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初中起，父亲就多次说我不务正业，做学生却不努力学习，非要写点狗屁文章，像盐碱地，播撒谷子收获秕子，考学的路是没指望了。这次，矿上破天荒地招子弟当工人。父亲认为，要是抓不住这机会，到时候考不上大学的话，我迟早会游荡为祸害四方的闲汉。
我极不情愿地在后头磨蹭，心情灰暗地想，我完了，这辈子就这么算交代了。我开始抱怨自己的笨拙，那讨人厌的英语总是不留情面地将我的分数拉得很低，大学已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了，我也不是人们传说中的少年作家，我必须在800米深的井下猫腰心惊肉颤地挖煤，前路被厚厚的煤层封死了，我即便猫一辈子腰也不能把厚厚的煤层挖穿。三十年前，父亲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养家糊口的，现在轮到我了。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的孩子也要这样。我悲伤，我的心在流泪。
这时，班主任来了，父亲忙赔笑，撕烟纸、取烟、递烟、点火。在我看来，戒烟多年的父亲的这套动作极蹩脚，他还不如不做的好。大我不到十岁的班主任美美地抽了口烟，压低声音说：咱这学校教学质量，也实在太一般般了，一年也考不上几个，把眼前的机会先抓住再说。末了，很亲近地拍拍我的肩膀，安慰说：“也好，当老大哥了，可要记着人的好，要常来看老师噢……”
填完招工报名表，一名劳资干事对我们一群半大不小的青春男孩说：“下午去卫生所体检，一星期后会把结果说给大人的。”
于是，我便回家等结果。
第一天，平静地过去了。
第二天，也平静地过去了。
第三天，班长捎来我的信，是两份样报，我的一篇文章被陕西师范大学《写作导报》采用了。随报寄的，还有报纸总编刘路教授的信，他约我给《写作导报》写些稿，并透露师大开新闻学专业的计划被教育部批下来了，问我是否愿报考陕西师大……
我的双眼起雾了，泪珠在眼框打着旋儿，我垂下头咬着嘴唇，避开班长的目光，任凭一股热辣辣的酸流从鼻腔倒灌进喉咙中。
第四天，起床时我的铺还是凉的。我说，要去邮局给师大的刘老师回个电话。于是，父亲便陪我去打电话。
知道我的情况后，刘老师让我把电话给父亲。我在一旁听见———
“家里真的不能让孩子上了吗？”
“不是的。上学为的是找工作，现在也是找个工作。”
“这次不招工不行吗？”
“怕以后没了机会，把娃耽误了。”
“招工是能有个工作，可是……，你不觉着可惜？”
“我担心，考不上，就把娃荒了……”
接着，我听见电话里传来一声辛酸而无奈的叹息。那声音真诚地让人听后心悸。听了那一声叹息后，父亲的眉头锁得更深了。
最后，父亲和刘老师商定：见面再谈。
第五天凌晨两点，父亲带着我发表的作品剪贴本，独自坐车去了西安城。天黑后回到家中，他把全家人都叫到一块，问我：“去下井，还是去读书，你自个定！”
第六天，我再次在同学们惊愕的目光中回到了教室。
后来，母亲告诉我，你爸回来一个劲地说娃遇上贵人了，刘老师是个好先生。母亲说，末了，你爸还羡慕地说，吃过墨水的人就是不一样，一句讲道理的话都没有，却把什么道理都讲透了。
刘老师究竟和父亲说了哪些话，促使父亲改变主意，我一直无从知晓。
让我的同学羡慕的是，刘老师隔段时间就写信给我，询问我的学习状况，勉励我：“你人生的路才刚开始，目前吃点苦没什么。因为，在现实的中国，一个没文凭的人，吃的苦肯定要比别人多的多……”
多年后，我终于迈进陕西师范大学的门，成为新闻学专业的一名学生，聆听到许多个如刘路般的先生的教诲，并最终辗转到一家报社工作。
前些天，刘路先生60岁寿辰，七八个学生自发聚集为他庆贺。三杯过后，先生打开话匣，说：“你们不是我最好的学生，但在座的每人都很有个性，我喜欢和有性格的人交往。”接着，他即兴逐一点评。点评到我时，先生用低沉的声音，娓娓陈出十多年前的心迹：学锋因为太爱写文章，高中时把考大学都丢在一边，家里准备让招工下井，他当时很沉沦也很无奈。知道他要招工的消息后，我的心顫抖了好久，心想，如果任凭一个有潜力的学生就这么在我眼前消失，是我这个教师的失败。我也是做学生过来的，也是从成长的困惑和抉择中一路走来的，所以，我尽我的力量给学锋以帮助和鼓励……
我感到，时间的巨手又把我推成那个正站在人生岔路口的我，耳边又响起电话里那一声沉重的叹息。那一声叹息，是一位普通教师对学子的虔诚祈祷，是照亮学子前行的路灯，也是一个教师所给予的爱的泉源啊……
（选自《谁把春天吵醒了》，章学锋著，中国经济出版社，2020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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