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安

　　黄丽明夫家姓陈，又名陈黄丽明，生于1907年，祖籍广东。她是孙中山先生的同乡，广东中山县翠亨村人，她的父辈是孙中山革命的热烈支持者、资助者；她又是宋美龄的校友，曾在美国威斯理安女子学院就读；她还曾于1947年当选为国民政府的参议员；她又与希特勒同过照，1936年曾出席在柏林举办的第11届奥运会，作为中国女队的领队兼指导，受到主办方首领的接见。

　　

　　仁者爱人

　　黄丽明的这些显赫之处我都是后来知道的。上个世纪50年代初黄丽明和我家紧邻，她家住莫愁路415号，我家住413号。我的父母和奶奶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和黄丽明常在一起做礼拜、祈祷、唱赞美诗。那时我家以养羊卖羊奶为生，黄老师是我家羊奶订户。1952年我考取了南京第四中学，她也调到四中成了我的英语老师。每天早上，我拿着羊奶按响她家的门铃，她家那条早已和我熟悉的大黑狗，就会摇着尾巴迎上前来，有时黄老师也会亲自来接过我的奶瓶，说一句：“Thank you. Give me.”（谢谢你！给我吧。）如果我用英语回答，她就会摸摸我的头，笑着说：“Very good.”她那流利的英语、优雅的举止、待人谦和的态度，给每一个接触过她的人都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她一上讲台，就精神百倍，把一般孩子不喜欢的英语课上得有声有色，我在她的班上英语就得过102分。

　　黄丽明信奉基督教，“爱人如己”是她处世的准则，她对那些弱者特具同情心。在上世纪90年代我曾对她的亲友和学生进行过采访，得知她在1937年南京大屠杀时，为防止金女大的学生受到日军凌辱，曾冒险带着一批学生躲进上海的租界，继续上课。我与她家为邻时，她知道我的家境贫寒，不到月底就早早地将羊奶费送来。最让我感动的是她接济我的同班同学小张。小张的父母双亡，和外婆相依为命，黄老师得知这一情况，就每月10日雷打不动地从自己40元工资中抽出5元送到小张外婆手里。有一天，小张让我到他家里做作业，刚到南冬瓜市巷口，就看见黄老师笑吟吟地迎面过来。小张的脸色一下子变了，不知是感激还是惭愧，只是眼泪汪汪的。他告诉我，黄老师又给他家送救命钱来了。他再三叫我不要和同学讲，说这是黄老师叮嘱他的。那时，一个人的生活费每月也就是三四块钱，黄老师的这5块钱真叫救命钱呢！

　　“文革”时，黄丽明因其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历史背景，受到了非人的折磨，被抄家、批斗、殴打，甚至被赶出家门，一家人被迫住到鼓楼殡仪馆，靠拾菜帮子艰难度日。一个博学多才的巾帼女杰，一个营造厂商家的媳妇，一个拥有明德女中房产权的人，居然无立锥之地！就在她饱受凌辱、走投无路的时候，当年她资助过的小张已经大学毕业，分配了工作，他找到了黄老师，悄悄地塞给她200元钱，这是小张积攒下的工资，送给此刻最需要钱的“恩人”。黄老师当时百感交集，收下了这笔“救命钱”。“文革”结束后，小张升任局长，和黄老师一家联系不断，“师恩难忘”啊！

　　强国之梦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一家杂志社工作，通过关系找到了黄丽明的亲友和学生，特别是找到了当年金女大的学生邬鹤琴。邬鹤琴是河海大学体育系教授，与黄老师关系甚密。当年被黄老师掩护到上海租界躲避侵华日军的女学生中就有她。“文革”时黄老师将柏林奥运会的资料托邬鹤琴妥善保存，终使这批珍贵资料免遭焚毁。从邬鹤琴那里我了解到许多黄老师的故事：16岁那年，酷爱体育的黄丽明考进了金陵女子大学体育系，成为国内大学体育系首批毕业的3位女性之一。这个聪明活泼的少女在校成绩优异，深得女大校长吴贻芳的欣赏，被推荐到美国威斯理安大学体育系读研，并获得了全额奖学金。取得硕士学位后，她又接到吴贻芳校长的邀请，回国出任金陵女大体育系主任。

　　当时，女子运动在国内还没有普及，黄丽明四处奔走，组织女子网球赛、篮球赛，设法筹集体育经费，鼓励学生多锻炼，提高身体素质。

　　1936年黄丽明奉命参加柏林第11届奥运会，这是中国第一次组团参加奥运会，共有69名参赛运动员，共参加足球、篮球、田径、游泳、举重、拳击、自行车7个项目的比赛，另有11人是参加中国武术表演的，还有前去“考察”的体育官员36人。代表团中女运动员很少，只有7个人，分别是游泳选手杨秀琼、田径选手李森，以及5名国术（武术）女运动员，黄丽明担任女子运动队领队兼指导。

　　中国代表团出场时，每个运动员配发了一件西装上衣（下衣和鞋子自备）。跟随代表团一起出场的，还有一些国民党要员的太太们，她们想出国开开眼界，就花钱买了代表资格。

　　由于中国国弱民贫，运动员水平低下，加上裁判有偏见，柏林奥运会上中国队一无所获。除撑竿跳选手符宝卢跳过3.80米进入复赛外，其他人都在初赛中即遭淘汰。因体力不支，足球首场即以0：2负于英国，篮球输给日本，游泳、自行车等项目也遭惨败。黄丽明还记得，女子田径比赛中，李森跑了最后一名，但她坚持跑到终点。

　　回国后，各大媒体都以揶揄的口吻报道这件事：《扛着鸭蛋抱恨而归》，这对黄丽明刺激很大，她决心以体育教育为终生事业。国民体质跻身世界体坛，这一强国之梦，使她在体育教育事业一干就是40年。

　　翘望北京

　　20世纪80年代初，黄丽明赴美国定居，在风光秀丽的休斯顿教孩子们弹钢琴、做游戏，以娱晚年。明德女中建校120周年前夕，收到老校长黄丽明的贺信，信中写到：“遥想当年教书育人，治校办学，曾略尽菲薄之力。如今，虽传道解惑之业未尽而发鬓已雪。然亦见国之栋梁世之佳才辈出，终身心俱喜。寄望南京幼儿师范及女子中专学校佳美如无花果树，叶茂而实累，让世界倍尝甘甜。”老校长语重心长，拳拳爱国之心，跃然纸上。

　　作为一个亲身参与过奥运会的人，黄丽明老人对此后的历次奥运会，几乎都会认真地从头看到尾，看到中国人在奥运会上摘金牌时她很高兴。她的儿子陈农恩说：“我记得妈妈多次看奥运会看得忘记了吃饭，看到中国选手拿到金牌后，她会不停地打电话给认识的人，让别人分享自己的快乐。”每次看奥运会，老人都会提到，即使运动员得了最后一名，也应该为其鼓掌，因为和竞技成绩相比，运动员身上的体育精神更重要。

　　

　　自从1936年参与过柏林奥运会后，黄丽明就开始盼望着能在中国举办一次奥运会。1991年北京提出申办2000年奥运会；但在1993年的投票中，北京以两票之差未能申办成功。黄丽明老人虽然很失望，但她深信中国不久之后必定能申办成功。2001年，老人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黄丽明和同在美国的不少亲戚朋友相约，去北京看奥运会。现在，年满百岁的老人仍然坚持锻炼，每天都要在公寓过道上散步，表示将尽一切努力到北京看奥运。

　　黄老师百岁高龄，很难承受从美国飞往北京亲历奥运的旅途劳顿。但黄老师还是幸运的，起码在这70年里，她亲眼目睹了中国体育事业的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