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54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决定：成立解放军训练总监部，统管全军的军事训练和院校工作。1955年4月，以解放军总参谋部军训和军校管理部、军事出版局为基础，成立解放军训练总监部，与解放军的总参谋部、武装力量监察部、总政治部、总干部部、总后勤部、总财务部、总军械部一起，形成八总部领导体制。在编制序列上，训练总监部仅次于总参谋部，地位极其重要。中央军委任命刘伯承为训练总监部部长，由于他在南京军事学院任院长兼政委，而且身体不好，就由叶剑英代理训练总监部部长职务，副部长有萧克、李达、周士第、彭绍辉、郭天民、张宗逊。训练总监部下设6个二级部，部长都是由副部长兼任：李达任计划和监察部部长，萧克任陆军战斗训练部部长，张宗逊任军事学院和学校部部长，彭绍辉任军事科学和条令部部长，周士第任军外训练部部长，郭天民任军事出版部部长。此外，还有体育训练局、战斗训练物质保障局等部门。一个部门任用这么多高级将领，足见党中央、中央军委对军事训练工作的重视程度。
训练总监部的成立，对全军的训练工作是个很大的推动。在训练总监部，萧克除了继续主管（陆军）部队训练外，还分工负责总监部常务工作，协助叶剑英代部长处理一些日常事务。谈起叶剑英对训练总监部工作的指导，萧克极其钦佩：“叶帅抓训练，是立足于现代战争的，他极力主张在全军开展现代条件下的军事训练，指出现代战争具有发起的突然性、战况发展的迅速性、组织协同的复杂性等特点，人们就要根据这些特点组织训练。在叶帅的建议下，军委颁发了‘在加强特种地形的训练外，更要加强在原子武器条件下军队行动特点和军队夜间战斗的训练的方针。后来叶帅又亲自主持制定了‘在党的建军思想和人民解放军固有素质及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继续提高社会主义觉悟，掌握现代军事技术，学会在现代——原子时代——条件下及复杂情况、复杂装备条件下的诸军种兵种合同作战，以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训练方针，这就使训练方针的表述更加准确和完善，也使军训工作的指导思想更加明确。”
根据上述方针，训练总监部重点抓了现代条件下合同作战的演习。训练总监部成立后不到一个月，就在北京阳坊地区连续组织了9次防化演习，全军有3000多团以上干部来参观见习，国防部长彭德怀也到现场观演。
1955年11月，由叶剑英亲自担任总导演，训练总监部在辽东半岛组织了一次空前规模的抗登陆演习，参加演习的有陆、海、空三军指战员4.8万人。这是人民解放军第一次组织进行的在使用原子、化学武器条件下，方面军抗登陆战役中集团军海岸防御演习，目的在于摸索现代战争条件下的训练和作战经验，用比较标准的动作、形象教育的方法来训练军队指挥员和军队。在演习中苏联、朝鲜、越南、蒙古等国都派了军事代表团来参观，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都来到现场。1956年，全军加强了在使用原子、化学武器条件下军队行动特点的训练，从而初步取得了现代条件下合同战术训练的经验。
1957年底，由于叶剑英忙于军事科学院的筹建工作，萧克接替他担任训练总监部部长和党委书记职务。
二
萧克接手工作不久，一场突如其来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开始了。
早在1956年2月，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批判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贯正确的迷信，对中共中央、毛泽东震动很大，开始反思学习苏联过程中有无教条主义倾向。同年6月，党中央为纪念建党35周年，向全国发出了《关于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五个文件的通知》，号召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学习与时局》等毛泽东著作，要求通过学习提高思想水平，克服主观主义（指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特别是克服在学习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
训练总监部在组织学习党中央这个通知时，回顾了建国以来学习苏军经验的情况，检查了工作中有无教条主义的问题。萧克回忆说，随着学习的深入，对全军的训练工作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认识：
“绝大多数同志认为，在向苏军学习过程中，存在某些不切实际、机械搬用和形式主义的毛病。比如，对苏军条令、制度中某些不适合我军实际的东西，没有加以选择地套用。同时也认为，我们是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学苏联的，因抗美援朝急用，不抄不搬一部分也不大可能，因为那时我军的武器装备大部分是从苏联引进的，技术教材和战术教材自己一时写不出来，只能用他们的，这样必然带来一些副作用。但总的看，建国6年来军训工作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只是前进中的支流，也是能很快纠正的。也有少数同志认为，教条主义在军队训练和教育系统已成为一种主要倾向，从训练方针、训练内容到训练方法都有严重的教条主义，已是方针、路线的问题。”
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军事学院和学校部部长张宗逊就是后一种观点的代表，同时他还提出几点意见，其中之一是“战略方针和训练方针的关系”。1956年3月，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重申了我军必须坚持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具体内容包括战略上的防御战和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战，战略上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战、阵地战和运动战相结合等等。张宗逊认为，战略方针决定训练方针，对原子武器的防护（包括攻防作战）教育无疑是对的，对高、上级干部进行一些使用原子武器条件下的攻防作战训练也是需要的；但应该考虑到，要使我们的军队完全像苏军那样在使用原子武器条件下作战，短期内是达不到的。这不是苏联会不会给我们几枚原子弹的问题，而是还须具备其他许多条件，如部队机械化、制空权、通畅的运输线、足够的经常不断的弹药和装备的补充，这些都不能只决定于外援。因此他主张按“敌有我无”为背景进行战术训练，“敌有我无”训练好了，到“敌有我有”时，问题才比较好解决。
由张宗逊的“几点意见”之一看来，他对叶剑英主持制定的“学会在现代——原子时代——条件下及复杂情况、复杂装备条件下的诸军种兵种合同作战”的训练方针，是有“意见”的。
三
1956年9月，南京军事学院在学习五个文件联系实际时，也出现了争论，集中表现在“战役系学习的我军一批高级干部，在学习战役法之后，认为我军装备还较落后，如果打起仗来，必须以劣势对优势，还得使用我们自己的传统打法。大家还认为讲战例不能只讲苏德战争的十次打击，还应该讲我们解放战争后期的三大战役等等，迫切地要求在战役教学中作出适当的改革措施”。一部分学员对当时实行的“六个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和近似“三堂会审”的考试形式反应强烈，认为不符合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太紧张，太严格，受不了。也有学员给上级写信，反映军事学院“在教材方面，教学方法方面，对待我军经验的态度方面以及其他方面”都有教条主义倾向。在此情况下，作为南京军事学院的直接主管部门首长，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军事学院和学校部部长张宗逊决定到南京调研。
1956年11月，张宗逊带了一个工作组前往南京，随后在军事学院和总高级步兵学校开了若干次座谈会。对于张宗逊的南京之行，萧克认为对反“教条主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时训总主管院校工作的副部长张宗逊带工作组到南京军事学院调查。他本来在学习苏联高潮时期，曾提出了一些过火的口号，引起了不少同志的反感。这时或许是出于想摆脱些责任，挽回影响，又不切实际地夸大教条主义在军队和院校中的严重性。他把训练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都同教条主义联系起来。由于是带着框框去军事学院调查的，张宗逊对少数同志的意见未经核实和分析，形成了军事学院教条主义严重的结论。同去的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还在学院政治部说：‘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这时期还传出一种论调，说‘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司令部。”
不管怎样，张宗逊的报告一递上去，如何学习苏军经验就引起了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1957年2月，国防部长彭德怀又带了一个工作组到南京军事学院调查。两个月后，彭总给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寄去一份报告，对军事学院的教学工作作了这样的评价：
“……在过去几年的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在教学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的表现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在教材和作业想定中，对于我军党委集体领导和首长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对于我军的政治工作制度照顾少，多半是采用了一长制。”显然，彭总的报告对军事学院教学工作的评价是基本否定的。
当时，在北京主持工作的中央军委秘书长黄克诚组织讨论这个报告，萧克参加了讨论。萧克的态度是：“对那种认为教条主义是训练和教学工作中主要倾向的观点，是不同意的，特别是把军事学院冠之以‘教条主义大本营的说法，不满意。我认为，工作中有缺点、有错误，可以批评，可以纠正，但不能夸大事态。军事学院在教学方面有生搬硬套的东西，但还不能说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
主持会议的黄克诚认为，报告对军事学院的评价是适当的，不赞同萧克的意见。萧克坚持认为，应当肯定学院的成绩是主要的、基本的。黄克诚则认为，报告并没有否定学院的成绩。萧克认为，说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逻辑上就是全称否定，这样就近乎全盘否定，至少容易产生全盘否定的感觉。
黄克诚说，那就把“不相适应”改成“有些不适应”。这样改动后，萧克也不再说什么了（后来印文件时，又改成“不大相适应”，当时萧克并不在场），尽管不说了，但认识上并没有统一。
由于彭总的报告客观上为“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论调提供了论据，所以有人开始公开声称：军事学院是由训练总监部主管的，“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司令部”。
四
1958年春天，训练总监部召开了机关四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是为了贯彻党中央的“双反”决定，开展反右倾保守、反贪污浪费，同时反“教条主义”，会议由萧克主持。讨论到反右倾保守和反“教条主义”的问题时，大家对张宗逊的意见比较大。萧克认为：“过去，他对学苏联叫得最响，提出了什么‘不走样地学、‘先学后用、‘高学低用、‘死学活用、‘不愿学苏联的滚开等不实际的口号；而现在他又把学习苏联都说成是教条主义，说学习苏联‘学得越多，中毒越深、‘南京军事学院几年来的教学是教条，危险的是继续学下去，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引起了训总许多同志不满。”
这时，张宗逊已调到总参谋部担任专职副总参谋长去了。考虑到大家对他的意见很多，萧克等也想把前段的工作总结一下，就请示中央军委秘书长黄克诚，要不要请他回来听一听？黄克诚明确表示，让他回来参加会议。
然而，在四级干部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事情突然起了大变化。总政治部派了工作组来，他们一到就表态说，训练总监部是搞“教条主义”的。工作组组长刘其人（当时的总政治部组织部长）还宣布说：“训总的四级干部会，是向党进攻的会，因为反对张宗逊就是反对彭总，就是反党反中央。”刘其人带工作组来后，会议风向急转，反“教条主义”成了会议的主流。
就在这时，萧克接到了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通知，训练总监的四级干部会便暂时休会。
1958年5月22日，中央军委扩大会开始，会议开了约两星期后，反“教条主义”就成了会议的主题，批判的矛头也逐渐集中到萧克和李达身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1959年8月，已经接替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时讲的一段话，可以作为注解：“去年军委扩大会议反教条主义的情况，我记得很清楚。训总四级干部会议开了个把月，这时候彭德怀同志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上是很含糊的。在军委扩大会议以前，彭德怀同志的态度也是不明确的。我刚回京时，×××同志找到我那里去，无意中谈到萧克，说萧克有教条主义倾向，我才开始接触到这个问题。当时军委扩大会议马上要开，但并没有确定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我得到这个材料（指有人向他讲了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的问题）以后，认为应该以这个为主题，军委扩大会议应该有这个思想内容。把情况报告毛主席，毛主席认为应该开展这个斗争。会议是毛主席决定的，材料是×××同志提供的，这才有去年以反教条主义为中心的军委扩大会议。”这时候，林彪已是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主持人，彭德怀则是批斗的对象，这里显然有打击对方、抬高自己的成份。不过，林的这番话却无意中还了彭德怀清白，“在军委扩大会议以前，彭德怀同志的态度也是不明确的”，表明彭无意借此机会整人；林“把情况报告毛主席，毛主席认为应该开展这个斗争”，当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只是奉命行事。
五
1958年6月9日，黄克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告诉大家主席对会议的决心很大，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并决定会议扩大范围到师。6月20日开全体大会，会议正式代表增加到1004人，还有列席的438人，会场移到中南海怀仁堂。
6月23日、2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发表讲话：“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当时，南京军事学院在讲战役打击时，把苏联卫国战争中反击德国的“十大打击”作为基本教材，所以毛泽东有些不满。讲话的末尾，他还对刘伯承作了不适当的评论。
当时，主持会议的人向毛泽东反映，说萧克抵抗反教条主义运动，拒不检讨。毛泽东一听，就火了：看来，萧克是坏人，是资产阶级队伍的人。萧克回忆说：“毛主席讲话后，会议又升温了，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批判教条主义、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党宗派活动等。大会先后点了我、李达、陈伯钧、宋时轮、粟裕、叶剑英、刘伯承的名。当时正在外地养病的刘伯承带病来京，一下火车就直接到会作检讨。因身体不好，特别眼病加重，眼压很高，住进医院。”住院期间，刘伯承冒着失明的危险写检讨。7月10日，他由别人搀扶着走上讲台作检讨，其中既有实事求是地说明情况，也有违心地自我批判。
斗争愈演愈烈，萧克和李达等被打成“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人物”，指出他们是“以萧克为主帅、李达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向中央和军委的正确路线猖狂进攻”。军委扩大会议开了两个多月，彭德怀在总结中将萧克定性为“一贯坚持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从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出发，进行反党反领导的宗派活动，企图改变我们人民军队的面貌”。随即，中央军委撤销了萧克、李达在国防部和训练总监部的一切职务。
其间，还发生了一件令人不快的事。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后，指定郭天民担任训练总监部临时党委书记。本来，郭天民与萧克、李达他们在部队建设、战斗训练等问题上的看法、做法大体一致，组织上却让他来领导揭发批判萧克、李达，在那种情况下，郭天民只能表现积极。萧克、李达的结论刚作完，郭天民马上又成了批斗对象，给他戴的“帽子”与萧、李二人的一模一样，而且他竟然成了“以萧克为主帅、李达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的“第二副帅”。
直到1959年5月14日，党中央批转了总政治部《关于以萧克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党宗派活动》的报告，并以中央文件形式下发到团及地委，这场反“教条主义”运动才算结束。
1958年12月11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之后，决定撤销训练总监部，其所属各部、局合编为军事训练、院校管理、军事出版三个部，分别由李作鹏、郭天民、孙毅任部长，划归总参谋部建制，分工由张宗逊主管。
由于反“教条主义”开了恶劣的先例，使全军各级主管训练工作和院校工作的干部大部分受到错误批判；院校教员特别是教研室主任一级的干部，被指为“传播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媒介”而调离院校，改行做其他工作或处理转业。
然而历史毕竟有着自己不可更易的规律。一切颠倒的真伪、善恶、是非，终将会恢复他们的本来面目。1980年秋，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邓小平明确地说：“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
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久病辞世。10月21日，老战友邓小平写下了《悼伯承》一文，在文中再次谈到了反“教条主义”问题：“1958年批判他搞教条主义，那是不公正的。完全可以说，伯承是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奠基人之一。”这篇文章在全国各大报刊登载，再一次表明了邓小平否定反“教条主义”的态度。
1987年11月25日，总政治部和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专门发了文件，为在反“教条主义”问题上受到错误处理的同志彻底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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