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益

　　

　　我认识徐景贤，大约已有十一二年了。每次都是与企业家朋友董先生在春节或国庆节前夕开车去他上海天平路寓所拜访，彼此很随意地聊天。徐氏寓所房子比较狭窄，住着他们夫妇和女儿一家，来了客人愈显拥挤。徐景贤知道我是作家，第一次见面就赠给我一册《生命似火》。他说，家里的存书已经很少了。这部散文、报告文学集1965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一年徐景贤作为青年作家的代表访问越南，曾受到胡志明的接见。不久，他担任了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负责人。文革中，他在政治舞台上扶摇直上，成为上海滩炙手可热的人物，名列张春桥、姚文元之后，人称“徐老三”。“四人帮”倒台后，徐景贤被捕入狱，服刑16年，后来有3年时间保外就医。我认识他时，他已经从上海提篮桥监狱刑满释放。他说，恢复了公民权利，机关事务局每月给生活费，医药费也可报销，除了不能出国，什么都像普通人一样了。

　　徐夫人葛蕴芳是从徐汇区图书馆退休的，知道我那时分管图书馆，很有共同语言。建国前，她在上海市立女师读书时就入了党，曾担任夏衍的第一任秘书，尽管现在已年逾花甲，仍眉目清丽，气度雍容，每次我们上门，总是热情地让坐、沏茶、削水果。徐景贤的胃不太好，不能受寒，常常将一件羊毛衫焐在腹部，但记忆力毫无减退，思维清晰，谈吐明快。经历了大起大落的他，神情显得很平和。他点点滴滴地和我们谈当年与毛泽东、周恩来、林彪等人交往的轶事，谈文革期间的一些轶闻，谈自己的有关经历，在回忆二十年前的往事时尽可能地把一切讲得客观些。后来，他寄给我发表在杂志上的文章复印件，包括香港明报月刊刊载的《毛泽东发动“批邓”始末》等文，署名徐景贤，附注小字“上海作家”。那个时候，他的一部回忆录已经写完，有几家出版社想要书稿，但他估计很难顺利出版。他笑着说：“有人觉得我有名头，字不错，还想上门来求书法，这变成商业行为了。”

　　

　　徐景贤出生于奉贤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小学读书时经常名列前茅，是全校第一批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又成为南模通讯组的组长。他17岁就进市级机关工作，通过向报刊投稿开始从事业余写作，发表了不少文学评论、杂文和散文等，全然是一个文学青年。《收获》1965年第1期曾发表徐景贤和张英合作的《带电的人》，他参与创作的话剧《年青的一代》则获得了国家文化部颁发的优秀创作奖，并被搬上银幕。我还是初中生时就看过这部电影，并为主人公萧继业不顾截肢危险，坚持在边疆地质队工作的精神深深感动。假如徐景贤1951年高中毕业时，遵从父亲希望他成为化学家的意愿，不撕掉大学入学报名单，不报名参加上海市政建设干部训练班，他或许将会成为一位科技工作者；假如徐景贤不随政治运动摇旗呐喊，跌宕起伏，他肯定会成为一个能拿出许多受人喜爱作品的作家。但事实上不可能有这些“假如”，历史进程是无法逆转的。

　　徐景贤的《生命似火》可以说是上世纪60年代经过三年灾害之后文学作品的一个代表，几乎每篇文章都显现了昂扬向上的精神。请看他笔下的科学工作者彭加木：

　　“当他在一九五七年住进医院的时候，医生曾经断言他的生命‘最多不会超过两年。但是他以顽强的战斗精神和疾病进行了搏斗，终于活下来了。彭加木不但活着，活得很好，而且倾其全力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工作着。……八年以来，他去过新疆六次，云南三次，海南岛两次，陕北、内蒙一次。从戈壁滩头直到五指山下，到处都刻印着他的足迹；从额尔齐斯河畔直到南海之滨，到处都流淌着他的汗水……他决不是那种感情冷漠的人，从他交叉紧握在胸前的双手上，从他谈到工作成果时光采焕发的眼神上，从他展望未来的理想时略为提高和跳动的嗓音上，可以看出，在这个共产党员的内心里，深深地蕴蓄着一股火热的革命感情。看着坐在面前的这位沉静、坚毅、奋发的同志，我想：什么才是生命的真正意义和真正价值呢？一个革命者的生命又应当怎样度过呢？……”

　　

　　其它文章的字里行间也贯穿着同样的激情。

　　我相信当年徐景贤是以一颗赤诚的心去采写时代英雄，反映他们的感人业绩的。然而，他在被调到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并受到重用后，却听命于张春桥、姚文元，造上海市委的反，歌颂文革路线，最后导致锒铛入狱的下场。他的悲剧，不仅仅是他本人和家庭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徐景贤和我只通过几次短信，电话也很少，最多聊聊家常，嘘寒问暖。逢年过节，他会以自己和夫人的名义寄来一张贺卡，写几句“阖家安康，新年快乐”之类的祝词。记得2000年9月，我的一部散文集《我的先祖是蚩尤》在东方出版中心出版，就给他寄了一册。他用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便笺写了一封信，说：“读了内容，感到文化气息特别浓重。这和你多年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所沉淀的知识有关。”后来，上海一家报纸刊登了该书的书影作为推荐，他不知怎么看到了，特意用笔划出，给我寄来。他对于后辈作家的关心，让人感动。

　　2003年底，他历时十年写成的回忆录《十年一梦》终于由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第二年春天，他寄赠给我一本，并附了一封短信，信中说：“我的回忆录近在香港出版，第一次只印了两千册。按那里的规矩，只送作者几册样本；作者如需书送人，必须自己托人到香港去买，不能邮寄。我在那里很少熟人，延至近日才有朋友去港旅游，在书店及机场买了几本带回……”书的扉页上写了“以史为鉴，请予指正”八个字，并写有“徐景贤二○○四年春”字样。

　　他希望我读了这部回忆录后能提出一些看法，甚至很想听听当时在德国留学的我女儿的意见。然而很遗憾，我浏览了这部书的大部分章节，没有引起浓厚的兴趣，觉得很多东西已经随着时光流逝了，还是让有志于研究文革史的人们去研究吧。被蹉跎了岁月的我们能把握住今天，已经不错了。至于像我女儿这样的年轻人，对文革毫无感性认识，又在国外生活了好几年，提起那时的风云变幻更是一脸茫然，所以我始终没有跟他讲过关于这部书的意见。不过，我相信他在书中写的这段话是由衷的：“我所写下的都是我的亲身经历，或是亲见、亲闻……忠于事实，对历史负责，是我写作回忆录的基本信条。”当然他无法不受到各种局限，包括对往昔的回忆和重审，对历史事实的反思，对自身的重新认识，精力和体力不济也是一大障碍。

　　

　　前些时候，我在沙叶新的博客上读到他的文章《我和徐景贤》。文章说，徐景贤讲过这样的一番话：“漫长的狱中生活对我有个好处，就是可以冷静地思考好多问题，思前想后，反复追问，认真洗脑，终于让一个比较明白的脑袋长在了自己的肩膀上了。我以前就是你一篇文章里说的那种‘执左道以乱政的人，但我曾经是个追求进步、忠于人民的人呀，怎么会成为罪人了呢？我不断反思，想弄个明白，就想写本回忆录，想把我的经历和反思写下来。再不写，没人写了……我抱定宗旨，只说事实，不说观点。我只说我亲身经历过的事情，让读者和专家去评说。”沙叶新也收到了徐景贤的回忆录，在文章中很实在地说：“我告诉他外界对他的回忆录的总体反映较好，说是信史，但也有批评，说他反思不深，也没对自己进行批判。”

　　无论如何，徐景贤在他的晚年，为经历文革灾祸的中国社会留下了一份珍贵的资料。他尽最大的努力对十年噩梦作了反思，也对自己在梦魇岁月中所做的一切作了反思。至少，文革中叱咤风云、昙花一现的人物太多太多，像他这样比较客观地写出回忆录，希望今天的人们“以史为鉴”的，还很少见到。

　　

　　忘了是前年还是大前年的夏天，我们夫妇与企业家董先生一起应邀去上海徐家做客。没想到，约定的那天天气非常炎热，上午10点多钟，气温就达到三十七八度，但是徐景贤兴致勃勃，坚持与夫人葛蕴芳一道陪我们参观上海交通大学，一一介绍校园内建筑及其历史背景，如数家珍。他的父亲1926年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化学系，曾在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任教，当过助教、讲师，最后当上了副教授，所以他对交大有着很深的感情。

　　从他们家所在的天平路去上海交通大学并不算远，然而太阳像个火盆悬在头顶，酷暑难挡，让这位年迈而有病的老人汗流浃背，气喘嘘嘘，真叫人过意不去。中午，他们坚持要在校园附近的一家饭店宴请我们，怎么推辞都不行。或许是因为每次去拜访，董先生都会带一些食品和生活用品给他，他也算是作为答谢吧。其实，徐老的经济收入很有限，出版一部回忆录稿费也少得可怜，何况还要买书送给朋友。我想起有一次，我们拜访徐景贤时，他特意拿出一只茅台酒瓶送给董先生，说这是当年参加国宴时留下的，舍不得丢掉，权作纪念。我想，从这个小小的侧面也可以看出徐景贤的心态。

　　那个盛夏以后，我们通过电话，但因为忙于杂事，去年春节前我也没有去看他。谁知突然得到消息，徐景贤于2007年10月31日下午4时在家中因大面积心肌梗塞而去世，一周以后在中山医院举行了遗体捐赠仪式。我想，从徐景贤的最后一个举动，不难看出他对社会、对人生的积极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