚎啕大哭。
060.1922年8月，上海。于右任向孙中山汇报了陕西靖国军的兴衰经过。
于右任协助孙中山进行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因在军事和政治上屡遭挫折，孙中山和一些国民党人遂倾心于文化教育事业，以图培植人才，积聚革命力量。而中国共产党尚处于幼年时期，急需培养干部，以开拓革命事业，也十分重视兴学育才。
于右任十分赞成国共合作，认为“社会党（指中国共产党）乃吾国新起为政治活动之党。吾闻其党多青年，多有主张、能奋斗之士”“不得不寄厚望于他们”。从而形成了国共两党人士真诚合作、共同办学的良好开局。
061.1922年，东南高等师范学校引发学潮，驱逐了不称职的原校长，要求改组校务，学生代表拟邀请陈独秀、章太炎、于右任三人中的一位出任校长。陈独秀行踪不定，政治色彩太浓;章太炎隐居苏州，闭门不出;最终在邵力子先生的帮助下，于右任被学生代表的殷切恳求所感动，同意接受邀请，建议把校名改为上海大学，并亲自题写了校牌。
062.1922年10月23日，在中共的积极参与下，上海大学师生为于右任举行了欢迎大会。大会上，教工代表称赞于校长为“革命伟人，共和元勋，言论界之前驱，教育界之先进”，对于校长到任表示热烈欢迎。于右任谦和答词：“予乃愿为小学生以研究教育，非好为人师。”“予实不敢担任校长，但诸君如此诚意……何况吾辈为有文化之人，自当尽力之所能，辅助诸君，力谋学校发展。”
于右任讲话纵横捭阖，慷慨激昂，莘莘学子顿觉耳目一新。
邵力子以来宾身份发言：“于先生谦言愿为小学生以研究教育，余望诸君亦本此精神，切切实实地多求几年学问。”
063.1923年4月，李大钊到上海，被聘任上海大学教授。在李大钊推荐下，于右任邀请邓中夏、瞿秋白到上海大学分别担任教务长和社会系主任，实行国共合作办校。办校期间，于右任又先后聘请蔡和森、恽代英、沈雁冰、肖楚女、张太雷等到校任职任教。在于右任和邓中夏、瞿秋白、叶楚伧、邵力子、刘觉民等人的努力下，上海大学由开办到国共分裂后解散，为黄埔军校输送了一大批学员，在大革命时期起过重要作用。上海大学很快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国内很有影响的一所大学。
于右任执掌上海大学后，虽没有长期坐阵学校，但为上海大学延聘管理人才、规划学科发展、完善管理体制、制定学校章程，亲笔为章程题签，从而明确了“以养成建国人才，促进文化事业”的宗旨。
孙中山对于右任兴办教育，十分赞赏，当众称赞说：“放眼远大，深维本根。”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大学遭国民党军警查封闭，国民政府教育部一直不承认上海大学学生的学籍，致使曾在上海大学的近两千名学生在就业、晋级等方面受到不公平待遇。于右任与国民党当局一再交涉、反复斡旋，终于至1936年3月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通过了追认上海大学学生学籍，并与国立大学享有同等待遇的决定。于是，各地上海大学同学纷纷成立同学会，力图进行复校活动。
064.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右任与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瞿秋白等10位共产党人出席了会议，这是于右任和毛泽东的第一次见面。在会上，于右任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担任执行部的工人农民部长。毛泽东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政治周报》，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
于右任在中国国民党“一大”上，提出了国共两党“合则两益，离则两损”的著明论断。
065.1924年，国共两党创立的黄埔军校成立时，于右任积极推荐关麟征、董钊、杜聿明、张耀民等数十名陕籍学生前去应考，并亲书一副对联赠送校长蒋介石：“登高望远海，立马定中原”。蒋介石看后十分满意，下令将于右任举荐的学生全部录取。这一时期，于右任南北奔波，联络人士，策划革命，以十分活躍的姿态跻身于国民革命政府上层。
066.1926年1月，在中国国民党“二大”会上，于右任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毛泽东再次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二人交往，相谈甚欢。毛泽东谦逊地说：“先生的道德文章，让我敬慕已久！先生的革命精神、远见卓识，更令我敬佩不已！”于右任凝视毛泽东许久，赞赏地说：“后生可畏，你的革命见解，卓尔不群，前程远大！”
中国国民党通过“二大”宣言，重申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和三大政策。于右任和李大钊、谭平山、吴玉章、毛泽东等一大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讨论制定了制裁右派分裂、北伐统一全国的决议，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右派的气焰。
067.1926年3月18日，北京大专院校师生集会向段祺瑞执政府请愿，遭到残酷镇压，47人被枪杀，200多人受伤。陕西三原籍的北大学生、中共党员张仲超被枪杀，陕西籍学子10余人受伤。白色恐怖的北京城里，充满腥风血雨。于右任原本想设法制止段祺瑞执政府杀戮学生，而他已经被列入通缉名单，有心无力。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帮助李大钊处理善后事宜，叮嘱有关人员查清死伤的陕籍学生，为死者治丧，为伤者治疗。他东奔西走，筹借了二三千元，交朱家骅办理。朱家骅害怕奉军和段祺瑞执政府追捕，携款逃往天津。于右任生气无益，只好又设法和国民二军驻京办事处联系，借到一笔款子，才安置了陕籍死伤学生。
北京大学为张仲超等三位死难学生开追悼会时，于右任冒着生命危险出席并讲话，强烈谴责镇压学生的暴行，还敬送一副挽联“烈士之血，主义之花”表示他对这些年轻革命者的悼念和缅怀。
068.1926年4月，遭受段祺瑞执政府通缉的于右任，避祸遁迹于皇城根一座寺庙里。中共北方局负责人李大钊找到于右任，让他赴苏考察并请冯玉祥回国收拾旧部，以图东山再起。
为于右任出使方便，李大钊通过刘天章给于右任找了一位俄语翻译马文彦，李大钊当面考核了马文彦的俄语、日语翻译水平，对马文彦说：“我给你写封信带上，去天津英租界国民饭店找原春雨先生。原先生昨夜已经赴津，你二人的出国路费他带着。”马文彦心中疑惑，不是让我陪于先生去苏联吗？咋又换成了原先生？但碍于秘密工作规定，也不便多问。
马文彦到天津国民饭店找到原先生。一见面恍然大悟：“于先生，原先生就是你呀！”于右任笑答：“守常（李大钊的字）考虑到我的安全，让我化名设法找到一位旧属，连夜安排乘车离京，脱离虎口。”
069.莫斯科。于右任受李大钊之托，找到冯玉祥，敦促冯玉祥回国参加北伐，并解被刘镇华围困的西安城之围。
于右任参观了红场、克里姆林宫，拜谒了列宁墓，受到斯大林的接见，更加坚定了“新三民主义”的立场和信念。
070.1926年9月17日，绥远。于右任和回国的冯玉祥，在五原（今属内蒙古）誓师成立国民军联军，冯玉祥任总司令，于右任代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监誓、授旗，并任副总司令。
他们按照与李大钊商定的进军西北、解西安之围、东出潼关、策应北伐的方略，于右任率孙良诚、方振武、吉鸿昌等部，随援陕先头部队，经宁夏、固原、平凉等地进入陕西境内。战马飞驰。马上的于右任长髯浓密，披风飘飘，豪气入云。
071.西安，炮火连天。在镇守西安的“二虎”（李虎臣和杨虎城）与冯玉祥、于右任、刘觉民等率领的国民联军通力合作的沉重打击下，刘镇华的镇嵩军全线溃退，西安解围。“二虎”与冯三方组成国民军驻陕总部，于右任任国民军驻陕总司令兼省主席，代行全省政务。
国民军驻陕总部特请苏联赛夫林为顾问，陕西共产党人魏野畴、史可轩、杨明轩、葛霁云、杨晓初、王尚继担任军政要职。
072.1926年12月22日，于右任和联军驻陕副总司令邓宝珊发表就职宣言，提出废除旧的政治体制、统一全省财政等12项整理陕西军政的计划，号召民众“共同起来呀！建设美满幸福的新生活吧！”
073.于右任经常和冯玉祥等高级将领，打扫街道，清理垃圾。时逢西安解围不久，城内粮食十分欠缺，为了节省粮食，于右任、冯玉祥每顿饭都以萝卜为主，或炒、或熬、或煮、或馏，或切丝生食。时任陕西省民政厅的厅长，思想激进，憎恶妇女缠脚，曾张贴布告禁止，还把收上来的裹脚布悬挂在民政厅的院子里，以宣传妇女不要缠脚。时人编了一副对联：上联是“萝卜司令”，下联是“裹脚厅长”。由于于右任和冯玉祥等人的努力，加上中国共产党人的积极参与，联军驻陕总部和其所属机构，吏风清廉，办事高效，一时成为美谈。
074.1927年2月，于右任根据联军总司令部决定，将西北大学改建为西安中山学院，校长刘会初、副校长李志洲均为中共党员，培养军政党务、农运妇运干部;还创办了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史可轩任校长，李林任副校长，邓希贤（邓小平）任政治处长，为革命培养人才。
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先后发布多项法令，取消苛捐杂税，减少农民地租;政治部和教育厅还翻印了大量革命书籍，并允许各种进步书刊公开发行。在于右任、邓宝珊的支持和大批回陕的旅外学生推动下，全省工、农、学生、妇女运动蓬勃发展，出现了陕西近现代史上少有的革命高潮。
075.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接连召开讨蒋大会。4月27日，于右任在西安召开的6万人大会上，痛斥：“蒋介石叛党叛国之罪恶难容！”（1927年5月17日《汉口·民国日报》）。随后，陕西省的农民运动风起云涌，25个县成立农协，会员达40余万，农民武装达10万人以上，省妇女、青年、学联、商会纷纷成立。
076.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字守常）在北平被直系军阀勾结奉系军阀杀害。于右任悲愤填膺，在西安举行追悼大会，亲自介绍“李守常同志革命史略”，声讨反动军阀罪行。
于右任仿照莫斯科红场，将西安皇城（今新城广场）改名为红城，将西安红城城墙、钟楼，一律涂为红色，大街小巷的墙上，书写革命标语。于右任还亲写“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卖国军阀”“一切利益归于民众”等标语。西安成為呼应广州革命的北方革命中心。
077.1927年9月，宁汉合流，国民政府任命于右任为陕西省政府主席，于右任未到任。
078.1928年2月，于右任出席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还被指定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在同月下旬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又被推为国民政府审计院院长。
079.于右任任审计院院长后，坚邀茹欲立作助手。茹欲立见友情难却，勉为其难。同年秋，茹欲立赴南京出任审计院副院长。
080.1929年到1931年（民国十八年到民国二十年），陕西三年大旱，赤地千里，哀鸿遍野，饿殍满地，冻饿死亡达200余万人。于右任到处呼吁救灾。他向当局及社会各界含泪报告灾情，募集捐助，抱病回陕西救灾。所募捐110多万元分发重灾各县，优先抚恤辛亥革命以来死难烈士和革命军人家属。
081.1929年8月，上海，于右任官邸。于右任长子于望德结婚。于右任一反平日办事低调的常态，大事张扬，在“一品香”大酒楼宴请亲朋好友。不少挚友悄悄议论：“于公这次是怎么啦？”
举行完大婚仪式，宾客纷纷入席，刚刚坐定，于右任招手请大家安定，含泪讲述了陕西的旱灾惨状：“田土龟裂，哀鸿遍野，连年颗粒无收，草根树皮都吃光了，不少人以观音土充饥;逃荒的日益增多，饿死的屡见不鲜，有的地方不时有人相食的惨剧发生;粮价飞涨，米粒如珍珠一般珍贵，原来七八个大洋一石的小麦竟涨到现大洋二十七块！在南京召开的相关会议上，有人硬说三秦无灾！”于右任悲愤交加，痛哭流涕地说：“我代全陕饥民多次呼吁。然而，拨来的赈灾款少得可怜，偌大一个三原县才给一千多元，杯水车薪呐！我这次为儿子大办婚事，就是要将所接收的礼仪全部移作救灾善款。陕西灾民可怜，我代灾民向所有来宾致谢了……”此刻，众挚友和亲朋方明白于右任的苦心。
于右任还将自己、夫人的寿金和孙儿满月过岁所得的礼金悉数捐出救灾，另外还购置粮食一百多石运回三原，在县城设两处舍饭场救济灾民。
灾荒年间，于右任陆续零星寄钱回乡，每次一千元、一千五百元、二千元不等，让秘书张文生亲手发放，并再三叮咛不要记账。
082.陕西三年灾荒，经过于右任调查，主要是农业落后、大旱所致。1929年，于右任与杨虎城将军联手，聘请李仪祉勘察设计，争取华洋义赈会等救灾款，以工代赈兴修泾惠渠。
1930年，于右任两次筹款五千余元，辟开三原县城西“老虎鼻粱”，裁弯取直，改道清河，解除西关沿河两岸居民的危机，营造良田200余亩。
083.1930年（民国十九年）初夏，于右任兼任董事长的民治学校受于右任救灾苦心的影响，师生们决计也为赈灾出一份力，他们邀请陕西省第三中学教员李瑞阳每天到学校来指导排演话剧《一元钱》和新编歌舞。不久，在民治校园搭台演出，前来观赏的人很多，一时轰动县城，募集到现大洋500元，全部交给三原县赈委会。
084.1930年11月，于右任在南京出席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被推为主席团五成员之一。这次会上，于右任被推选为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
085.南京，贡院东街。大集成酒楼，于右任与朋友邵力子小聚。每次去时，都是由一位十八九岁、长相秀丽的扬州姑娘上前接待。这天，这位姑娘强作欢笑的脸上，时时流露出愁容和悲戚，眼圈总是红红的，像是背着人刚刚哭过。于右任感到纳闷，便低声问道：“姑娘，你有啥难事，还是家里发生了什么不幸？”姑娘低头不语。邵力子恳切地说：“有啥难事，尽可以对于院长说，他会为您排忧解难的。”
姑娘这才“哇”地哭出了声，诉说了实情：“我本是扬州东乡江都大桥人，自幼失去双亲，由兄嫂抚养成人，兄嫂开始在南京升州路开一家理发店。十七岁那年，兄长托人在大集成酒楼给我谋了个女招待的差事。因我长得还有几分姿色，前些天被瞻园路宪兵司令部的侦缉处长一眼看中，执意要纳我为妾。我一个黄花闺女，怎么能嫁给他？这位处长便请奎光阁茶社的老板王国宏出面找大集成酒楼老板说媒。我的兄长极力反对，但是，见利忘义的嫂子却背地里找到了王国宏，私下包揽了这门婚事，收了定礼。现在，这位侦缉处长马上就要迎亲来了，我很害怕，我已经没有活路了，想一死，心又不甘，故而战战兢兢，心神不安……惹得老爷不快！”
于右任一听，顿时火冒三丈，霍地拍案站起，当即叫大集成酒楼老板把王国宏找来。当大集成酒楼老板去找王国宏的时候，于右任低声和邵力子商量：“日后，恐怕那个侦缉处长不会善罢甘休，你看下一步棋怎么走为妥？”邵力子略一沉吟，说：“我有一计，你干脆认这姑娘做义女吧！”于右任略略一愣，手捋长须说：“看来只能用此下策了！”
待王国宏一到，于右任就话里有话地说：“奎光阁茶社的大老板，怎么也做起大媒人啦？”王国宏看是于右任院长，点头哈腰地说：“小的不敢，这都是侦缉处长要小的效劳。我一个开茶馆的得罪不起啊！”于右任厉声道：“得罪不起？这强占民女之罪，你担当得起吗？”旋即又问王国宏：“你问过姑娘同意吗？”王国宏战战兢兢地答道：“姑娘说侦缉处长大她三十二岁，而且已经娶了三房太太了……”于右任反问：“如果把你的姐妹或女儿嫁给一个比她大30多岁的老头子，你愿意不愿意？”王国宏擦了一把额头的冷汗，结结巴巴地回答：“小的，当然，当然不愿意！”于右任开导说：“那好，中国有两句老话，一句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句叫做‘解铃还须系铃人。请你去把这门亲事退了！”王国宏刚要走，邵力子喊道：“站住！今天于院长要认这姑娘做义女，就请王老板给张罗一下吧！”
王国宏一听，不禁魂飞魄散，目瞪口呆。
王国宏奉于右任之命退掉婚事后，侦缉处长恼羞成怒，但碍于于右任认她为义女，不敢造次，不得不死了心。
086.1931年，于右任回乡探亲，车到城外，立即下车步行，和接他的乡亲并肩慢走，边走边谈，了解民生，随时与道旁的乡亲打招呼。
087.夜。三原民治学校礼堂。回乡探亲的于右任先生陪同杨虎城将军，观看师生们排演的话剧《一元钱》。
杨虎城问导演李先生：“这剧是啥时排的？”李先生回答：“去年春上，我们民治师生仰慕董事长于右任先生赈救陕西灾民的苦心，为募捐排的！”
杨虎城敬重地看了于右任一眼，轻轻点了点头。
演出开始了，演员的服装十分精美。杨虎城不解地小声问身旁的一个女学生：“你们哪来这么好的衣料？”女学生轻声回答：“于伯伯在养母去世那年，收到的挽幛层层叠叠，优质绸缎多得很，我们演出没服装，就去找于伯伯要挽幛。于伯伯立即答应说，好事！卸去，看上啥卸啥！就卸了几大撂，请裁缝做成了演出服。”
杨虎城又敬重地看了于右任一眼，轻轻点了点头。
杨虎城看着看着入了迷。剧中“教子”一场中的剧情，和他少年时的境遇像极了，想起少年时的恓惶日月，杨虎城流下了热泪。
088.泾惠渠建成，开渠放水，流水潺潺，灌溉，泾（阳）、三（原）、高（陵）、临（潼）农田五十萬亩。民众永远不会忘记倡导兴修泾惠渠的三大功臣———于右任、杨虎城、李仪祉三位先生。
089.于右任在三原县丰原东段村购地482亩，兴办东段教育林场，引进培育速生用材林和核桃林，以图速见成效，为民治学校提供经费。
090.1932年春，大旱过后，陕西各地霍乱流行，当地称“虎烈拉”，传染很快，人心慌慌。三原疫情犹重。
于右任在南京得知情况，心中焦灼万分，立即派人采购对症药品10余箱，委托夫人高仲林、女儿于芝秀携救灾款和十大箱药品，回陕西，进行防治工作。高仲林回到三原的第二天，即邀请普济医院院长伊添石、博爱医院院长阎子龙、省三中教员侯文博、民治学校校长张文生等人，约请名医，在民治学校礼堂开会会商防治办法，决定预防和治疗同步进行，印发药方，四处张贴，同时，向附近乡镇贫苦民众施药救治。民治学校抽出部分教师和年龄大的学生参加协助。
杨虎城得知于右任的义举，也派汽车前来相助，上午在三原、泾阳城乡进行，下午在民治学校礼堂给附近百姓注射防治疫苗、施舍药品。对发病较重的榆林地区，于右任夫人高仲林还让人给运去几大木箱药品。
在于右任和杨虎城的共同努力下，高仲林奔忙了数十天，才使疫情的危害大大减轻。
091.1932年秋，于右任等筹备建设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于右任奔走呼号，改造落后农业，亲自勘察选址，于右任和杨虎城联手，在关中的先农后稷故里阳陵（今杨凌）建成“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于右任担任校长。1939年扩建为“西北农学院”，填补了西北地区一直无大专农校的空白。
092.1932年6月，蒋介石调集50万大军，亲任总司令，对红军发动了第四次“围剿”。蒋介石要求财政部给南昌行营拨付100万元“非常经费”。茹欲立私下发牢骚：“不想办法抗击倭寇，整天和自己人过不去……”坚持1931年度总预算案，拒绝在财政部呈送的紧急拨款命令书上签字。
于右任夹杂中间，十分为难。他明知茹欲立的心思，也暗暗赞同，但是茹欲立是他举荐，还得做表面文章，多次劝茹欲立核签，茹欲立坚不从命。
茹欲立看透了蒋介石的独裁专制面目，坚决弃职，发誓宁愿卖字为生，也不再当国民政府的官员。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杨虎城被迫出国考察，蒋介石托人转请茹欲立出任陕西省政府主席。事后，茹欲立曾对老友说：“‘双十二事变时，是周恩来救了蒋介石的命，他应该请周先生出任陕西省政府主席。”
093.上海。静安寺路静安别墅（弄堂名）9—11号（三宅相通）。
于右任书案，一本本草书经典堆积如山。于右任开始进行历代草书的研究，1932年于右任邀集同好周伯敏、刘延涛、杨天骥、刘海天、曹明为、刘生芳等人，成立标准草书研究社，创办《草书月刊》，共同研讨、切磋、整理历代草书旧迹，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为四原则，经过近四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标准草书范本千字文》的编撰工作。范本千字文参阅了历代四十三位书家的六十二个版本的《千字文》作品，上自西汉，下迄近代，时间跨度二千余年，约有一百五十位书家的数百部作品，涉及之刻帖、墨迹，可谓是应有尽有;除《兰亭序》《圣教序》《十七帖》《洛神赋》等常见的名著外，还有大量的今人罕见的书经法帖。
于右任领衔所创的《标准草书范本千字文》，并由上海汉文正楷书局付印五百本行世，深受海内外学人欢迎，转眼销售一空。
094.1935年，于右任接受三原民治学校提议，购地扩建中学，特请上海建业公司在民治学校渠南，修建起三原第一座两层教学大楼，上下16个教室，在校学生达1000多人，成为渭北各县规模最大、设施最好的学校。
095.于右任酷爱碑石，不惜重金，呕心沥血，历时20多年，花费10多万元巨资精心收集购藏的稀世珍宝———大量南北朝时期的墓志和碑石，其中以魏、晋名碑为主，兼有隋、唐、宋等名贵石碑，共计387方。主要部分存于北京一座旧王府的后院内，其余的存在南京、洛阳两地。
抗战爆发以后，日寇已经知道于右任收藏这些名碑，虎视眈眈，觊觎日久。于右任担心被日寇抢掠，遂委托邵力子、杨虎城将军帮助，由马文彦把这批碑石和军用物资一起，历经颠簸，运到西安，才使得这些名碑得以保存。其中有七对夫妇的墓志。于右任曾潜心钻研，从中汲取精华，书艺大为长进。为此，他把收集的全部墓志和碑石，辑录成册，命名《鸳鸯七志》，这是研究魏碑体的重要史料。一度，他还把自己的书房也称作《鸳鸯七志斋》。1938年，于右任将这些名碑全部捐赠给了西安碑林博物馆。
096.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第二天，杨虎城为了了解南京的动态，派代表赴南京找于右任，同时把中共的“四项声明”镶在装香烟的圆筒周围，送交到于右任的手里。于右任看罢“四项声明”，内心十分激动：“中国共产党是真要抗日哩！”
怎么让更多的人知道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呢？他半夜悄悄起来，在“四项声明”背面涂抹了一些浆糊，又沾了些许泥土。次日晨，他叫来几位国民党中央委员来看，说这是陕西一位商人在当地农村墙上揭下来，带到南京给他的。恰好这天的国父孙中山纪念周会轮他主持，他就请张继在会上宣读这张“四项声明”。张继是国民党西山会议派人物，向来以反共出名。但是，张继读后，也认为中共“四项声明”感人，中共是真正要抗日的。杨虎城后来得知这些情况，钦佩于右任的机智灵活，感慨地对知己部属说：“于先生这件事办得真好啊！”
097.1937年4月11日，是于右任59岁生日。按照我国传统风俗，59岁时要祝贺60寿辰，寓意松鹤延年。这天，社会名流和亲朋好友孙科、邵力子、叶楚仓、王陆一、周伯敏等都带来诗词书文和礼品赠贺，于右任的恩师、98岁的马相伯除了以诗歌作贺礼，还特意画了一幅秋收图。于公馆名流云集，四壁书画生辉。
冯玉祥将军的贺礼，是一个成十斤重的大寿桃、十斤精制挂面、两把红烛、两串鞭炮，外配一首诗：“十斤寿桃十斤面，有鞭有烛当面见。祝寿愿公岁八百，希望仲尼再实现。”于右任捋著长髯，品读冯玉祥的贺诗，觉得这表现出一位军人朋友的豪爽与真诚，不由拍手大笑，连赞：“好诗，好诗！”这首诗，过了不久，还刊登在《神州日报创办人于右任六十双寿纪念特刊》上。
098.抗战期间，于右任从重庆回三原省亲，依然穿着布衣布袍、布鞋布袜，到民治学校去视察。他望着列队中欢迎他的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娃，问：“你叫什么名字？”男娃答：“杨振华。”于右任走到跟前，用手抚摸着男娃的头，高兴地说：“好，好！振华振华，振兴中华！”于右任接着认真地问：“你知道你属啥？”杨振华答：“属鼠。”于右任又问：“今年属鼠，明年属啥？”杨振华不假思索地说：“还是属鼠。”接着解释，“先生，人的属相是不会改变的！”于右任哈哈大笑：“对，对。你的脑瓜挺聪明！”欢迎他的师生也都笑着鼓起掌来，起初的那种紧张感一扫而空。于右任还心情沉重地给师生们讲了他当年在农神庙私塾上学时的艰苦磨难，一再勉励大家刻苦学习，最后，还在老师的陪同下，巡视了校舍、课堂。
099.于右任在书案后秉烛夜读。一本、两本、三本……秘书张文生把五本厚厚的赈灾救济表册，呈给沉浸书中的于右任。
夜深人静。于右任翻完表册，望着蜡台上的斑斑烛泪，眼前又浮现出1929年陕西遭灾的惨状……
故乡三原，亲朋故旧众多，他的存款有限，只好根据不同状况，列出馈赠数目，由秘书张文生一一送交本人。对三原在校的先生、西关的饥民，他都嘱咐馈送一份赈款。前后四、五年，秘书把表册、收据和借据装订起来，倒有这么厚厚五本！于右任手抚表册本，暗自叹息：这钱财原本就属他们的啊！
秘书又抱来泾阳斗口农场的收付账册。请于右任过目，于右任轻轻推开，手捋长髯，百感交集。斗口农场是他以祖遗田地上百亩作农场的基本耕地，修房屋，买牲畜，购农具，种麦棉，栽果树，一切设施务求能为农民起点示范作用，然而入不敷出，要想自营自养，只有扩大耕地。这使他伤透了脑筋：买吧，怕部下或别人学他的样子，抢买贫民的土地，让贫民失去生活的支柱，给国家和社会种下祸根;不买吧，农场不能自养，农场工人就难以糊口。思忖再三，他决定先立遗嘱，后买土地，以免土地集中的隐患。这样，才把斗口农场的土地扩大到1200余亩……
于右任问秘书：“遗嘱保存可好？”秘书打开三道黄铜锁，取出一卷红绫包裹的纸张，那是于右任亲笔书写的遗嘱原文：“余为改良农业，增加生产起见，因设斗口村农事试验场。所有田地，除祖遗外，皆用公平价钱购进。我去世后，农场不管有利无利，即行奉归公家，国有省有，临时定之，庶能发展为地方永远利益。以后于氏子孙愿归耕者，每家给以水地六亩，旱地十四亩，不自耕者勿与。右任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三月。”这份遗嘱他曾请长安王尚玺刻石，立于农场第二办公室前面。
他让秘书收好遗嘱，顺口问道：“刻石可有破损？”秘书毕恭毕敬地回答：“完好无缺。前不久，驻在安吴堡的红军将领刘伯承、贺龙几次游览农场，都看过先生手书的石刻，对先生的道德、文章、书法，极为推崇。”
于右任扶案而起，惊愕万分：“真的？”秘书回答：“千真万确。”
于右任手捋美髯，激动不已。他在书房踱来踱去，自言自语：“共党救民于水火，胸怀博敞，本人不及啊！”突然，于右任驻足命令秘书：“这些表册和收据、借据，赶快烧掉，勿令我的子孙看见。”秘书像中了定身法似的一动不动。于右任催促道：“快去烧吧，免得子孙们将来讨债———他们应该自食其力！”
秘书无奈，只好在园中点火，将账表本撕散，烧焚。
于右任望着焚烧的火花，轻捋美髯，欣慰而又略带愧色地笑了。
石碑，至今仍屹立在泾阳县斗口农场院内。
100.1937年，日本侵略者已经侵占我中国大片领土。南京危在旦夕。于右任忧伤国事，“终夜不寐”，思谋如何报国。这时，他的儿子于望德正在国外留学，他希望儿子归国，为抗日救国做些“切实事”。于右任夙夜提笔，给儿子写了一封信：
“望德：奉中央命令，政府将西移。国事至此，更当自勉。终夜不寐，起而为汝写数字。国事到为难处，我每感痛苦者，即所学不知以应变，欲报国家，有心无学，皆涉空想。我常说，学无用之学，等于痴人吃狗粪。汝此后将自己所学，要切实检查一过（原文如此，疑为‘检查一遍），以后用功，要往切实处做才是，汝所学告段落后，我是盼汝等归国。目前无费，故嘱多住几日，倘路费寄到，回国后广州如不好走（粤汉敌人轰炸）即到上海家中蛰伏，多做东西，国中多少事，也可以明白。我少担任一部分学费，在工作上可以增加力量，国家总账上也可以减少几文支出。我前途如不幸，民族复兴之大业，望汝弟兄两媳两孙继承。右任十一月十六日早五时于南京”
秘书感慨万千：“党国的一些达官贵人，想方设法，纷纷送子女出国躲避战乱，而你却让儿子回来，为灾难深重的国家效力，实在难能可贵啊！”于右任有点羞赧地说：“我报国，只能做这么一点了。”他作为堂堂国民党元老、国民政府五院之一的长官，为儿子归来，经济拮据到拿不出路费，竟然还考虑为国家节省“几文支出”，让人慨叹万千。他写的信发出不久，12月13日南京沦陷。
101.1938年1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周恩来、朱德特邀于右任为该报题写报头，于右任欣然应命挥笔。
102.日本鬼子已经打到贵州省的独山，情势危机。
陈军长率部从甘肃天水，经宝鸡到重庆南边的綦江县，整休后准备上前线。在重庆各界组织的劳军会上，陈军长指着自己的官兵，伤痛地说：“我们的将士穿的只有身上这一套衣裳，湿了脏了没法洗;吃的是盐水带沙子的粗米饭，偶尔有点咸菜就算改善伙食。你们看看你们重庆的猪，是不是比我们的官兵吃得好？我们吃得连你们的猪都不如啊！叫我们怎样保护你们呢？”这段话，国民党中央通訊社马上刊印出来，分送各中央委员。于右任看到，非常痛心，就拿着这个“内部简报”去问蒋介石：“怎么解决？”蒋介石说：“我有办法。”于右任一再追问：“你有什么办法？”蒋介石说：“一定有办法，一定有办法！”于右任看蒋介石只是敷衍，愤而离去。
在后来的一次军事会议上，蒋介石轻描淡写地说前方官兵吃不饱，让何应钦带两万万元去前线劳军，何不去，又让张治中去，张也不去，另让后方勤务俞总司令去，俞也不去。为什么？物价飞涨，货币贬值，这点钱对一个军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谁愿意去挨这个骂呀？
103.于右任为鼓舞抗战，写了一首《荣誉军人歌》：“男儿要当兵，以身换太平;我是幸运儿，沙场万里行。祖国危机诚万万，大风起兮神圣战。寸寸河山寸寸血，国家至上生命线！荣誉乎，男儿汉！裹创为国平大难。”这首诗歌，慷慨激昂，寓意深刻，反响强烈，唤起不少热血青年的爱国热情，为了中华民族，走上前线。
于右任一个正在上学的女儿也很受感动，也缠着父亲要上前线从军，虽未如愿，却跟随于右任多次冒着炮火到前线慰问将士。
104.1938年夏，于右任带女儿驱车赴鄂东战地慰问，夜行途中遭遇暴雨，汽车开到麻城河渡口，即将上桥，天空忽来一道闪电，照得如同白昼，瞬间，三人才发现桥的前面已经被山洪冲断。幸亏司机眼明手快，来了一个急刹车，停车下去一看，好险！车离桥断处仅有几米！司机抹了一把额头的冷汗，小心翼翼地把车掉头。于右任捋了一下湿漉漉的胡须，钻进汽车，风趣地说：“前方将士痛快淋漓地杀敌，我们也要痛快淋漓地慰问他们……”
105.汪精卫公开投降日寇后，于右任口诛笔伐，赞成将其永远开除出国民党。
106.1941年，深秋的一天，一辆大卡车颠簸在西兰公路上。车上坐着身着旧衫、布鞋、长髯飘拂、精神矍铄的于右任，他深情地注视着辽阔的原野和城垣，思绪万千，心潮滚滚，兴奋、忧伤一起涌上心头，犹如天空那飘忽的秋云。于右任默默低吟着心中的诗句：“天荒地变孤儿老，雪涕归来省外家。”
车停在静宁城郊，欢迎的喧天锣鼓声打断了他的思绪……于右任向欢迎的人群频频点头致意，对大家说：“我的母亲是甘肃静宁县人，我是来访外祖家的……”
107.于右任在各界人士的簇拥下，进城下榻甘肃省立静宁中学。次日召集乡老座谈寻根。于右任说：“我母亲是静宁赵氏，但不知是哪一家，哪一户？我不满两岁母亲就因病去世了，先母托付恩伯母房氏抚养我成人。只记得伯母说，陕乱平后，外祖由甘肃静宁县逃荒而来，手拉我母，背负我舅，行至邠州、长武县之间，力竭食尽，又因我母足痛不能行，母怕连累全家饿死，不得已被外祖父滞留山谷之中。后行的一队骆驼商人见而怜之，载以行，赶上外祖，赠资而还其女。这是我永远不能忘的……”
于右任说到这里，语音哽咽，在座者无不泪下。百年离乱，去留无着，静宁村落数百，姓赵的村落不少，赵氏家谱一时难找。于右任闻信后深情地说：“静宁就是我的母亲，大家都是我的亲人。”
山村父老赶来，都想一睹静宁的外甥于右任的风采，乡间的书生想求于右任的墨宝。于右任扫视了一眼桌上的笔墨纸砚，左手捋住美髯，右手握住笔管，挥毫泼墨，抒发心情。他不顾侍从劝阻，一连两日，为静宁的乡亲留下了几百幅墨迹，自老至少，人人可得。
108.1941年10月5日，中秋节。于右任风尘仆仆来到敦煌。
国画大师张大千正在莫高窟临摹壁画，两位美髯公便日日结伴逐洞观看壁画。于右任目睹了千年精美艺术，在欣赏惊叹之余，对帝国主义分子斯坦因、伯希和、华尔纳、鄂登堡等大量盗窃的敦煌艺术珍品及遭到大量破坏的壁画，深感愤慨和痛惜。为了保护这一珍贵的艺术遗产，于右任设想成立一所敦煌艺术研究院。
109.于右任在敦煌莫高窟参观，得知瑰宝流失到海外的状况，而要想追回比登天还难，就对莫高窟负责人说：“我们可以先对残存的典籍进行考古研究啊！”莫高窟负责人摇摇头：“日常用度，尚捉襟见肘，哪来的人力、财力呀？”
于右任悲愤交加，在莫高窟后写下了这样一首诗：“敦煌文物散全球，画塑精奇美并收。同拂残龛同赞赏，莫高窟下做中秋;斯氏伯氏去多时，东窟西窟亦可悲。敦煌学已名天下，中国学人知不知？”
110.是年10月底，于右任返回兰州，到兴隆山游览，拜谒成吉思汗灵柩时，观看了西征戈矛遗物，并即赋小令《越调·天净沙》：“兴隆山上高歌，曾瞻无敌金戈，遗诏焚香读过，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这首小令充分表达了于右任爱国忧民的情怀，一时间遍传大江南北。
111.于右任年已花甲，返回兰州小憩。他的下榻之处，被求字者所围。于右任濡墨挥毫，竟至深夜两三点仍不能搁笔。金城兰州一时“洛阳纸贵”，宣纸被抢购一空，一张竟然卖到80元！还出现了有人为抢求于右任墨宝发生斗殴的情况。
112.于右任返回重庆，即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建议，（建议书发表在重庆出版的《文史杂志》第二卷第四期）。他在建议书中恳切地指出：“似此东方之文艺渊海，若再不积极设法保存，世称敦煌文物，恐遂湮灭。非特为考古家所叹息，实为民族最大之损失。因此建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招容大学艺术学生，就地学习，寓保管于研究之中，费用不多，成功将大。”这个建议经过讨论，交教育部办理。
113.1941年，深秋的一天。于右任赴西北视察结束，回到三原，下火车看到站里站外站了不少警察，往日那种熙熙攘攘的热闹景象不见了，老百姓被撵得不见踪影。于右任心中十分不快，沉着脸问迎接他的三原县县长：“这是干什么？”县长禀告：“这是为了院长的安全……”于右任打断了县长的话：“啥安全不安全？快撤去，快撤去！回到家里还来这一套，这不是明教百姓戳我的脊梁骨吗？”
于右任回到故乡，和往常一样住在民治学校。次日，县政府在东关大操场为他召开欢迎大会，特意安排一顶四人抬的大轿在民治学校门口等着。他和秘书走出学校，听说叫他坐轿，生气地说：“这是叫我摆官架子，让乡亲们唾骂呢！”在县长和友好的坚持下，于右任让步乘坐马车，为了方便见到熟人、与朋友打招呼，他不坐车棚里而坐在车辕上。回头发现几个轿夫还站在那里唉声叹气，立即叮咛部属：“给轿夫的工钱可不能少啊！”
有一次，于右任视察工作结束回三原路过一个县，县政府开大会欢迎他。突然，天下起雨来，县长命令部属找来一把油纸伞给于右任打上，于右任不让打，县长再三坚持要打，于右任生气地说：“给我打伞教大家淋着，合适吗？你能给到会的每人发一把伞吗？”说得县长羞赧地只好让打伞的人退去。于右任就这样和大家一样淋着雨开完会。不少人说：“于院长和百姓的心相通着哩！”
1942年秋，于右任到陕西一个县视察，身穿黑布长袍，织贡尼马褂，脚蹬白布筒袜，深口平底布鞋，然而，身材魁梧，长须过胸，精神矍铄。他应邀给各界人士讲话，号召大家齐心协力，抗日救国，所到之处，欢呼雀跃，掌声不断。县政府本已经给他安排了接风盛宴，他谢绝后，却到一位朋友家去吃荞面饸饹。
114.1944年2月1日，在于右任的斡旋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由常书鸿任所长。一批有志于保护、开发祖国艺术宝库的专业人才，毅然从鱼米之乡或天府之国，集结于鸣沙山下，在条件十分艰苦的环境里展开了临摹、记录、测量、考证等工作。
115.重庆。于右任官邸。于右任写字太多，劳累过度，手腕受损，延至臂痛，自号“痛臂翁”。可是，回到重庆的前方将士，很多人拿着一大卷宣纸，来到于府求字，于右任从不推诿，欣然命笔。有时写得过多，于右任两鬓滴汗，左右劝其小憩，于右任激动地说：“壮士前线挥戈流血，岂止累矣！吾尚惜乎挥毫流汗耶？能为他们奉献手墨，是我最大的光荣！”
116.有一次，于右任的一个学生，拿了宋子文一把绢扇，请于先生为宋子文题字，于右任毫不客气地说：“我不侍候这些新权贵！”尽管这个学生八八九九，说了许多好话，于右任始终未提一字。
117.重庆山城。有一天，于右任和郭沫若共同邀约当时的复旦大学校长吴南轩一起，到北温泉议事。当时正是暑热天气。他们行进途中，口渴难耐。吴南轩欲购西瓜解渴。才思敏捷的于右任，触景生情，笑着对郭、吴道：“适才得一下联，请二位作对。联曰：游北温泉，吃西瓜，吴南轩作东。”此联可谓信手拈来，不事雕琢，现场取景，自然天成，看似随意，其实甚为难对，联中嵌有东西南北四个方位。联语完全是现场记实，自然流畅，并嵌有东南西北四字。郭、吴沉思良久都没对上，于右任也感到确实难对，于是暂且放下，三人转入议事正题。
议事完毕，于右任、郭沫若乘公共汽车返重庆，车上他们虽然谈笑风生，但仍念念不忘对联之事。每到一站，售票员都报站招呼下车。当汽车抵达上清寺时，售票员说：“到上清寺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一连说了两遍。仍然在思考对联的于右任一听，忽然来了灵感，对郭沫若说：“有了，有了，上联有了！联曰：到上清寺，请下车，于右任朝左。”郭沫若听后说：“对得好，对得好，‘上下左右对‘东南西北，真是‘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郭沫若也要朝左啊！”说完二人哈哈大笑。原来于右任就住在上清寺的左边。
118.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8月30日即与周恩来赴城内拜访于右任，不巧，于右任因公外出，未能见面。当天晚上，张治中在桂园为毛泽东举行宴会，并邀请了于右任、孙科、邹鲁等人前来参加。毛泽东终于与于右任又见面了，二人紧紧握手。
119.1945年9月6日中午，于右任设午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并邀请张治中、张群、邵力子、丁维汾、叶楚伧等人出席作陪。由于毛泽东和于右任二人都喜欢诗文，在宴席上，两人就聊起诗文来了。
周恩来赞扬于右任：“为人正直，有民族气节！”
在交流中，于右任对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极力稱赞：“润之一首词，气魄浩大，雄视古今，绝妙好词啊！特别是最后一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更是激励后进之佳句名言啊！”
毛泽东微微一笑说道：“怎抵得上先生‘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那神来之笔。”原来，于右任参观成吉思汗陵墓时所赋《越调·天净沙》，已经被毛泽东牢牢记住。
说罢，于右任与毛泽东抚掌大笑，举座皆欢。二人的博闻强记，真令举座叹服！
120.重庆谈判后，蒋介石发起内战。于右任曾为两党和谈多次奔走呼号，终不能如愿。
121.抗战胜利后，于右任回故乡三原探亲，步入老年，行动不便，他坐在马车辕口，抱拳向行人致意。不要岗哨，没有官气，主动邀请乡亲叙谈，了解百姓对国计民生的看法。
122.这年夏天，他的左右建议他宴请亲朋，于右任也想和亲朋故交叙叙旧，欣然答应。亲朋故交闻讯，以为于院长宴请，肯定是山珍海味，十分排场。谁知既不见请柬，又不知在哪家酒楼，还说愿来者一律欢迎。这到底是个啥宴请呢？
民治学校放假这天，于右任在树荫下花丛中摆满了三原县的小吃摊：甑糕、凉粉、饸饹、米汤、醪糟、水饺、粉蒸肉、石子馍、饦饦馍、泡儿油糕……于右任含笑高声说“：各种小吃，应有尽有。这些摊点，进校前，已经按照市价全部计算付款。诸位亲朋故交，可以在学校尽情游玩，也可以在学校随意就餐……”
于右任手执扇子和大家同游同乐。校园里，人来人往，川流不息，热闹了一整天。乡亲们议论：“这种宴会，恐怕世上少有！”
123.三原县城西关，斗口巷5号于宅。求字者络绎不绝。无论是老师学生、亲朋好友，还是贩夫走卒、挑担卖浆者流，不分贵贱，分文不收。
一人来迟，于右任已经离开三原。他在于宅厕所外看到于右任写的一条警示语：“不可随处小便。”欣赏片刻，悄悄揭下，揣入怀中。过些天，他调换字位，成为“小处不可随便”，悬于客厅。
124.于右任每次回三原，都要进“明德亭”饭店品尝地方风味菜点，请炉头张荣为其操厨办理。
三原县“明德亭”饭店，创办者张荣（1885—1940年）为人忠厚仁义，民国十八年（1929年），关中遭遇年馑，张荣每天做两锅稀饭或杂菜汤饭，在饭馆门外赈济灾民。年馑刚过，虎烈拉（霍乱）流行猖獗，病死者甚多。张荣将家存的20多棵大杨树做成棺材，施舍给无力葬埋亲人的灾民。度过荒年，“明德亭”张荣的人品德行广传，使其生意日渐兴隆。
于右任对张荣十分敬重，爱屋及乌，“明德亭”饭店也成了于右任用餐的首选之地。于右任除了喜欢明德亭的各种小吃，更喜欢品尝“明德亭”以应时鲜菜烹制而成的菜肴，如用搅瓜、白萝卜等做的假鱼翅、仿燕窝、珍珠玉米、西瓜鸡、冬瓜盅、神仙葫芦等物美价廉的普通百姓食品。每每食之，赞不绝口。于右任一次餐后，兴趣盎然，乘兴挥写了“名厨师张荣”条幅及“明德亭”招牌相赠。张荣以五尺长、手腕粗的五根芝麻糖筒回赠。于右任和乡亲们见状，无不捧腹大笑。从而使这家1931年创建的餐馆，蜚声遐迩。
三原县“明德亭”饭店的门楣上，至今依然悬挂着于右任题字的大牌匾。
125.1946年6月和9月，于右任往返新疆时，都曾在兰州下榻。9月的这次，他不仅亲切地对兰州的新闻记者讲：“陕西是我的父亲，甘肃是我的母亲，中国是我的家！”，还游览了兰州市容，品尝了地方风味小吃，如高三酱肉、高担酿皮子、兰州特产软儿梨等。在品尝了马保子牛肉面后，还留下墨宝“回味无穷”。
126.1946年，于右任赴新疆公干完毕返回兰州，夜宿中山林西北大厦。他不要门禁，不设卫兵，来访者自由出入。于右任应记者之邀给大家讲完话，又应邀为记者俱乐部题写好“文化园”三字后，一堆人就将一张张宣纸递到于右任笔下。有的书法爱好者怕他人抢去，就把纸拿在手上，请于右任悬空书写。递来的宣纸一张接一张，于右任濡墨挥毫，龙飞凤舞，笔端生辉。专侍盖印的也忙得不可开交。直到用餐时间已过，没有求到字的人，仍围得他寸步难行。最后，在随行人员的排解下，才捋髯颔首微笑着得以离开。
左右见于先生为应付大批求字者，常常挥毫至深夜，为减轻先生的负担，建议先生定个“润格”。于右任摇摇头：“润格不能订，订了更糟糕。现在写字，一是练习，二是运动，随心所欲，喜欢给谁写就给谁写，喜欢什么时候写就什么时候写。如果订了润格就是自织罗网，你卖字，谁拿钱找你，你都得写，还给你限定时间，所以断断不能实施！”
127.1947年，于右任当选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初夏，有关部门组织陕西师专第一届学生毕业到教育事业比较发达的东南各省观摩学习。到达南京后，于右任闻讯，特意邀请全体师生到他的寓所会见。接着，招呼大家聚餐。在大院之内，花坛四周，摆满了众多的摊担：有凉粉、酿皮、凉面、扯面、醪槽、元宵、甑糕、烧饼、腊汁肉等各种陕西风味小吃，诸色纷呈，香气扑鼻。于右任让大家不拘一格，任意自助就餐。师生们情绪活跃，欢声笑语不断。
128.1948年5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一届“行宪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于右任与孙科、李宗仁、程潜、莫德惠、徐傅霖六人竞选副总统，竞选对手主要是桂系军阀李宗仁。
于右任每天在屋内摆一书桌，置文房四宝笔、墨、纸、砚，凡代表即送“为万世开太平”条幅。同时，另设一长桌，放置他签名的照片2000张，每张照片上签有各代表的名字，分省、分市、分县或分职业排列，由代表们上门时自己检取。每天上门拜访于右任的人最多时每小时一二百人。大多数人都悟出于右任先生是以声望和一支笔作为竞选的力量。
参与副总统竞选的其他人与于右任的做法大相径庭。李宗仁给代表提供汽车，有司机早晚服务，包上几个大旅社、酒店，只要是代表身份，不管认不认识，都可住进去，每天早晚宴席相待，一律免费供应。行政院长孙科、武汉行辕主任程潜二人天天摆酒请客，给代表发纪念品，许诺，拉关系。各地代表每天收到请柬的应接不暇。副总统竞选者纷纷拉同事、拉乡党、拉同学、拉亲戚、拉同宗……设法为自己拉选票。唯独于右任却靠一支笔、一张纸，待在家来竞选。有人劝于右任别在家“守株待兔”，要出去走动，可以找财团借款活动，于右任一一谢绝。他告诉友好说：“我相信民众，我相信自己，成与不成，看民意吧！”
第二天就要投票了，于右任突然派人给各代表送去一张请柬，宴请代表，在饭店于右任即席演讲：“我家中没有一个钱，因此，很难给予代表厚待。今天，是老友冯自由等二十位筹资，才略备薄酒相待，我只是借酒敬客罢了……”
选举投票采取淘汰制。第一天投票，于右任先生得到493票，即遭淘汰。选举结束，几个代表找到于右任安慰，冯自由感慨地说：“右老身无分文，凭人格声望、笔墨竞选，这能成功吗？纸弹根本敌不过银钱，这社会政治腐败，靠金钱、美女、红酒、车子拉票，于老怎能不失败呢？这失败原因全是我们这些人昧于世情造成的。”
第二天投票，于右任准时出席。一进会场，风度飘逸，豁达大度，全场代表起立，掌声10分钟不息，表示对他的钦佩之情。最后，孙科、程潛等相继淘汰，李宗仁当选副总统，蒋介石当选总统。
于右任虽然没有当上副总统，但其清贫、廉洁、清正、儒雅、豁达的形象，却成为人们心中不可磨灭的人格典范。
129.1949年2月15日，由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邵力子组成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到北平、石家庄等地，与毛泽东、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协商和谈事宜。颜、章等人返回南京时，于右任亲往机场迎接。
1949年4月，北平。国共和谈正式举行。李宗仁原拟派于右任作为特使去北平，于右任亦欣然受命，并做好了动身的准备。但正在北平参加和谈的国民党首席代表张治中建言：“于右任暂不离开南京，可以促使南京政府批准和谈协定。待南京政府批准和谈协定后，由于右任到北平主持签字。”李宗仁接受了张治中等的建议，于右任遂未能成行。
130.周恩来闻讯，对于右任的处境十分担忧。当国民党和谈代表黄绍肱与代表团顾问屈武携带《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回南京复命时，特别请屈武立即转告于右任：“如果南京政府拒绝批准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我们渡江占领南京时，于先生在南京不要动，到时候我们会派飞机接他来北平，将来同张澜、李济深和沈钧儒先生一道，组织新政协，我们一同合作。”
屈武到南京后向于右任转达了周恩来的意见，但这时于右任已经身不由己。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国民党军政机关撤往广州，于右任被“护送”至上海，又由沪“护送”抵穗。
131.广州解放前夕，于右任到香港，11月26日又奉召到重庆，11月28日抵渝，寻找妻女未果。
132.1949年11月29日，已71岁的于右任被裹挟去台湾，开始了他孤苦伶仃的飘泊生活。于右任的发妻高仲林及长女在西安，幼子于中令及其母沈建华在上海，大儿子、儿媳又在南美洲，一家人分居三处，饱受思念之苦。
133.台北市。和平东路青田街。于右任在台湾孤独无依，怀念大陆亲人，抑郁苦闷，无以释怀，遂以诗词、书法排遣。
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家里，除文房四宝外，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身上穿的是土布袍子，鞋袜也是土布做的。这所战前日本人造的房子，很破旧。蒋介石曾提出给他换房子，他婉言谢绝。平日喜欢吃的依旧是稀饭、咸菜和烤馒头片。
友人问于右任：“你出门怎么总背个褡裢袋子？”于右任苦笑了一下说：“我平生没有钱，年轻时以教书为生，现在仅拿公务员的薪水，所有办公费、机密费一概不收。袋里从不带钱，身上只有一个褡裢袋。别人的袋子是放银子的，我的褡裢袋只放两颗图章，参加任何文酒之会，或者有人馈赠文物，我别无长物为报，只好当场挥毫，再盖上两个印就算了。”
134.每年冬天，于右任仍像在三原家乡一样，总是让人在房中给他生一盆火，既能取暖，又方便烧水泡茶。
1962年冬天的一天，蒋介石到青田街于宅看望于右任，有不少记者跟随。两人交谈一会儿，蒋介石就咳嗽不停。于右任的副官意味深长地说：“这里的炭烟气味太大。”蒋介石觉得面子难看，遂说：“换两个大电炉子吧？”于右任怎么能不知电炉子好，可是自己囊中羞涩，就说：“用电很贵。我已经习惯了，不要紧的。”在场的记者也为于公抱打不平。咳嗽不止的蒋介石怕登报出丑，过后，总算让人送来了电炉子。这才使党国元老不再用炭火取暖。
135.台北。副官发现有人仿写于右任的字，拿到街市销售，上面还盖有“右任”二字的图章，每幅标价500元。这位副官非常了解于右任，就是有人送来“润格”，他都坚辞不受。副官跟踪查访，弄清了作假者的状况，汇报于右任。于右任让叫来作假者，说：“你的字写得很像我的字，何不盖上你的图章？”那人愧疚得低下了头……记者闻讯，要写稿揭露作假者，以正视听。于右任摆摆手，摇头说：“不必，不必。人家知错就行了。我相信他今后不会再写冒名的字出售！况且，他刚才吞吞吐吐不说冒名之因，说不定有什么苦衷难以言表？”记者听后，更加敬重于右任的宽怀大度。
136.台北。于右任官邸。副官给于右任送上一卷宣纸，说国民党军队一位军官慕名求字，一张纸上，还写有求写的内容和姓名、官衔。于右任看后，很不高兴地说：“我写字，从不看官衔，也不分等级。你们看看我给人写的字，有带职衔的吗？”遂让副官把职衔抹去，只留姓名。
137.于右任不管索字的人有多众，都要亲笔书写，从不许人代笔。一时写不完，就按送纸的时间先后排队。一位秘书看他应酬太忙，就给他偷偷代笔，被他发现，立即予以制止，于右任语重心长地说：“谁写的字就用谁的名字，不能骗人啊！你写的字就把你的印盖上。”秘书惭愧地撕掉了自己写的字，心中却更敬重于右任为人实诚的高尚品德。
138.晚年的于右任，面容憔悴，白髯飘飘，常常面对西北，对大陆和家乡极其思念，甚至夜不能寐。他常说：“我好想他们啊！”他思念夫人：“白头夫妇白头泪，亲见阿婆作艳装。”他哀伤弟妹早逝：“一梦今生成过去，永怀弟妹在心中。”
139.1961年3月中旬，于右任给一位老朋友写信说，“今年是我妻80岁寿辰，可惜我不在大陆，她的生日一定会很冷落，不会有人理睬她的。想到这点，我十分伤心。”
140.北京。国务院。周恩来得知于右任的夙愿后，专门派全国政协副主席屈武（于右任女婿）等到西安为高仲林老人祝寿。
141.祝寿的信件和照片，辗转传到台湾于右任手中，于右任深为感动。他以诗词寄托情感，在一首诗中写到：“夜夜梦中原，白首泪频滴”“昨夜梦入中原路，马首祥云照庶民”……
142.西安。书院门街内，关中书院旁52号于家老宅门口。每当清晨，总能看到一位老妇人坐在石头上，面向东南长时间地凝望，不时发出一声声长叹。她就是于右任的结发妻子高仲林。自从于右任去了台湾，整整20多年，老人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着丈夫：“不知他有没有人照顾，身体可好？”“捎去的布鞋合不合腳？都是按照老鞋样做的……”
143.1962年1月24日，于右任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国殇》，这首人间离情绝唱，又名《望大陆》：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144.台湾民众常看到一位白发皓首、美髯如雪的老人，站在高高的玉山山顶，透过茫茫海峡，凝望祖国大陆……
145.中南海。毛泽东对于右任的书法极感兴趣。于右任的草书，根基于北魏，宗法于章草，融会四体之妙，博采众家之长，达到了挥洒自如、炉火纯青的境地。于右任被誉为当代“中国草圣、书圣”。海峡两岸同胞，都视“于草”为瑰宝，能得其寸楮片纸，均奉若拱璧。毛泽东曾找许多人广泛收集他的作品。
毛泽东晚年时，还向秘书田家英索要帮他“已存”的于右任草书。
146.1963年4月18日，于右任喉咙发炎，住进台北荣民医院。因为住院费用欠缺，几进几出。5月27日，于右任又在日记中写：“我的钱已用干，可以指天作誓的。人疑我有钱，是旁人害我。”
病情稍有好转，白日，于右任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夜晚，在台北青田街9号老学斋灯下挥墨，写气势恢弘的长篇行草书《文信国正气歌》七屏，成为其最后之大作。
147.1964年，一天，蒋经国来看于右任，满怀渴望地对于老说：“许多人有您老的条幅，我却没有。是否题赠一条幅给我作纪念？”
于右任欣然应允。他给蒋经国书写了一幅笔墨酣畅的条幅：“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
蒋经国看了这条幅，十分高兴，回去后，将这条幅裱好悬挂在自己的办公室。看到这幅题字的人，无不佩服于右任的文字功力及深远意旨。高妙之处在于，政治立场不同的人，也挑不出任何毛病。
148.于右任在八十六岁最后一个生日时，仍吟诗感激当年狼口救命之恩：“我与田农记不真，荒坟脱险事犹新。今生报德知何日，但祝苍苍佑善人。”
149.1964年8月中旬，于右任因病住院。在医院的3个月里，于右任曾试图写份遗嘱。他写过好几次，因心绪不宁，写了又撕，撕了再写，最终，于右任没有能够留下遗嘱。
150.1964年9月，一天。于右任的老部下、原台湾“监察院”秘书长、后任“考试院副院长”的杨亮功，到台北荣民总医院看望，问：“院长有什么事吩咐我？”
于右任很想说话，但由于病重及喉咙发炎，想讲的话又无法讲出来，只好用手势表达自己的意思。于右任略思片刻，伸出一个指头。杨亮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过了一会，于右任又向杨亮功伸出三个指头。杨亮功不解其意，只好猜测道：“您老是不是不放心三公子于中令？”于右任摇摇头。杨亮功猜测了几个答案都被于右任摇头否定了。杨亮功只好说：“院长，等你身体好一些后，再来问你刚才表示的是什么意思，行不行？”于右任点了点头。
于右任的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杨亮功始终未能问清一个手指和三个手指的意思。
151.台湾银行，一个保险箱呈现在大家眼前。于右任曾偶尔前往检视，从不让他人前往。他对亲友嘱咐：此箱等自己去世后方能打开。亲友都认为这里面存放着于老的贵重物品。
1964年10月10日中午，于右任已成弥留状态。台湾监察院副院长李嗣璁，监察委员王文光、刘延涛、陈肇英以及于右任的长子于望德等人，为了寻找于右任的遗嘱，当着闻讯而来记者们的面，打开了这个铁箱子。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没有金银珠宝、股票证券，所能见到的：除了先生的一枝钢笔、数方印章与几本日记，还有结发妻子高仲林早年親手为他缝制的布鞋布袜、一些日记之类的记述外，就是一张张账单借据———于右任三公子于中令这年5月赴美留学时向银行借贷的4万元账本以及平日手头拮据，零碎挪借跟随他40多年老副官宋子才的账单3万余元。平日借副官宋子才的数万元的账单。
平日，有些人猜想：于右任的铁箱一定藏有珍宝。而今亲眼目睹这些“珍宝”，不由唏嘘呜咽起来，就连平日最爱挑剔的记者们也热泪长流、放声哭泣。当日下午，于右任与世长辞。
次日，台湾报纸赞扬于右任高风亮节、清贫廉洁，大字标题“三十功名风两袖，一箱珍藏纸几张”。
152.于右任的病一天比一天重，并陷入昏迷。1964年11月10日晚上8：08，于右任与世长辞，终年86岁。他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人们便把他的《望大陆》一诗，当作他的遗嘱。
于右任墓，在台北市阳明山上海拔3997米的玉山顶峰（我国东南诸省最高峰），墓前，竖立起一座面向大陆的半身铜像。玉山山势险峻，4米高的铜像和建材全是由台湾登山协会的会员们一点一点背负上去的，以了却于右任登高远眺故土的心愿。
153.陕西省三原的于右任故居里，那株三百多年的老槐树，也在狂风中摇晃低首，怀念先生。
154.于右任先生的故乡三原县，被中国书协命名为“中国书法之乡”。于右任当年创建的三原县南郊中学的众学子在于右任高大的雕像前，朗诵于右任《望大陆》：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那悲怆的声音，似乎强烈地回响在我们的耳畔……
2020.3.16第五稿
责任编辑频阳子
作者简介：吴树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先后在国内外240余家传媒发表文学作品1600多篇;出版有报告文学集、诗集、长篇报告文学、散文集、游记集、中短篇小说集等10部共500多万字，《吴树民文集》五卷，200多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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