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敷仁，1899年4月29日生于陕西咸阳县北杜镇一户贫苦家庭。曾两次从军，后回乡任教，曾任《老百姓》报和《民众导报》的主编、延安大学校长、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校长、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主任等职，为培养革命和建设人才，倡导报刊革命化、大众化，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促进抗日民主运动和人民解放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
1928年秋，正在咸阳县立高级小学任校长的李敷仁经同乡魏西岩介绍，到陕西国民党省党部宣传部担任助理干事兼《中山日报》校对和书报邮件检查工作。后升任省党部机关报《中山日报》总编辑。
在宣传部工作期间，他聘请共产党员何寓础、雷五斋等几位专家名流前去讲课。李敷仁自己主讲社会进化史。他自编讲义，结合实际教学，学员们很受教益。李敷仁还利用周会作时事报告，在号召学生谨守校规的同时，抨击时弊，宣传革命，深受师生欢迎。不久，他受聘担任教授省立一中、二中和西安市中学等校的公民课，被进步师生誉为“公民专家”，同时，也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指为著名的“左混”（左倾混蛋分子）。
1931年11月，杨虎城率军入陕，赶走了冯玉祥部刘郁芬的势力，占领西安，当了陕西省政府主席。次年，李敷仁由杨虎城资助到日本留学。他经上海、横滨到东京，进入东亚预备学校学习日语。毕业后，继续上东亚高等班，学日本历史。他学习刻苦，不仅按时学完学校规定的课程，而且经常阅读共生阁和白杨社出版的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并到校外的街道、工厂、贫民窟去参观调查，采用中日对比的方法，研究社会问题。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李敷仁从《朝日新闻》上知晓日军大肆侵入沈阳，他再也坐不住了，立刻跑去中国留学生的中心——神田青年会。经过磋商，留学生组织了“革命学生会”。李敷仁被选为监察委员。中国留学生召开大会，并排队到公使馆，要求公使“断绝国交，下旗回国”。后来，革命学生会派李敷仁负责西北宣传工作，李敷仁即放弃了上明治大学的计划，乘船回国。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决心奋发努力，干上前去，在可能范围内，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尽我最大限度的力量。”
回到北平后，李敷仁一面在北京大学听课，一面翻译日文经济著作，后因经费缺乏，生活无着，又回到陕西。
当时，有人推荐李敷仁去当国民党的官，他说：“我志在教书，不在做官。”于是，从1932年9月开始，李敷仁先后在凤翔二中、汉中五师、西安女师、西安师范、固市中学、兴国中学等学校担任过训育主任、教务主任，教公民课、国文课及社会进化史课，一直到1945年。
李敷仁讲课，不照本宣科，人云亦云，而是搜集各种著作、资料，研究分析，融为一体，编成讲义，然后用生动的语言向学生讲授。例如讲社会进化论，他把日文版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上田茂林的《普罗列塔利亚世界史》、郭沫若的《古代社会》和威尔斯的《世界史纲》等书，融会贯通，编写成通俗讲义，结合生活，进行讲授。学生听了感到新鲜、深刻、系统、好记。如在讲《三民主义》时，他说：“三民主义不能挂着羊头卖狗肉，光用来骗人。我们讲三民主义，一定要讲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所讲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也就是说，我们要讲新三民主义。在现阶段，民族主义就是讲反帝，中心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民生主义就是讲土地问题，讲‘耕者有其田；民权主义就是要实行民主政治。只有人民当了家，做了主，国家才能富强，对外才有力量，才能打倒帝国主义！”
西安事变后，李敷仁参加了由杨明轩、何寓础等进步人士发起组织的“西北教育界抗日救国大同盟”（简称教盟），并和张寒晖、姚一瀓等进步教师，组织了“生活教育社”，团结广大教职员工，实行抗战教育。他利用“训育主任”这个合法身份，宣传革命、宣传抗日救国。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著作，结合现实斗争，融汇于教材之中，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揭露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实质。在“五卅”惨案13周年纪念日，他结合“五卅”惨案经过，痛斥帝国主义罪行，激励起许多学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他还积极支持学生组成“农村工作团”、“假期工作团”、“流动宣传队”，深入农村，宣传抗战，教群众防空、防毒，动员群众捐献抗日物资。
李敷仁认为“进步书刊是青年走向革命的桥梁”，所以他到每个学校，都帮助图书馆购进大量的进步书刊，并指导学生阅读。1938年，国民党加紧思想控制以后，他仍然秘密向学生介绍《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新哲学大纲》等马列著作和《大众哲学》、《群众》、《解放》、《西北》等革命书刊，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在这期间，李敷仁在中共的领导下，宣传抗日救国，自觉地为革命培养、保护和输送人才。
二
1937年10月，李敷仁在西安师范经何寓础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更事事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团结进步教师，设法保护学生，千方百计地把一批批进步学生送到延安去。
他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1942年10月，国民党派他到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国民党封官许愿，蒋介石亲自接见并赠送给他半身照片一张、短剑一把。但是，李敷仁毫不动心，悄悄地请王炳南带他到中共代表团驻地，会见了周恩来，同时他还去拜访郭沫若、沈钧儒、陶行知等著名人士，和他们商谈讨论抗日救国和民主运动等重大问题。
李敷仁为了贯彻中共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动员千百万群众和敌人作战，1937年11月12日创办了《老百姓》报。他在刊头语中明确写道，《老百姓》报“宣传抗战，反对投降，反帝反封建，宣扬民主，反映劳苦人民的痛苦生活”。
《老百姓》报是周报，开始两版，后扩大为四版。栏目内容丰富，有社论、评述、一周战事、社会情况、名人传略、读者来函、防空防毒知识等；文体形式多样，有政论、杂文、快板、数来宝、劝善调、秦腔唱词等。从创刊到1940年4月被迫停刊，共出版了123期，订户曾突破一万份，共发行了100多万份,行销13个省区，远销美、英、苏、加、匈、法、瑞等国，成为抗战时期在全国影响较大、特点鲜明、很受群众欢迎的通俗报纸之一。它的主要特点，正如著名记者穆欣1939年10月在祝贺《老百姓》报创刊两周年时所指出的：
第一，它用老百姓最能了解的话，帮助教给老百姓抗战工作及上前线打日本的法子，使每个多少识几个字的老百姓都能看懂，不识字的也能听得懂，不像其他的报纸，说些老百姓们都不能懂的话（文话、洋话或是古话）。
第二，《老百姓》报真配称得起“民众喉舌”四字，它代表着千百万老百姓的利益，表达了他们心中的苦痛，提出乡村中许多欺压老百姓的事情。也正因为这样，《老百姓》报的读者，才能遍于西北各省，为老百姓所拥护、所爱戴，并且实际上成为他们的好朋友。
第三，《老百姓》报有着丰富的内容，有文有词，有诗有话，有的谈抗战，有的说怎样种庄稼，有的为被颠倒是非的老百姓呼冤，有的解答老百姓的问题。而且这些都合乎老百姓的口味，使他们更注意改良生产，应征兵役，解决妇女小孩等问题，因此连小孩和妇女们，也都把《老百姓》报当成自己的朋友。
第四，《老百姓》报还有一个令人敬佩的地方，便是报社同仁刻苦耐劳的作风。编辑先生要编稿子，要写稿子，又要校对，打关系，办外交，就是买纸的事也得自己办。这种“穷日月”，正和乡下老百姓过的生活一样。因此，老百姓们都乐于拿出自己的钱，去帮助《老百姓》报。群众亲切地称之为“咱们的老百姓”。
三
李敷仁过去当过编辑、记者、主编，因为替老百姓说话、写文章，几乎被枪决，深知要办《老百姓》报讲老实话，必然要和统治者进行严酷的斗争，甚至可能牺牲。所以，他和他的战友们在筹办这张报纸的时候，就下定决心：“如果把《老百姓》‘失塌（查封）了，咱办《小百姓》，把《小百姓》再失塌了，再办一个《百姓报》。就像邹韬奋《生活》查封了出《永生》，《永生》查封了出《新生》，咱们就是这样子。”
在《老百姓》报出刊的两年多的时间里，国民党顽固派对它有过三次大收买，两次大分化。编辑部有三位青年被逮捕坐牢，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
作为报纸的主编，面对这些明枪暗箭，李敷仁从不慌乱。他以他那通俗、幽默、辛辣、犀利的笔锋，继续在屠刀丛中战斗；如在“老百姓办公处”专栏中，解释词义时写道：“军阀，就是把军队当作自己的势力，牺牲当兵的性命，给他们自己挣房子，挣地亩，办老婆，发大财。”又如根据读者来信写的评论《一味存心搜刮，并不关心国难》一文，揭发勉县县长不顾国难、大刮地皮的丑行，他在结尾时写道：“我们想，在这贼兵深入、国难严重的今日，身为县长，不设法改善人民生活，组织民众帮助抗战，我们希望舆论界对于这样洋钱熏心的县长予以严厉制裁！”
1940年4月，《老百姓》报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了，李敷仁悲愤地说：“我的‘儿子被掐死了！”但是，他并不灰心，不屈服，而是以更大的决心和信心，投入到西北地区的民主救亡运动中。1944年春，他又冲破重重阻力，创办了《农村周报》。人们见了，奔走相告，齐声欢呼：“《老百姓》又复活了！”
然而，《农村周刊》只出了6期，又被绞杀了。李敷仁不屈不挠，设法再干！1945年5月，他又走进官办的陕西省民众教育馆，受聘主编《民众导报》，巧妙地运用合法斗争的方式，使《老百姓》报的革命精神，在这张官办的报纸上复活了。不久，导报发行到两千份、四千份，甚至出了万份纪念专号。为了以合法的形式宣传革命，李敷仁不仅非常注意斗争艺术，而且每篇重要的稿子都配备有“预备军”，以便抽掉一篇，即把另一篇编入见报。
为了替老百姓说话、办事，发展抗日民主运动，李敷仁往往把办报和组织群众斗争结合起来，内外夹攻。1945年春天，他把对咸阳灾情视而不见的县长刘发钰贪污害民的行为和咸阳人民的要求，写成稿子，发表在《民众导报》和《秦风·工商日报》上；同时印出传单，要求全县人民推举代表进城告状，呼吁免粮。
受灾的民众一呼百应，群情踊跃。刘发钰到处送礼说情，并且请了一位名律师，在《秦风·工商日报》上刊登启事，对李敷仁的文章逐条批驳。斗争激化了。李敷仁走出编辑部，深入农村调查，把刘发钰1943年勒征灾区免征粮麦4000余石、盗卖壮丁、打死人命等10多条恶迹，了解清楚，并组织群众，推举代表，成立了“控诉委员会”，草拟诉状及反驳启事，连夜派人进城控诉。
在李敷仁的宣传、鼓动和组织下，各界群众组成了反贪官的统一战线。咸阳学生成立了“咸阳旅省学生驱刘后援会”，市民、工商业者召开了“咸阳旅省同乡会”，通过了声援议案。《民众导报》及时报导、宣传，小学教员、开明士绅、青年学生纷纷参加。后来，咸阳召开了声势浩大的驱刘大会，11个乡中，有10个乡的乡长前来参加，甚至连咸阳的三青团头头、国民党骨干、县政府秘书等也来参加。李敷仁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在驱刘大会上，问得刘发钰面红耳赤，一句话都答不出来。面对铁的事实和广大群众的压力，国民党当局被迫宣布将刘发钰撤职，并令他退还贪污的赃款和赃粮。
四
1945年秋，杨明轩、杜斌丞介绍李敷仁加入民盟，任西北民盟总支部青年部主任。1946年春天，中共关中工委韩夏存在西安莲潮公园约见李敷仁。韩夏存原是李敷仁的学生，李只知韩参加了革命，却不知他已是关中工委的负责人之一。当韩夏存问他是否知道“李扶云”时，李敷仁激动得热泪盈眶。他记得李扶云是他在加入地下党时用的名字，只有党组织知道；如今韩夏存问李扶云，不就是代表党组织正和自己接头吗？他严肃回答并认真汇报了自己8年来的工作情况。
李敷仁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特务们的极大仇恨。1946年5月1日，继《秦风·工商日报》被捣毁之后，李敷仁在去民众教育馆的路上，突然遭到国民党C.C.特务的绑架。
原来，4月30日这一天，蒋介石到了西安，召见了几个人，其中有一个C.C.特务。此人向蒋介石报告了两件事情：一件是《秦风·工商日报》赤化，造谣生事，《民众导报》主编李敷仁把西安的激进青年完全抓过去了；另一件就是共产党准备5月4日在西安暴动。这样，李敷仁被几个戴着墨镜的C.C.特务绑架进了一辆黑色大卧车，双眼被一条染有血迹的毛巾捆扎着，几个小时以后，他被特务拖出汽车，左右架起，往一条荒芜的战壕边跑去。
一个特务手提匣子枪，跟在后边，走了一截儿，端起枪来，瞄准李敷仁的脑袋，“叭”地打了一枪。李敷仁顽强地站着，不肯倒下，只是本能地把头偏了一下。特务又端起枪来，瞄准他的后心窝，打了一枪。他眼前一黑，倒在了血泊里。匪特们见状驾车走了。
一位农民发现倒在血泊里的人没有死，忙把他唤醒，又回村叫来众人搭救。有的想往家里抬，有的主张向县上送，各执己见。这时，大路上来了一辆牛车，车上坐着一个人，跳下车来一看，立刻大喊：“哎呀！这不是我伙计嘛？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人们都围过来，注视着他。赶车人对众人说：“这人就是北杜村那位李敷仁，我的老同学。就是他，给咱们办的《老百姓》报，办的《民众导报》呀！”
几句话勾起了人们对《老百姓》报和李敷仁的怀念。大家立刻行动起来，找来一副担架，天快黑的时候，把他抬到了北杜村。北杜村的人为了他的安全，自动组织起来，站岗、放哨，四处转移；老人们为他求神问卦，小伙子们为他东奔西跑，妇女们为他准备吃喝，连那些小孩子们也都立誓：“不乱说奓叔（对李的尊称）的动静！”
李敷仁没有死。老百姓救活了他，保护了他。中共党组织派人护送他到了解放区马栏。
五
中共中央派中央医院院长徐根竹专程从延安到马栏，给李敷仁开刀取出子弹，治疗枪伤。李敷仁在医院对前去访问的记者挥笔疾书：
知尔杀人数不清，焉知民力大无穷。
一滴鲜血一抔土，杜鹃血染麦浪红。
1946年7月，李敷仁到了革命圣地延安。7月24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他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林伯渠、陆定一、徐特立、习仲勋、谢觉哉等千余人，听了赵伯平报告李敷仁被难脱险经过，又请李敷仁讲话。他说：“……国民党特务给了我一颗子弹，并没有打死我，但他们自己等于吞了一颗慢性炸弹，将来有一天要炸毁他们自己！”
7月31日，李敷仁致函民盟，揭露国民党西安当局的暗杀罪行，要求审判正凶。
是年8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接见了李敷仁，对他坚持正义、坚持民主、不畏牺牲、为老百姓办报的精神给予肯定；并勉励他养好身体，为革命继续奋斗。周恩来、刘少奇等都曾先后接见他，表示慰问。李敷仁感动地说：“党是我的再生父母！谚语说‘有钱难买回头望！现在想起来，我的血是没有白流的！今后民盟将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任命李敷仁为延安大学校长。虽然他伤病初愈，身体不好，但却以极大的热情和毅力办好延大，为革命培养干部。他不仅领导学校改革教学方法，而且亲自给新闻班讲课，带学生实习，和教师、学生谈话，帮助他们树立革命的人生观。
1947年3月，蒋介石、胡宗南调集了20多万兵力进犯延安。李敷仁率领延大师生坚壁清野，把粮食和重要物资向后方转送，把桌凳书籍埋藏起来，准备撤退。延大撤离延安后，他虽然身体虚弱，却不愿骑马、吃小灶，坚持和同志们一起爬山涉水，喝菜糊糊。到了驻地，他尽量多找群众谈话，了解情况，并带领学生帮助群众打柴、挑水、打扫院落、收割、锄草，发扬了党的密切联系群众和艰苦奋斗的作风。
在严酷的战争中，李敷仁还组织延大师生学习政治、军事和文化，经常给全校师生作时局分析报告。撤离延安初期，有些同学对自卫反击战的前景担心，李敷仁以春秋战国时期齐鲁长勺之战为例，分析边区自卫反击战的各种条件，坚定了大家胜利的信心！他还常拿出国民党特务暗杀他的那颗子弹，向大家讲：“敌人这颗子弹没有杀死我，却要杀死他们自己，革命的火焰是扑不灭的！”
西安解放后，1949年6月25日，延安大学改名为西北人民革命大学，迁入西安。李敷仁先任副校长，后任校长。由于他能关心、爱护、信任知识分子，正确地贯彻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能从实际出发、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强调解决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问题，因而西北民大在不长的时间内，培养出了大批的革命干部。
1949年他任西安军管会委员、陕西省人民政府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主任委员。1951年至1958年的7年时间里，李敷仁主要从事社会活动和国际活动，宣传、动员各界人民抗美援朝，建设祖国，发展中苏友好关系，加强军民团结，为繁荣祖国的思想文化，为发展国内、国际的反帝统一战线作了大量的工作。李敷仁先后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民盟中央委员、西安市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陕西省对外文化协会会长、陕西省中苏友好协会会长、全国对外文化协会理事、全国民间文学研究会理事。
1958年2月初，李敷仁在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民盟中央全会，并在两个大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但是，由于长年过分劳累，回西安后不久，即于2月19日因心力衰竭逝世，终年5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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