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着大地言说
《过年》以极为新鲜的剖面和极为丰赡的细节，呈现出当下贫困乡村的人世机理与脉动。这些细节被新闻回避，被大众忽略，匿身于主流叙事的褶皱处。虽然经过了艺术处理，却依然保留着切肤般的真实。小说中的人物均在承受灵与肉的折磨：杨满银“孩子没了，母亲（孩子的母亲———笔者注）病了”；杨满仓手艺傍身却难寻雇主，先是失手伤人而“翻过山梁远走”，又因火烧冯家而第二次逃离；儿子的病因为“合疗报销不了”，凑不够买“进口药”的三十万元而终告不治；妻子瑞香难捱丧子之恸，神智几近错乱；民办教师李武强则由于“学生的流失”与“学校的合并”而难以实现职业抱负，被“命运的灰色”所笼罩……作者将笔触探及底层人物的苦难，仅仅是不动声色地客观呈现，就已经令读者心灵受到重压，诸般感受淤积，如同找不到出口的堰塞湖。这一点与原发《收获》的短篇小说《烈日，亲戚》（作者吕新）有异曲同工之处。在此岔开多说一句：结合笔者的阅读经验，《陕西文学》的一些优秀作品，质量是不输于那些“大刊”的（“大刊”不特指《收获》）。
“雪”的意象在小说中反复出现。瑞雪兆丰年，是中华文化对“雪”的传统定位与认知。无论是从农事稼穑的角度，还是民俗美学的角度，乡村大地的一场雪，是厚重喜庆，让人踏实的。但《过年》中对雪的寥寥几笔形容，却透出满目的衰败和黯淡：“像无数只白色的飞蛾，密密麻麻”、“零星的雪片像蠓虫一般”、“雪筛糠一般往下落”、“粉末一样贴着地皮滑动”……“雪”所特有的轻盈空灵的审美内蕴早已被抽空。几个人杀猪完毕，围坐吃喝时，还在盼望雪的到来：“今年怕是连一场大雪都没有了。”而冰寒的命运之雪，又何曾停止。在众人的头顶，在村庄的上空，正不由分说地覆盖下来。在雪中，“夜里能听见狼凄惨的嚎叫声，还有狐狸的悲鸣”；“在后半夜里哗的一声坠落下一堆瓦片”；“竹子也不堪重负，传来几次清脆的断裂声”。现实也正在把积雪般的沉重负荷，覆压在乡村脆弱的穹顶。这些困境将乡村的最后一抹诗意，篡改得面目全非。
作者把笔触紧贴大地，以极大的细致和耐心，写实而传神地描摹一些民俗活动丝丝缕缕的细节。活灵活现的杀猪场景、扎实灵巧的木工手艺……这些栖居在农业版图之内的风物，在作者笔下，还原了其热气腾腾的鲜活场面。每个细节都在文字间蓬勃地呼吸，每种行为都因循着独特的起承转合，每套规则都包含着一个完整的乾坤。与其说这是在为小说营造气氛，不如说这是农业文明最后的挽歌，是作者试图在进行一次无奈的挽留，甚至追忆。“猪杀完了”，红火热闹的气氛在几个人一停手后，蓦然冷凝下来，乡野阒寂如旧，无一线生机。在这些场景之外，村庄的概念已经变得空洞，诸般“山里的规矩”渐渐凝固成不会呼吸的标本，难以激起现代世界的回声。
人的命运，拼接出村庄的命运。杨家真正的主人———衰老的杨广财，曾经“凭着一手好的木匠活儿……像扎了根一样，生活在这片山地里了”，而如今，村民的后代“转到县城去”读书，学校只“剩下四个娃”，小伙子们在“年跟前”才“回到家”。一座村庄，正在将自己从这片大地上连根拔起。
在语言方面，《过年》保持了作者一贯的灵动鲜活和厚重大气。但细究起来，本文的词句风格已经一改《净土》、《寒尽不知年》中的融通典雅、不疾不徐。文中出现了不少长句，定语或状语也屡屡叠加使用，像落差巨大的水流，节奏湍急。而一些重叠字的使用，如“风里有一股湿湿的气息”、“斜斜地在空中漂流着”等，还是泄露出作者内心的柔软。这体现出王向力创作过程中内心情绪的翻涌，也镜像在读者的阅读感受中。
贴着山脉行走
在王向力笔下，乡村并非只剩下一个蝉蜕般的空壳，而是仍然拥有它的核。这便是坚忍的伦理之核、信仰之核。它像山脉般蜿蜒在大地上，印刻在世道人心里。
在乡村伦理的映照下，即使是杀猪，也充满仪式感。杨满银“在廊檐下点燃三根线香，又化了几张黄裱纸。”“他捏着一张黄裱纸走到猪跟前，在搪瓷盆里的血浆里蘸了蘸，折到猪圈前，将纸粘在一根横木上。”作者并未对这些行为分别予以解读，但可想而知，每一种均有其独特的寓意。万物都是生灵，对自然的敬畏、对吉祥的企盼、以及对“天人合一”的朴素理解，就蕴藏在这些世代沿袭的仪式中。虽然房舍老旧衰败，“那些曾经白亮光洁的木头早被烟熏火燎得通体漆黑”，家徒四壁，连“稠酒”都没有了，墙上却“张贴着‘天地君亲师的巨幅神位，神位前头摆着一张破旧的八仙桌，桌上的香炉里香烟袅袅，香炉里覆了一层薄薄的香灰”。就连杨满仓拔腿逃生时，也不忘“仰面冲着供奉着‘天地君亲师的神位拱拱手”。显然村庄的伦理体系依旧没有溃散，传统的价值观仍在运转，人们期待以神的力量护佑人间，引领自己走出困厄。这些理念仍旧固化在“屋顶上的木椽和檩条”中，像大地上的山脈，匡扶着是非准则。
基于此，鸡鸣狗盗者是应该受到惩罚的。“出事都出在钱跟女人身上”的冯家，被人引燃了屋宇（后文交待是杨满仓所为），后来谈及此事，人们“嘿嘿直笑”。事实上，在着火当夜，“附近的小伙子”并未幸灾乐祸，还是“提桶端盆的硬硬把火浇灭了”。
回忆起当年的木匠生涯“，在商言商”的规则让位于一种“耻于言利”的羞涩。杨广财作为一位“有着大名气的老木匠”，“对这两个学徒（李武强和杨满仓———笔者注）他是严厉甚至到了严苛的程度”。传承给两个徒弟的，除了手工技艺，还有淳朴的价值观：“活儿看人品呢！活儿人家用的时间越长，就越证明咱人品好”、“做事有原则，不和稀泥”、“爱钱不值钱”……衡量得失的标尺十分朴素，从而使乡村拥有了宁和与自洽的底色。
而当苦难覆顶，村民们则像秦地黄土间安详而认命的牛羊一般，将难以逾越的生存沟壑统统归结为“命运”：“这事又咋说呀！命呀！”他们不会“自怨自艾或者怨天尤人”，“对于生活中发生的一切幸与不幸，他们始终抱着乐天知命的态度坦然处之”。正是这种精神力量，才使作者在“创作谈”中发出“我认定我们在精神的世界里或许就是一个侏儒……而我们却一直盲目自喜而从未自觉”的喟叹。
贴着云朵飞翔
活着虽然艰难，但《过年》中的人物，品性与骨气并存。这些被困窘的阴影遮蔽的草木生灵，在淳朴信仰的烛照下，灵魂轻盈洁净，具有了飞翔的特质，从而能够“将雪野单调的白色点缀成另一种景致”。
作品中最为锥心蚀骨的，莫过于杨满银在外求学的儿子患病后，因无钱医治而凄惨地离世。陪伴杨满银的只剩下一个破旧的风车。这也是一个家庭訇然倒塌的重要原因。这差不多已经是人间的极限之痛，瑞香的精神也被彻底击垮。在如此的情形下，一个家庭不仅没有把怨怼的矛头指向任何事物，还做出了捐献遗体供医院研究的决定。“他临走的时候说，把我捐了。”这句话有黄土一般的质朴，但也蕴含着强烈的象征意味：乡村正在把自己的血肉，“捐”给狂奔的世界。作者以杨满银悲怆的自述交待了这一情节，艰难吐露的字字句句，如同呕出的血块，如同滚落的雷声。而在一家人濒临绝境时，瑞香却欲像一棵塬畔的草般坚韧地生活下去：“他爸，到镇上买一个猪娃去，咱还得养猪。”套用作家胡学文一篇小说的题目，瑞香此时已经是一个“飞翔的女人”。
当杨广财以风烛残年之身，面对杨满仓又一次前途未卜的逃离时，他并未被这突如其来的厄运击倒，而是“扬起手中的拐杖……吼着说：‘你们给我记住！记住了！都给我好好活着，听明白了吧？好好活着！”生命卑微的匍匐与高贵的飞升，就这样交织并存在同一个瞬间里。“好好活着”这四个字，是从千百年的农业文明历程中淬火而出的生存哲学，带有中华文化骨骼的坚硬质地。
如果以太过挑剔的眼光来审视这篇作品，首先，杨满仓“正式出场”是在小说的第四节。作者在此补叙了他“曾经体面的生活”以及“慌乱中翻过山梁远走”的来龙去脉。在我阅读的主观感受中，这一部分在形式上稍显突兀，像一只木楔挤进来，令人有“出戏”感。如果换成作者熟稔的“以对话交待情节”的模式，是否更加自然流畅？再有，小说摹写的是一组“群像”，人物间并无太明显的主次之分，而结尾处却只把焦点对准了让大家“好好活着”的广财老人。对比吕新的《烈日，亲戚》，其结尾就把一线浓墨晕染开来，虛化为一句“等马车走过，看见路上已经没有人了。”若《过年》亦将“定格”的对象适当发散一下，是否能够虚实相生，臻于更完美的艺术效果呢？以上仅为笔者的个人看法，作者与读者们自会见仁见智。
2020.4.7，河北保定。
作者简介：李伟英，男，河北农业大学副教授，有小说发表于国内纯文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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