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国璠

　　

　　周恩来一生忠诚于党的事业，模范地执行党的统战政策，对知识分子，特别是知名人士关怀备至。著名翻译家、俄国文学研究专家戈宝权，从参加革命之日起就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在四十年的漫长岁月中，结下了深情厚谊。

　　一

　　1937年的卢沟桥“七七事变”，揭开了抗日战争序幕。这时，远在莫斯科的戈宝权，热血沸腾，积极请缨回国抗日。当年年底，他婉谢苏联友人的挽留，义无反顾地从乌克兰出苏联国境，辗转经波兰、德国、丹麦、法国等国，从马赛搭上法国“阿拉米斯号”轮船，经大西洋、太平洋，航行了22天才抵达西贡。这时，日军已封锁了珠江口。戈宝权假道越南，进入广西，途经南宁、桂林等地，才于1938年3月到达武汉。经艾寒松介绍，入《新华日报》社工作，任编辑。他在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钦仰已久的周恩来。他为周恩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与高尚的人格魅力所倾倒。周恩来对他远渡重洋万里归来，参加全民的抗日战争表示赞赏和欢迎。周恩来对他说：“你参加《新华日报》的工作，这是最好的学习机会。你精通俄文，可以多多介绍苏联的情况，团结方方面面的人，共同为抗战出力。”周恩来对戈宝权政治上很关心，向在苏联时间较长的艾寒松了解了戈宝权的情况后，批准戈宝权入党，由总编辑吴克坚和编委艾寒松两人做介绍人，与周恩来编在同一个党支部活动。周恩来找戈宝权谈话，为了更好地从事革命活动，在文艺界起更大作用，要他做“秘密党员”。从此以后，戈宝权就一直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以非党人士身份工作。直到1949年4月，戈参加由郭沫若率领的出席捷克首都布拉格召开的“第一次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代表团，出发前，周恩来宣布：“代表团里有7位同志是我们的秘密党员，现在身份公开。”其中一位就是戈宝权。

　　《新华日报》社于1938年10月迁往重庆，人手很少，编辑部只有三四个人，戈宝权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着。从1938年5月到1945年，他在工作极为繁重、物质条件极为匮乏的艰苦环境下，为《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笔谈》、《华商报》四种报刊撰文345篇，仅《新华日报》就发表文章237篇。1942年前后，他不幸患了严重的肾脏病，全身浮肿，并有胸水和腹水，当时的西医已宣判了“死刑”，被人从医院抬回郊区化龙桥报社。周恩来很关心他的安危，打听到有位中医邹云翔，无锡人，医术精湛，在重庆很有名气，就叫邹的老乡王昆仑设法去邀他出诊。邹医生来到报社后，周恩来接见了他，请他务必全力抢救。邹医师到《新华日报》社职工宿舍为戈宝权切脉，认为他病得很严重，但脉象虽沉细，尺脉却有根，尚有可治的希望。服了几剂中药后，戈宝权竟然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开始进食消肿。经邹云翔悉心治疗，数月后竟恢复了健康。这一起死回生的奇迹，在重庆山城传为佳话，郭沫若曾撰文加以赞扬。上世纪80年代，戈宝权在南京定居，特登门拜访已从江苏省中医院院长、南京中医学院副院长岗位上退休的邹老，共忆艰难岁月，再一次感谢他的救命之恩。邹老说：“你首先要感谢周总理。我是在他精神感召下，不顾个人安危，冒着特务盯梢的危险来给你治病的。”1988年2月4日，93岁的一代名医与世长辞，戈宝权很悲痛，参加了邹云翔遗体告别仪式，并在2月14日的《新华日报》上著文以悼之。

　　二

　　1941年1月4日发生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随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到来，国民党加紧迫害爱国民主人士和革命知识分子。考虑到国民党很有可能把重庆所有的进步人士“一网打尽”，周恩来指示“要隐蔽精干，疏散人员，保存实力”。戈宝权见有的同志去了香港，有的去了延安，他向周恩来提出，对革命圣地延安很向往，想随这些同志去延安。周恩来说：“现在不忙，你先留下来好好工作，到时间我再通知你。”过了几天，周恩来找戈宝权个别谈话：“经中央研究决定，派你到香港去，你要办文艺刊物，向海外华侨宣传抗日战争，并代八路军、新四军募集抗日捐款。”戈宝权根据周恩来“要化装去才行”的指示，到衣店买了一件新长袍，穿着到曾家岩50号，问这样打扮行不行。周恩来仔细地端详着，说：“这身衣装很好，你路上不要戴眼镜，知识分子模样容易惹眼，引起警特的注意。”这时报社有人为他搞到重庆铜厂职员的介绍信，作家孔罗荪又帮他买了张邮车票，都是用的假名。就这样，混出了重庆。周恩来还叫《新华日报》连续发表戈宝权的文章，造成戈宝权人仍在重庆的假象。

　　

　　戈宝权经贵阳、柳州到桂林，乘飞机入香港，在廖承志的领导下，创办文艺通讯社，向海外报刊提供文艺稿件，开展对东南亚华侨的抗日宣传工作，并代八路军、新四军募集捐款。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港岛后，迫害中国旅港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周恩来指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即后来的东江纵队），要千方百计从虎口营救茅盾、夏衍、柳亚子、邹韬奋、戈宝权、胡绳等一批文化名人。戈宝权到达东江抗日游击区后，加入抗日游击队，在曾生领导的第三大队政治部工作。半年后，奉周恩来之命，戈宝权从东江经桂林等地又回到重庆，仍在《新华日报》社工作。戈宝权很感激周恩来对他的关怀和器重。

　　戈宝权还参加了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和中苏文化协会的工作，发表了大量译著。他于1942年和1943年翻译了苏联名作家爱伦堡的关于苏联卫国战争的报告文学集《六月在顿河》和《英雄的斯大林城》，周恩来很赞赏，为两书题写了书名，指示由新华日报社出版，这两本书很受读者欢迎，多次再版，大大鼓舞了艰苦抗日的中国军民。令戈宝权更加感激的，是周恩来对他在沦陷区东台的弟妹予以经济上的接济。戈宝权父亲戈绍甲（曙东）曾任东台县教育局督学，日军占领东台城后，他带领家人避居大樊庄水乡，贫病交加，夫妇相继病故，子女共九人，除戈宝权在外参加革命工作，其余均失学在家，生活无着。抗战期间，《新华日报》社和红岩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有一二百人之多，都过着供给制的集体生活，吃大锅饭，没有余钱支持家庭。周恩来知道这一情况，密电指示我苏中行署专员陈扬，通过笔者的堂叔曾祖汪湘纶接济戈宝权弟妹。汪湘纶是位爱国民主人士，任南通天生港大达轮埠公司经理（建国后仍任经理，为南通市一届人大代表）。日军入侵南通后，汪回东台老家避难，张敬礼（张謇之侄）派他到小海镇“通遂盐垦公司”任经理，暗中为新四军传送文件、电报，购买医药、军需品，营救被捕同志。陈扬是他在省立南京中学教过的学生，将一笔款子交湘纶老，请他转交给戈宝权的弟妹。正在拮据中煎熬的戈宝权弟妹，得到党的接济，感到无比温暖，湘纶先生也在经济上予以支持。直到全国解放之后，戈宝权从苏联回国，才从汪湘纶长女汪家棻处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更加感念周恩来对全家的关爱。

　　三

　　虽然日本宣布投降，重庆临时国民政府直到1946年5月5日才“还都南京”。在战争一结束，大批机关、学校和难民纷纷返回东南沿海城市。周恩来考虑到戈宝权系已故爱国名记者、上海《时报》总编、《申报》总管设计处主任戈公振之侄，曾在上海《时事新报》任编辑和记者，与上海文化、教育、艺术界名人多有交往，就叫戈宝权先搭乘生活书店的船（运纸型、器材）去沪，筹划《新华日报》和《群众》的出版事宜，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木船从重庆到武汉，水道拥挤不堪，路上就走了两个月。到武汉后，他就改乘轮船去上海。刚抵沪，就在友人陈西禾的带领下，首先到霞飞坊去看望了巴金和鲁迅夫人许广平，表达了党的关怀。他还陆续去拜访沪上文化名流，做好文艺战线的统战工作。他在生活书店和时代出版社任编辑、编委，以此掩护党的地下工作。

　　

　　1946年6月，周恩来到上海筹建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设在马思南路107号（今思南路73号）。大门上钉着一块户名铜牌：“周公馆”，铜牌下一行英文，直译为“周恩来将军官邸”，是一幢一底三楼的花园洋房，周的办公室兼卧室先在一楼，后迁三楼。戈宝权常到那儿去汇报工作，参加中外记者招待会，陪同会见社会各界爱国民主人士，频繁从事革命活动。国共两党谈判破裂后，1947年4月18日中共中央将驻沪办事处撤回延安。在撤退之前，周恩来对戈宝权说：“我们走了。你还须留在上海继续工作，能够留到什么时候就留到什么时候，党中央决定让你到塔斯社去工作，那里安全有保障。”去苏联塔斯通讯社远东分社报到后，社长罗果夫对他很欢迎。他负责编辑《苏联文艺》，将苏联优秀的文学作品介绍给中国人民。戈宝权从事革命活动，已经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在路上行走，后面都有“尾巴”。有一次外出，有特务盯梢，他就从堂叔戈湘岚成都北路609弄27号家的后门进去，特务候在外面，戈宝权快速化装，从大门出去，经凤阳路、南京西路逸去，才将特务甩掉。

　　那时，国内解放战争正如火如荼，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加紧了对爱国民主人士和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迫害，到1948年下半年，戈宝权名列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已上升到前几位。波谲云诡，险象环生，上海呆不下去了，必须赶快离开。经密电请示周恩来，党中央决定安排戈宝权乘苏联轮船，由上海经海参崴去苏联。夜色茫茫，大雨如注，罗果夫亲自护送戈宝权登上苏轮，在密室中藏了两天，于12月31日驶离吴淞口，安全离开了上海。从奉周恩来之命来沪至今，他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转眼三个年头，每天都提心吊胆，艰苦备尝。巨轮在大洋里劈波斩浪向北急驶，戈宝权呼吸着自由清新的空气，又去迎接新的战斗。

　　1949年1月抵达海参崴，戈宝权稍事休息，正准备登上西去莫斯科的国际列车，突然接到一份周恩来的加急电报，要他火速回国接受新任务。于是，戈宝权又立即从海参崴乘苏联火车经绥芬河、哈尔滨到达沈阳，见到了时任东北局宣传部部长的王稼祥。王说：“哈尔滨有一所我们办的俄语学校，你就先帮助我们教点课吧！”戈宝权又折回哈尔滨，到俄语学校报到后，就拍了电报给周恩来汇报情况。过了几个月后，戈宝权才知道，叫他改变去向是周恩来的意见——中共中央早有派出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秘密访苏，进行两党高级会谈的打算，将戈在海参崴“截住”，是要他参加中共代表团，协助刘少奇工作，完成重大使命。刘少奇正苦于缺少翻译，周恩来说：“我早已给你储备了一个人。”刘问：“何人？能不能胜任此行？”周笑曰：“此人者，戈宝权也。他是个‘苏联通，在苏多年，与苏方高层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多有接触，人际关系良好，一定能当好你的助手。”刘少奇甚喜。周即电召戈来京候命。

　　3月25日，戈宝权作为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秘书长，参加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北平西苑机场举行的阅兵式。数万市民拥上街头，欢迎中共中央、解放军总部迁入北平。4月，戈宝权参加了由郭沫若率领的在布拉格召开的“第一次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代表团。

　　从布拉格回国后，参加在北京饭店举行的欢迎晚宴，席间，周恩来对戈宝权说：“吃完晚饭到我房间去一下。”周恩来问戈宝权：“假如让你长期在国外工作行吗？”戈说：“可以。”周恩来说：“那好，你就准备到香山去。”香山当时是党中央的所在地，戈在香山找到王稼祥，王叫戈协助他做好访苏联的准备工作。6月21日，应斯大林邀请，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秘密访苏，代表团正式成员有王稼祥、高岗、徐介藩、邓力群、戈宝权、师哲。6月26日到达莫斯科。为便于保密，代表团以“东北高岗代表团”的名义活动。戈宝权与师哲担任刘少奇和斯大林谈判的翻译官，向苏方通报了中国解放战争的情况，表达了中共中央不愿划江而治，要解放全中国的坚定决心，同时，也争取苏联政府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大力支持，及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苏会谈取得极大成功。8月14日，刘少奇率团回国。戈宝权仍留在苏联，任我方新华通讯社驻苏记者，实际上是中苏两党的联络员。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苏联政府第一个予以承认。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打电报给戈宝权，任命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政务和文化参赞，行大使权。他是建国后被派驻国外的第一位外交官。戈宝权拜会了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和远东司的负责人，接收了国民政府驻苏大使馆。他紧张地做好建立大使馆的筹备工作，在首任大使王稼祥和工作人员尚未到任之前，中苏交往以及中国与东欧各国的建交工作，都是通过戈宝权办理的，包括苏联在内，先后有9个社会主义国家率先与新中国建交。工作千头万绪，他从容应付，有事直接向周总理汇报，总理对他的开创工作很赞赏。王稼祥到任后，戈宝权仍任大使馆政务和文化参赞，分管对外交涉和文化方面的工作，为我国对外工作作出杰出的贡献。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访苏。12月21日，毛泽东等参加了斯大林70大寿庆祝会。中苏会谈不顺，“友好条约”迟迟难定，毛泽东中途通知周恩来速来莫斯科参加会谈。1950年2月24日戈宝权参加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他也是拟稿人之一，为国家主权、民族利益，字斟句酌，呕心沥血。其间，周恩来单独召见戈宝权，垂询甚详，鼓励他以文化为媒，立足苏联，做好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工作，对西方国家也要示好，朋友越多越好，为中国将来重返联合国争取广泛支持。

　　四

　　戈宝权一直从事紧张的革命工作，无暇去物色女友，组建家庭。1947年他在上海工作时，在朋友圈中遇见一位名媛，两人一见钟情，燃发了一段如火如荼的爱情，并于当年订婚。这便是他的原配夫人、女高音歌唱家郑兴丽。郑兴丽1926年生于四川彭县，职员家庭，天生丽质，长于歌舞，获奖多多，有“巴蜀才女”美誉，1947年毕业于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后定名为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戈宝权爱好音乐和歌剧，郑兴丽也爱好文学和诗歌。郑兴丽的演唱戈宝权场场必到，而戈宝权朗诵他译的普希金诗歌，郑兴丽则是第一个听众。两人惺惺相惜，互相爱慕。郑兴丽思想进步，在上海就参加革命文化活动，后投奔解放区，加入华北人民文工团，任独唱演员。1950年冬，经周恩来批准，戈宝权请假回北京与郑兴丽结婚。才子佳人“珠联璧合”，一时传为佳话。1952年12月25日生下一女，乳名毛咪，大名小丽，酷似其母，慧智活泼，夫妇宠爱有加。郑兴丽后去苏联深造，1956年毕业于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声乐系，曾任中央歌舞剧院声乐指导、独唱演员、上海乐团声乐教员、上海音乐学院教授。1958年10月20日，中央组成“中国人民欢迎志愿军归国代表团”，由31人组成，郑兴丽即是成员之一，赴安东隆重欢迎志愿军凯旋。

　　1958年在北京天桥剧场，郑兴丽主演现代歌剧《两个女红军》，取得很大成功。有一次，戈宝权陪外宾观剧，周总理也来了。观众被她声情并茂的演出打动，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演出结束，周总理拉着戈宝权上台接见剧组，与演员一一热情握手。这时，总理看到台下年仅6岁的毛咪高兴得小手直拍，欢呼雀跃，就喊道：“毛咪小姑娘，你也上台来，我们拍个‘合家欢！”毛咪一点也不怯生，高兴地蹦上舞台，依偎在总理身边。总理两手握着毛咪的左手；母亲笑着，右手搭在女儿的右肩上；父亲也很激动，右手拉着女儿的衣袖，记者拍下了这一令人难忘的美妙时刻。这张照片成了戈家最珍贵的照片。毛咪是“老三届”，当过知青，下放过农村。高校恢复招生后考入山西大学外语系，后留学英国，获英文硕士学位，又留学美国，获商业管理硕士学位。现在美国事业有成。回忆起当年周总理对她一家关怀的幸福时光时，郑兴丽对毛咪说：“虽然后来我与你父亲离婚了（1961年），但事隔多年，遇到总理时，他还能叫出我的名字，问我的工作情况，关怀之情，令人刻骨铭心。”

　　五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来势汹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戈宝权也在劫难逃，受到批判。有些年轻的“造反派”诬蔑他这个“苏联通”“里通外国”，是“苏修特务”，还有人出于好奇，问他当年中苏会谈当翻译官时，除了公开的材料，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与斯大林等还说了一些什么？戈宝权总是坚定回答：“我参加革命工作后，一直是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工作，我的情况，周总理最清楚。你们不相信，可以去问总理。中苏领导人之间的谈话，有些还未解密，我是一个老党员，不能泄露党的高级机密。”造反派竟向周总理“调查”戈宝权的情况，总理这样答复：“戈宝权在苏联期间，正确执行党的外交政策，没有问题。”因他年老体弱，视力又不好，干校就分配他当交通员，每天早上，从河南省信阳专区明港干校到小镇邮电所去取信、发信、拿报纸杂志、代同志办理汇款、取包裹等。两年中，每天风雨无阻地往返十多里崎岖山路，将信件、报刊、包裹送到每个人的房间，他成了“最受欢迎的人”。在这种逆境中，为了帮助群众学好马列经典，他编著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希腊罗马神话典故》一书，很受欢迎，已再版了三次。戈宝权曾将书的打印稿第一个寄给周总理，听取其意见。

　　“文革”后期，工作忙碌的周恩来总理仍然关怀着戈宝权，托人捎话给戈宝权，要他思想上有准备，要出来工作，为恢复中苏关系作贡献。

　　1976年1月9日，他从广播中听到周恩来总理8日病逝的讣告，犹如晴空霹雳，不禁失声痛哭，伤怀不已。戈宝权对爱女小丽说：“你老爸一生竟与总理有不解之缘，感到幸福和自豪。知我者周公，救我者周公。伟人已去，夫复何言！”言之，不禁老泪纵横。

　　1月11日下午4时，戈宝权臂戴黑纱，胸佩白花，冒着刺骨寒风，早早来到长安大街上，与首都百万市民伫立街头，等待总理灵车到来。灵车还未到眼前，他就摘下帽子准备致礼，默默地说：“总理：宝权送您来了，您一路走好！您要我做个中外文化和友谊的使者，我一定像您一样，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灵车早已驶去，送别人群陆续散尽，他还流连长街，迟迟不愿归去。

　　不久，他撰写的《敬爱的周总理与〈新华日报〉》长文很快见报，这篇长文是他废寝忘食，在短时间内赶出来的。文章用翔实的史料，深切缅怀最敬重的周恩来总理，寄托着无尽的哀思。

　　中苏关系解冻后，文化先行。戈宝权受命于危难之时，他于1983年、1986年、1988年连续三次，应苏联作协等单位邀请，行程数万里，前往苏联以及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加盟共和国，以文会友，交流学术，传播中国文化，增进友谊，会见旧雨新知，捎去中国领导人的问候，也捎回苏共领导人重修旧好，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期盼，为两国最高领导人的互访作了很好的铺垫。

　　他在对苏交往中，为发展中苏友谊作出贡献，获得很多苏联及其加盟共和国授予的奖项。尤其是1988年3月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他“各国人民友谊”勋章，这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也是党和国家的荣誉，不愧为杰出的国际文化交流使者和社会活动家。他用晚年的余热，完成了周恩来总理的托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