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革命，随军南下
1918年12月26日，我出生于江苏徐州沛县，1935年参加抗日救国读书会，1936年参加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1937年即入党。又于1938年担任党支部书记，1939年任沛县有名的红五区区委书记，1940年任沛滕边县县委书记。那时，边境相邻的沛县和滕县两个县合成一个区叫沛滕边，就是著名的铁道游击队活动的地方，现在叫微山县。沛滕边是敌占区，我们县委距日军的驻地夏镇很近，那里有一个日军中队和三个汉奸队。我任职不到一年，国民党又掀起反共高潮，发动“皖南事变”，我们被几面包围，于是1940年12月就从微山湖大苇子坡突围出来，到了区党委的驻地单县。
1941年，我调任砀山县委书记。1942年，砀山县和单县合并成一个大的中心县，我即从单县到中心县担任组织部长。我去的地方是皖省战区，到处是国民党军队、黑纱队，路上被他们跟了好几天，晚上带着几个人才突围出来。1942年7月，莒南五个县发生金巨暴动，闹得很厉害，上级又把我调到暴动的地方。我开始兼团政委，带一个团参加平叛，以后就留在金巨任县委书记，在那里工作了5年。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革命斗争方式由游击战转为运动战，建制要整个集中，部队要大扩军，我就带头去参军。1946年，两个县组织了二十团，我是团副政委，团长是周光武，他后来担任首钢党委书记兼厂长。那时土匪有几百人，闹得很凶，我们带着二十团到济北县剿匪，牺牲了几十人。1947年初，国民党发动内战，向华北进攻。上级又把我从部队调到济北，担任济北县委书记，万里是地委书记。济北地区的斗争很艰苦，以后大拉锯，五军北上，济北、济南受到国民党军十几万人的进攻，先后打响了杨山战役等几个战役。其时，中央局通知，县不离县，区不离区，除了老少妇女以外都不能过黄河，必须在敌占区坚持斗争。那时，我带着几个连队打击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双方打过来打过去，斗争很激烈。
1947年整党以后，抽调干部南下，我被调到苏豫皖工作。当时干部都要求到最艰苦、最危险的两个地方去，一个是大别山，一个是苏豫皖。我那时在地委工作，原来准备在区地委担任组织部长。万里的姑姑万丹如是专员，她希望我留下，对我说：“区党委同意你留下，你年轻；我担任专员，你担任组织部长。”我说不行，我已经报名了。于是就随南下大队南下到了苏豫皖，我先任阜阳地委委员，后到涡阳当县委书记。淮海战役打响后，领导说：“你是北面来的县委书记，有经验，你带队支前。”我就带了两个地区近千人组成的担架队参加支前活动三个月，直到消灭黄维兵团。由于白天飞机轰炸得很凶，所以我们每天晚上从地壕进到前线去，然后对敌喊口号，在政治上瓦解他们，再抬担架把伤员运回来。
淮海战役结束后，党中央在军事上组织渡江战役，解放南京；地方上则组织干部队伍南下，接管南京。1949年5月，南京解放后不久，我就到了南京，我们一千多名干部组成的干部大队是第一批到达南京的。当时刘伯承是市长兼书记，宋任穷是副书记，邓小平是中央派去的前委书记，马继孔是南京市委办公室主任。南京市委是个大架子，领导三个区党委，管好几个省，我在市委城市科担任副科长。
组建西南服务团
1949年5月进南京时，还有飞机轰炸。8月份形势明朗，全国都面临解放，国民党军队被压缩到西南、重庆一带，中央决定要解放大西南，就逐渐明确组建西南服务团，分别派到重庆、川东、川南、云南等地工作。我自始至终参加了西南服务团的组建工作。首先是组织领导班子，由宋任穷担任西南服务团总团团长。具体到云南支队，刘林元担任支队长，他是从东北过来的，来得较晚，在徐州才同我们会师；从山东老解放区来的老干部马继孔任支队政委；从松花江调过来的云南籍老干部陈方任政治部主任；我是政治部副主任，并兼青年团总支书记，主要负责党在云南支队的思想政治工作。
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下辖六七个大队，以后又来了军政大学的两个营，总共是八个大队。云南支队的具体组成情况是这样的：第一、四大队由一千余人的大专学生组成，是学生大队，里面还有9名大学教授。可是光有学生也不行，还需要调集一批老干部。当时第一批来的是从山东解放区抽调的几百名老干部，都是整党以后经过审查挑选的县委、区委干部，大部分是区县骨干，小部分是地区级干部。第二批是河北干部，第三批是皖南干部，第四批则是从北京来的一千多名老干部，地市级干部二百多人，老解放区干部四五百人，包括财经、文教、报社、广播、邮电等方面的人员。此外，还有从上海调来的一批技术工人和技术干部。这些组建的大队，大队长、政委都是县的主要干部，个别是地区级干部，连队的干部则来自老区区委，他们作为服务团领导骨干带领全体团员工作。
1949年8月，西南服务团组建后开始在南京集中培训学习，主要由邓小平、刘伯承、宋任穷等几位首长及其他人讲话。到长沙、贵州也有领导讲话。当时我是负责组织的，有时还主持会场，所以这些集中培训学习活动我都参加了。培训学习的目的是解决思想问题：首先，进军大西南是中央的决定，是全国解放形势的需要，如果我们让国民党在西南站住脚，对解放全中国将非常不利；中央给陈赓四兵团的任务是一定要消灭国民党残余部队，宋任穷所带领的西南服务团到西南去不是做官，而是为人民服务；西南服务团本身是工作队，是战斗队，而解放大西南是一个战斗任务，服务团全体人员都要穿军装。其次，调整好西南服务团全体人员的世界观、人生观问题，进军大西南的任务、目标很明确，就是为党、为人民、为国家打胜这一仗；进军大西南要不怕艰苦，不怕牺牲。其中，邓小平在我们集中培训学习时给我们讲了《论忠诚》，就是要西南服务团的同志们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我还记得它的中心内容大概是：第一，解放大西南是中央的决定，是政治任务，一定要解放；第二，到西南地区不是享福，要吃苦；第三，接管西南政权是革命任务，一定要完成；第四，到西南以后，要在战斗中、在恶劣环境中锻炼年轻干部。
在行军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我还主编了一个小册子，就是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内容的《进军大西南需要注意的问题》小册子，现在恐怕找不到了。
这样学习了一两个月，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经过组建和整编，刚庆祝完1949年10月1日的第一个国庆节，第二天就陆续出发开赴云南了，时间很紧张。
长途跋涉，胜利会师
临行之前，上级让我带一百亿人民币来云南。宋任穷直接交代我和原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副行长李铁亚说：“你们两个任务很艰巨，这一百亿就交给你们了。除了军事问题外，云南最要紧的就是发展经济，云南经济也就靠它了，能活不能活就看你们了，你们要负责，不能出任何差错。”于是，我带着一个加强排共50多人，还有两挺机枪，先坐船到长沙。过洞庭湖时还发生了一件事，敌人搞破坏，弄了六大箱火柴准备烧我们的船，烧我们这一百个亿，还好被我们及早发现，敌人的企图才未得逞。
云南支队则是全体从南京出发，坐了一段火车。那时坐的火车都是拉猪用的，有些没见过火车的人还很高兴。但大部分时间是走路，行军到武汉休息了一下，我带着钞票又坐了一阵子船，把一百个亿交给上级完成任务后就具体带队。到长沙时，湖南省委书记给队伍讲话，支队在湖南又吸收了81位同志。当时有一部分妇女留守长沙，我的老伴高丕英留守家乡，我带的两个通讯员，一个留下照顾她（生娃娃），一个跟着我。
行军中，我和刘林元、参谋长李旭等人具体带队，党的政治思想工作由我来管。行军途中，我们住下来就召开会议，强调组织纪律，主要有四点：第一，支队行军中和军队一样，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二，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形势教育；第三，要跟群众处理好关系；第四，要能吃苦，党、团员起骨干作用。因为完全是走路，当时我们有个口号就是：能干不能干，三千华里来考验。病号由队友抬，教授则自己背行李，配给我的一匹马基本也都是驮病号。在整个行军过程中，同志们政治情绪很高，每位同志都不愿落后，有些女同志脚破了，也坚持走下来。此外，还设有专门的收容队，帮助掉队的同志。
行军走路多，路上遇到土匪的情况也不少。有一次在榆树湾，我带着队走小路，山上都是土匪，下面就是悬崖。当时土匪突然袭击我们，但看到我们队伍人很多，也不敢下来，光乱打枪，结果俘虏了我们七八个炊事员。不过土匪也没杀俘虏，就把他们的衣服全部脱光了，要钱要衣服。这是遇到土匪袭击规模最大的一次。
1950年2月，队伍抵达云南曲靖沾益进行休整，春节过后就开会师大会。之前在贵州安龙举行了小型会师，这次沾益会师是大规模的群众性会师。昆明市区委组织了文艺团来庆祝，包了水饺，当时妇联的地下党刘苏文带人来迎接我们，并开了庆祝大会。曲靖的群众好多，两三千同志一起热烈欢迎大军（那时管我们叫大军）。这样的会师大会、会师会议，我先后参加了数次。所谓会师，主要是指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解放军与滇黔桂边纵、云南地下党的会师。1950年，喻园会师时，陈赓和四兵团、宋任穷与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郑伯克及省委地下党、滇黔桂边纵的领导同志，主要是地师级干部近百人召开了一个会师会议。当时中央的精神、大方针明确是团结第一，工作第二。会上，宋任穷、陈赓讲话，讲云南解放的形势与任务，郑伯克也代表地下党讲话。后来云南省一直贯彻落实中央的工作精神，所以各方面的会师工作都搞得比较好，中央对此予以了充分肯定。
此外，我还参加了第二次会议。在那个会议上，陈赓宣布1950年2月24日云南全境解放。云南解放日就此最后定了下来。
按部就班，建设新政权
到云南之后，首先接管国民党政权及其各个部门，整个昆明市文教、财经、邮电、政府机关等这一套全部由我们接管。为了搞好接管分配工作，省委决定调四兵团政治部副主任胡荣贵，昆明军区的副政委兼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地方上主要有马继孔，我也参加具体的组织工作，参加了接管小组。
当时，云南省边疆七个边疆地委由部队干部配备；内地的玉溪、楚雄、曲靖、宜良、武定五个地委和昆明市，还有整个省、市级机关，在云南省委的具体领导下，以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来的干部为主配备，同时吸收了地下党、“边纵”一批老的领导骨干。分配的时候，云南省委强调了按刘少奇提出、邓小平正式宣布的“以外来为主，地方为辅”的原则使用干部，内地五个地区加昆明市和省级机关一把手基本都是由外来的南下干部担当。外来的南下干部都经过整党，通过战争考验，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地方为辅”是指一部分县委干部由本地干部担任，他们副职多一些，但也有个别的，比方当时宜良地委书记刘青就是云南地方干部。另外分配工作掌握三点：一是地委书记由西南局研究，邓小平亲自审批，原则上由师政委级的干部担任；二是专员由国务院批；三是公安局长由西南局批。这些干部的任命都是由上级逐一审查的。那时，我从支队分配下来，先到组织部任干部科长，分管干部，后担任组织处长。
之后，我主要参加了下列几项重要工作。第一项工作是征粮剿匪、清匪反霸。邓小平到西南局以后，说没有粮食，这二十万大军吃什么？城市供应吃什么？因此要充分肯定粮食第一的做法。征粮期间土匪暴动，国民党军残部和卢汉一部分部队也跟着叛变。其时云南匪患最严重的一个是玉溪，一个是楚雄，还有文山的几个区闹得很凶。玉溪地委书记岳肖峡到省里来汇报工作，我当时也在场，宋任穷问他有什么困难，肖峡说没什么困难。其实玉溪土匪闹得很厉害，宋派了一个团去帮助剿匪。清匪反霸期间，西南服务团牺牲了很多同志，包括县委书记、县长都英勇牺牲了，通海县县委书记张盾牺牲在电话机旁，还有几个至今不知道姓名，落实政策时我们核查到100多位烈士。可见，云南支队的大多数同志表现都很好，经受住了重大考验。第二项工作就是土地改革。土改的成果一个是消灭了地主阶级，再一个是建立了农会，取得很大胜利。第三项工作是整党、建党。1951年，我参加了中央的组织工作会议，刘少奇亲自接见云南代表团。回来以后，云南地区就开展整党、建党工作。整党是为了土改，通过整党解决消灭地主阶级过程中的阶级立场问题。我们南下的干部都是通过整党过来的，云南的同志当时还没开展过整党，而整党需要有人与地主家庭划清界线，要干部调整、回避才能搞起来。原来地下党是秘密的，现在我们组织了2500多位同志公开开展建党工作。土改运动中，我们把积极分子集中起来训练，组成训练班，训练以后进行党的教育，然后集中教育，就地发展，集中宣誓，公开建党。那一时期云南发展了几万名党员，为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组织基础。当时西南局还表扬我们，专门派几个处长来调研，总结经验。这几项工作的开展使云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打下了由民主主义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
还有一项工作就是开展合作化运动。1955年，我参加了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的中央扩大会议，号召开展合作化运动。经过前期的整党、建党工作，我们在每一个乡、每一个村建立的党支部直接来领导合作化运动。云南各个地区、县区和村都先后组织起来，组建合作社、初级社、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经济建设进展顺利，合作化基础打得很好。到了“大跃进”时期，出现了严重偏差，不过经济基础建设等方面还是有些成绩的。
总之，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到了以后，在几个大的方面，骨干力量起到很大的作用。云南支队3800人中有五六百名老干部，云南当地的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公安机关及各个省的机关都是由这些南下老干部主持工作的，而且南下干部与地下党的团结工作也搞得很好，培养了相当一批干部。现在看来，干部的成长必须经受革命斗争的磨炼，一大批县、局、厅的干部成长起来，当然有极个别的也出了问题，但是很次要的。
励精图治，饱经沧桑
1953年，我到红河担任地委第一书记。1958年，个旧跟红河合并成州，当时的形势是大跃进，工业需要农业支援。事先来征求我的意见，合并不合并？我说这个不要征求我的意见，这是省委定的。合并就有个第一把手、二把手的问题，我说这个更不需要征求我的意见，组织上决定。个旧有大锡矿，一把手还是让给老大哥搞工业的，于是我就出任州第二书记兼军分区政委，这样在红河前后工作了10年。
当年我年轻，敢说敢干，结果1960年我在红河犯了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三干会”（1961年7月17日至8月12日，中共云南省委召开全省三级干部会议，简称“三干会”）批了我们一个月。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主要涉及的问题，第一个是自留地问题。公社开展起来后就把自留地都没收了，我下乡调查研究，组员说给他们留点土地来种糖，有点喜事啥的好办。我说好，自留地不要归公，有一两分自留地解决零花钱、吃糖等生活问题。第二，取消边疆地区的公社、集体大食堂。那时搞人民公社，想一步登天，我到边疆去调研，觉得这样做不合适，不成熟，还是取消不要吧。第三，允许各家庭养猪。我去下面调查，群众反映要吃猪肉、杀年猪，我说一家可以养几头猪。第四，把大生产队变小生产队，缩小生产队规模。群众座谈反映，几百个人的生产队太大了，我说以村为单位，几十户为好。第五，粮食统购统销这个办法难以执行，我们就宣布各户只供给余粮，其他都留着作为口粮。我到下边调研发现，因严重缺乏粮食，发生害肿病现象，个别的还出现死人现象。我跟地委几位负责人还有工作组（那时刘林元在工作组）商量说，我们还有点条件，我们是产糖区，也出产黄豆、花生米等作物，这几样粮食各拿出几十万斤，把害肿病的群众集中起来管理，一天可以供应二两黄豆、一两红糖、一两花生米。所以我先斩后奏，解决了这个问题，肿病很快消失，也没死多少人，而那时发生的“陆良事件”死了很多人。
以上这几点就被批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过去党的传统，有啥讲啥，对党对人民负责，我有这个基本立场。“三干大会”批判我与红河地委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涉及到很多人，闹得群众人心惶惶，其中我跟红河州州委第一书记林亮受批判最厉害。1961年，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参加北京的“七千人大会”，在大会上公开承认批判红河是错误的，这个材料现在还有。后来，省委领导对我说：“你们向中央写个报告。”我说，这是省委正式决定、中央批的，我向中央反映，不能算，这个报告应该由省委写。终于在上世纪80年代云南省委给我们平反，指出红河地委没错，批判我们“右倾主义”批错了，予以平反。不过这时，“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个包袱背在我身上已经20年了。
1963年，我从红河调上来，到云南省的机关总党委担任党委书记，刘迪是副书记，几个大学归我们管，省委、省府的党组织也归我们管。当时，我还问省委常委孙雨亭，我管什么？他风趣地说：“你官不小，上管阎红彦，下管炊事员，哈哈。”实际上叫我来休息的。那时我血压高上来了——1962年的两个多月间，我的母亲、哥哥还有一个娃娃，两个高血压一个白血病，都过世了。我心情非常不好，高血压病就是从这时开始的。之后，我担任云南省林业厅党委书记兼厅长。“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业厅被造反派搞“夺权批斗”折腾得一塌糊涂，有次把我拉到大理批斗了一个多月，究竟怎么回事我都不知道。后来又去劳动改造，再后来说我是特务，因为重庆有个大特务跟我同名同姓。最后他们说搞错了，但到了晚上，还叫我起来跑步，背“毛主席语录”，我背不成，就让我念。这样斗了两三年，以后我被分到昆钢劳动，实际上也是叫我抓冶炼钢铁。那里吃饭要排队，去晚了，排不上队就吃不上饭。一次有位老同志送给我们老俩口一点糕点，没舍得吃，结果让老鼠吃了。那期间，白天劳动，晚上学习。后又调我到电力局担任工委副主任，以后再调到昭通。
1971年，我到昭通任地委副书记，那个年代都是军代表任一把手。1974年昭通发生大地震，钱信中卫生部长代表中央慰问团就要来了，地委还在讨论谁去迎接、谁去灾区的问题，我就说我去。我与中央慰问团到灾区半个多月，那时余震频繁，我由于劳累过度，犯了心脏病，前列腺又发炎，小便两天解不下来。钱部长他们了解后，下命令让我马上走。地震时，我是地委第一个到灾区去的，直到他们下命令才走。
从昭通回来后，我分到云南省委组织部任副部长。又当了不到一年的顾问，坐办公室太清闲，1982年我干脆退了下来。
矢志不渝，奉献余热
我离休后二十几年基本没有休息，继续发挥余热，不仅担任西南服务团史料征集小组组长，还是党史办领导小组成员和老干局领导小组成员，到现在也还是。
1986年，云南省组织成立了中共云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史料征集组，由我担任征集组组长，主要是征集组建历史、回忆录等相关资料。杨训焕是征集组副组长，他为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的纪念活动做了很多具体工作。此外，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的各个大队也成立了征集小组，征集了很多资料，出版了几本书，比如40周年出版的《为了明天——缅怀沃血西南的烈士们》，50周年出版的《为有牺牲多壮志》等。我们还举办了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成立40周年、50周年等几次纪念大会。现在省里的筹备组正在准备明年60周年纪念大会，准备让我在大会上讲话。如今西南服务团的老领导，包括马继孔、刘林元、陈方都走了，就剩我了。这样，云南省的西南服务团史料征集小组我从头到尾都参加了，纪念大会也参加了。
在老干局，我主要参加了研究云南老干部的工作会议。在党史办，我写了些回忆录，为研究云南党史提供些资料。党史办还有个冀鲁豫小组，我也为他们写过几篇文章。
再一个就是落实政策。在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有将近一千位同志被错误处理，甚至被错杀，因此落实党的平反政策是项很重要的工作。这项工作得到了云南省委和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省委主要领导亲自过问，组织部门派副部长亲自抓，各个地区也都成立了落实政策小组。当时组织部的梁文龙是具体负责落实政策的。我与王子贤等同志作为西南服务团团史办负责人，与省委组织部等部门的相关领导同志曾组成检查组，赴红河、思茅、东川、昭通、曲靖、玉溪、昆明等地州市和部分省级单位检查工作，研究疑难案件，分析具体问题，进行现场办案，推动了落实政策工作的进展，使一大批久拖不决的老大难问题得以解决。
总之，云南落实政策搞得比较好，解决了很多遗留问题。落实一人，安定一家，影响一片，受到社会的好评，宋任穷还表扬了我们。当然不可能一个问题也没有，但总体上还是比较好的，中央也予以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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