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湖团案”是轰动当时朝野的公案，直到160多年后的今天，民间还在口口相传，讲述着那时的故事。这样一段曾国藩亲自处置、“跑马划线”的大事，史书上的记录是少之又少的，一些政治教科书里更没有。但是，对于后人来说，许多人都想弄清它，所以就有不少人研究它。我的朋友、沛县县委宣传部原副部长周沛生先生曾经与人合写过一部专著，对此公案有过梳理和论述。然而我以为那都是皮毛，没有还原真正的历史，恐怕离真相差得远。一些作家也想把这个历史事件写进文学作品，表现或者再现这段历史。可是几十年（我所知道的）过去了，尚没有人写出。究其原因，我以为是这公案太复杂了，它的复杂性远远超过战争年代的“湖西惨案”，弄不好，还会引起更大负面影响，引起无谓的争端，引起地域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大麻烦。这种情况下，敢于真正反映这个事实的人，需要担多大风险，可想而知；而且，这个风险还不仅仅是政治上的，更多可能是世俗的，是关涉家族的，关涉久远的以后的，———因此，涉足者不能不思之再三，包括老家在微山湖西岸、并与大边（边沟）一步之遥、微山湖里还有我们的土地的我，鄙人搜集了数十年的资料，就一直未敢动笔。

　　无所畏惧的作家还是有的，山东的魏留勤先生向关心此事的人们献上了一份大餐———长篇小说《大边前纪》。这部书写的就是这一事件。

　　《沛县志》曰：“咸丰元年，黄河决口于丰县，铜、沛邑汇为大泽，居民均逃外地。咸丰五年，黄河决口于兰仪，山东郓城、嘉祥、巨野地沦为泽国。有灾民结伴至微山、昭阳两湖西，结棚立团，垦淤为田。时，铜、沛两地外逃之民归，见其田地为外民侵占，遂起争端，以致双方械斗击杀，斫伤人命，后经官府弹压，跑马立界方止。光绪三年，双方争端又起，且死伤多人，惊动朝野……”

　　《大边前纪》里关于此案的一些概要性叙述，基本都是符合当时的事实的。如上述，此事源于咸丰元年，即1851年。是年黄河在丰县境内决口，铜山之一部（徐州北）及沛县整个东部，沦为泽国，土民死伤无数，余皆逃难。因为此次决口，水势太大，长时间不退，人们只得在外地滞留。然，咸丰五年即1855年，黄河又在兰仪决口（此后，黄河正式改道山东，远离徐州而去），这次淹了山东的嘉祥、郓城、巨野等地，水虽然下去很快，但灾民们无以为生，一部分人就外出寻找出路。其中一部分人最早来到微山湖西岸，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发现”了这块沃土，就在这里“安营扎寨”，开垦种植，繁衍生息。之后，又唤来其他更多人，以至于形成从鱼台南至铜山荣沟口（郑集河下游）北一百多里的“移民区”即一溜十八团（新中国成立后改团为段，形成新的基层行政区。我老家的村曾被编入十段大队，后分出）。他们主要以姓氏为凝聚点，形成村落，再形成“团”（由一个大村庄或若干个小村庄组成），有不少团分出前后庄，如前四段后四段、前五段后五段等等，七段之前在沛县，八段之后在铜山，铜山计有（从北往南）后八段、前八段、九段、十段、赵段（十八段最南边的一个段）。其中，仅十段就有甄庄、河涯、张庄、老圩子、端庄、三大门、十段、绳庄、代海等自然村，它们都是一个接一个，南北一字排开，几乎没有界限。微山湖西岸逃难的土民久后回来，看到自己的土地被外来人耕种了，那份心情可以理解。他们报官。初，徐州府衙很重视，责成沛县和铜山两县驱逐灾民。然而它们已经形成规模，且买通当地官府，有了租约地契。这种情况下，如何驱逐？于是，旷日持久的土地争夺战拉开了序幕，以至于发生了无数次的惨烈拼杀，并有愈演愈烈之趋势，官府几乎无法掌控。后朝廷令在徐州一带指挥剿捻的曾国藩处理，经过各级官府上下努力，终于镇住。《大边前纪》里有道：

　　自官府因当地土民跟外来团民的地界之争跑马划界后，为防止当地土民和外来团民再横生事端，徐州府衙令沿湖一带凡有界边之争的县邑，动员治下青壮土民，依跑马划下的边界，筑堤为界。一时间，北至鱼城南至铜山，漫漫百余里，人山人海，挑土抬筐，筑土立界。三个月的时间，一个两丈高两丈宽，长有百里的大堤筑成了。当地土民和外地团民都对这个大堤有一个共同的称谓“大边”，当地土民一方被称作“边外”，沿湖而居的外地团民一方被称作“边里”。当地土民给山东团民起了一个蔑称叫“山东侉子。”这一蔑称一经叫起，立马在当地土民中迅速传开，“侉子”成了山东一溜十八团团民的代名词。

　　尽管如此，其后依然常常摩擦，偶有流血事件发生，边里边外关系紧张，虽然在抗敌救国方面也有合作，但真正的来往极少，只是最近数年来，才通婚，较为融合。

　　二

　　《大边前纪》用长篇小说的形式书写这段历史，可以算作大胆尝试。上边已经说了，这个题材不好写。可是，魏留勤写了，写得还不错，这是值得肯定和张扬的。他的作品实际上是两条线拉开的。

　　一条线是从其地两个主要村庄———边外的葛家庄和边里的唐家洼入手，在家族姓氏上，又主要是葛家与唐家，其它村庄和姓氏作为帮衬，即次要地位。这条线说的是唐守忠带几个山东灾民来到沛县境内的微山湖西岸，见这块地方土肥水甜，便决定在这里安家落户，寻求营生。他们回到老家，组织移民，其它地方也效法，大批山东灾民就迁移到了微山湖西畔。然后演绎出了一场场争夺土地的群殴。唐守忠被葛家庄庄主葛敬玉设计杀死后，唐团团总由海央担当，他发誓要为唐守忠报仇。终于，他将计就计，把杀死唐守忠的葛心凯活埋，并将其他十九人闷淹死在湖水中。之后，葛家庄也实施了一系列复仇计划。海央在“跑马划线”中被马撞倒，昏迷了两天两夜，醒来时，又哭又笑，疯了，两年后溺水而亡。海央死后，唐团团总一职落到唐守忠本家兄弟唐守业头上。葛家庄庄主葛敬玉因一次死二十人的惨案打击，此后不久逝去，庄主则由其族弟葛敬先担任。两个庄的頭领都憋足了劲要为死去的人报仇。但是碍于大边修成，官府防控，有二十年没有出现大的风波。但是，“当地土民对山东外民侵田霸地一直心怀愤懑和不平”，光绪三年（1877年）三月，微山湖一带大雨如注，边里边外一片汪洋，各庄筑堰防洪，生命财产随时都有危险。虽然大雨下了几天后停了，但是大水不退反涨。这个时候，唐团唐家洼以及王家洼等村庄发现了边外的水通过以前预留的缺口直往里边涌，就组织人强行堵了口子。这样一来，逼涨了边外的水位，葛家庄等村庄面临十分严峻的形势。官府的调停没有起到作用，葛家庄又组织人偷偷扒掉被堵上的水口，致使唐家洼和王家洼等村庄被淹。双方又有了新的仇恨。新仇加旧恨，多年被压住的怒火喷发了，之后，开始了新一轮互相残杀。先是，葛家庄又老人去世，“送三”的那天，遇上山东老家那边来唐团这边支援救灾的车辆，双方发生冲突，唐家洼等山东老家人被打，边里的人感到受了侮辱，失了面子，就想办法报复。继而，唐家洼一方组织人扒了葛家的祖坟，犯了大忌。然后，葛家庄报复，瞅准边里送老家人回去的机会，突然袭击，造成唐家洼包括王家洼死五人伤三十多人的严重后果。后唐家洼再报复，火烧葛家庄麦田，并趁乱砍杀葛家庄七人、伤数十人。葛家庄又设计报复，结果，“偷鸡不成蚀把米”，反被唐家洼一方一次打杀死亡二十一人，伤几十人。这个大案惊动了官府，以致朝廷。

　　另一条线是捻军后代复仇故事。当时，捻军头领赖文光统领五千多人取道沛境北上欲于太平军会合，行至大沙河一带，遭数倍清军的伏击，捻军将士边战边走，一天的激战，五千多人的队伍几乎被清军赶尽杀绝。其中，有二十几人随着头领皇甫河山杀出一条血路逃了出来。“跟他们一起拼杀出来的还有皇甫河山的儿子皇甫章儿媳栗花红。皇甫章不是一般的兵士，他是首领赖文光跟前的谋士，混战中因护着怀有身孕的妻子，和首领赖文光离散，后随父亲一道杀了出来。”他们在暂时摆脱了清军后，一路急奔，来到崔家庄附近的一座柏树林。他们想偷渡微山湖，到湖东去另拉队伍，东山再起。没想到湖西被山东灾民占据，遇上了唐团的巡逻，除皇甫章与妻子栗花红被父亲硬推上马赶走外，余皆被唐团杀死。皇甫章和栗花红逃走后，又来到这座柏树林，很快，栗花红产下一子。因情况紧急，皇甫章让妻子假扮崔氏孙媳，抱着儿子皇甫林生到崔家庄“认祖归宗”，自己挖坑埋了宝剑，出走他处。无奈，栗花红假说叫杨月娥，到了崔家庄，认了庄主崔道仁为爷爷，并给儿子取名崔元功。元功十分聪慧，十几岁就是秀才，后中举，是该县最年轻的举人，少年得志，受人宠爱。机缘巧合，被徐州知府千金看上，经知县牵线，做了州府的半子。后来，被临时举为沛县代县令，负责调查边里边外纠纷案。又转正，处理此案件。他利用自己与双方分别交好的特殊关系，弄清了事件的来龙去脉，并让当事的各庄主签字画押。然后将他们置于死地，比较彻底地解决了这个轰动一时的大案。最后，知县崔元功把崔家从祖坟挖出的、实则是皇甫章的、他用来斩杀葛家庄、唐家洼和王家洼庄主的宝剑，拿到铁匠铺，化掉，制成笔筒。

　　三

　　我们稍作思考，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复仇故事。一方面是夺地和失地者之间的冤冤相报，没完没了的复仇；一方面是捻军之后的复仇。前者是为土地而战，后者是为其父其祖抑或阵亡捻军复仇。

　　土地，历来是人们争夺的主要对象。事实上，土地作为人类生存的依附，引起争夺也是正常的。古话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而这个“利”多产生于土地，尤其农耕时代。边里边外的人们为了争夺土地，付出了惨痛代价，但是他们依然前仆后继，一次次挑战和复仇。土地对于他们的诱惑胜过一切甚至生命。因为在他们看来，赖以生存的土地没有了，吃什么？喝什么？用什么活着？与其失去而死，不如为争夺而战，夺回来尚有生存希望，失去了即使活着也等于死亡。他们把为争夺土地而死当做值得的事情，当然也就把在争夺土地的战斗中退缩作为耻辱。没有人不愿意为保卫土地而战死。这实际上触及的是人与土地的关系问题。从这个观点看，争夺土地的双方都有值得同情的地方。这是我们阅读《大边前纪》时之所以不产生双方谁对谁错谁好谁坏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也可能是当时之所以不能果断处置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了生存的“团里”人，从灾区来到微山湖畔，耕种起这片看似“无主”的田地，从人性的根本来说，他们没有错，何况也得到了官方的认可。而土著人，回来后发现自己的土地被占领了，奋起争夺，甚至不惜用流血的方式争夺，好像也没有错。那么，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我以为，关键在政府，在社会的管理者。清末的腐败，导致了各地土民纷纷揭竿而起，义和团，捻军，以及太平天国，等等。他们已经失去了治理国家的能力，使这个本来很好解决的问题发展而为前后数十年的惊天公案，最后被曾国藩利用，但是也确实被他解决了，镇住了。只是，仇恨的种子并没有停止蔓延。

　　唐团全部杀死了皇甫氏带领的残部，葛家庄杀死了其子皇甫章，他们均被曾国藩所利用，曾平定了捻军之乱，获得军功，作为了他晋升的又一个阶梯。那些混沌的人们，他们那里知道，天道亦堂堂，天网复恢恢，因果必相报，等待他们的，也只能是被杀的下场。

　　据作者说，他的《大边前纪》后面还有部分文字，讲述的是边里边外的人在日本侵略军面前，同仇敌忾，一致对外，夺取了抗战胜利。似乎他们都摒弃了前嫌，搁置了争端。可是，不要忘记，历史留下的创伤只能由历史来愈合。

　　四

　　魏留勤先生的大作我读过几部，总的感觉，他善于抓历史事件，以形象的手法，表现或再现历史真实。我要说的是，历史之实与小说的真实是有差别的。一部《三国演义》绝不等同于《三国志》，更不等同于历史真相。《大边前纪》写的唐团，以及唐团首领唐守忠，历史上确有其地其人，但是并不等于说，该书中所写尽是其人其事，比如唐团，其驻地就不是书中介绍的地方，真实情况是总部在大屯圩，唐团所辖四十多个村庄，该书中写成唐家洼，该书中所发生的事件，也不是历史上真实的情景。这是显而易见的。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诗比历史更真实。”同理，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小说比历史更真实。”但是，这个真实，并非指事件的真实，而是指本质的真实性。历史上的事件表现为表象化、碎片化和偶然性，它只间接地、曲折地、零星地甚至从相反的方向反映历史的和事物的本质。然而文学不是，文学，当然包括小说，它反映本质的能力比实际生活更集中，更强烈，更直接，也更深刻。同时，它却无法、也没有必要看复制历史，无法、也没有必要复原历史事件真相。企图用小说复原历史事件的做法，是徒劳的，出力不讨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小说表现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自有它自己的路子。把历史小說作历史看，严格讲，是错误的，可是对于我们认识那个历史时期及其事件本质却大有帮助。

　　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书写历史事件完全可以，也完全可能。不过，它书写的历史和事件可能不再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件。我们读《大边前纪》，亦应持这种态度，信其本质上有，而不要信其事就是历史之实。历史上发生的，远比该书中描写的复杂和漫长，也更其残酷。

　　《大边前纪》的人物描写和结构形式都独具匠心，语言也很准确和生动，场景和细节描写有其特点。这是成功之处。但是，也有很大不足，把这样一个历史上有影响的大事件写成复仇故事，实在是写小了。我以为作家应该从大处写，写出大处来。还有，比如对历史事件的概述太多，其中有多处重复（或疑似重复）；人物语言的个性化不够，还不够“世俗”，等等。

　　但整个来说，这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大书”，虽然文字不多，却实实在在波澜壮阔，人物众多，故事跌宕，情节曲折，时间跨度也长，讲述了大边内外二三十年的主干故事，这是难能可贵的。

　　作者简介：蒋九贞，男，江苏徐州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小说创作，先后出版中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十几部。新世纪以来主要从事文学评论和地域文化研究，并有相关专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