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期间，我的课她从没有缺过，我还记得的是，她还走出校门，数次专访当时在文坛尚未燥红的陕西作家叶广芩。叶氏的行文风度，包括从容和迅疾，松动与收放，对她有着刻骨的影响。在陕师大的联合教室，那次我请路遥作报告，她在报告后第一个站起来，向路遥提问。那是一个初春的夜晚，她暖淡的花格子外套，留给我难以磨灭的记忆。而在文学之外，她就是一个素面朝天，大大咧咧，没心没肺的女孩子。
毕业之后，她也走上了高校教师的岗位，却是公安院校。依照成见，我猜想她这个文学僧侣，怕难得如鱼得水，那里有律令，有铁规，有峻法，有整齐划一，生长个性沛然的诗情画意的土壤没那么宽广厚实。我知道环境是把雕刻刀，最能改变人了，她能调整自己，适应新的环境吗？以后和她的联系就不多了，只是偶尔她回西安，必来家里看我。近几年，微信兴起，每每看她朋友圈，我能感知的是她相夫教子，安居乐业，只是对茶道和玉石古玩情有独钟，谈及茶叶的色泽和口感，玉石的品相和质地，竟然头头是道，其水平不在专业人员之下。而文学呢？那个出身农家，像相信土地一样相信文学的学子，文学在她心中还有位置吗？世态炎凉，文学这个弃儿，她还会眷顾吗？
出乎意料的是，去年年底，她把一部，名叫《黑唇》的中篇小说用微信发给我。我惊喜过望，连夜就看完了，伴随着喜悦，也伴随着舒坦，还有心灵的慰藉与亢奋。我又一次认识了我的学生，二十多年后的学生。以后几个月，她又连珠炮似的发给我三四部中篇，都是躲疫期间的新作。惊喜中，我实实在在地感知到，时光虽然过去了二十多年，社会也万花筒般地变幻着色彩，但根植于她心底的文学梦想并没有黯淡，没有萎靡，更没有消失，还是当年大学的耳提面命。透过作品，我能看到她的书写更加老练，更加蕴藉，更加优雅了。文学不是权贵的嫔妃，而是平民的鸽哨，她笔下都是小人物，小到可以被社会忽略，像蚂蚁，像草芥，都是“零余人”，她的笔触，描述的就是他们，他们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这些人并不高尚，不伟岸，身上有自私之处，狡黠之处，扭曲之处，甚至黑暗变态之处，他们活得很辛苦，小心翼翼，有些卑琐，但他们是真实的人，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希图，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三姑八姨，或者是同事老李，隔壁老张。她告诉我，她也有寫不下去的时候，一个长篇写了十几年，重写十几次，究其原因，或是叙述语言，视角的选择不妥当，或是节奏把握不准确，谋篇布局的技术不够巧妙，每一次的不满意都让她推倒重来；这是她对文学最真诚的态度，她说，文学需要刻苦，但只有刻苦是不行的，文学需要才情，需要顿悟，需要灵光乍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否则，只是形而下地趴在地上的一堆文字垃圾，毫无美感，那些实验的技术与形形色色的新潮的手段都救不了它的命，文学的殿堂更不会有它的位置，她只有老老实实地去思索，去积累，去感悟，等待喷薄而出的时机。她的作品的主人公都有原创性的人设，她在有了一点点创作苗头之后，在人物形象还不太丰满的时候，她也不急于把他们放出来示人，她只是去观察，去描摹，像养着一棵庄稼一样“养着”他们，丰富着他们，直到熟悉得像身边的同事，早年的闺蜜，曾经的同学，或久远的邻居，这时候再落笔，简直就是手到擒来了。她悄悄给我透露说，她现在还“养”着一个“大人物”，是一个长篇小说的主人公，她已经跟这个“大人物”熟悉得像知心朋友，心情不好的时候，想想这位朋友，心里会觉得很温暖。
我为她感到欣慰。
文学根植何处？贾香娟的这一切操持，都来自于早年间正规严谨的文学教育和文学陶冶。读中国语言文学，讲究眼到口到和心到，要拿一张文凭并不难，有前两者就基本可以实现，而“心到”却相当不容易，更难的是光到了不行，必须在心里扎下根。一旦扎下根，那就任何诱惑都不会动摇，任何风暴都不能摧残，无论经过多少时日，开出的花朵一株株都是姚黄魏紫，馨香无比。
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的出版，无论长篇或者中短篇，无论是中国的四大名著还是外国的经典作品，一般都没有序言，其原因在于小说的多义性，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无法由一两个人来界定。但这些年以前没有的东西常常就有了，没有未必就正确，有了也未必就不对，升堂需要击鼓，鸣锣方能开道，以上这篇锣鼓，也是我对我的学生第二部中篇小说集的祝贺！
责任编辑张铖
作者简介：刘路，男，陕西长安人，知名文化学者和作家。陕西师范大学教授，首任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原陕西省写作学会会长，《陕西文学》杂志社社长。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