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当爸爸听说这件事后，那脾气就像火山一样爆发了，“从小看老像，长大了也是个蠢才，绝不会有什么出息的，那是块荒料。”说的有些严重了，要知道那时我大哥还不到十岁啊，一个不到十岁的小孩做了那么一点事，你怎么就能看到他一辈子呢，爸爸对大哥的评说有点过了，至少在当时看。

　　事情很小。那天早晨大概有八、九点钟吧，太阳已经升起老高老高的了，随着一声婴儿的尖叫啼哭，接生婆大着嗓门的喊：“生了，生了，又是一个大胖小子。”这个大胖小子不是别人，就是我，我就是这么叫着哭着来到这个世界，这真是个不好的兆头啊。屋子里的人顿时都活跃起来，空气也升温了。外间，吹火的风匣在急促的不停的“呱哒呱哒”的响，煮鸡蛋，熬小米粥，弄的满屋子里雾气腾腾的，屋子里剩不下的雾气就顺着敞开的屋门里滚滚的往外冒。母亲躺在土炕上，紧紧的搂着我，她忘记了分娩的痛苦。煞白的脸上挂着一丝微笑，她在享受着母爱的喜悦和幸福，直到今天我才理解母亲的伟大。我的面前晃动着几张后来才熟悉和知道的脸，她们在逗我，在无根据的夸我，什么浓眉大眼了，有出息了，将来能做大官了，等等等等。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爸爸进来了，爸爸是在接到山沟里的人报的信才回来的，爸爸在一个叫庄水镇的小镇上给一家绸缎庄老板打工的。小镇离我家住的这个小山沟约有七八华里的路，路上报信的人一边走一边跟我爸爸说起我大哥做的这件小事，我不是说生孩子这是件小事，我是说我大哥做的事这件事是小事，它虽和生孩子的事有关，但绝不是一码事。事情是这样的，我们那个小山沟里不知道从哪一辈子老袓宗传下了这么一个规矩，不管是谁家生孩子，左邻右舍，或凡是知道的人都会去望，去道喜，这叫“望喜”。

　　同时，大家都要带点东西去看，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很穷，带的东西无非是鸡蛋啊、一瓢米，一小包白面啊，乔面啊，还有带的现擀出来的一点长寿面，也有带些自家地里产的新鲜蔬菜。总之带什么的都有，就是不能空着手去。这本来是件好事，大家热热闹闹有说有笑的乐一阵子完事，却不料半路里杀出个程咬金来，我这个大哥在门口一站，双手叉腰，说：“谁也不准进，等栓子来了后，你们才能进”。栓子，栓子是谁？栓子是个什么东西？大哥在屋门口这么一挡，大家都愣了，就聚在门外，谁也不好硬往里面闯，就乱嗡嗡的站在院子里，纷纷议论栓子到底是谁？有的人说：“噢，知道了，就是和档子一起放牛的那个黑小子，瘦瘦的，比档子能小半个头，他家住在西小沟，姓谭，是谭锣锅的儿子。”档子是谁？挡子是我大哥的小名。爸爸进来一个巴掌就把大哥打到山墙根上，指着大哥那个小脑袋说：“你等着，看我怎么收拾你！”一边就把大家请到屋里来。满屋里都是贺喜声，热闹了好大一阵子。爸爸对我的降生总是兴奋不起来，如像心事重重，比我爸爸小的人见了爸爸就打恭作揖说：“大哥，又添了一个大胖小子，将来等着享清福吧。”比我爸爸大的人就笑着说：“老弟啊，又添丁了，这是福份哪”听了这些话，爸爸把鼻子一哼说：“穷人孩子多，破车栽子多。”栓子来晚了，大哥堵门的风波已经过去了。别看栓子瘦小，那家伙机灵的很，他一进我家的大院，就闻出情况不大对头，他左顾右盼磨磨蹭蹭的走到我家的屋门旁，看看大哥蹲在地下，还在摸自己的脸，脸上巴掌大的红印还没消呢。栓子小声的“喂”了一声，大哥这才抬起头，栓子剩势就把两个大眼珠子向外一转动，小嘴向外一撇，意思是说走，还没等大哥表态，他就自个儿的悄悄先溜走了，出了院子他就依靠在街邊的一棵老槐树下瞅着我家的院子，不一会大哥也溜出院子，大哥瞪着眼握紧了拳头直奔栓子，栓子笑嘻嘻的也不躲闪，只听“咚”的一声，栓子挨了大哥一拳，两个人不恼，反而大笑起来。大哥说栓子不讲义气，不守信，如果他早一点来，这点小风波就不会发生了，大哥也不会挨爸爸的一巴掌，栓子倒返委屈的辩解说：“那老地主家的牛，一点都不老实，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把牛拴到树上，牠老实了，那些小牛就不会到处乱跑了。”大哥是给姜姓的财东家放的四头牛，他俩经常合伙在一个草甸子上放，对双方牲畜的习性都很了解。大哥说：“你不守信就是不守信，你讲的那些理由我不听”。大哥是很看好栓子的，用大哥的话说，这小子心眼好，讲义气还勇敢，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有的小孩被地主家的孩子欺负了，他就上去打抱不平，大哥说做人就要做这样的人，所以当接生婆一早来到我家时，大哥就想，妈妈又要给他生一个小弟妹了，他在想能给我生一个什么样的弟妹呢，他绞尽脑汁，想的他头都痛了。后来他说：“那时忽灵一下，他想到了栓子。”当地对生下的孩子有一种说法，当孩子降生时，第一个看到他（她）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个孩子长大了也就是个什么样的人。灵不灵，准不准谁也不知道，但都这么说。大哥一蹦三个高的往小西沟跑，去找栓子，栓子他妈说他已经去草甸子放牛了，大哥又往草甸子跑，栓子果然在，大哥就跟栓子说了这事，并还告诉他该怎么办，栓子说行倒行，但我现在在放牛，脱不开身子，大哥就跟他出主意说，你把头牛栓起来，那些小牛就不会散，栓子说怕来不急呀，大哥说你麻溜点，就能来得急，说完就一溜烟跑回家，后来，栓子到底没有赶上，还是晚了，落了个“不讲信誉”的坏名。从此，大哥只要是见到栓子，先是当胸打一拳，紧接着就是一句：“你这家伙，不讲信誉”。直到他们分开，大哥都没有改过口。其实大哥在心里是挺佩服栓子的，自从那场风波之后，大哥从来不当面表扬他，有什么办法呢，大哥就是这么个犟脾气。

　　栓子确实是个好样的，真值得我学习。有一年夏天，天特别热，我和几个小朋友在院子里乘凉，那年我已经三岁了，别看我小，但我很聪明，什么都能看懂，也都想搞明白，用现在的话那叫早熟。天气黑黑的，一切都朦朦胧胧，只有满天的星星在眨巴着眼睛，我一边数着天上的星星，一边在吃大哥白天放牛时在山上摘的樱桃，星星太多，不好数，数着数着就乱套了，再回来从头数，可是数着数着又乱套了。没有办法，再回过头来数，就这样来来回回总也数不完，我正在数着的时候，有一个黑影跳到我眼前。冷不丁对着我的脑袋弹了个巴壳，我抬头一看，原来是栓子，我刚要站起来去打他，他一把捏住了我的小手。说“三子，那都是些青蛋蛋有啥可吃的，丢了，明天哥上山给你摘又大又红的”。这时大哥过来说：“别光吹牛，有总比没有强”。我手里握着青涩的樱桃望望他们俩，不知道是该吃还是不该吃，我当然是喜欢吃又大又红的樱桃了。

　　想着这件美事，我一个晚上都没有睡好觉，老盼着天亮，可怎么盼天就是不亮，等天真的亮了，我倒睡着了。什么时候醒了我不知道，当我顺着那一小块玻璃窗往外一望，真是吓了我一大跳，外面正下着瓢泼大雨，我心想，完了，这么大的雨栓子是肯定不能来了，又大又红的樱桃是吃不上了。我爬在窗台上，透过那块小玻璃一直往外看，雨还是在哗哗的下，一点都没有减的意思，我琢磨着今天能不能吃上栓子摘的樱桃这件事。这事要和大哥好好商量商量，看看有什么好办法没有，我盼望大哥早点回来，虽然外面下着大雨，但大哥给财东家看牛的这个活不能停。雨大牛可以不出圈，但大哥是必须出去的，他需要到山沟，地头或河边去割青草，把割够量的青草再揹到牛棚里去喂牛。大哥很累，终于大哥回来了，他拐过我家前面的那个小山坡角时，我就看见他了，他戴个草帽，身上披着蓑衣，手里拿着一把镰刀。我急急忙忙的爬下炕，跑到外屋间，大哥也正好进屋，我一把抱住大哥的腿，大哥用手摸着我的头，妈妈正在拉风箱烧火做饭，没好气的照我屁股打了一巴掌，说：“滚一边去，挡害吧啦的”。我抱着大哥的腿，仍没有放手，我们俩进到里屋，我急忙的问大哥：“你说栓子今晚能不能来了，他說要给我送又大又红的樱桃啊”。大哥不表态，又从衣服兜里掏出一把青蛋的樱桃来，我望着大哥的脸，摇晃着他的一只胳膊说：“你说他能不能来？”大哥还是不吱声，不说他能来，也不说他不能来，我们俩正耗着的时候，从外面瓢泼大雨中钻出一个人来，这个人正是栓子。一见面，大哥照例在他胸前打了一拳，这次他没有说：“你小子不守信誉。”什么也没说，只是笑了笑。大哥问他你是怎么过来的，他说是淌水过来的，大哥常年在野外放牛，这周边的地形，他是再熟悉不过了，山山水水，沟沟坎坎可是了如指掌。栓子住的小西沟到我家的小山沟，中间还有一道山沟，这道山沟比较长，所以它有了一个“二道沟”的名号，一到下大雨，二道沟就变成了大河，滚滚奔勇的山水嚎叫着，翻倒下来，让人看了惊赫的浑身冒冷汗，可是雨一停，它就绵绵熊的变成了一股小溪，有时候水流都接不上.大哥知道大雨中淌水过来是危险的，瞪了栓子好几眼，对大哥的表情，栓子是心领神会的，他笑着说：“没事的，我把裤子一脱顶在头上，过了河，再穿上就完事了。”他俩讲的话我都能听明白，只是我没有精力再往深里琢磨，眼前栓子送来的这又红又大的樱桃才对我最有吸引力，当然对栓子的为人，我是打心里佩服，直到今天。

　　我一点点大了的时候，我对周边的一些事情有了一些自己的思考，虽然那时候我还是不算大。一天，我突然想跟大哥去放牛，大哥放牛就是在我家附近的几个小山坡上或是小河边，离家都不算远，妈妈听我一说，开始是一百个不同意，驾不住我的磨叽和大哥的保证，妈妈狠狠的对大哥说，“你弟要是出了事，看我不收拾你”。大哥心里有数，就在房前屋后转悠会有啥事。天气很好，有几块不大的雪白的云彩像棉花一样在天上飘着也不走，过了半天你再往天上瞅瞅还飘在那儿，大地被太阳照着闪闪发光，一派生机。庄稼绿油油，沟里坡上田头地脑旁大大小小高高矮矮的树木也是都郁郁葱葱，看的人心花怒放。大哥拍了拍一块小沙岗，叫我坐下，我刚一坐下又一个高蹦起来，沙子被太阳晒的特热，大哥又拍了拍沙子，叫我坐下，我小心的坐下，还是烫屁股。沙岗前面就是小河旁的草甸子，大哥放的那几条大牛就在草甸子吃草，这些牛吃草慢慢悠悠，走路慢慢悠悠，你在牛背上打一下，它都不跑一步，好脾气，其实是太老了。大哥很放心。可栓子放的那几条牛就大不一样，那里面有两条小犍牛，东跑西窜，总不待在一个地方，栓子就格外操心。

　　在沙岗上我问了大哥好多话，大哥像连珠炮一样，讲了一大堆。大哥在家里，在父母面前，几乎不怎么讲话，父母说他他就笑笑，弟妹打他，他也笑笑，家里该干的活，他都提前，全都干了。这一次我才知道，大哥的肚子里有很多的话呀，给我的感觉就是倒几天几夜他肚子里的话也倒不完，只可惜我当时太小了，听的似懂非懂，后来，我一点点长大了，才渐渐搞懂的。比如他说，你降生的那一天，我为什么不请左邻右舍的大妈大婶先进来，为什么却想叫栓子先进来，栓子是好人，不怕坏人，敢干又勇敢，你长大了应该像他，可那些大妈大婶呢，哎呀，真没法说，老叫东家欺负，连口大气都不敢出。大哥又说到他自己。财东家也经常打骂他，一年还挣不上二斗粮，他说能老这么下去吗？不这样下去还有别的办法吗？我记得那天他也没说出个办法来。大哥还讲到了爸爸，我问爸爸打你生不生气，大哥说生啥气，那是咱爸，他打我那是恨铁不成钢。

　　讲到爸爸，大哥又说了很多。爸爸在庄水镇上给一家绸缎庄的老板打工。爸爸早年上学时就认识这个老板，他与爸爸的年龄相仿，那时还都是少年。爸爸在镇上上的是公学堂。爸爸兄弟姊妹共七人五男两女，那个年代，上学是没有女孩子的份的。男的能不能上学怎么上学这就要看家里了，当然也要看家长对上学的认识了。我爷爷很重视识字，但家景又没有供五个孩子上学的势力，他老人家掂量来掂量去，最后拍板“叫老二去吧，那几个以后再说”。爸爸在兄弟中排行老二，在我爷爷的眼里，七个孩子中他是最聪明的一个。爷爷先是把爸爸送到村里赵秀才家念了三年私塾，后来考上了镇上的公学堂，公学堂毕业后爸爸再没有继续念，当时据说再要念就得去奉天了，对于农民来说，那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神秘的地方，去奉天念，那得需要多少钱，爷爷也不敢想。

　　爸爸下了学也只有一条路在家种地，大概种了两年多吧，他就被庄水镇的绸缎庄的老板找去了，叫爸爸当了绸缎庄的账桌先生。这个活整天就和一本流水账一个算盘打交道，小店不时传出他扒拉算盘的“嗒嗒”声。我爸爸还能写一手令人叫好的毛笔字，在这个小镇上也是远近闻名的，在小镇这条街上很多店铺门面的牌匾招牌都是爸爸的手笔。逢年过节或是有个喜庆的事，不少人都请爸爸给他们写对联，写福字，喜字。有时候乡下的地主财东也来请爸爸给他们写东西.尤其是快到春节时，爸爸简直就迎接不过来。一大早店前门口就有三四套胶轮大马车在等着。爸爸是给绸缎庄老板打工，他当然不敢私自答应说走就走，他只能说“你们跟老板去商量，他要同意，我没有二话”。来的人都是些有头有脸的人物，老板也会看风使舵，给这些人一些面子，当然不会白送面子，这些人私下里也会给老板带来不小的生意的。这些人买几匹绸缎，那是不在话下的，表面上老板还和他们客套一番，内心里都却是乐滋滋的。这样一到腊月二十五、六，爸爸就回不了家了，一个接着一个的这家请完那家请，好酒好饭一直侍候到三十晚上深夜才能回来。家里的对联和左邻右舍的对联，在已过了小年爸爸早早的就给他们写好了。大哥说爸爸这些事时，脸上都闪着光，他摸着我的头说：“咱爸认字。”说完他就低下了头，心里好像不是滋味，这时候我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爸爸让大哥念书这事是早有打算的，他有文化他就知道不念书的苦，大哥有念书的愿望，爸爸也是知道的，可是条件真是不具备，没分家前侄男侄女十好几个，要去念书大家都得去，不可能只供一个。分了家这两年，爸爸为一家子人的吃穿都发愁，拿什么去供大哥念书，真是咬牙叫他去上学，兄弟和妯娌之间，还不要大闹一场啊。肯定会说“老二在伙里藏了私房钱。”意思就是说，没分家前，爸爸在外打工的钱没有全交给爷爷，自己私下里又留了一些钱。爸妈商量的结果是”万万不能闹成这样”哥哥念书的事也就从此搁下了，但这始终是爸爸的一块心病，所以爸爸也经常叫大哥跟他去镇上待一待，好叫他开开眼界长长见识，在那儿也方便教他一些做人处事的道理，爸爸还给他买了一块不大的黑石板，用滑石在上面教他写字。那时，大哥也认了一些字。只是没有爸爸认的多。

　　小镇上很热闹，白天家家店铺都开着门，掌柜的坐在最里边，伙计们是门里门外的走动，在呼唤和照顾着客人，街上行人不断，来来往往。铁轱辘的马拉车和烧油的汽车也在街上跑，汽车跑过去街上就扬起一阵尘土，行人赶紧躲避。大哥在铺外的石台上坐着，全神贯注的看街上的风景，手里拿着根小树枝在地上乱画，他也许是在温习爸爸教给他的字。太阳挂在头上，直直的照下来，火辣辣的，大哥看的很兴致，从他头发茬里爬出来几颗豆大的汗珠又顺着他的脸夹滚落下来，滴在他的衣服上，大哥他都没察觉。他衣服是妈妈用手缝的，布也是妈妈织的。衣服下面妈还一边缝上一个大布兜，这两个布兜里都装着家伙。一个装着弹弓，一个装着石子。忽然间从街那头传来了乱吵吵的声音，大哥抬头一望，那边有一帮子人往这边走。他站起来，眼睛跟着那帮人转动，走到跟前他才看清，这一帮人有十几个。有两个穿黄衣服的日本鬼子兵，端着长枪走在后面。还不时的用脚踢走在他前面走的人，那前边的人也没啥反映，低着头，只管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他们的手都被绑着。在这么明亮的大街上怎么还打人呢，大哥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事，他有点冲动了。他把手插进了衣兜里，紧紧的攥住了弹弓，浑身发热。这时爸爸从店铺里走出，从后面扯着他的耳朵把他拖进屋，他问爸爸“那俩个人是干什么的，怎么大白天里打人”爸爸严历的瞪他一眼：“问什么问，闭嘴。”大哥当然不敢顶嘴，老板侧过头来说：“孩子，那两个是日本人。”接着又对着爸爸“唉”的叹了声气说，“不知道是政治犯还是经济犯”爸爸没有吱声，只是附和着点了点头。

　　大哥在店铺里要等到爸爸下了班一起往回走，店铺很小也很窄巴，大哥还是想出去看看街上的光景，爸爸历声说：“你只得在石台上坐着，哪儿也不准动，”他又回到原来的石台上坐下，捡起了那根树技在地下画拉，他确实在温习爸爸教给他的那些字，但脑子里却总在想日本人，日本人怎么那么历害？他是从哪里来的呢？他总想问爸爸，但又不敢问，问了也是白问，但大哥心里明镜的想爸爸肯定知道。每当提及日本人的时候，大哥都发现爸爸一脸严肃，从不参和着跟随议论。大哥也亲眼看见过，有几次日本娘们进店里买绸缎时，爸爸就头不抬眼不睁，连看都不看，只用耳朵听老板的报账，刷刷的在打开的大账本上把老板报的账记下来。爸爸有心事。旁晚下班了，爸爸和老板一起上好店里的门板，那时店铺临街的门不是对开的拉门，而是一块一块高大的木板严丝合缝的相互咬合上。最后一块是在门里上的锁。每块门板能有一尺来宽吧，通通刷着黑漆，从街上看上好了的门就像是一堵黑墙，光滑滑的连个抓手都没有，结实的很，老板的一家就住在店铺的后院里。上好了门板爸爸和老板道了别，就带着大哥走了七八里坑坑洼洼的乡村路回家。

　　大哥回家先摸了我的头。我仍然坐在院子里数星星，这时天已经擦黑了，妈妈点亮了油灯，油灯的光很弱，像个点亮的小豆豆，我在院子里能看到它，它却照不见我。油灯是放在隔墙掏的一个小洞洞里，这样里外屋它都能给一点光，省油省钱。小洞洞被油灯冒出的黑烟熏的乌黑，两边的墙也都没有幸勉，黑黑的两大块，一直伸到屋顶，这可不是一日之功。妈妈抱着一兜菜从房西头的小菜园里慢慢的走出來，妈妈是小脚，走路还没有我快。妈妈把菜放在外间地下的高桌上，扭过头来冲着院子喊：“三子进屋吃饭”我叫三子，男子我排行老三。大哥早已把炕桌搬上炕，围着锅台帮妈妈端菜端饭，大哥是家里家外都很勤快。吃饭时大哥从来不上桌，端着碗站在地下吃，他叨一筷子咸菜放在碗里，和稀饭一起搅搅就呼隆呼隆喝下去，饭太热了时他就吹两口气，接着又喝。我们家晚饭从来都没有干的，有时是碴子粥，有时是玉米面拌野菜粥。大哥总是第一个放下筷，爸爸对大哥的吃象非常看不贯，常常用眼斜他一下，妈妈心疼大哥，她知道他的饭量，每次当大哥放下筷子时，她总是说一句“你再吃一点”大哥不吱声，轻轻的去到院子里站着吸吸新鲜空气。当我们吃完时，他又回来帮妈妈收拾碗筷。

　　晚上，爸爸常常躺在炕上看一些闲书，什么“大八义”“小八义”“奇门盾甲”“易经”“八卦”还有什么“青楼女子”“卖油郎”之类的，这时，妈妈总是在一旁唠叨“你省点油吧，看那些有什么用，又不能当饭吃”“爸爸总是说“一会就完，一会就完”妈妈目不识丁，一天学没上过。大哥瞅时间也翻翻爸爸看的这些书，摇头晃脑的好像看明白了似的。妈妈就问他你看懂了几个，大哥笑着只是点头。大哥认的那些字我想就是从这里学来的，所以，大哥去镇上的时候，对着店铺门上的招牌或是门旁的挂幌，能说出“客栈”“面馆”“煎饼店”“张记鞋庄”来，爸爸听着心里也挺高兴，认得字总比不认得字要好的多的多。爸爸始终没有断了要大哥念书的想法，随着他一天天的长大，爸爸也若发的着急起来。

　　大哥读书的机会终于来了，但这个机会是伴随着爸爸内心的不安和恐惧而来的。埋在爸爸心底的这些不安和恐惧看来妈妈是早就知道的，对于爸爸的一举一动妈妈早就有了心里准备。

　　这天早晨，爸爸吃完了饭，就匆匆的奔庄水镇去了，这次他不是上班而是去和老板辞别的。爸爸和老板的交往较深，不仅这两年在帮他打理生意上尽心尽力，就是追朔到学生时代他俩也是较好的校友。老板以十分客气和依依惜别的心情接待着爸爸，小声细语的交谈着现在和各自可能的未来。老板说：“这兵慌马乱的天下哪有安生的地方？你要走，我也不拦你，走就走吧，俗话说人挪活，树挪死，能保证一家老小活下来就得”。爸爸要去的地方是在黄海边上的一座小镇，叫土城子镇，爸爸为了生计，也曾多次去过这座小镇。老板有一个山东老乡在镇上开药铺，他还给爸爸写了封伩代给他的老乡，如果爸爸有什么困难的话，请他的这位老乡帮忙。老板留爸爸吃了午饭，也算践行。吃过饭两个人又唉声叹气地谈了一会便分手了，临分手时，爸爸又贴着老板的耳朵低沉的说：“我去那儿谁也不要告诉。”老板会心的连连打拱作揖说：“放心，放心，你一路上要多多保重”爸爸也连连地说：“保重，保重。”便退下了台階，爸爸走了很远，两个人还在互相招手，爸爸这次外迁的真正原因他没有跟老板说，老板只知道爸爸要找个重活，累活，苦活干，想多挣点钱好养活这一大家子，顺便也找机会让我大哥念书，爸爸说再也耽阁不起了。

　　回到家，爸爸便马不停蹄的把要搬家的事去告知了亲属和左邻右舍，又到二道沟去雇了一辆小驴车。大哥不在家，他头一天就和姜姓的财东结了账。吃完了午饭他去栓子家了，那是他发小的好朋友，他要把一切都告诉栓子。爸爸觉得该办的大事都办完了，就和妈妈坐在炕上歇息，他俩必然要谈论一切有关搬家的事。

　　近些日子，爸爸的心里一直不安，甚至有些恐惧，他在镇上的所见所闻真是太多了。没有业务时，他便一动不动的坐在柜台的里面，静静的透过玻璃门窗往外望，街上的喧闹声传不进来，可是街上车来人往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几天的观察他觉得挂着膏药旗的日本军车每天跑的次数比以往多去了，抓的人也比过去多了，这个不祥的征兆应当格外警惕。老板转过头来气哼哼的对着爸爸说：“邱先生，这两天日本人要发疯了”爸爸点点头说：“我看也是”。

　　下午两点多钟，街上的人就稀少了，隔壁煎饼铺周老板的生意就淡了，他瞅空也过来站着聊上几句。他是个直性子人，有话藏不住，不放出去心里不舒服。一进门，他就冲着柜台说：“两位掌柜的。”他对我爸爸也称呼掌柜的，“这两天风声紧了，你没看见小鬼子到处抓人吗？听说廖二老爷在边外又打死了两个日本人，这两天偷偷回镇里来了，说要找日本人算账，替家人报仇，你没听说吗？外面都传疯了”爸爸一听说廖二老爷心里格瞪一声，身体微微向后倾了一下。老板轻敲了一下桌面说“要抓廖二老爷，那是个神人，抓他，八辈子吧”周老板说：“也不好说呀，这两天鬼子闹的凶啊。”这时，一只小手在敲玻璃门，周老板的小姑娘在叫他回去。周老板的煎饼铺是在两个房山头的过道里搭起的偏厦子。给顾客吃饭时就搬个长条桌子和两条长板凳摆在街上，煎饼加豆腐脑。中午这一顿吃饭的人还真不少，有的人自带干粮，过来就只喝一碗豆腐脑。周老板说了一句：“这个年头吗，为了养家糊口，什么活都得干，什么罪都得遭”就出去了。当爸爸听说了廖二老爷这件事，就像天上丢下了一颗重磅炸弹，几天晚上爸爸都睡不好觉，常常惊醒。廖二老爷这个名字，就像扎根在他的脑海里，任凭什么东西也是抹不掉的。

　　学生时代。邱氏家族的掌门人经过了精心细致的考虑，决定把下一代排行老二的名子叫邱鸿学的少年，送进城里读书，从此我的爸爸就离开了读了三年私熟的付家屯，进入了庄水镇的公学堂。爸爸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他决定着家族未来的发达和命运，他读书很用功，各科成绩都名列在全年级的前茅，好学的同学便和他结成了学习上的好朋友，互相讨论，互相切磋，共同提高，增进了同学之间的了解和友情。在这个圈子里有一位叫廖少杰的少年和爸爸比较要好，爸爸知道他是北山廖家大地主的后代，但人很谦和，从不因为自己家是大地主有钱有势而傲慢，他学习的成绩很好，属第一梯队，当时爸爸和他的交往也仅限于在学习上。廖少杰和一些家离学校较远的同学寄宿在学校，爸爸家离学校不远也不近，爷爷算了算为了省钱还是没有叫他寄宿，这样爸爸就成了一名走读的学生。

　　一天爸爸正兴冲冲的走在赶往学校的路上，迎面急匆匆的跑过来一位少年，爸爸定睛一看这位少年不是别人正是廖少杰。他跑的气喘吁吁，汗流浃背，满脸绯红，没等爸爸开口他上气不接下气的抓着爸爸的胳膊说：“邱兄，你赶紧帮我去告诉我二大爷，不要叫他进城叫他赶紧跑，我大爷在城里叫日本人活剥皮了，我得赶紧告诉我爹叫他快跑，不然就来不急了，拜托你了邱兄，救救我们一家吧”，他扑通一声跪下连连给我爸爸磕了两个响头，爸爸一把把他拉起来说：“廖老弟可不能这样，咱们是好朋友，好同学，我帮你就是了。”两人不能细说就各自分手。对廖家和日本人之间的纠葛爸爸早有耳闻，大约是在去年秋季，二狗子代领日本宪兵挨家挨户的查户口，目的是为了抓劳工，查到北山村的时候，廖二老爷就对二狗子说“你们刚抓了一次劳工，怎么又抓，再这样抓下去，这地里的庄稼活谁干？这一家老小的紥脖等着饿死呀？”二狗子说：“是是”的退走了，和日本宪兵哇拉了几句，那宪兵回过头来对着廖二老爷也哇拉了一句，廖二老爷不懂日本話也没听懂，心里说你哇拉个屁，被你们抓走的劳工哪一个活着回来过。又过了几天，听说这个查户口的日本宪兵死在了山沟里的一个小溪旁，那个陪他的二狗子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日本人派出了大兵到处抓他，到哪去抓他？他是个无家无业的光棍汉。日本人气急败坏，抓不到那个二狗子，就从临近死宪兵的屯子里抓走了两个种地人，第二天就在庄水镇上给砍头了，这下把镇周围的庄稼人激怒了，大家都来到了镇上的日本人的衙门口，把衙门的大门里外堵个水泄不通，大院里站着一排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双方对峙着，外面进不去，里面也出不来。天渐渐的黑了，甲长和保长们与日本人多次的协商和勾通，最后一位保长站在大门的石台上把两只手卷成个拉八对这些囲堵的庄稼人说：“乡亲们哪，本宪兵队也说这件事做错了，他们上头很重视，说马上成立调查组调查，把调查和处理的结果再向咱们告知，等着吧，天都这么晚了，大家散了吧，回去吧”。一时间人群还没有走的意思，都在愤愤的议论着，在保长的再三催促下，人群才开始移动。这件事对于庄稼人来说不算完。但对于日本人来说更不算完。他们放出了风声说参与这件事的日本宪兵被处理了，并调回了国内，这是日本人的谎言，没有一个中国人会信。在这个慌言下，日本宪兵暗暗的撒下了人马，进行秘密的侦察，所有的村村屯屯他们都去遍了也调查遍了没有漏下一个死角，他们决心要抓到杀死日本宪兵的人，还要决心查出鼓动农民与日本人对抗的人。他们经过调查分析研究后便把矛头直指廖氏三兄弟。廖家三兄弟有势力，说话庄稼人听，对大日本帝国从来没有做过贡献，还有抵触情绪。宪兵队决定要下死手，便决定立即宴请这廖氏三兄弟。日本人正儿八经的送上了三张大红请贴，由保长代送，兄弟三人各人一贴，老二对保长只说了句：“谢谢，我有事。”第一次宴请廖氏三兄弟只有廖二老爷没有去。宴请那天很热闹，驻镇第一宪兵队的副司令和镇公所的一把手都到了。宴会是在衙门二楼的会议厅里，张灯结彩，像过节一样，大餐桌上摆放了各种高档的水果和佳肴。杯子里也都斟满了白酒和水果酒，酒香扑鼻。除了廖家两兄弟外陪坐的人也都彬彬有礼的点头陪笑，一片祥和。宪兵队的副司令首先站起来给大家敬酒，他大谈什么中日友善亲善，什么大东亚共荣圈，他说：“我们来到满洲，就是为了帮助满洲老百姓，帮助咱们垦荒种田，开採矿山，发展经济，让你们过上富裕的生活。”他最后把杯举过头高喊为中日友善而干杯。其间，还有几个艺妓上来献歌献舞，宴会达到高潮时，廖家两兄弟都喝的酪酊大醉，之后，日本人还送上了一包精致小巧的礼物，第一次宴会，大家都嘻嘻哈哈的散了。今天这是第二次宴清。廖家三兄弟分住在三个地方，都是独门独户的深宅大院。大老爷因为在镇上有生意，所以分家后，就从山上搬下来了，住在离镇上约有二华里的西叉子屯。在屯子里那是唯一的三进三出的大宅院。廖三爷也是早就选了宅地，离老宅较近，也就一里地左右，老宅的大院留给了廖二老爷，这兄弟俩分住的较近，但也不在一条路上，就得分头报信，否则，如果是一个人跑过去再跑回来那就会延误时间，况且这又是急事是一件人命关天的大事。廖少杰这一跪，深深的打动了爸爸，爸爸说：”什么都别说了，快跑，你回你家，我去二老爷家。”廖二老爷家爸爸去过，路很熟，在庄水镇读书时，每当寒署假，廖少杰常约爸爸去他们家玩，又因为二老爷家和三老爷两家住的较近，所以廖少杰也带爸爸去廖二老爷家玩。廖二老爷给爸爸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廖二老爷人长的魁梧，一米九的大个儿，红脸膛、长胡须，还长着一双总是笑眯眯的丹凤眼，给人的印象是温和而又慈祥。廖二老爷很喜欢孩子，尤其是男孩，每次去他家都把他的侄子廖少杰和爸爸当成了客人一样接待，和你亲热的一起盘腿坐在炕上碰杯弄盏的，爸爸每次见到他总是把他和“三国演义”里的关公联系起来，有时都分不出来谁是关公谁是廖二老爷，爸爸又尊敬又崇拜他。等爸爸跑到他家也是上气不接下气，廖二老爷正在院子里已经把胶皮大车套好准备出门。当得知爸爸的这个消息后，便和他的三弟一起带着家眷迅速逃离了北山村，廖二老爷行动之快，这充分证明他对日本人是早有警惕的。大老爷住的地方离镇里近，和第一次赴宴一样，一大早高高兴兴的去镇上了，他顺便也去镇里看看生意，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次是去日本鬼子为他设下的死亡陷阱，他已踏进衙门的大门，便被早已藏在门后的几个彪形大汉把他按倒在地，五花大绑的拖进了楼里审训室，在地下室二话没说就把早已准备好了的滚烫的胶漆水和一绺一绺的麻线浇贴在他的身上，等胶漆一干再撕揭下一绺一绺的麻线，就这样便活活的剥下了全身的皮肉。廖大老爷至死骂不绝口。廖二老爷和辽三老爷从此也无影无踪了。任凭日本人挖地三尺，几年来也没有了他哥俩的任何信息。

　　这两天镇里传出的小道消息却震惊了爸爸，消息说廖二老爷在边外又干死了两个日本人后现在又潜回到了庄水鎮，他要亲手宰了宪兵司令为他的大哥报仇。他是怎么在边外干死了这两个日本人的呢，消息传的有鼻子有眼的，说有一天早晨，廖二老爷正在炕上吧嗒吧嗒的抽着老旱烟，一边从窗户里往外瞅，瞅着瞅着他远远的看到了有两个日本人走过来，然后走进了院边，在院障的大门外不远处停了下来，接着便拉开了木板做的院门。这时的廖二老爷已经下了地，穿上了大棉袍子，就从屋里迎了出去，院落很大，走了二十多步才在院子中央跟两个日本人碰上面，日本人用不太熟练的中国话问他：“你什么的干活？”廖二老爷说：“我的是伙计的干活放牲口的”。又问：“你家的主人在吗？”他用手一指说：“在屋里抽烟”。两个日本人点了点头，表示与你无关的样子就往屋里走，他两还没到屋门口，廖二老爷便从棉袍子里抽出来锃亮的盒子枪，哒哒哒的只一梭子子弹，便把这两个日本人撩倒。廖二老爷连两个日本人的尸首都没管又不慌不忙的套上了两辆大车带着家眷，直奔进了更远的深山老林。震惊之余，爸爸也对这些小道消息进行了仔细的思考和琢磨，传闻也就是传闻罢了，单就说廖二老爷回镇上来要给他哥报仇的事就不可信，廖二老爷可是个又理性又机敏的人，他绝不会冒险干那种傻事，但反过来，庄稼人在传播这些小道消息也是在给自己鼓劲，一边也是在吓唬一下小日本鬼子。想到这儿爸爸觉得浑身好像有了些力量。

　　晚上，该提前捆的东西，爸爸都把他捆好了，我睡了时爸妈还没有睡在小声的商量着什么。第二天一早吃完了饭，爸爸又忙活了一阵子，该捆的捆，该绑的绑，没有用的那些破乱东西就丢下不要了，在亲戚和邻居的帮助下，带的东西就很快的装上了车，妈妈大哥大姐和二哥都在车上。爸爸挑着担子在小驴车车后面跟着走，我是挑在爸爸的担子里的。小驴车咕鹿咕鹿的出发了，我们和亲人们都挥着手告别，走了老远老远挥动的手还没有放下来。天气晴好，头两天又下过了一场小雨，满山遍野都绿油油的，红太阳照上去还闪闪发光，都有些剌眼。小驴车慢悠悠的走，我也随着爸爸一晃一晃的担子在走。往哪儿走？我不知道，为什么走？我也不知道。但我心情很好。

　　第二章

　　住了几年后，我们全家人都一致的肯定孙大炮奶奶真是個好人。我们当初来的时候可不是这样，凶的很。那天后半夜我们一家人才进了土城子鎮，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在镇南郊的一个名子叫城里的村子。村子和镇没有明显的分界，房子稀稀拉拉的连在一起，走在镇子里的时候，有的店铺门上还亮着电灯，虽然亮的灯不多，但蒙蒙胧胧的还能辨认出路来，可是进了村子却不一样了，一片漆黑，爸爸凭着记忆，和天上那点点星光照着，一手牵着驴，转来拐去的总算找到了我们要去租住的孙大炮奶奶的家。走了一天再加上又是大半夜，真是人困马乏，连驴都跪在地上站不起来了。孙大炮奶奶家的大院挺大，除了正屋有五、六间外，东西还各有一溜厢房。我们进院不一会，东西还没有卸下来，正房里亮起了昏暗的灯光，紧接着随着吱嘎一声门响，屋门打开了，在微弱的灯光下，从屋里走出一个人影，“是老邱大哥吗”，爸爸忘了旅途的疲劳赶紧迎上去，“呵呵，大妹子，打扰你们了，大娘好吗？”“啊，都这么晚了，你赶紧搬东西吧，东厢下头那两间都收拾好了”。来人是孙大炮奶奶的第五个老姑娘，女孩大了，又过了最佳的出嫁年龄，当地就叫她为“老姑娘”。爸爸表示要先去看看大娘，老姑娘说：“不用，不用，你先搬你的东西，租金呢？”爸爸不好意思的搓着两手说：“大妹子呵呵，我手头有点紧，过两天一定给你送过去。”虽然没有灯光，也能感觉到老姑娘那副不愿意的脸。“怎么没有钱啊。”“不是，不是，我过两天挣了钱就送去。”老姑娘没有说话，转身走回屋。爸爸站在原地看着车上的东西一件一件的往下搬，心里沉沉的没了主张。毛驴低着头在木槽里吃草，车老板提着小木桶外出找水还没回来，屋里点上了我们带来的煤油灯，妈妈和大哥在按放东西、铺炕……不一会儿，老姑娘又从屋里走出来了，冲着爸爸说：“没有钱不能住。”爸爸说：“大妹子，过两天挣了钱我就给你送过来。”老姑娘说：“那怎么能行呢，你还不是没有钱就要住吗。”爸爸说：“不是，过两天……”老姑娘说：“你甭说了，反正没有钱不能住房。”这时候，车老板提着一桶水回来了，看着这情景说：“哎呀，大妹子啊，我们累了一天一宿，你就行行好，让我们先歇歇脚，明天再说不行吗。”老姑娘说：“不行。”车老板就说：“你这个人真是，这黑灯瞎火的叫我们往哪儿走，我们又不是不给钱。”车老板越说嗓门越高，父母怕惹事，把车老板扒拉到一旁说：“大妹子，明天我一定想办法……”老姑娘一甩胳膊又回屋去了，这时孙大炮奶奶披着一件黑胡胡的褂子，坐在炕沿边，手里还拿着个拐杖，老姑娘对着孙大炮奶奶说：“妈，他没钱。”“真的没钱？”“没钱，我叫他搬走。”“他人呢？”“在……”孙大炮奶奶腾的一下下了炕，说：“这么晚的天叫他往哪走，没有钱到哪也没有人收留他。”她拄着拐杖呯呯的敲打着地面走到了屋门口，对着黑胡胡的院子喊了一声：“他大哥，他大嫂给我过来。”他那个破锣嗓子一喊，我觉得当时全村的人都能听到，爸爸和妈妈小跑着过去了，爸爸刚要说什么，孙大炮奶奶立马说：“甭说了，这大半夜的你往哪儿走，快回去把炕铺收拾好和孩子们睡觉去。”她转过身“咣”的把屋门关上，呯呯的拄着拐杖回屋了。爸爸和妈妈还没转过神来，老姑娘推着爸妈说：“快回去收拾收拾准备睡觉吧，我妈心软就是嘴硬。”爸妈都说“遇到贵人了，往后的日子也许能好”。话虽是这么说，可是爸妈心里还是在打鼓，总是欠人家的钱吗？这几天爸爸和妈妈都在外面给人家打零工，想赶紧挣点钱先把房租还上，一家人的吃饭就放在后边了。

　　妈妈给地主家干的都是家务活，浆洗衣服，缝抹布纳鞋底，纺棉花捡粮食。爸爸干的都是些重体力活，什么盖房子，上梁，砌猪圈，垒院墙，拉小车送东西等。晚上爸爸还常常给人家代写状子和书信，买卖房地的契约，兄弟分家，财产分割等文约，这些零碎活也都挣不了什么大钱，有的也就是一顿茶饭的事，但是只要是求到爸爸都会认真的给人家做好，做完，赢得了不少的赞誉和人情。五、六天过去了，爸爸也没凑够房租钱，每一次进院门爸爸的心里就像揣着个兔子蹦蹦乱跳，好在每一次进了院子里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老姑娘也不催租了，有时候路过厢房的门口，还伸进头来对妈妈说“大嫂还没吃饭呢”或是“大嫂还没做饭呢”。这时虽然没有催房租，妈妈的心里还是火烧火爎的啊啊的瞎答一声。

　　家里的这事不知怎么被住在我们对门的李大叔知道了。一天晚上，吃完了晚饭，李大叔过来串门和我爸爸谈起了找活干的事，也谈到了房租的事，李大叔说：“房租的事你不用太急，你别听那老太太吵儿巴火，你就当没听见，别看她嘴像把刀子，心软，心眼好使，你放心，那老太太不会把你赶到露天地儿住，当然了，咱也得抓点紧给人家把房租交上，只要找到活干，这些都好说，眼前先打点零工好养家糊口，说一千道一万，先得把一家人的饭钱挣出来。”爸爸随着李大叔的话不断的点头。李大叔也是人高马大，黑脸膛，浑身都是力气，早先他曾在晒盐场干过活，二十里地的路程，他早上走去上班，晚上下班又走回家，他走的道都是些什么海滩、庄稼地、山沟沟等，没有一点是正儿八经的路，都是些上上下下拐来拐去的小毛道。他走了两年多还从来没有出过什么事，李大叔的胆子很大，晚上下班回家时常常走的是夜路，他从上晒盐场上班时，身上总带着1米来长的铁棍护身。“野外走夜路，那是连个人影都看不见的。”他说，用那只大手捋了一下毛楂楂的下巴，“嘿嘿，有一天晚上还真就出事了。”他的大手又捋了一下下巴。

　　“一条大狼挡住了我的去路，我挥了一下铁根，它退了两步，又蹲坐在前面不远的地方，瞪眼看着我，再挥一下铁棍，它又退两步，我想这个事还真挺挠头，想再抡一下铁棍看看它还有什么反应，铁棍刚举起还没等落下，我发现前面又多了两只狼，这会麻烦大了，我紧盯着这三只狼蹲下来抽烟，不时的虚晃一下铁棍，三只狼也挺精的没敢再靠前，只是在前面交叉的溜达。僵持一宿，天放亮，三只狼才慢腾腾的走了，这一宿我好紧张，握着铁棍的手出了一宿汗，我早想好了，它要是敢动一动，我一铁棍扫过去叫他妈的都给我腿断胳膊折，狼是麻杆腿，不用怕，一打他就完。”此后，李大叔再也没有去盐场，就在火车站的煤场找了个活干。

　　土城子火车站是个终点站，下了火车人流和货流就从这儿分散到四面八方，反过来说，乘客和货物又是都集中到这个小站来，再乘上火车又都奔向四面八方，这儿自然便成了交通枢纽和人流货物的集散地，所以小镇也便显得异常的繁华和忙碌。

　　煤场是车站货场管理的一部分，当一些货物从火车上卸下來又不能立即运走，货场的管理人员就把这些货物有序的堆放在一片开阔的货场上，货场周围用铁丝网围住，有来接货的需在车站货场管理部门办完了相关手续再去货场提货。煤场是在货场里辟出来的一大块地，整齐的堆放着一堆一堆不同品质的煤，李大叔是属于车站里煤场的搬运工人，火车站的站台离煤场还有好长一段距离，火车又开不进煤场，所以卸在站台上的煤就得靠一些工人一大筐一大筐的把煤抬到煤场里，李大叔就是在煤场里干抬煤的活，卸在站台上的煤不能停留，需立马运走，不致于影响下一趟火车卸货，所以这是个强体力活也是个紧溜活，一分也不能耽搁。后来，爸爸就是在李大叔的帮忙下进了煤场当了一名抬煤工。火车站站长是日本人，下边那些售票、检票、打红绿旗指挥火车头的搬道叉的等都是中国人，除了站长还有几个有技术的日本人，他们是检查车站各种设备的运转情况和监视他们雇用的中国人，所以车站上的苦力工也都格外小心，避免招惹上日本人。

　　爸爸进煤场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李大叔着实是费了些脑筋，他先是跟管煤场的小头头说：“这两天的煤进的太多，几乎每天都能多出半个车皮的煤，有一些煤抬不过来，我看是不是再招几个人，一耽误了站台的事，那个二瞪眼可不能轻绕了咱们煤场。”车站小，只有一个站台，所有的货物都在这一个站台上卸，卸下的货要赶紧清理完，好倒出地方给下一个车皮卸货。昨天下午，李大叔就在站台旁挨了二瞪眼飞来的一脚。本来，站台上的煤碴底都已经扫净，收拾完了，李大叔就要抬着大筐往外走，却招惹没事也能找事的二瞪眼，屁股上还挨了他一脚，那二瞪眼真是瞪着牛大的眼对着李大叔骂了一句：“八嘎呀路”李大叔抬头看看他又看了一眼被车头倒着徐徐推进来的两辆货车车皮，没有吱声走了。这一幕也被煤场的小头头看在眼里，经过了两天的考察，煤场的小头头告诉李大叔说：“行，你招两个人吧。”其实这个小头头更怕日本人。李大叔一听别说心里有多么高兴了。这个时候，李大叔已经是煤场小头头管的下面的一个小头头了。爸爸上工的当天晚上李大叔来我们家对爸爸说：“他妈了个巴子，我看见二瞪眼往这边走，我就在那儿磨蹭了一会儿，他踢我那一脚是我设的套，你知道吗大哥？煤场那个小头头就站在站台外边，背着个手在远远的监视着我收工呢。”李大叔接着又说：“这个世道，走到了天边也是这个样，咱现在忍着，先把孩子养大了再说。”爸爸点头认可，有了活干，爸爸的心情好多了，他说：“老弟啊，你这一脚是为我挨的，早晚我得还。”李大叔说“：老哥，你这就见外了，今后咱俩彪着膀子干，我这个大老粗就不信，这世道就没有变天的那一天。”两个人说到了点子上，还嘿嘿的对着笑。妈妈端来了两碗白开水，说：“大兄弟说的在理，我信，天上有老天爷在看着呢，善恶到头总会有个报应的。”

　　这时，老姑娘进来对妈妈说：“大嫂，俺妈叫你过去一趟”。妈妈一听说孙大炮奶奶叫她心里咯噔一声，两个手掌立刻冒出了虚汗，妈妈想肯定是催交房租钱了，她也就硬着头皮跟着老姑娘上去了，一进屋妈妈就想说请大娘再宽限两天的话，没等开口，孙大炮奶奶就说：“你不用担心，我不是来跟你要房租的，我是想叫你帮我做点针线活，你大妹子都这么大了，笨的不像个样，也不诚心学，我这是春天在后院被树枝给划破了一个大口子。”说着便从炕被摞上面拿下一件叠好了的大襟衣服，扯破的衣服口子能有一尺长，妈妈静下心来，飞针走线一会就补完了，孙大炮奶奶“啧啧”的一边夸奖一边的数落着老姑娘，说自己老了，眼也花了，年轻的时候还用求人吗？孙大炮奶奶说：“你多教教你大妹子，姑娘都这么大了，还不会个针线活，怎么嫁人呢。”妈妈护着老姑娘说：“大妹子心灵手巧，这算个啥一学就会。”打那以后，不管是妈妈在家还是不在家，老姑娘就成了我们家的常客了，还和我们几个兄弟姐妹一起玩，她喜欢我的大姐，大姐更是缠着他不放，就像一对亲姊妹。后来，老姑娘一直没有嫁人，1947年9月她和大姐一起双双的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那时距小镇6月6日第二次解放才仅仅三个月，苦难中的小姊妹俩遇到了救星，见到了光明，奔向了似锦的前程。大姐被分配到白山艺术团做了一名小小的文艺女兵，老姑娘当了一名随军护士都一起跟着解放大军南下，后来大姑娘牺牲在度江战役中。一九五三年，当地政府给孙大炮奶奶送来了一份烈士通知书和一块写有“烈士家属”上了亮漆的木牌，木牌当时就被政府来的干部给挂在屋门外右侧的墙上。那天，奶奶一直端坐在炕上，没有下地，没有吃饭，没有说话，也没有流泪。老人临终时，把大儿子叫到身边，对他说了一句话：“把你妹妹烈士家属的牌子拿回去，挂在你家的屋门旁。”老人无疾而终，享年九十二岁。

　　自从爸爸去煤场干活，我记得家里就没有断顿过，虽然三顿都是稀饭。妈妈每顿饭都格外给爸爸准备点干粮，因为爸爸的活很累。大哥每天放学回来，把书包往炕上一扔就拿起镰刀和绳子上山去拾草，大哥也很能干，每天很晚很晚才背着一大捆草回家，大哥每天拾的草足够家里用的，用不了的草就堆在院墙外，积攒起来等冬天山上没有草时好烧，所以院墙外那儿常年都堆着能有一两个人高的一大垛柴草。我常常和我们邻居家的一些小伙伴在那草垛里玩。经常和我一起玩的就是李大叔家的那帮孩子.泥里水里的怎么滚我们都不怕。有时后街的孩子也过来和我们一起玩，前街的那些孩子就很少过来玩。

　　村子里挺大的里面有三条主街，还有一些曲里拐弯的数不清的小胡同，我家住的这条街能宽一些，成天走的牛车驴车不断，但街边的房子比前街的房子就差多了。这条街上没有一间瓦房，都是些低矮的平房，房顶上压的都是咸土，每年还得往房顶上运送一些咸土，以补上被雨水冲下来的那部分土，如果补不好，外面一下雨家里就漏。房顶上补咸土是个常年的活，只有冬天除外，所以我们这儿几乎每家都有架木梯子，常年搭在房头上备用。平房也有平房的好处，夏天太热蚊子又多，我们就常常跑到房顶上去睡觉，那上面好极了，小风一吹呀那个凉快劲就甭提了，看着瓦兰瓦兰的天空，有千千万万万万千千的星星跟你眨眼。秋天了，房顶上还可以凉晒包米棒和高梁穗子。总之平房的好处多了。前街几乎都是瓦房，就是有一两座平房也是深院高墙，修的漂漂亮亮的，那些人家的家长大部分都是在镇里的一些部门干活，有的在火车站上，有的在兵工厂里，还有的在衙门里，也有开店铺的。后街和我们这条街都差不多，房子破住的人多，家长都是些扛活的，打缺工的，砍柴卖的，挑货郎担的，还有一些就不知道干什么了，他们是挣一天吃一天，挣一顿吃一顿，家里常常断顿。

　　后街的孩子常常过来玩，我也常常过去玩，丢坑、踢盒子、捉迷藏、打琉蛋、跳方、跳绳、踢键子、滚铁环、踩高蹺骑马打驾等等，那时的我们玩的开心，玩的痛快，玩的无忧无虑，我们几乎天天都在一起，除了吃饭都各往各自的家里跑。从小时候的和泥玩到大了一点时上山挖菜、拾草，成了一群不能拆散的小朋友和小伙伴啦。小伙伴里和我最要好的就数李大叔家的庆生和我们后街的狗胜，他们俩和我最投缘，干什么事我们都一呼而上，从来没有二话。

　　女生的小伙伴里和我要好的就算后街老营家的大姑娘玲玲，在玩时，玲玲总是要背着她那个长不大的弟弟跟我们玩，我们跑来跑去，她也跟着我们的屁股后跑来跑去，我们累，她更累，因为她背上还有个弟弟，她有个毛病，总爱拖着一桶大鼻涕叫人看了不好受，我还给她擦过，但她长的好看，我们这群小伙伴都说，她长的最俊，她就有一个事我搞不懂，她怎么能是回民呢？回民是个什么意思？但玩起来的时候，我们就都不管这些了。

　　最有意思的是我们上山剜菜。十几个小伙伴走起来，忽忽啦啦的一大帮子，出了村子越过了火车站就直奔鳖脖子山，从鳖脖山开始，两眼望去就是一望无边的山地了，这儿没有高山，有的也只是一道又一道的沟沟梁梁，沟里边都长着草和树，树长的都不高，山梁上都种满了一垄垄的庄稼，野菜都长在沟沟坎坎里，地头也有。我们剜的菜主要有苦菜，曲玛菜，蚂子菜，扫帚菜，羊奶子和小野蒜，道道车和灰菜也要，但吃灰菜可要小心，它有毒，吃多了会肿脸。羊奶子菜我们一般在野外就吃了，一咬一股白汤冒出来，很甜，小野蒜在山外也吃，在地上把泥土摔一摔，再用手搓巴搓巴就往嘴里送，但吃小野蒜时一般不空吃，它辣，要就着苞米饼子吃。上山剜菜，爹妈都给孩子带一块饼子，知道晌午回不了家。代的饼子大小不一样，颜色都是黑糊糊的，饼子里不是掺的菜，就是掺的地瓜和橡子面做的。我们吃的时候，都是找一个背风的沟里面，坐着或躺在向阳坡上心里美美的。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吃东西的时候都互相送一口过去或者接口递过来的。品尝着互相笑着吃着。玲玲掰过来的菜饼我觉得总比我代的好吃，可我递给她的一口饼子，她倒说比她代的好吃，我觉得奇怪，庆生笑着说我，“你看上玲玲了”，我咯吱他，他笑着跑到狗胜那边去了，玲玲听见了就红着脸照准庆生的小脑袋就是一拳，庆生就笑的更欢了。看上她了是啥意思？我说不明白，可感觉那是好话，连庆生自己也说不明白。吃完了，我们一边剜菜一边往前走，下了这一片山梁，前面就是小花山乡了，小花山乡临海，海边上是不长野菜的，连草都不长，因为那儿的水土咸。海面上有些小帆船在漂动，海是蓝的船帆是白的很好看。

　　我们看了一会大海就往回走了，回来我们没有走山路，是沿着车道走的。拐过一个小山角，我看见在车道旁有一块立着的石碑，能有两三尺高，是花岗岩石头造的，中间还有一排字，我们都不认得就对着这块石碑乱猜，就在我们乱想乱猜的时候，庆生却高喊了一声说：“我知道。”我说：“庆生，你净胡说，你是不是犯了羊狗疯病了。”我们村里有一个得羊狗疯病的人，不犯病时跟一个好人似的，一犯病“彭”的一声就倒地，浑身抽筋口吐白沫，人事不醒。庆生说：“真的，三子，我和我爸去赶海，走过这地方，我爸说一次日本人走到这儿翻了车，给自己车里坐的一个当官的压死了，为了纪念他，日本人自己造了这个碑，听说，这是个挺大的官。”我问庆生：“挺大的官怎么能到这么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了。”庆生说：“这个你都没听说，小日本想把铁路接着再往东修，修到更远的地方，这个当官的是来看地方行不行的，就翻车了。”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觉得这小日本该死。我恨日本人，就招呼小伙伴们往这石碑上撒尿。大家都说好，我们都掏出小鸡鸡往石碑上撒尿，石碑一会浇湿了，还冒着尿骚热气。玲玲掏不出来鸡鸡，就到车道上给我们放哨，看看有没有来人，尿完了尿我们撒着欢蹦蹦跳跳的往家跑，太阳在西边天上还老高老高时，我们就进村了。

　　一进村口，我们都散了，我们看见了在远远的村西头，有一个二狗子和一个日本巡捕在街上乱晃，他们常常在村子里晃来晃去，我们都烦他，不愿意见他，因为谁也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也不知道他们要进谁家。过路的人碰到他们，能绕开的就绕道走了，实在躲不了，就避到道边上走。他們管的太宽了，不管谁家家里来个亲戚或是什么朋友的都要到衙们里的巡捕处报告。小镇的街面也是那样，总有那么一两个巡捕在巡来巡去。他们看谁不顺眼，就把谁叫住，训上一通再放你走。

　　晚上我问爸爸：“巡捕怎么那么历害，要打谁就打谁，要抓谁就抓谁”爸爸吼了我一句：“闭嘴，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在一旁坐着的李大叔说：“大哥，你看看，连孩子都看出来了，太不合理了。”每天晚上李大叔总是到我们家来坐，跟爸爸唠几句嗑。爸爸说：“暂时就得忍一忍，好汉不吃眼前亏，小不忍则乱大谋啊。”李大叔用鼻子哼了一声，“他妈了个巴子，反正他们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妈妈说：“孩子问的也不是一点理没有。”爸爸抬头看了一眼，没有说什么。

　　白天爸爸还是和李大叔他们去煤场抬煤。这是个小地方，火车站每天只有两趟客车，一趟是上午十一点多钟来，下午一点走，另一趟是晚上十一点多钟来，半夜一点走，可货车就不是那样了，来去都没有固定的点，货车来了就赶紧卸货搬货运货，接着就是上货，货上完了它不一定马上就开走，所以不管是货场还是煤场的工人，白天都得在车站靠着不能走人。货车最大的好处是晚上没有货车，所以工人们在家能睡个安稳觉。

　　白天在车站靠着无事时，就三三两两东聚一堆西聚一堆的在一起天南地北的胡聊。和爸爸聚拢在一起这一小堆人，当然有李大叔。他们常在一起聚着想怎么能使一家人吃上饱饭，别吃了上顿愁下顿，今天有了不知道明天怎么办。这些人是想种地没有地，想做小买卖还没有本钱。干苦力的不挣多少钱不说，就怕今天在干活，明天还不知道人家要不要你。怎么着穷人也还是没有活路，这里面有一个工人说：“这两天粮食又涨了，光看涨不见落。”李大叔说：“可不是吗，他妈个巴子，我这一个钱都掰开当两瓣花。”那个工人立刻就接上说：“一个钱还当两瓣花？我告诉你吧，现在是两个钱，都不当一个用。”无语一阵李大叔说：“听说有人从庄水镇那边倒腾粮食，能省不少呢。”一个工人说：“那可是死罪，谁敢弄，小日本管的可严了。”李大叔说：“那是贩大米的叫经济犯，买点包米吃能会犯什么死罪。”大家互相看了看，除了满脸的黑煤灰，只剩下一双白眼珠子了，脸上有什么表情都统统白搭，因为看不出来啊。这时爸爸说：“省一个是一个，大家凑点钱我去跑一趟，庄水镇我熟。”爸爸知道大家心里都急，谁家能有几天的隔夜粮，但谁又敢冒这个险啊。倒腾粮食其实不是在庄水镇，爸爸最清楚，他是那里土生土长的人，真正产粮的是在庄水镇下面的一个叫明阳的村子，明阳村的粮食年年都比周围的村子丰收，这是因为那里有一块大甸子地，平坦，土质好，旱涝保收。周边的山坡和它一比就不行了，水土保持不好，一年能收成七成就算是好的了。山地就更不用说了，那就是得看老天爷的脸色了。几个人聚在一起又经过了几番计谋后，李大叔说：“这样吧，我看是肚子不能等，咱们也不能一点风险不冒，也不能大吵大嚷。咱就偷偷的干一下，无论如何也不能叫煤场的头头知道。晌午这趟煤车卸完，就叫邱大哥走，下午和晚上这趟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就是来了咱们有人也不怕，要是真有个什么事，我在里面打个马虎眼就过了。放心吧，下午晚上那两个小头头什么时候跟咱们在煤场靠过？早就跑小酒馆去喝清闲酒去了。”李大叔说半夜他到碧流河渡口去接我爸爸。

　　去明阳抄近路走也就是个几十里地，这一段路最大的障碍就是过碧流河这段的河床宽，赶在枯潮最深的水能没到大腿根，浅的地方只有脚脖子深，大部分都是裸露的沙滩。吃完了午饭，爸爸在车站的水槽里洗了几把脸，拍了拍身上的煤灰就偷偷摸摸的上路了。太阳火辣辣的，爸爸头上顶了块湿毛巾，很快就过了碧流河，上了河滩就直奔眼前的尖山屯，转过尖山屯，就能望见明阳村了。这段路爸爸并不生，过去在庄水镇住时，去土城子镇就是走这条便路，算来也走过无数次。但到明阳村里去倒腾包米，这还是第一次。他们商定好第一次主要是去探探情况，只买一斗，一斗也就是四十斤，路远无轻债，只能把四十斤包米平平安安的背回来，那可是个大胜利。交易很顺利，天色擦黑时，爸爸就背着包米往回走了，一路上小心翼翼提心吊胆，快到河岸边时，爸爸就望见了前面的小岗楼。这个小岗楼平时是很少有日本人的，爸爸中午过来时就是顺着小岗楼边不远的小毛道过来的，岗楼里也没有什么反映，现在又走到岗楼旁边的小毛道上，爸爸想，不管它有没有人，也要尽量小心点，防止有个什么意外。爸爸背着粮一路小心，慢起步轻放脚连个树枝草叶都没有一点声响，看看前面只有两步就迈下了这个土坎，土坎前面就是一个开阔的河床，河床上的细砂还微微的泛着光。就在这时，突然从岗楼里传出一了一声“什么的干活”紧接着就是拉动三八大盖枪栓的“咔嚓”声，爸爸当即就冒出了一身冷汗，脑袋里闪过了两个字：“完了”，这声音告诉他这是个日本人，如果落到日本人手里那只有死路一条。就在这个日本人“噔噔”的快步走下岗楼的小铁梯的瞬间，爸爸脑子里又蹦出了两个字“拼了”，这是唯一的出路，爸爸一秒钟都没有耽搁，放下了肩上的粮食，转过身就迎上去了，没等日本人开口和反映，爸爸抡起了左手，把对着胸口的枪杆“当”的一声打落在地，同时右拳狠狠的砸在日本人的太阳穴上，日本人一头栽倒在地。爸爸什么也来不急想，扛着粮食就跑，一步跳下了土坎就往河里跑，跑了几步就进到河水里了，脚步是不能停的只有往前走。越走水就越深了，又往前走了几步，到最后，河水就齐腰了，再往前就走不动了，水深也不敢走了。爸爸站在呼呼上涨的河水里，定静一想，才恍然大悟，他来的时候，正是海水退潮的时候，所以顺利的过河，现在正好赶上了海水涨潮，上游来的河水不仅流不到海里反倒随着海水又一起顶上来了，爸爸只得又退回到岸边来寻找渡口在哪，只要找到渡口就有活路，因为李国富老弟还正在那儿接他呢。他往岸边退的时候，海水也跟着他涨过来，而且涨的速度还要比他退的速度快，爸爸只有上岸了。这时候爸爸听到岸上的小日本鬼子又哇啦哇啦的叫起来，爸爸知道这小日本鬼子又醒过来了。岸是不能上了，上了就等于送死，爸爸就只得拖着已经浸了水的粮食在深水里往下游走，他记得岗楼和渡口是一个在上游，一个在下游。走着走着，他看到前面有一只船的影子靠在岸边，心里一股暖流传遍了全身，他知道那是李国富老弟在接他。爸爸不敢喊，如果叫小日本鬼子听到非开枪不可，靠近小船边李大叔一把把爸爸和粮食一起拖上了船。李大叔小声的说：“这么晚老哥一定遇到麻烦了吧。”爸爸只说了一句：“差一点送了命，回去再说。”李大叔划着小船很快就到了对岸，两个人神不知鬼不觉回到了家。妈妈吊着的一棵心才落了地，两家连夜忙呼着把粮食清洗完后，又把它托到房顶上去晾晒。事后当李大叔听爸爸给他讲这一幕幕的惊险故事时，说：“这小日本也真不抗打啊。”爸爸说：“咱这一双手，成天和三百斤的大筐俩玩，你说他能受得了吗。”李大叔说：“为了活命，下次我去。”爸爸說：“你去，你那一铁拳，小日本早就没命了”第二天爸爸照常去煤场。休息时，爸爸又把这段惊险的故事给那几个工人讲了一遍，大家都一边称赞一边又痛恨日本鬼子，都议论说这日本人什么时候能走。车站不大，只有一座用青石砌起来的站房，站房的正面在大门顶上的墙面上，用水泥做成一条长方型的匾，上面写着“土城子站”字是黑色的，进了站房对着的一道大门就是出站剪票口，左侧有两个售票窗口平时只开一个窗口，人多时才都打开。周边顺着墙整齐的放着木质的长条板凳，这是供乘客们休息用的。站前有一个小广场，因为多年失修，上面铺的一层水泥大部分都剥落掉了，露出了下面铺垫的大大小小的鹅卵石子，走上去坑坑洼洼，绊绊坷坷的。广场上总是聚着一些人，乘客在站内长时间等候也是无聊，就出来散散步溜达溜达，以便活动筋骨，送亲接友的人在站内坐不住，也三三两两的在广场上散步。广场上还有不少小商小贩，有卖瓜果梨枣，香烟糖果的，也有卖面粉、包子、油条和烤地瓜的，还有的把卖的东西背在身上挂在胸前在人群里串来串去的叫卖。这些人不坐地滩，很灵活，有时还串到货场煤场里去卖给那些在场内休息的工人。货场和煤场就在车站的周边，因为等车时间太长，有一些好奇好动的乘客也跑过来蹲在地上和工人唠会嗑抽支烟。工人们要是需要点什么，就在原地站起来喊两嗓子，那小贩就会麻溜的过来送上你需要的东西。

　　车站上有位老客常常在旁晚到煤场唠嗑，这个人也姓李，身材高大和李大叔差不多，为什么叫他老客呢，因为这个人每隔三五天总要坐一次夜间的火车去大连，风雨不误。他自报老家是山东牟平，住在山里，家里又没有几亩像样的地儿，就靠在山里砍些干柴挑到市集上卖，赚点钱糊口，冬天跟人家合伙做点木碳卖，但不管怎么样拼命干，景况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投无路他才决定跨洋过海来到了边外。开始是在大连寺儿沟红房子住，在码头上抗豆包，这个活重时间又长，还吃不饱，每天都有工人死在码头上和红房子里。后来，在朋友的帮忙下，他就干起了“行商”行商在当时就是自己既没有产物品的地方，也没有卖物品的店铺，只好在两地间靠身力贩点东西买卖，赚点小钱糊口。他是在这两地之间专贩卖鸡蛋的，在土城子镇周边的农村收鸡蛋，收够了，就乘晚上一点的火车早晨七点左右就到大连站，再分送到各个市场的卖点。他比我爸爸也小，我叫他李大叔，这样，我就有两个李大叔。他说话嗓门很大又响又脆，他一说话我就想起了孙大炮奶奶。和他说话爸爸常常提醒他说：“小点声，小点声。”，他说：“大哥对对，我这人就是好激动。”他这次听说我爸爸背粮的事，就拍着我爸爸的肩膀对工人说：“干的对干的对，有骨气，你要不这样干掉这个小日本鬼子，大哥你早就没命了。”工人们说：“他这样干就是太危险了。”跑行商的李大叔说：“就是危险我们才干，那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你不干死他，他就干死你，想一想邱大哥当时不敢出手，被日本人抓住了还有他的活路吗，今天他能坐在这儿吗？”他又重重的拍了拍我爸爸的肩膀，工人们都点头说：“是这个理儿。”都说李大叔这人看事儿比我们强，就又问他说：“小日本人能不能走，什么时候能走？”李大叔说：“肯定走，他们的日子不会太长。”工人们觉得也对，你一个外国人为什么到我们国家来欺负我们，你应该走，可是他们能白白的走吗？李大叔看出了他们的疑虑，说：“我们得和他们斗，关内有八路军在和他们斗，我们山东的人民也在和他们斗，小日本快不行了，就看看车站的小广场吧，都坏成那样了，他们不修也不管，按从前看可能吗，他们为什么那时候能修，有势力，为什么现在不能修，没势力了，完了。各位大哥和老弟，你们不觉得站上的货物越来越少了吗。”工人们都啊一声，“是啊是啊”像毛塞顿开。

　　李大叔他常来煤场和工人们唠，但每次时间都不是很长。站上他也有很多熟人，那些小商小贩他几呼都认识，他这个人很愿意唠嗑，在广场上他站着唠，在煤场上他坐着唠，這次因为爸爸背粮这件事他还特地给工人们送来了一盒香烟。他说：“邱大哥代了个好头，为了表彰他，我给你们开开荤。”当时工人们坐下来就是抽烟，抽的都是旱烟，烟杆头上是一个铜烟袋锅，杆上吊着一个烟荷包，抽的时候把烟袋锅往烟荷包里一插，在荷包外用手摸索着把烟锅装满，抽出来用洋火点着，就吱啦啦抽起来，一边抽一边还不停的啮牙咧嘴的往外面吐抽进嘴里的烟油子，不抽的时候，就把烟荷包绳往烟杆上一缠，别在后腰的裤带里。多数人没抽过洋烟卷，都期盼着这一刻，他在煤场喊了一嗓子，又举起手一摆，那个背着烟箱的半大小子蹦高的飞过来，李大叔在装烟的匣子翻了翻，最后选了挺漂亮的一盒烟，拿在手上来给工人们看，一边说：“看看，这叫什么烟”，烟的牌子叫“刀斧手”工人们都说：“怎么叫这么个杀气腾腾的名子。”李大叔狡诘的笑了笑，接着把脸一板，高高的抬起手，那手臂箭指车站站房，又用力的向下一劈：“你说呢？”工人们都齐刷刷的瞅向了他箭指的站房，站房的大门上，交叉的挂着两面日本膏药旗。

　　第三章

　　大哥的学习成绩很好，不仅是成绩单，还经常有奖状带回家，爸爸高兴得有点沾沾自喜了，对妈妈说：“这小子你别看他成天闷啮闷啮的，说不定将来还真能成个材料呢。”，妈妈说：“慢慢看吧，这才哪到哪，学习好的也不光咱家一个孩子。”嘴上这么说，可妈妈的心里也是乐滋滋的。和爸妈相反，大哥这一阵子是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他老在想一个问题，想的头都疼了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论成绩他就应该是第一名，可这两学期怎么都被排到第二名了呢，而排在第一名的总是班级里那个叫李彤彤的那个女生，大哥想李彤彤是学习不错，可是她的总成绩比我还差好几分呢，怎么能排在我的前面呢，就因为他是校长的女儿吗。大哥想不通，终于有一天他鼓起了勇气，敲响了李校长的办公室的门。校长很客气的请大哥进去，问有什么事需要学校帮助解决的吗？大哥就把想了多长时间也想不通的事说了出来，几次施礼向校长请教，校长仍然是很客气的先表扬了大哥一番，接着就细声细语的对大哥说：“噢噢，是这样子的，成绩是很重要的，但学期要排名次时我们校方就要全面综合考虑了，不仅仅是光看各门课程的成绩单，同时还看德育呀，体育呀，美术呀，音乐呀，还有义务劳动学校的大扫除呀等等，统统都要考虑进来，你排第二名，不错吗，仍然是我们学校的好学生吗，但也不要骄傲自满，学习上还要再接再厉，还要再争取吗……”，出了校长的办公室，大哥还是不明白。

　　晚上我在院子里坐着的时候，他悄悄的对我说：“李彤彤排第一还不是因为他爸是校长吗，哼！”，这些话他从来不跟爸爸妈妈说，宁肯烂在肚子里，他知道说出来，爸爸是决不会给他好脸色的。那个叫李丹丹的女生我见过，她是日本人，她爸就是个日本人。镇上本来有一座日本小学，可是因为学生少，学校里只能开初小部，而没有开设高小班。李彤彤在这里初小毕业就转到了我大哥的高小班。如果不在这儿念，她就得到外地或者回日本国去念了，李彤彤生在中国，她不愿意离开她的爸妈。

　　我见到李彤彤时是在学校的操场上。学校里每年搞两次运动会，春季一次，秋季一次，每年还搞两次远足，也是春秋各一次。这次开运动会，他们学校挺有秩序的，操场上一个班级是一个小方队，学生把教室里的凳子搬出来，排列整齐的有序的坐在那儿。主席台设在操场靠北边的中央也就是在学校大楼的前面，各个班级按照年级的高低对称的排在主席台的两边。学生们都穿着一色的白上衣，头戴红色鸭舌帽，挺壮观的，看热闹的人多数都是学生家长，我应该算是学生的亲属吧，我想。我们看热闹的人不能和学生们混在一起，学生是学生，我们是我们。界线很清楚，他们在操场边上用白石灰划了一条白线，我们就被这条白线隔开了，我们就只能站在白线的外面，这里边和外面很近，其实就咫尺之遥。我有时隔着白线和大哥说话，学生家长们都这么做，只是当管会场的代着袖标的纪律委员过来时，都赶紧停止讲话，装着一本正经。当我听到广播里喊女生一百米赛跑时，我看见大哥的班级里站起来两个女生，急急忙忙的脱下了外衣，摘掉头上的帽子，就跑向了主席台，又跑向了百米跑的起点，大哥回过头来跟我说：“那个那个，就是李彤彤。”我抬头看时，她早就跑走了，我埋怨大哥说：“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一声。”这时候我瞪着眼满操场的寻找李彤彤，当电啦叭里再次响起的时候，我听见了“第二名李彤彤”并喊她去主席台领奖品时，那些人我就不记得是谁了，我就记住了李彤彤，我的眼睛瞪的更大了，在满场里搜寻。不一会儿，李彤彤拿着奖品兴高采烈的跑回来了，这会儿我才近距离仔细的看了看李彤彤，她长的真漂亮，齐眉的板凳头发，油光黑亮的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左顾右盼，我看她走过去跟我大哥笑着说了一句话，大哥立马站起来准备脱衣服，我大哥是四百米的长跑运动员。李彤彤坐下了，我就只能看见她的后脑勺，只有她回头跟大哥说话时，我才能看见一下她的脸。运动会完了，我想好好看看李彤彤。可是她跟那帮女生蹦着跳着跑了，唉！大哥领我回家时，我问大哥：“李彤彤是日本人，怎么长的还那么漂亮呢”，大哥没好气的对我说：“长的再漂亮也是日本人。”大哥的回答我不懂，他是对李彤彤有意见呢还是对日本人有意见？

　　回家，大哥照例拿着镰刀和绳子上山拾草去了，没意思我就找庆生和他俩滚着铁环到后街去了，小伙伴们正在热火朝天的捉迷藏玩，我们俩丢下铁环就加入进去了，玩了会，我问站在一旁的玲玲：“你怎么不玩？”玲玲说：“太累了，我跑不过他们。”真是的，捉迷藏玩的不就是一个跑劲吗？我看了玲玲一眼。她说“：我不玩了，我得回家了。”我说：“别别，咱们凑几个人跳绳吧。”我看捉迷藏里的人没有小郭，就叫玲玲去找小郭，玲玲说：“小郭一天没吃饭，现在还睡在自家的灶坑里。”“走，咱去看看。”我就拉着庆生和玲玲一起去小郭家。小郭还没醒，仍睡在灶坑里，像个死猪，腚下坐个蒲团，头蜷在灶台上，眼角和嘴角聚了一堆黑苍蝇，翅膀一掀一掀的争着吃小郭的口水和眼屎，我照小郭身上一拍，说，“快起来。”那几堆黑苍蝇“嗡”的一声都飞起来跑了，腾起了一团黑色的烟雾。小郭抬起头，迷腾着眼看着我们。小郭家和玲玲家都住在一个大杂院里，一个在大门洞东，一个在大门洞西。听说小郭家早年是从山东过来的，他爸爸当了八路音信杳无，他妈在那边生活不下去了，就带他过来投奔他的大姨。他大姨和姨夫在镇上开了一家小杂货店，有一个小孩和小郭一般大，生活也是紧紧巴巴的。刚过来时，他大姨就托人在镇上的纺草绳厂给他妈找了个纺草绳的活，这个活挣的钱少，也累，他妈也就三日打鱼二日晒网的不怎么正经上班。时间长了还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了一起，从昨天晚上到现也没有回家，所以小郭也就没有饭吃。小郭醒来后，“咕咚咕咚”喝了一肚子凉水，没吃饭的小郭当然就混身没劲，这样我怎么叫他出来跑？就坐在地下和他说话，末了，我约他明天去兵工厂捡煤核，他答应了，到我们走他妈也没有回来。第二天我们都去兵工厂了，我看见小郭第一眼就问他吃饭了没有，小郭说吃了，她妈妈昨天晚上就给他做饭了。小郭饿肚子是经常的事儿。

　　兵工厂在我们小镇的西山的半山坡上，盖了两排红色的大瓦房，屋顶的瓦是红的，周边的墙也是红的。兵工厂的外面远远的就被铁丝网围起来了，大门由日本人把崗，很严，外人是进不去的。兵工厂里天天都往外排煤渣，渣场就在兵工厂大门的对面，那是一片紧靠马路边的洼地，排渣的手推车一过了马路，工人们就顺势把手推车往上一掀，“哗啦”一声，一车渣冒着灰色的烟雾顺着路边的斜坡翻滚着落下了洼底，煤渣里还飞浅着火星，这时的煤渣还是滚烫的，检煤渣的孩子们都围着渣堆一圈不敢靠近，但都做着跃跃欲式的准备，当煤渣稍稍的凉下一点，孩子们就一拥而上，一手提着筐，一手就用自家制的小手铁耙在煤渣上翻动起来，在渣堆里寻找还没有烧尽的煤核，要是一不小心手脚都能烫起大泡，在渣堆里我们一直能捡到天黑。有时候，大哥拾草回家早就到煤渣场去找我，赶上时间也帮我捡一捡。那一天我捡的多，回家时妈妈看我收获挺多就说：“是你大哥帮你的吧。”我说“不是，是我自己用力捡的。”说着用我手中的小耙比划在煤渣堆里翻动的样子，妈妈撇撇嘴无声的一笑，一脸的不相信，我还在用小铁耙比划着，想努力的告诉妈妈这确确实实是我自己捡的，可是妈妈已经走了。唉！我转过头来不高兴的瞅着大哥，大哥笑着把两手一摊，意思是说，我什么都没说呀，好几天没有听到妈妈表扬我啦，心里很不高兴，无奈，我拉着庆生往后街上跑，还是那儿好，和小伙伴在一起才有乐趣。

　　有几个小伙伴已经回家吃饭了，我和庆生就去玲玲家的大院，玲玲正坐在自家门口端着饭碗正往嘴里扒饭呢。我问玲玲：“小郭呢？”玲玲说：“刚才还在，这一会儿就不知哪去了。”玲玲家和小郭家只有一个大门洞之隔，所以她能知道他。这时我们听小郭家里有动静，我细细一听真有动静，小郭不是在家吗？就过去推小郭家的门，门没推动，我知道这是从里面插死了，那就更能说明家里有人。我就走进窗根下，窗帘是拉上的，我就从挡着的窗帘下面的缝隙往里瞅，渐渐我们看清了，那雪白一片的东西是一个没有穿裤子人的腚，在那儿扭来晃去，我脸有些发热，但也很好奇，想看个究竟。那是两个没有穿裤子的人，摞在一起摇来晃去的翻上翻下，这两个人都还发出了挺怪的“哼哼“的叫声，一个粗一个细，虽然看不到他们的脸，我听来听去我知道了，那个细声就是小郭他妈的声音，肯定没错。那粗声的我怎么听也听不出来，这个时候那两个光着腚的人又上下的翻起来，两个人的“哼哼”声又大起来。“死鬼！”，这肯定是小郭他妈的声音，那个声音说，“看把你舒服的。”两个人“啮”的都笑了，又传出一阵不停的“呱哒”声，像两块肥肉在一块拍打。看到这我不仅脸上发烧，浑身也都胀热起来。玲玲在我旁边看的更投入，脑袋都拱到我的胸前了，脸紧贴着窗户，她的手捏着我的手，妈呀，她的手滚烫啊，比我的手还热。我们看的最起劲时，庆生在那面喊了一句：“来人了。”我们俩吓的赶紧松开了手，往后退了一大步，看着从黑咕隆冬的门洞里走进一个人，我认得她。她是上院陈奶奶家的大闺女。陈奶奶也是回族人，他家一开门总有一股牛羊肉的膻味冒出来，我一闻这味就恶心，所以陈奶奶家我从来不去玩，有时候陈奶奶看我在院子里玩，就在屋内喊我：“三子，你过来一下。”我跑过去，不进屋，隔着窗户外跟陈奶奶说话，陈奶奶对我真好，挺慈祥的。

　　叫庆生这么一喊我一下子就没兴趣，玲玲把饭碗送回家，我们就出了大门，出了大门洞来到街上，找了个大石台用手拍打了两下就坐下了。我摸摸玲玲的手还那么热，我说：“和小郭他妈睡觉的那个男的是谁？”庆生说：“不知道。”我就问玲玲，她说：“肯定是东院的林老六。”我说：“你怎么知道，这可不能乱猜。”玲玲说：“怎么乱猜？那哼哼的声音就是林老六。”我不知道再怎么说，玲玲说：“你信思他是个好东西啊。”我知道他不是个好东西，村里的人都知道他是二流子，他二十来岁什么都不干，成天东家进西家出，谁家要有个大姑娘小媳妇他就盯上了，厚着脸皮在人家磨蹭半天也不走。他穿的比村里人要好多了，家景有点势力，吃穿不用愁，他排行老六，身上有五个兄弟姊妹。玲玲说是林老六，我也有点信，因为玲玲从来不会撒谎。信归信，但毕竟没有抓住。玲玲看我不说话，就用胳膊肘碰我一下，“你不信？”我说：“有那么一点信。”玲玲说：“那个二流子，看见我就摸我屁股，见到他我都得老远躲着走。”我一听，就问：“真的？”“我还能熊你吗。”我立即就恨起了林老六，我想面对面的质问林老六，玲玲的屁股是给你摸的吗，我还没摸過呢。等几个小伙伴都吃完饭，我们又玩起了捉迷藏，刚才说的那些事又都忘到脑后去了。

　　过了一些日子，我们家也从孙大炮奶奶家搬到后街来了，这边的房子能比孙大炮奶奶家的房子稍微大一些，我们主要是看好了有个自己家的前院，周边架上障子很规矩，院子里放点杂物也觉得安全。特别满意的是大哥，院子东南角他辟出了一块专门堆放柴草的地方，柴草归类，堆放的方方正正，整整齐齐，看上去很顺眼。我们家住的这个大院，紧挨着林老六家的大院，在他的东侧，这样三个大杂院在后街一直排开，玲玲家住的靠西侧，中间是林老六家的大院，我们家住的就靠东侧了。在后街住和玲玲、狗胜、小郭他们玩就方便了，要找他们两步就到了，有时不用进家，在外面喊一声就能听见了，找庆生玩就远了一些，不像过去在一个院子里，一抬头就看见他了，想躲都躲不过。李大叔过来的也少了，在一个院子住的时候，每天晚上吃完饭，他总要到我们家来坐一会。要是几天不来，爸爸和妈妈都会说：“三子，你去李大叔家看看他干什么，没有事叫他过来坐一会，道又不远。”去请李大叔的事就落在了我的肩上，三天两头往他家跑，说心里话，我也愿意跑，这样就能和庆生俩玩一会。

　　有一次晚上我去请李大叔，没等进门我就看见“行商”的那个李大叔也在那儿，我们没搬家的时候，行商的李大叔也常过来，喝点水，歇歇脚，因为他要等到半夜的火车才能走。我刚说完，“行商”的李大叔说：“老李，走，我也过去看看。”两个李大叔就一起过我们家来了。大哥对“行商”的李大叔说的话特别感兴趣，他说的活都很新鲜，还有趣，只要他说话大哥哪儿都不去，一动不动的站在那儿听，他讲一些八路军和共产党打日本鬼子的事，还讲一些大连有放火烧仓库的事，也有工人罢工对抗小日本的事。这次他又讲了一个太平洋战争的事，李大叔就问李大叔：“太平洋是在什么地方？”李大叔就又告诉李大叔说：“太平洋在中国的南面，在大海里。”他说：“这会是美国和日本干起来了，小日本的日子长不了啦。”大哥最爱听“小日本日子长不了啦”这句话，“他要是长了，我永远都得排第二”这话是后来大哥告诉我的。爸爸和妈妈也都愿意听李大叔讲的这些新鲜事，都感觉到苦日子就要熬出头了，李大叔说：“我两只手都发痒，恨不能跟他们干一场。”我爸爸就告诫李大叔：“那可不能盲闯。”行商的李大叔也说：“对，不能盲闯，要干就秘密干，叫他神不知鬼不觉的就给他干了。”接着李大叔又说：“这两天小日本有些急眼了，到处抓劳工，我在火车站就经常看到，他们是秋后的蚂蚱，蹦达不了几天了，咱们也得做点准备啊。”行商的李大叔走了，他一般都不呆很长时间，把一些新鲜话说完就走，李大叔没走，他和爸爸俩又议论刚才听到的这些事，说来说去，他俩也还是说不出以后是什么样子，但觉得挺兴奋，挺鼓舞的，李大叔问爸爸：“你看老李是个干什么的？”爸爸说：“现在还看不出来，也就是个做小买卖的吧。”李大叔说：“我看他不像是倒腾鸡蛋的。”爸爸说：“现在还看不出来什么。”李大叔说：“他决不是倒腾鸡蛋的，他知道的事太多了。”妈妈说：“人家走南闯北，见识能不比咱们多吗？多了解一些事，就能多明一些事里，跟人家比，咱是井里的蛤蟆，看天就那么一巴掌大。”李大叔说：“也是啊，咱成天也就知道煤场那么点事”

　　煤场里最近有一些烂事，小头头几天前就放出风来说货场经营不景气，要给煤场的工人减薪水，工人们一口同声的表示反对，你们现在已经把薪水压的够低的啦，就够喝一碗粥的啦，再减一点薪水我们连稀粥都喝不上了。小头头也没敢轻举妄动，只是放出一点风声，觉得这个事很难，必须得想出个完全的办法，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事情搞砸了，一但搞不好，都撂挑子了，那可要惹出大麻烦了。谁都知道，站台的货物是一刻都不能耽搁的，但不减吧也不行，站上这个二瞪眼时刻都摧他，而且还常常发脾气。站长训起二瞪眼来，那也是狗血喷头。二瞪眼要是训起货场的小头头来，那也是狗头上喷血。最近，站里就不太平，货运列车上常常丢物品，物品在哪个站上丢的，在哪段路上丢的，谁也说不清道不明，所以整个这条铁路支线上从大连站到土城子站，站站都有责任，站长能没有压力吗？对上级他也是连个屁都不敢放，这股气只能往下级的身上撒。

　　降薪还是不降薪，煤场里闹了数日还是没有定下来，工人们表面硬气，手里捏了把汗，心里打着鼓。这不是一件小事，他关乎到工人一家人的性命，煤场里的空气有些沉闷，说笑的声音少了，有时候行商的李大叔过来说几句话，不过时间短了也就是抽袋烟的工夫，总之，只要他来就能代来活力和一些新鲜事，大家就能七嘴八舌的议论一阵子，活跃一阵子，他一走就凉了。

　　车站上丢物品的事还没有敲清，土城子镇里又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把小镇给震惊了，小镇西山坡的兵工厂起火爆炸了。那是在后半夜，大约在两点左右，只听见“轰轰“两声巨响，整座小镇都摇晃起来了，紧接着就是冲天的火光照亮了小镇的夜空。我被震醒了，爬起来就往外跑，我们家里人都出来了，我到街上一看，整个大街都站满了人，有的光个膀子，有的披的衣服，大家都仰着头往西边瞅，西边的天上还不时喷着火，滚着黑烟，大家都在议论着，都知道那爆炸起火的地方就是兵工厂。小日本鬼管的那么严，怎么还能爆炸呢，要说是有人破坏吧，那也是不可能啊，场门把的那么严，外人跟本就进不去啊，内部人干的吧，那里面都是日本兵看管的，严上加严，怎么能得手啊，大家都在乱猜，乱想。

　　第二天一大早，全镇就戒严了，我们也不知道戒严，就和几个小伙伴们去兵工厂去看个究竟。那儿周边我们太熟悉了，因为我们常常去那儿捡煤核。我们刚走出村西头，离煤渣场还有老远就看见有警戒线了，这一道警戒线是被几个二狗子和巡捕把守的。我们过不去就站在警戒线外面，往煤渣场上面看。上面就是兵工厂，兵工厂外面还有一道警戒线那道警戒线是由日本的兵看守的，那几个日本兵都骑着高头大马，不时的在兵工厂门前走动，兵工厂门口还并排停了两俩黄绿色的大卡车，大卡车后面停了两个摩托车，大卡车和摩托车都插的日本国的膏药旗。工厂的大门开着，厂房的大铁门也开着，有几个日本兵在厂房里走出走进，工厂的火已经都没有了，只是还有一股熏鼻子的火药味被一阵阵的小风吹过来。第一排厂房的南端炸塌一大截，露出了一些钢架子歪歪斜斜的支棱在那儿。看了一会，我说：“没有什么意思，咱走吧，反正也不让上眼前看。”庆生说：“别别，你等着，一会儿就好抓人了。”庆生比我大一岁，挺有头脑的，每次他说的话都挺准，从来不走空。不一会儿，还真的就从厂房里牵出两帮人，从穿戴上能看出来这都是些工人，一帮能有四五个人，都用绳子绑着他们一只胳膊，然后把他们连在一起，这样一个人是跑不起来的，除非大家一起跑。这两帮人被日本兵押着分乘两辆大卡车，每辆车上都有一个端枪的日本兵，大卡车上的日本兵和摩托车上的日本兵叽哩哇啦说了一通后，几台车就同时起动了，摩托车在前，大卡车紧跟其后，一溜烟的沿着西山官道向西开了。警戒线还没有撤，再看也真的没有啥意思，我们一起就又回来了。在道上我问庆生：“你怎么知道一会就抓人？”庆生像吃惊一样说我：“连这都不知道，你就想着，只要日本兵到，没有一次不抓人的。”我点着头，觉得庆生还是比我厉害。

　　回来，我们都坐在街两边的石台上，想玩吧，不知道怎么又没了情绪，这时玲玲说：“今天咱们不乱跑了，就坐在这儿翻绳玩吧。”我一拍手说：“这个好。”翻绳坐在石台上就能玩，俩俩一对，一个把细线绳套在两只手上，编织出一个样子，另一个也用两只手或挑或勾把线绳套在自己手上，也得编织出一个样子来，这样两个人就往复的套过来套过去，都要编织出不重复的样子来，如果谁连续三次重复老样子，而编织不出新的样子来，谁就得认输。其实往复做不了四五回就得有一个认输，因为谁也编不出更多的新样子。翻绳玩谁也翻不过玲玲，所以翻绳玩谁也不敢和玲玲打赌的。玩了好长的时间，直到我们看见街东头出现了巡捕和二狗子，我们才散伙的。这些二狗子挨家挨户的在帮日本人查询，问家里的大人最近都干什么，出没出过门，家里有没有人来过，来干什么，什么时候走的等等，一边问一边还在屋里屋外的查看，有时还翻动家里的东西，甚至连屋里的大柜也要打开柜盖看一看。我们家也被仔细的排查了一遍，我们家没有大柜只有两个红箱子，二狗子还在箱子上敲了敲，大概觉得箱子小，装不下一个人，所以没有开箱盖。他们问的话，我妈妈都一一做了回答，临走到院子里，那个巡捕又把眼睛盯上草垛，他上下左右把草垛打量完了，又用身上带的大洋刀朝草垛里捅了几下才走出了院子。

　　他们走了，妈妈才松了一口气，把我拖进家训了一通，外面这么乱你还到处乱跑，“你不要命了”，我从来不跟妈妈顶嘴，从小到大没惹过一次妈妈生气，为了我们，妈妈辛苦了一辈子多不容易呀，晚上大哥回来时妈妈又把大哥教训了一通，她说：“挡子啊，你也老大不小了，在外面可得小心一点，做事说话都得思量来思量去，这个世道咱们究人惹不起啊，镇上出了这么件大事，日本人能不发狠吗？千万要加小心，你就一门心思把你的书读好就行。”大哥点头连连说：“妈妈放心，我知道就是了。”吃完晚饭，爸爸又把我们全家人叫到一起，告诫我们，千万千万要小心，外边太乱了，接连发生了这么些事，日本人能放过吗？爸爸还特别嘱咐大哥：“你在外面一句话都不能多说，一句话都不能多问，搞不好就要招来杀身之祸啊。”

　　事发第二天，日本人解除了警戒，但小镇上的日本兵明显的增多了，西边的官道上，日本兵的摩托车、卡车、或是骑兵也频繁的跑来跑去，官道上扬起一阵阵尘土。镇里街面上的人也比往常少了不少，人们都紧张的过往匆匆。由于大人的管教，我们小孩子也不怎么去镇里了。

　　这天下午，到了该放学的时候，大哥还没有回来，天色一点点暗下来了，看看大哥还没有回家，妈妈着急的有点坐不住了，叫我一遍遍的跑到放学的路上望。大哥用来割草的镰刀绳子静静的躺在地角旮旯，真奇怪，到这么晚了怎么还不见大哥回呢？这是大哥从上学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情况，妈妈急的门里门外的来回走，当天已经完全黑下了，妈妈历声对我们说：“你们都在家好好看门，不准乱跑，我去宋大肚子家打听打听。”说完妈妈拍了拍身上的围裙就出去了。宋大肚子家住在我们前街，他家是村里数一数二的大地主，妈妈经常去他家打短工，特别是逢年过节，他家的零碎活就更多了。宋大肚子家的小姑娘叫宋巧莲，宋巧莲和大哥同班念书，上次我去他们学校参加秋季动运会时还在队里看见她，她和李彤彤坐在一起，我只是没有和她说话，我想我大哥为什么没有回来，她肯定知道。过了一会，妈妈慌里慌张的跑回来，指着我说：“你哪儿也不准动。”就又急急忙忙的走了，哥哥会有什么事情让妈妈急成这个样子呢。原来，妈妈到宋大肚子家见到了宋巧莲，宋巧莲就把下午在学校发生的情况，一五一十的告诉了妈妈，上午学校的主科上完了以后，下午只剩下两堂自习课了，学生们正在努力的做作业和温习一天的课程时，校长带着两个巡捕进来把大哥带走了，说是大哥跟这次兵工厂的爆炸案有关。这个消息像晴天霹雳一样，把妈妈击倒，这关乎着大哥性命的大事，妈妈能不急吗？想到衙们巡捕处里去打听一下她自己儿子到底犯了什么法。衙门各个房间的灯都亮着，楼门口的大门也敞开着，门口外面站了不少人，一个巡捕把着大门，妈妈想往里走被他挡住了，妈妈求他说：：“我只想进去看看我儿子在没在里面，怎么样了？”这个巡捕就是管城里村这一片的，见面也有点熟，这个巡捕没有火，对妈妈说：“你那个大儿子在里面，你不用急，我们只想问寻点事，问完了就放人。”他一边又对往前挤的人群用枪杆挡着喊“往后，往后”妈妈知道进不去，就退到了人群里焦急的等着。一会放出来一个人，人群就“嗡”的一下把他围住，问他里面都问了些什么，打不打人等，妈妈没有心事听这些，两只眼一直盯着大楼的里面，等大哥出来的时候还不算太晚，在里面讯问的时间不长，只是等的时间长。妈妈看大哥出来一下子扑向了大哥，拉着他的手就往家拖，到家后，妈妈什么都没说，光用两手捧着哥哥的脸问：“他们为什么要抓你，都问了你一些什么，打没打你。”大哥都一一的详细的告诉了妈妈，经过了他俩半天的问答，妈妈悬在半空的心才一点点的落了下来。小日本为了破获这起爆炸事件，可谓是煞费苦心，他们层层的把抓人的犯围扩大，想把发生爆炸前后两天时间里所有经过兵工场周围的人统统抓起来，一个个审讯，想从这里發现点什么。当然，凡在渣厂附近近两天来活动的也都是他们排查的重点，我们这些检煤渣的孩子也在他们的排查之内，好在他有个年龄杠杠，十二岁以上的抓来审，十二岁以下的不问，我被杠掉了，大哥却被杠上去了。审问大哥主要是两件事，一件事是你是否经常去捡煤核，二件事是兵工厂发生爆炸的那天你有没有去检煤渣。大哥的回答是：他不去检煤渣，只是哪一天弟弟回来太晚了他去接一下；第二件事大哥是这样的回答的，兵工厂爆炸时的前后两天他都没有去过煤渣厂，而且他弟弟也没有去，不信你可以问问我们周边的邻居。事情似乎算告了一个段落，但在大哥心里这块阴影却无法抹去。他们为什么抓人、审讯人、又打人，这个问题他久久找不到答案，瞅瞅左邻右舍他心想，哪一位能给我回答呢。李大叔听说大哥这件事，特别气愤地说：“妈了个巴子，这是什么世道，连个孩子都不放过。”他拍着大哥的肩膀说：“不怕，没出事就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还安慰了一下妈妈，爸爸沉沉的说：“咱们穷人活在这个世道上，只有处处事事都小心加小心啊。”大哥这两天没有上学，他生气、他想不开，校长凭什么带巡捕在班级里抓我？我犯了什么法？同学们会怎样看我等等，但他嘴里是什么也不说，只有拼命的上山拾草砍柴，每天能去三次，每次都驼着一大捆柴草回来，院子里的柴草很快又长高了。有时候他也去火车站搬运公司去干一点零活，有时也带着我去吊桥河边钓鱼。总之，他一时都不闲着，心里憋着一大股劲，总想干点什么，给家里添点什么，也许每家的长子都是这样的吧。

　　有一天下午，李彤彤和宋巧莲两个到我们家来了，说是要找大哥。那天下午妈妈外出干活没在家，大哥上山拾草也没回来，他俩进来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她俩都先说：“你玩你的，我们在这儿等等。”说着就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坐下来了。我不知道她俩叽叽喳喳都说了些什么，一会看看院子里的大草垛，一会儿又伸头伸脑的往屋里瞅，完了又叽叽喳喳起来，有时候还“嗤嗤”的笑出声来。她俩在院子里坐着，我怎么能出去玩呢？只能离她俩稍稍远一点的地方陪着她们坐着，浑身那个不自在劲。庆生和玲玲他们在院门外叫我都没去，我告诉他们说：“我有事。”他俩不相信的在院门外面伸伸舌头，我听见玲玲说：“他在院子坐着能有啥事。”我不能追出院子去反驳她，那叫宋巧莲和李彤彤看着不好，会笑话我的。她俩在院子里就这么坐着一直等到大哥回来，大哥把草放下来才看见她们俩，她俩忙站起来说：“邱永新同学，你好！”大哥看见她俩先是笑笑，用手擦了两把满脸的汗水说：“你们俩怎么来了，课程不紧了呗。”她俩同时说：“紧紧，都快累死了。”大哥还是笑着说：“我真没听说过有念书累死的。”她俩同时冲着大哥说：“你……”大哥说：“好好我不说了，说说你们为哪件大事登我这邱氏的寒舍啊。”她俩对视了一会，宋巧莲用胳膊肘捅了捅李彤彤，李彤彤转过脸对大哥说：“老师和校长都叫你回学校念书。”宋巧莲补充一句说：“特别是校长，他一定要叫你回去念，说像你这样的好学生不念太可惜了。”大哥像个小大人似地唉一声，说：“我的两位好同学，你们想一想我怎么可能不愿意回去念书呢，可是我又怎么回去念书呢，闹的满校风雨，知道的好说，不知道的会怎么想我呢？”三个人都不说话了，大哥瞅着她俩的脸，他俩都低下了头，还是大哥先开了口，“我先感谢你们俩给我带来了口信，我也感谢老师和校长为了让我念书费了心，你俩回去先告诉老师和校长，这两天我不能去，让我想一想。”宋巧莲和李彤彤又和大哥说了一气活，他们说的无非是大哥不在校这两天学校里发生的新鲜事，那说话的语气，我能感觉到她俩和大哥的那種友谊情份，临走还和大哥握手，都走出那么远了，还回头跟大哥招手，我也和大哥并排的站在街上跟她俩招手。他俩真是美女，在当时的小镇上没有一个女生能比得了她俩，尤其是李彤彤那一对会说话的大眼睛，我总是在梦里梦见。不知道为什么，我总喜欢看漂亮的女生，从小就是这样，你说我是早熟吗？我自己也常嘿嘿的笑我自己。

　　宋巧莲和李彤彤来我家找大哥回校念书的事，我们原原本本的向爸妈做了回报，爸爸先是闷闷不语，我们知道爸爸的心思，他本意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上学念书，可是这个世道糟的不能再糟啦，连学校这块静土都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以后谁还能保证他不再发生呢，要是再把孩子送回去，真不知道那倒底是个福窝还是个狼窝，爸爸也拿不准。大哥的意思还是想回学校念书，念书对于大哥太重要了，但难就难在怎么个回去法呢，这件事使大哥伤透了脑筋。

　　中间只隔了一天，第三天的下午，宋巧连和李彤彤又到我们家来了，这天妈妈没有出去打工，在家缝补和浆洗衣服。妈妈很客气的接待了她们俩，给她们倒水给她们让座，妈妈说：“我们穷人家不比你们家，条件不好，你们就担待点，包含点。”她俩红着脸说：“哪里哪里大妈不必客气，我们和邱永新是好同学。”她俩简单扼要的说了来意：校方要邱永新同学回校念书，务必务必；第二对邱永新同学的误会由校方亲自出面予以澄清，消除影响，这两条是校方的意见，希望邱永新的家长理解和支持。停顿了片刻，妈妈很肯定的告诉了她俩：“我明天就叫我的孩子邱永新上学，但也请你们给学校代去我的意见，第一要把这件事当众讲清，第二希望这类事情再不要发生了。”她俩都使劲的点着头说：“一定，一定。”她俩高兴的似乎是蹦出了大院，我也赶紧的跟出了院。上次在街上她们跟大哥都紧紧的握了手，这次我想到街上也能跟她俩握握手，可是她俩根本没停步，好像我不存在似的，就走远了，连头都没有回，也没有跟我打招呼。大哥回来时没有见到她俩，妈妈把事情告诉了大哥，她说：“我想叫你念书，不管怎么说，念还是比不念好。”大哥也高兴的说：“妈妈我一定念书。”第二天大哥早早的就起来了，吃完了饭就高高兴兴的上学去了，学校真的兑现了诺言。大哥先到校长室去了，校长热情的跟他谈了一会话：“你是好学生，不管有什么不快的事，你也得念书，学校是念书培养人才的地方，我们不允许一位好学生掉队，像这次的事情，以后在我们的学校里绝不会再发生了。”学校的铃声一响，校长亲自把大哥送到了他所在的教室，并亲自在班级里把这件事做了解释。最后用很重的语气说了一句：“邱永新同学是个好同学。”班级的同学都长时间的起立鼓掌。解放以后的若干年，李彤彤准备回日本国定居，临走时他想方设法找到了我，那时我已经工作了，她问了一些我大哥的情况，我把我能知道的都尽力详细的告诉了她，最后她告诉我说，我大哥只所以那一次能够体体面面的重新回学校，全是她在爸爸面前做的工作。听了她的话我为之一震，我抬头看着她，看着这位当年的日本小姑娘，她老了，虽然只是个不到三十多岁的人，但当年的光鲜靓丽早已不存了。她告诉我光复后，她爸爸第一批撤回国，走时确实无力把她带走，只好把她送到一个中国农民家庭里看养，成年后，她和一个当地农民结了婚，生育三个孩子，一男两女。后来我也把她的情况详细的告诉了大哥，最后我在电话里告诉大哥说：“大哥，她一生也很坎坷啊！”电话那头的大哥无语。大哥特别珍惜第二次念书的机会，学习更加起劲，和李彤彤的关系比以前近乎多了，还常常在一起研究功课交换学习心得，他对李彤彤心存感激。大哥很聪明，虽然现在没有亲听到李彤彤的心语，但他深知这里面必有缘由，如果没有她在中间串针引线，他和学校怎么能联系上呢，联系不上，这个书不也就念不上了吗？

　　听说大哥又上学了，李大叔表扬大哥说“：能念书为啥不念，档子，你做的对，一定要把书念好，念好了书将来才能排上用场，我这一辈子才算瞎了，斗大个字不认得十升，能干个啥？就得出大力，有时候出大力还找不着地方呢！”爸爸说：“书得念，有用没有用这得看世道，我倒念了几天书，你看有用吗？”李大叔说：“有用有用，你能看开事，比我强。”说到念书，李大叔自然就想起了那个“行商”的李大叔，他说：“一看就知道那是个念书人，倒腾鸡蛋卖，那是屈他的材了，你看人家说那话，分析那事，看的道就是比咱远哪，咱和人家一比就是个大老粗。”自从兵工厂发生爆炸以后，那个“行商”的李大叔再也没有来过，不知道为什么，爸爸和李大叔还在莫名地为他担心。镇上的空气还是挺紧张，人人都提心吊胆，抓人的事不断，每天都有。抓来的人有的送到大牢里，有的送到火车站上运走了。爸爸说：“日本人借着这个引子，把抓来的人送到外地当劳工去了，这些人是没有回头路了。”李大叔憋了半天说：“还是那个李老弟说的对，咱们中国人决不能是一片散砂，要组织起来跟他们造返，拿起刀枪，不怕流血，看他还敢骑在咱们头顶上拉屎！”爸爸瞅着眼前这个李大叔，脑海里立即就浮现出几天没有见面的那个李大叔：他总是穿着一件蓝色的长衫，戴着一顶黑色的礼帽，一双不太大深陷在眼窝里的小眼睛，一闪一闪的放着光亮，你要是和他对视，不一会就得躲开，他那双眼睛会刺痛你，他一只手总是插在长衫的大襟里，你不知道他摸的是什么或抓的是什么。爸爸想到这里，觉得这不是一般人，看他浑身里藏着的劲头儿，应该是一个有底气有来头的人，他真的开始为“行商”的李大叔担心了，会出事吗？怎么兵工厂一爆炸他就没了影儿哪？在煤场里，只要是休息，爸爸和李大叔的眼睛就一直盯着车站，盯着车站前小广场上熙来攘往的人群，小广场上叫卖的声音也仍在此起彼伏，但是一天，二天……，他们始终没有见到，那个穿长衫的李大叔。

　　第四章

　　纷纷扬扬的下了一场大雪，大雪持续了一天一夜，看样子还没有停的迹象，开始下雪的时候，我和小伙伴们真的高兴坏了，我们和满天飞舞的雪花一起在街上乱跑乱舞，降棉扯絮的大片大片的密密的雪花落在我们的头上，嘴里，浑身的那个舒服劲是什么也比不了的。小伙伴们在大雪里你打我一下，我抓你一把，你碰我一下，我再绊你一下，像疯了似的在街上往返奔跑，我们浑身上下都跑出了汗。雪一点点下的厚了，铺满了街道，铺满了院子，铺满了房顶，连树上也挂满了雪。跑累了，我们就站在大雪里想下一步玩什么，怎么玩，這么大的雪天能玩什么呢，只能玩雪，有的建议打雪仗，有的说咱们先垒雪人。最后在我的组织下，都同意先垒雪人，垒雪人得先选个地方，为选地方大家又纷争起来，庆生说：“在这三个大院的门口里，一个门口垒一个。”玲玲坚决不同意说：“不不。”她蹦着高儿反对，“在我们的大院门口垒一个，在三子大院门口垒一个，就不能在林老六门口垒，管他呢，不能让雪人给他家把门站岗。”玲玲的提议大家一点没有分岐，立即统一了意见，说完我们就动起手来。

　　滚雪球之前，先得握一个雪蛋子，然后才能放到雪地上滚，现在手里握雪蛋子这个活最苦，主要是冻手，我先握，等雪蛋子握好，我的两手都冻红了，都木了，把雪蛋子扔在地下，我们就开始滚了。开始滚的慢，因为雪蛋子小，往后，雪蛋子会越滚越大就大成了一个大雪球，这个时候就得两个人滚了，一个人是滚不动的，到最后三个人滚还挺费劲呢。垒一个雪人需得两个雪球，一个大的，一个小的，垒两个雪人就得滚四个雪球，这个工程太浩大了，我们所有的小伙伴都动起来了，四个雪球都滚完了，我们就开始堆雪人了。玲玲当然和我一帮还有庆生，那一帮是狗剩领头。这两帮还得比一下，看谁堆的快，谁堆的好，我们几个就拼命的干起来了。先把大的雪球放在底下，得放稳放牢，再把小一点的雪球放到大雪球的上面，当雪人的头。这也得放稳放牢，放不好就滚下去了，放好了还得用小铁铲再雪人身上前前后后的修理一遍，哪一个地方突出一块不行，哪个地方少了一块也不行，该削掉的削掉，该长肉的长肉。仔细的察看了几圈以后，确定没有毛病了就开始安装眼睛、鼻子和嘴，眼睛用了两块大点的煤渣，嘴用了一个红辣椒横着安进去，鼻子用了块小木片，这些东西都是玲玲回家拿的。按完了，我们都拍手喊：“像，像，太像了。”我们兴高采烈的去看狗剩那帮干的怎么样，不看不知道一看还真的吓了一跳，他们连雪人的头还没按上去，我问他怎么这么慢，狗剩说：“第一次安的头没有安稳，掉下去摔碎了，我们又开始滚第二个雪球，这下子可耽误了老鼻子时间了。”我们只好一起帮他们干，干完了我们就两头来回跑着看，看来看去还是我们堆的那个雪人好，有精神头，像一个威武的把门将军，狗剩堆的那个雪人，可就差远了，一点精神没有，像个看门的老头。狗剩不服气的说：“明天咱们再堆堆看。”这时，我们不知谁家的妈妈，在院里喊了一嗓子“死鬼，快来家吃饭”，我们“嗡”的一下散伙了，其实大家的肚子早就咕噜咕噜叫了。晚上，我躺在炕上还在想我们精心堆的雪人。

　　第二天一早我就出去看那两个把门将军，一看我们都惊呆了，两个将军的脑袋都被坎下摔碎了，这可能是谁干的呢，想来想去我们也想不出来，肯定有人干，如果没有人干脑袋怎么就掉下来了呢，玲玲说：“可能是那个人干的。”玲玲没有说谁，我们小伙伴们聚在一起，看着想着，一点点心里都集中到那一个人身上，“林老六”你说怪不怪呢，都猜是他。林老六可不是个好惹的鸟，村里的人都叫他二流子，成天不干活，还色迷迷地到处串，脸皮厚还不知羞耻。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可又不能甘心就这么算了，最后我们就决定在大院一齐呼他，看他出不出来，我们都毛着腰，做着随时都要逃跑的姿势，用两只手在嘴边围个筒“一、二、三”就一起呼他，“林老六，林老六，林老六”不一会，他气哼哼的出来了，披了件黑色的大氅，脚穿一双呈亮的皮鞋，在雪地里“吱嘎吱嘎”的走来，因为早有准备，我们一下子就跑散了，跑得无影无踪，林老六气的当街急促跺着小步乱骂“叫我捉着，我不捏死你”他望望四周一片白茫茫的雪，晃晃当当的往村子东头走去，走出村子的东头就踏上了镇里的街道。我想，他肯定又去老曲家的小卖店了，老曲家的小卖店就是小郭他大姨夫和他大姨开的。小郭他妈也没有工作，经常在她姐姐家坐着，赶上饭就吃，吃完就睡在店后面的小热炕上，姐姐喊她就帮着干一点零碎活。别看小郭家挺穷，他妈可是一个讲究的人，穿着高跟鞋，还烫了满头的卷发，这种打扮在村子里是独一无二的，就是在镇子里，也算得上是一位时髦女郎。她年轻长的又漂亮还会唱歌，什么“夜来香”“送情郎”啊，“满州姑娘”“五更里”啊等等，听的人都像喝了酒一样，醉的满脸放红光。林老六和小郭她妈就是在小店里认识的，林老六是小店里的老顾客，小郭他姨夫对他格外客气。小郭他妈是个风骚人，和林老六眉来眼去的就勾搭上了，林老六也时不时的找机会摸她一把腚，或捏她一下大腿。在人面上不出大格的话，小郭他姨夫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了讨好小郭他妈，林老六也常在鱼市上买一些鱼回来，拿到后灶上炖炖，一家人坐在炕上围着一张方桌，边吃，边喝，边唠，那惬意就甭说了，半天时光一晃就过去了。这时光小郭他妈肯定是不回家的，醉醺醺的就睡在她姐姐家里，林老六不能睡在这儿他当然得离开了，小郭可就苦了，又得饿肚皮。每当这时候，妈妈经常叫我去把小郭叫过来吃饭。林老六这个人我们都恨他，可我就是看不出来大哥恨他，世界上的事真是让人琢磨不透，林老六却常常表扬我大哥，还特别喜欢我大哥，我从旁看大哥对他也不错，在街上，只要是林老六喊我大哥一声，他就过去，跟他说点什么，也有时候他口授点什么，我大哥还帮他写。林老六也念了几天书，但没有我大哥念的多，他说：“在咱们这条街上，将来最有出息的就属档子。”啊啊，我也真搞不懂他说的是啥意思。

　　大雪一场接着一场，天也渐渐的冷起来，冬天里刮大风的天气特别多，到了晚上就更凶了，把窗糊纸刮的呼拉呼拉的响，雪花打在窗户纸上“沙沙”的，就像一阵阵扬上去的砂子。天气一冷妈妈的老病就又犯了，没白没夜的整天咳嗽，最厉害的时候都不能下地，坐在炕上怀里抱着个枕头低着头不停的咳嗽，放在身边的痰盒一会就吐满了，我赶紧拿出去倒了，用水洗一洗在盒底下再少放些砂子，重新放到妈妈的身边，这个痰盒是用废了的铁罐头盒子做的，一天不知要倒多少次，这些都是我的活。晚上妈妈也躺不下了，我心痛妈妈，我也没有什么办法，只得瞪着眼陪着她，她拍着我说：“快睡快睡，妈妈一会就好。”，第二天爸爸领我去镇里找开药店的马先生问医。爸爸的煤场早已经不那么忙了，货车来的也少了，有时候拉来的煤质量也差，看着煤场半死不拉活的样子，小头头最后决定就留下了几个人，如果大批的进煤了，就挨家去通知工人上班，爸爸是属于等着通知的煤场工人。爸爸要去的这家药店，就是庄水镇绸缎庄老板给介绍的，不过爸爸刚搬过来的时候，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也没有去找他，觉得求人很难，后来爸爸在煤场干活了，才去了他家。聊聊他和庄水镇绸缎庄老板的情份，这更拉近了他俩的距离，马先生本来也是个热心肠的人，爸爸跟马先生很谈得来，都知道是前几代人闯关东过来的，我们家的祖籍是山东登州府府地，马先生也是。说起来还算是同乡呢。那时回来的路上，爸爸告诉我：“先认识门，以后我要没有空就得你来跑了。”我说：“是，我已经长大了。”那次爸爸告诉我见了先生要讲礼貌，要懂事。马先生家靠镇子东北，在一条挺繁华的街面上，其实这个小镇本来就不大，方园也就四、五平方公里吧，镇上有两条主街，这两条街到了镇子北边就交汇到一起了，再往北走不远就算出了小镇。一条主街的起点是在镇南边的火车站，由火车站向北走，到了鱼市就径直的往东北拐，这中间还有两道小拐弯，这两道小拐弯真给小镇添了彩，还能显示出了小镇它的身姿和幽深。这条街是小镇的精华所在，商店面铺林立，旗幡幌在店面上迎风翻转，叫买叫卖声不绝于耳，街面上人头攒动。另一条街是从小镇的西南方向过来，路径公学堂，兵工厂，粮库，在粮库门前一个九拾度角拐向北，直至在北边和另一条街汇合，这条街上还有变电所，医院，邮电所，大车修理店等。在这两条大街交汇之前，还有一条连接这两条街的小街，这条小街也有店铺门市，但稀落的很，余下都是镇上的居户。

　　小镇的后面有一条吊桥河流过，这条小河着实给小镇增添了灵气，小镇的鱼市就是靠着这条河而兴盛起来的。鱼市的小码头，有四条可以停泊船只的突堤，每逢十五的满潮，码头就密密的停满了船只，连老大不小的烧柴油的动力船也能停靠码头。这时的整个码头就像似唱起了大戏，说人山人海也不为过。每条船上的工人们都在穿梭般的上下抬鱼，在阳光的照射下，一筐筐的新鲜活蹦乱跳的大小不一的鱼，闪着银子般的光亮。所有卖鱼的商铺门窗都四敞大开，一排排的鱼案子上都堆满了各类品种的鱼，买鱼的人排着队把鱼案子围的水泄不通。到了药店门前，爸爸又叮嘱我一句“要懂礼貌”看见爸爸到来，马先生站起来，从柜台里边绕出来迎着爸爸，我赶忙上前施礼说：“马伯伯好。”马先生高兴的摸了摸我的脸蛋连声说：“邱老弟，里面请，里面请。”马先生在前面带路，进了药店里面的一个小门，穿过过道就进了一间挺大的卧室，卧室里除了一铺炕，地下还放了一张八仙桌，有四把椅子，桌上有一把茶壶和几个土黄色的茶杯。马先生让我坐，我和爸爸坐了下来。听完了爸爸的来意后马先生说“这是弟妹的老病，你也不用太着急，等我给你开几个药方，先调理一下，会见强的，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这话一点不假，况且弟妹的身体也挺虚弱的。”爸爸说：“你弟妹的病有好多年了，也没怎么抓紧治就落下了个病根，哎，她现在的身体也大不如从前了。”马先生说：“慢慢治，慢慢调理，平时注意一些会好的，病这东西是三分治七分养吗，好在岁数也不大。”，马先生家卧室后面就是灶房，出了灶房就是后院，院子挺大，周边用石头垒的，院墙不高，院墙后面就是一片芦苇，芦苇下边就是吊桥河，密密麻麻的芦苇连成了一片，一望无际，随着轻风荡来荡去“沙沙”作响。唠了一会儿，爸爸站起来准备要走，他说：“我得回去听煤场的信，为了养家糊口，一点都不能耽搁啊，老哥。”马先生说“是啊，是啊，这年头……弟妹的病我挂在心上，过两天我抽个时间去看看脉相。”“老哥費心了！”爸爸说.吃了马先生给开的药，妈妈的病真的是见好了，咳嗽也不那么历害了，只是还有些喘，让我高兴的是妈妈晚上也能睡点觉了。为了给妈妈补补身子，这两天大哥放学回家除了上山割柴草以外还隔三差五的去吊桥河边钓鱼。在鱼市最盛的时候，我和小伙伴一起天天的去鱼市捡鱼，我们捡的鱼那都是工人们从船上往下抬鱼时从大抬筐边上滑掉下来的，掉下来的鱼大部分都掉到水里去了，我们撅个屁股用两手在水里摸，我们只能在浅水里摸，好的时候一天下来都能摸上好几斤鱼。看着妈妈吃我和大哥弄来的鱼，心里美滋滋的不知道该怎么高兴了。

　　到了冬天，是钓也钓不着鱼，摸也没有地方摸了，码头冻的只有白闪闪的拱起来的冰块，几只留在河边的船都被河里的冰块死死的围固在那里，小船瘦瘦的躺在冰上没有一点生气。当冬天到了最冷的时候年也就来了，我和小伙伴们为了迎接年的到来，又开始在大街上奔跑起来，盼了多少天才盼来一个年，我们能不高兴吗。过年我们就能吃我们平时吃不到的好东西，过年能穿一身新衣服。想一想快到年根底下的那些日子挺有意思的，一进入腊月，年嗖嗖的就到了，过了腊八就是小年，小年一到，就把灶台上灶王爷灶王奶奶请下来，还没等灶王爷把“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的任务完成，大家就开始封门了，门一封就是年，信不信由你，反正我是这么想的。

　　封门不仅是繁琐的活，也是个大有学问的事。屋里屋外的门两旁都要贴上红对子，门上不仅要贴横批，而且还要贴上彩色的挂旗，屋门扇上还要贴上骑红马带大刀的门神。屋内的墙上还都得贴上“抬头见喜”的竖对子，屋门的对面，不管是别人家的屋后还是外墙都要贴上“出门见喜”的红对子，各自家里的院前屋后都要扫的干干净净，平时乱七八糟堆放的杂物也都要重新收拾的规规矩矩，外面公用的大街左邻右舍也都出来争抢的打扫。三十晚上的半夜，发完了纸，新的一年就算开始了。这时是“最新一夜连双岁可乐五更分二年”的时候。人人见面都要打躬作揖，相互拜年，说好话，说吉利的话。

　　有老人的家里在堂屋的供桌前，还放着一块蒲团专供拜年的人给长者磕头用的，磕头者根据与被磕头者长幼关系，一边磕头一边大声说：“给爷爷磕头！”“给姥姥磕头”“给大伯磕头”“给大婶磕头”等。

　　一般这个时候年长者，都是穿着干干净净笔挺的衣服端坐在炕上，冲着外屋的地上笑迷迷的说：“好了孩子，过来吧！”老人们便给你递上了压岁钱。这一刻，满屋子里都是欢声笑语。

　　过年这一天，院子里也挺有讲究的，通常每户的院子里都竖有一根高高的杆子，上面挂着一盏点着蜡烛的大红灯笼照亮了全院，鸡窝和猪圈也都点着蜡烛。除夕的晚上，家家的院子里还要放一些谷草在地上，在大门里和屋门外的地下还要放一根木杆。晚上接神时，提着灯笼把老祖宗接回家，请到供桌上，他们带回来的车马就留在院子里。牲口拴在木杆上，饿了可食用院子里备下的草料，样样都做了妥当的安排。

　　老祖宗的供桌正面墙上供着家族的宗谱，最老的先祖名子书写在宗谱最上方的格子里，而后按着辈份，男左女右，一个格子一个格子排下来，密密麻麻的名字写了一大片，上面的名字稀少些，越往下就越多，排满的名字形如一座塔。供桌上供着丰盛的各种菜肴，染着红色的粉丝又缠其上，每道菜上都插有一朵朵盛开的纸质鲜花，美艳夺目。供桌上还供着白米饭，每碗白米上都含着一粒又红又大的枣儿。那时为了不被日本人抓个“经济饭”的现形，供桌下还准备了几碗小米饭，一但外面有个不祥的动静，就立即把白米饭换成黄色的小米饭。供桌前面的两个角上，各放着一摞点着红点的大白馒头和腊台，腊台上烫金的蜡烛汩汩烧着，冒出的黑烟笔直的升到天棚上，供桌中央的一炉香火冒出了淡淡的白烟在供桌的上方缭绕……。除夕这是一个最特别的晚上，高兴的热劲冲到了顶峰。接神时我提着灯笼跟爸爸一起到村东头，朝着我祖坟的东北方烧了纸磕了头，便带着我的祖先们回家过年。我在院子里转了个圈，就又提着灯笼跑上了大街，有不少小伙伴正在街上放小鞭呢。我提这个灯笼是个能折叠的灯笼，这是大哥花了大半夜的时间精心给我制做的。我提着这个灯笼到处显摆，小伙伴们都围过来看，问这问那，问这灯笼怎么能伸缩，反正他们也不懂，我就随便编一句回他们。狗剩非要拿一下，我只好给他说：“就拿一下啊！”外面有点风，有时候拿不好灯笼里的蜡就灭了，我只好到小伙伴家里再从亲点燃。我不敢回家，一回家妈妈就不许我出来了。在外面我单单没有看见庆生，我就领着小伙伴们一起上前街去找庆生玩，玩了一会我们就回来了，回来时我们和林老六打了个照面，他腋下挟了一卷烧纸，我还特意用灯笼在他眼前晃了一下，因为天黑小伙伴们做的鬼脸他也看不见。这个时候妈妈喊我回家吃饭，我一进屋就闻到了酸菜饺子的香味，满屋里热气腾腾的，我赶忙两脚对着拍了拍，就爬上炕。大姐帮妈妈一盘一盘的把饺子端到桌子上，二哥早早坐在炕上等着吃饭，二哥这个人不怎么愿意玩，老是在家里磨叽，他要是真和小伙伴玩，谁都怕他，他特聪明，和他玩谁都得输。比如打琉蛋，所有和他打的小伙伴最后都得输个净光，他确装了满满的两大口袋回家，谁敢和他玩真的？谁都不敢。我敢，我一输就回家告诉妈妈，他只好乖乖的把赢我的琉蛋全都倒出来，还得多给我一些。妈妈最后一个上了炕，大哥还是站在地下。正当全家人端起了碗盘想说一句祝福的话的时候，忽拉一下，窗外闪起了一道红光，紧接着又是一闪，伴随着噼里啪啦的声响从外面传来了一声尖叫：“起火了。”大哥腾的一下就跨出了屋门，眼看着他自己垒起的大草垛正在熊熊的燃烧，大哥操起院子里的一把铁铣就冲进火堆里去拍打，我们全家都跑到院子救火，这时也来了不少的邻居帮着救火，妈妈在情急之下把一床被按进了水缸里，叫爸爸捞出去压在草垛上。过火后院子里只剩下了一垛黑糊糊水淋淋的草垛了，我们正在院子里收拾乱糟糟的东西的时候，日本的巡捕和一名二狗子进来了，这时帮救火的人还没有都走。巡捕用眼扫了一圈问：“谁是这家的主人？”妈妈立即靠前站了一步说：“我就是。”那个巡捕瞪了妈妈一眼说：“走，跟我们到衙们里去一趟。”大哥一听就有点火了，在这个节骨眼上，你们不来帮忙救火还要来带人，大哥就上前问了一句“你们为什么带人”那个巡捕二话没讲“拍”的就给了大哥一个嘴巴子，大哥刚要反击他被妈妈一趔趄拖到身后说：“我跟你们去。”我真的吃惊了，妈妈哪里来的这么大力气，几乎把大哥摔倒，长大了我才知道，这就是无私的母爱，为了她的孩子可以舍弃自己的性命，伟大的母爱啊，只可惜我领悟的太晚了。大哥留下来了，妈妈被带走了，院子里一片狼藉，静寂的跟死一样，瞬间我们都忘记了恐怖，望望妈妈被带走的方向又无比的愤怒起来，好在不长的时间妈妈就回来了，看着妈妈我们忘记了刚才的一切，围着妈妈生怕她被别人抢走。在衙们的巡捕处，妈妈受到了审训和严厉的训斥，要妈妈讲清整个失火的经过，重点得把原因讲出来，妈妈按着他们的训问讲了失火的经过，但到底是什么原因起的火，妈妈也只能说不知道，巡捕大声呵斥着妈妈，要她一定要把起火的原因弄清楚。

　　这个年我们一家人都没有过好，接神的饺子一个也没有吃，半夜发纸时，把供品搬到了院子里一些，又简单的烧了点纸便草草的把供品又收回到供桌上。村子里半夜响起的鞭炮声依旧，夜空里层层绽放的礼花也是一拨接着一拨，持续了很久。我坐在窗台旁，透过那一小块玻璃漫无目的向外张望，我开始怀疑林老六，接神时我明明看林老六挟着一摞烧纸从我家的院门前路过，他能到哪儿去烧纸呢？他是个懒人，他能走到村头去烧纸吗？不会的，他可能在我们的街口就烧上了，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妈妈，她停了半天说：“这个事儿不能瞎说，要是叫日本人知道了，那是要定他罪的。”多年之后，在林老六死之前，他承认了这件事情是由他引起的，并深深的做了忏悔。正像我当时想的那样，他在离我们家院门不远处的道口上就烧起了纸，吹过一阵小风把几张烧起的纸给刮飞了，正好落在我们院子的草垛根上立即就燃起了大火，林老六一看急了就跟过来用衣服拍打，他忘了那后面正在烧着的一堆纸也随着别一阵风也刮过来了，这边还没有扑灭，那边又烧起来了，他懵了，满头淌着大汗，一边往家跑一边大喊：“快求火，快救火啊，老邱大哥家着火了！”大家听到了他惊恐的喊叫声，才纷纷拿起铁铣提着水桶跑出来救火，火救的及时没有酿成大灾，在议论起火的原因时，大家追来问去都说喊第一个救火的人是林老六，在场的林老六却辩解说他喊救火时那火已经着起来了，究竟怎么着起来的他说他也没看见哪，他隐瞒了真相，我的妈妈虽然没有读过一天书，可是她很达理，听着这些议论，她在脑子里转了好几圈便决定不说。如在衙门里说出来，林老六就会吃官司，首先他的肉體就要脱掉一层皮，一顿棒子炖肉你就是个铁人也得招供。林老六是村里出了名的二流子，他游手好闲也到处沾花惹草，但妈妈总认为他本质上不是个坏人。初一这天一大早，人们就开始挨门串户的拜年了，满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群都在作揖打拱，说着相互祝福的话。我们姊妹几个遵着妈妈的指教也是在一大早就出去拜年了，在大哥的带领下按着辈份一家家的拜一户户的磕头，前后街左邻右舍我们转了一大圈，快到晌午，才算拜完，刚进家门妈妈就问我们：“你大哥怎么没回来？”大姐告诉她说：“大哥叫我们先回来，他说去镇里给马伯伯拜个年。”妈妈“嗯”了一声，就又开始忙呼午饭了，中午妈妈做的小米干饭还做了八道菜，她说：“今年是大年初一，咱家好好吃一顿大年初一的年饭，过去的事咱就不管了，只要人平安就好，今年就盼个顺字。”爸爸也出去拜年，妈妈把饭都做好了他才回来，爸爸坐在炕沿上等着大哥回家吃饭，过年嘛不比平时，大家要聚在一起，一个都不能少。妈妈已经把饭菜都收拾好了，满桌子饭菜热气腾腾，香味扑鼻，我们都坐在饭桌前谁也没有动筷，一等二等，大哥还是没有回来，妈妈着急了，又问大姐：“你大哥走时他到底怎么说的？”大姐又重复了早先说的话，妈妈看着爸爸的脸说：“这孩子没有这个毛病啊，今儿是怎么啦？”爸爸也坐不住了，从炕沿上下来说：“我去马大哥家问问，顺便拜个年。”爸爸还没有等妈妈吱声就下炕往外走去，爸爸到了马先生家，正赶上马先生在家吃饭，“恭喜发财”过后，就问起马先生“档子来没来？”马先生说：“来了，拜完了年就走了。”，爸爸问他还说什么了吗，马先生说：“什么也没说，挺好的一个孩子，怎么出什么事了？”爸爸说：“这孩子一大早就走了，到现在也没有回来，也不知道他哪去了，他妈在家都急死了”马先生就说：“怎么，怎么没回家能和那一次的事有关吗？”这是马先生无意中联想到的，也就顺口说出来，爸爸马上就问：“和哪一次事有关？”马先生一愣，分明感觉到邱老弟对档子的那次事是一无所知，他立马收住了嘴。事后马先生一想起那事就会心惊肉跳一阵子那。那是件能捅破天的大事！那个大个子和档子的身影在他的脑海里一闪而过。马先生又从新打量了一下我爸爸，语气一转说：“不不，我是说这么大的孩子能会出什么事呢”爸爸是个念书之人，也有过不少的经历，他想，话到这个份上就不能再问了，问了也不会有个真实的结果，马先生的为人爸爸也是领略过的。这时爸爸便决定不再追问，等找个机会再说。这样爸爸便向马先生告辞，退出药店，回到家爸爸也没把马先生的那句话告诉妈妈，怕给妈妈添病。为了找大哥，我们全家总动员，老少人员撒向了四面八方，凡能找的地方全都找遍了，凡能动员的左邻右舍也都一起帮忙寻找，但找的结果大哥仍是无影无踪。我们全家都急坏了，多半夜了也没有个困意，一家人围坐在炕上苦思冥想。妈妈的老病又犯了，她这个病就是怕着急，怕上火，妈妈依在墙角怀里抱个枕头一直不停的咳嗽。爸爸去了李大叔家，这老哥俩坐在一条板凳上也在苦苦的研究着这个档子到底能到哪儿去呢？小镇就这么大，只要一想哪块地不在脑子里，想了半天李大叔说：“档子能远走吗？”爸爸说：“想远走？那么容易吗，他兜里一分钱也没有啊！”李大叔低着头“吧嗒吧嗒”抽着老旱烟，半天又说：“档子这孩子刚强啊，他哪能受那个气，可是这个大过年的，他能跑到哪儿……哎，大哥，他能否跟那个李老弟……”爸爸知道他说的是那个“行商”的李大叔，“不可能，不可能，自从兵工厂爆炸后，李老弟连个影子都没有了。”爸爸连连否定。李大叔说：“大哥，话可不能这么说，什么事情没有可能？我就看那个李老弟挺怪，兵工厂一爆炸他就没有影了，你说怪不怪？”爸爸早就看出来他挺怪，只是嘴上没有说，可是又一想档子跟他哪能挂得上啊，想着想着他脑子里又浮出了马先生说的“能跟那次事有关吗”的那句话来，那是件什么事呢，马先生说了又否了呢，爸爸想着马先生说话时那游走的眼神，也是“挺怪”他还从来没见到马先生的那种眼神，顿时爸爸身上冒出来了细汗，无奈之下，爸爸就把马先生说的那句话告诉了李大叔，让他帮着分析分析，李大叔一听“啪啪”的拍了一下大腿，站起来说：”得，这就对了，他俩肯定勾搭上了，妈了个巴子的。”爸爸说李大叔，“你坐下，你坐下，你先坐下，你别听了风就是雨，咱俩仔细的分析分析，第一老李早就不来了，第二一个大一个小他也勾搭不上啊，第三……”李大叔又重新坐下来“你不用分析了大哥，他俩肯定有事，我说的八九不离十，李老弟决不是一般人，你看他说的那话你看他那眼神，那是个一般人吗？那是个倒腾鸡蛋的人吗？你这个当爸爸的没发现档子就爱听他说话吗？”两个人又都无话可说了，沉默了下来，李大叔继续抽他的老旱烟，爸爸暂时抛开了那个“行商”的李大叔，脑子里又重新的，认真的全面的琢磨起药店的马先生来，可以说他和马先生是一见如故，当马先生看完了庄水镇绸缎庄老板的手御后，热情的双手紧紧握着爸爸的手，真有相见恨晚之慨，两人不仅是老乡而且谈吐又十分的投机，至此，双方已经把对方当成了无话不谈无事不说的“知己”了。想到这儿，爸爸离开了李大叔的家信心满满的要再次登入药店老板马先生的门坎，虽说是半夜，但因为是大年初一的夜，是万家灯火普天同庆的夜，无疑也是小镇不眠的夜，户外清冷，爸爸急切的迈着大步，脚下是黑路漫漫，头上是星斗满天。

　　第五章

　　药店老板马先生撒了个弥天大慌，事局的险恶使得他不得不这样做，这是件人命关天的大事，他只能把它烂到肚子里。由此不难想象，爸爸再次登门拜访求问，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但在这次交谈中马先生没有给爸爸留下一点话柄，但也没有打消爸爸的疑虑。爸爸感觉到在与马先生的交谈中他有躲闪之嫌，这不符合马先生平时谈话的风格。不管爸爸在谈话中如何的诱导，马先生只有一个宗旨，关于这件事他决不能再有丝毫的疏漏，这件事必须也只能有他们当事的三个人知道，也正如档子逃离时最后的一句话：“马伯伯，这件事死也不能说，说出来我们全家就没命了，”邱老弟要猜就让他猜去吧，药店的马先生铁下了这颗心。

　　马先生做梦也想不到天上能掉下来这么件大事。那是去年秋天九月份的某一天，马先生的药店照例一大早就卸下了门板，他也照例手挥着鸡毛掸子在柜台面上掸来掸去，再拍打拍打药柜的上上下下以及死角的灰尘，然后再拿起抹布擦一擦药柜表面和厅堂里的桌子凳子。把坠着一块红布的“药”字幌挂到门外，回过身来，慢慢的走到柜台里坐下。伙计今天有事请了假，他一边瞅着街面，瞅着各式各样在街面里过往的行人，一边等待着前来求医问药的客人。坐在那儿他是一脸的平淡，不时的还带点节奏的用放在柜台上的四指轻轻的弹敲着台面，响声的细微只有他自己才能听到。一个上午平静无事，吃完了午饭小憩了一会，马先生把泡上的一壶茶端出来，又轻松悠闲的坐到老地方无事的观看着街景。太阳偏西了，对面房子阴影也一点点的神不知鬼不觉的移到了他的西窗下，这样静静坐着还有些犯困，上下的眼皮也打起架来。正在这时，店门“呼嗵”一下子被撞开了，他吃了一惊，瞪大眼睛一看，有两个模模糊糊的人影一头撞到了他的柜台前，他定睛一看，这不是档子吗？我大哥怎么会突然的出现在这儿呢？天底下的事情就是这么事事难料，说怪吧也不算怪，说巧吧也不算巧。

　　那天下午，大哥是心血来潮便连自习课都没有上就请假直接去镇里买钓鱼钩了。妈妈的病时刻都挂在大哥的心上。妈妈是一年到头不断药，稍稍好点就得赶紧去打零工赚钱。妈妈的病从来就没有去过大医院看过或检查过，就连镇上的小医院也没有去过，就这样一天挨过一天一年挨过一年。大哥对爸妈最孝顺，他除了学习上山去拾柴草外，为了给妈妈补身子还瞅时间去吊桥河边钓鱼。钓鱼这活除了要掌握钓鱼的技巧以外，像鱼杆、鱼线、鱼飘、鱼坠还有鱼喂子等，都很有些讲究，这些东西搞不好它会直接影响到钓鱼的效果的。这次去镇里大哥主要是想换些大一点的鱼勾。因为有几次他钓上来一些大一点的鱼，还没等钓上岸在水面上蹦噔几下就脱钩跑了，大哥觉得太可惜了，很心疼就非换上几个大一点的鱼勾不可。在我们家方圆几十里再没有第二个比土城子更大的城镇了，再加上小镇还有个鱼码头，所以每天街面上的人很多，小镇也显得格外繁华热闹。大哥也不常到镇上，就是去了，他也无暇光顾。大哥急匆匆的穿过小镇上那条主要街道，就直奔镇北头的大市场。街道两边的店铺里也有卖钓鱼钩的，但比市场杂货摊上卖的要贵一些，我们家里穷，一分一厘能省的也得省。北市场上大哥在人群拥挤的摊位前走来走去，看一看这家，问问价钱，再看一看那家，比比货色。买东西不能急，一定要货比三家，往往返返的走了几个来回，大哥才在一家摊位上买下了钓鱼勾，他很满意。大哥那只出汗的手紧紧的握着买来的钓鱼勾，不知怎么的，他的心彭彭跳个不停。市场里不能久待，乱轰轰的闹心，他從人群里挤出了市场走在大街上，他还不时的把手里的鱼勾拿到眼前看几遍，他抿抿嘴，眼前好像看见了几条活蹦乱跳的大鱼被他钓上来，心里那个高兴劲儿就别提了。正在幻觉之中，大哥被一只大手抓住了他的右肩，大哥肩上隐隐有点痛。他回头一看吓了一大跳，这不是“行商”的李大叔吗？脑海里立即就浮现出八路军抗战和共产党打日本鬼子的战争场面。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他刚要开口李大叔又紧紧的捏住他的肩，低沉厉声地说：“不要说话，后边有人盯我，快，带我躲起来。”大哥的聪明谁能比得上，不到零点一秒就明白了一切。他看准了不远的前面有“药”字的幌子在风里摆动，就反手拉住了李大叔加快脚步，一头就撞开了药店的门。

　　这是马先生的药店，正在药店里悠闲坐着的马先生，被这突如其来的两个人完全搞懵了。档子他认识，可那位大汉是谁？他慌里慌张的站起来只说了一句“档子。”就被大哥制止。大哥熟悉他家，拉着李大叔进了侧门就向后院奔去。马先生也不顾店铺糊里糊涂的紧随其后，一边跟着往后院走一边说：“档子，你要干啥？”走到后院大哥回头对马先生说了一句：“马伯伯有人要抓我们，你要帮忙这事不能说，说出去我们一家人就没命了！”大哥向马先生深深的鞠了一躬，转身拉着李大叔，两个人同时跳过了低矮的院墙钻进了无际的芦苇荡。看着他俩消失的身影，马先生又赶紧的回到没有人照看的前面店铺里，坐到了柜台里的椅子上，他冒出了一身冷汗，心还在“咚咚”的跳。不一会的功夫，从外面进来了两个贼眉鼠眼的人，问马先生刚才有没有人进来过，马先生说：“没有，没有，我一天都坐在这儿，连个窝都没挪。”见马先生说的很诚实，他们在屋里转一转，又上下的瞅了瞅。然后又到后院去看了看，这才打了个招呼走了。走后半天，马先生才静下来，暗自庆幸这一关总算是闯过去了。马先生心里明镜一样清楚。时局动荡，这些人都是衙门里放出来的眼线，马先生也摸透了这些眼线的心，抓到了他们要抓的人那就升官发财，发现了又没有抓着，他们也不敢回去报告，弄不好还得吃苦头，重要的恐怕连小命都能弄丢，镇里的人哪一个不知道日本人狠，这些人又不是彪子，马先生称这些眼线为社会败类。

　　眼下社会不安，生意惨淡，马先生也很难熬，无法在一年多以前他就把儿子送回了山东老家，留在奶奶跟前，平日跟着叔叔下地种田，身边只留下了一个女儿，现在镇里的公学堂念书。老伴去世几年了，家里人老吵吵着要给他续玄，他总觉得兵慌马乱的，哪还有那些心情，往前看看自己也都是一头雾水，世道将如何演变，他也说不出个子午卯酉来。

　　年节很快就过去了，又是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吊桥河的冰水在渐渐的融化，海潮又按着它自己的规律顺着吊桥河又涌进了码头，涌过了码头，潮水最高时能够涨到鱼市的街面上，但在街面上停留的时间不长就开始往下退潮了，就这样涨朝退潮退潮涨朝的周而复始的运动着，鱼市跟着也热闹起来沸腾起来。这两天鱼市也就成为了我和小伙伴们活动的重要场所了，白天在鱼市里热热闹闹的什么都忘了，可是一回到家里心情马上就沉重起来。自从大哥走后，我们家始终都笼罩着不安，好像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大事。妈妈在病中，爸爸在煎熬中，除非是有一天大哥突然的又站在我们面前，我们这个家才会重新燃起欢笑。

　　在鱼市除了玩以外，我们这些小伙伴还有两件事要做，一个是去河边捡鱼船上掉下来的鱼，另一个就是听大鼓书。提起说大鼓书来，我们却觉得那是件有趣的事。说大鼓书的是一个干瘦干瘦的老刘头，开始我们也不管他姓什么，但周边的人都叫“老刘头”我们也就知道了老刘头，老六头没有牙，瘪个嘴挺难看的，可他的大鼓书却说的特别好，什么“杨家将”“樊梨花”“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等等。但我顶爱听的还是“响马传”，特别爱听响马传里小罗成的故事，那真是我一辈子都崇拜的英雄少年。这里边还有个精彩的段子，救秦穷砸木笼囚车那段。老刘头也真怪，每到讲到砸木笼囚车的时候他就停下来不讲了，拿着一个小铁盆转圈收钱，给钱的有但给的都不多，我哪有钱啊，一到这个时候我就跑了，他要钱的时候挺长，半天也不讲书了，等我再去听时他还是讲那段砸木笼囚车的事，天天都这样，我听了好几年他说的书，最终也没有听到把木笼囚车砸碎的故事，那时我就想恐怕他也没有见到砸木笼囚车这件事吧，所以他也不知道，不知道就讲不出来，要不为什么一讲到砸木笼囚车就讲不出来了呢。听老刘头讲书，我们都是去上山剜菜时先转过来听一段再走。一九四五年的春天鱼市上再也没有见到老刘头，鱼市上的人都说：“老六头饿死了”我听了，心里特别难受，回家把这事告诉了妈妈，妈妈唉叹了一声说：“天底下哪就只饿死一个人啊，能活过来那都是万幸。”

　　妈妈的身体一直不好，为了糊口只得带病出去给地主家打工，宋巧莲家也时常找妈妈去干活，宋大肚子说我妈：“能干一手好活。”

　　这时爸爸也只能到处打零工。火车站的煤场早就散伙了，从去年冬天开始，进站的货车就一点点的少了，过了冬以后几乎是一个礼拜也不来一趟，春天后更是一趟火车也没有了，站里就决定把煤场撤了，搬运公司也砍了一大半，留下了少量工人就把车站上整个货场的活都包下了。李大叔和爸爸都没有活可干，起初呢他们到鱼市上找点零活干，因为鱼市还没到旺季，人多活少一天也挣不了几个钱，李大叔还晕船，在晃晃悠悠的桥板上抬鱼老想吐，所以没干几天也不干了。一时也找不到别的活，没有办法为了家里这些嗷嗷等着要饭吃的几张嘴，他就又重操旧业抓起了铁棍又到盐场去了。盐场的活又苦又累，特别是到了出盐的时候更累，拉大耙，抬大盐，拿起哪样活都是上百斤重。李大叔人高马大，只要是苞米饼子能添饱肚子，他抡起活来就像耍把式一样得心应手。爸爸再也没有找到固定的活，东家干一天，西家干两天，找不到活有时也在家闲上几天。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抗不住了爸爸就和妈妈商量要远走，不能光吊死在一棵树上。往哪走也真还没有个方向，妈妈说：“档子走了，到现在也没有个音信，你再走了，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这个家还有法过吗。”妈妈思量来思量去也还是想不出办法来，光这样下去也不行，恐怕全家人都得饿死，可是往哪去呢，这个天底下哪能有穷人的活路，最后爸爸想起来那个“行商”的李大叔当初说过的话，就跟妈妈说：“我去大连码头试试，能找着活干更好，找不着再回来。”爸爸又说：“那么大的地方，我想能找不到活干？”妈妈担心的说：“咱人生地不熟的，还不是两眼抹黑找谁去呀。”爸爸说：“也就这么一条路了，闯闯看吧。”商量来商量去还是无路可走，也就得闯了，是死是活那就凭天由命了，一切准备停当，爸爸就上路了。

　　爸爸那天是下午一点的火车走的，走的时候妈妈都不让我们去送，只有他俩一起去了火车站，望着他们我们姊妹三个坐在炕上都不是个滋味的，坐在炕上等着妈妈回家。大哥不知去向了，爸爸又走了，妈妈的身体还不好，这个家还能撑得住吗，他就像风雨中的一个小棚厦，随时都可能倒下来。

　　这时大姐倒成了家里的主力，拾草剜菜做饭她样样都得干，妈妈咳嗽最历害的时候什么都不能干，她坐在炕上看着大姐忙里忙外的干活，只能唉声叹气的心痛大姐。大姐对我好，家里无论吃什么好东西，他总要偷偷的给我留一点，大家吃一顿就完了，可是我还有第二顿，不一定什么时候叫一声：“三子，把手伸出来。”我一伸手她就塞一个东西过来，“三子，张嘴”我一张嘴就有一个东西丢进我的嘴里。这些东西有的是一块小饼干，也有的可能就是一块糖，我光知道高興的吃，从来不问她是从哪弄来的。

　　大姐有脾气，特别是对那些她看不上眼的人，林老六就是其中的一个。大姐长的好看，他总来挑逗大姐，嘻迷嘻迷的瞅着大姐，还想动手动脚，大姐一见到他进屋“啪”就是一巴掌顺口就是一句“滚”林老六也不生气，退后几步转身就走了。妈妈就说大姐“你这孩子，一点礼貌没有，不能这样待别人，总得和气一点，林老六这个人不偷不摸也不欺负人，就是有那么点小毛病，人还是不坏的。”大姐从来不对妈妈顶嘴，我们家是四个孩子都一样，不管妈妈说的对还是不对从来不顶撞妈妈，妈妈心知肚明，常常对外人说，“我这一辈子什么都没有，就是养了四个好孩子。”大姐骂他，但是林老六还是常到我们家，他心里就是想来看我大姐的，可是我大姐在家他反倒不敢进屋，也许被我大姐打怕了，依靠在门框上呆一会就悄悄的走了。如果大姐不在家，他进来，还像模像样的坐在炕沿边跟妈妈聊上几句，妈妈不嫌弃他真是件怪事。

　　有一天，我和小伙伴上山去剜菜，我们还是习惯的先到鱼市去转一圈再上山，我们走在大街上正好迎面碰上了林老六，我们都知道他又想乘机摸玲玲的屁股，我们都亮出了剜菜的小铁铲，林老六躲着我们走过去了。在山上我们集体密谋了一件大事，就是要坑害一下林老六。我们的计划是这样的，我们在街道旁挖坑，在那里面装上一些大粪，上面用树枝盖上，旁晚我们到他的大院里去喊他，玲玲在她一定能出来，这时叫玲玲在坑边站着勾引他，林老六的眼神不太好，这样他一准能掉进大粪坑里，为这个密谋我们高兴的都哈哈大笑起来，这下子可就有热闹看了，我们都很激动的回到了家，准备明天就干。我把这个高兴的事告诉了妈妈，妈妈一听立马对我瞪眼火起来了：“三子，你这叫做坏事，咱们老邱家从来不做坏事，你知道吗。”我知道妈妈说的对，就摇着妈妈的胳膊说：“妈妈知道了，我们错了，我们不做了，妈妈别生气。”我也立马去把这事告诉了小伙伴：“妈妈说了，这是坏事，咱们不能做。”

　　爸爸走了那么长时间也没有音讯，妈妈很着急，找算卦先生算了好几次，又掐算了爸爸的生辰八字，都说没有大事，每晚妈妈上香的时间都比过去提前了，以往上香是在晚饭后，现在提到了饭前。我们家长年供着一位狐仙像，这个狐仙还有一段不平凡的来历。这是爸爸少年时自己请来的，爸爸告诉我们说，这位狐仙能保佑他一生。这个狐仙像是一尺见方大小的黑白照片，照片中央是一位慈眉善眼的白发老太太，周边祥运缭绕。

　　少年时爸爸爱打猎，那时他还在庄水镇的公学堂上学，每当放寒曙假，他约人在老家的北山上打猎。有一天他看见了一只白色的狐狸，爸爸就端起猎枪瞄准它“叭”的就是一枪，这一枪没有打中，爸爸往前一瞅那只狐狸坐下来正在回头望他，接着就抬起屁股不紧不慢的往前走了，爸爸觉得奇怪，心想，我还从来没有过空枪呢。望着前面慢腾腾走着的狐狸就不服气的又举起了枪瞄准“叭”又是第二声枪响，和第一次一样，这次又放空了，那只狐狸又坐下来回头看了爸爸一眼，接着起来又往前走，爸爸有点火气了，接着又迅速的开了第三枪，结果和前两次一样，狐狸还回过头来看了爸爸一眼，又不紧不慢的往前走。这时候的爸爸心里一紧，瞅着冒着白烟的枪口就没有再开第四枪，爸爸觉得奇怪，这是他打猎以来从没有过的事，他决定提前回家不打了。这件事他想了几天几夜也没有想明白，自打猎以来从没有失过手，这一次到底是怎么了，他想着那只白色狐狸和它那回头一望的眼神。有一天夜里爸爸做了一个梦，天气晴好万里无云，他自己独自一人在一片绿色的大草原上轻松的散着步，忽然一位老者驾着一片祥去从天上飘然落至，他定睛一看一位老者步下祥云，站在面前。那是一位白发慈祥的老奶奶，她说：“孩子，你把手伸出来让我看一看。”爸爸顺从的伸出了双手，老奶奶端起爸爸的手掌仔细把每个指头都看了一遍，完了她对着爸爸说：“孩子，你已经到寿了。”爸爸一听冒了一身冷汗，敢紧恳求的望着老奶奶说：“老奶奶，我害怕，那我该怎么办呢？”老奶奶说：“孩子，那你就跟着我吧。”还没等爸爸说话，老奶奶又驾着那片祥云飘走了，爸爸急急的跟着那片祥云跑起来，一边跑一边喊：“老奶奶我到哪儿去找您啊？”爸爸被自己的喊声惊醒了，摸摸身上，身上的冷汗还在冒，他翻来复云的想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样一直想到天亮。

　　这一场梦始终像个影子一样伴随着他，想甩都甩不掉，这场梦严重的影响了爸爸的学习，只要是课堂里的课程一授完他就坐不住了，独自一个人溜出了教室，心事重重的无精打采的漫步在学校旁的小河边与小河边这条小路成丁宁形的另一条小街上。那条小街是常年摆地摊的地方，这也是爸爸常常溜达的地方，这次他又信步的拐入了这条小街。地摊上乱糟糟的摆着些五花八门的东西，别看它摆的乱糟糟的，只要是你想要想找的东西在这儿几乎都能找到。爸爸走到了一个卖香具的摊拉前停下了脚步，看着摊在地上那一大片鬼神的画像和照片，瞅着瞅着他眼前突然一亮“那不就是我要找的梦中的老奶奶吗。”他盯着那一堆里面的一副照片蹲下来，他把那张照片抽出来进行了仔细的端祥，心里说“像像，太像了，就是她”就这样，他把她请回家，自己动手做了一个小神龛，把她供奉在屋里面，从此每日敬香膜拜。

　　为了保佑爸爸的平安，求仙拜佛成了妈妈唯一的选择和希望。我们村里还有座大庙，叫山清庙，她每天都要去敬香，去叩问道士，拜来拜去，到后来，那位姓庄的老道和我们家还成了“知己”。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挨着，天气也渐渐的开始热起来了，人们都开始换小衫，短裤。就在这个节气里的一天，有人从大连带来一个不好的消息，说爸爸在大连红房子里得了重病要妈妈赶紧想办法去救，这真是我们家的一个晴天霹雳，妈妈几乎被击倒。妈妈是个刚强的人，妈妈没有倒，她决定要亲自去一趟大连。妈妈当天就打发大姐去庄水镇老家接姥姥，她要去大连，家里不能没有人，她要姥姥来代管这个家。姥姥都六十多岁了，因从小得病而失去了一只眼睛，姥姥一辈子都没有出过大山，也是一位目不识丁的老人，她能够照管好这个谁都不知该怎么照管的破家吗？骨肉之情，姥姥如赴汤蹈火一样，还是风尘仆仆的拄着拐杖来了。我看见姥姥那一只好眼也长出了白翳。姥姥的到来妈妈并没有把她看成家里的救星，妈妈知道姥姥能干什么呢，但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妈妈也确实管不了那么多，她扼要的跟姥姥做了交待就凑齐路费上路了。她顾不得孩子了，她一心想要把爸爸救回来，否则这个家就真的塌了。

　　妈妈走了十几天没有个音信，我们只能在家里干着急，大姐带我们上山拾草剜菜，家里每天每顿喝的都是乱糊糊的菜粥，没有钱买粮每天也只能这样凑付胡弄，菜粥做起来简单，舀上一大锅水再把野菜洗好放进去，烧开后再往锅里撒上两把苞米面，用勺子在锅里不停的搅，等再开个开后饭就算好了，可以吃了。桌子上光光的没有菜，我们就这样人手一碗菜多面少的黑色的菜糊糊度日。妈妈几天后回来了，妈妈没有眼泪，回来的那个晚上妈妈跟姥姥说了很多话，跟我们只说了一句“好好听姥姥的话”第二天上午妈妈就出门去借钱，不知道妈妈跑了多少家，但我只知道这两家是肯定借给妈妈钱了，一个是镇上药店的马先生，另一个就是山清庙里的庄老道。下午，妈妈就乘坐一点的火车往大连去了，妈妈这次回来也没有问我们吃的好不好，吃的饱不饱，我们也什么没有跟妈妈说，妈妈走了以后，姥姥领着我们开始了乞讨的生活。大姐不是天天都跟姥姥去，有时姥姥叫她在家剜一天的菜，姥姥看出我累时，就说：“三子，你今天不希跟姥姥去吧。”大姐就说：“那不行，姥姥不能一个人出去。”姥姥心痛我们太小，我们也心痛姥姥太辛苦。有一天姥姥真的一个人偷偷的走了，我们都还在梦中，起来后看看姥姥不在了，大姐就领着我们倒处找姥姥，半天也没有找到姥姥，晚上姥姥回来了，还要了不少东西，有几块半拉包米饼，还有几根地瓜和一些土豆，筐底下还有两个菜包子。虽然姥姥要了不少东西，可是我们都没有心情吃饭，因为姥姥的腿被狗咬破了，我跑到镇里马先生家去要了付药，那时我们家里一分钱也没有，马先生可怜我便给我准备了三付贴上去的药。马先生问我爸爸妈妈有没有什么消息，什么时候能回来，我告诉马伯伯说“一点消息也没有，什么时候回来我也不知道”，马先生唉了一声，告诉我回去先用盐水洗洗伤处再贴，一天换一付，如果不好再來找他。我回去照马伯伯说的办了，三付药贴了之后，姥姥的腿就好了，从此以后大姐再也不许姥姥出去了。只有大姐代着我一天剜菜一天出去讨饭，就这样一天天往前挨。我们每时每刻都在等着爸爸和妈妈。

　　一天深夜，我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大姐先下地开的门，门一开，一群人抬个担架呼哧呼哧的进了屋，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我一眼就看见妈妈站在门口，我们姊妹几个边哭边喊“妈妈”这时候才看清担架上躺着的人是我爸爸，大家又七八脚的把爸爸抬上炕。爸爸削瘦，脸色蜡黄，眼睛也不睁，我只听见他“吱拉吱拉”微弱的呼吸声。姥姥弯着腰在堂屋地下烧水，不一会冲了一碗红糖水颤颤微微的端过来，大姐接过去走到爸爸的身边想给他喂一点热的红糖水，爸爸始终没有张嘴，妈妈就叫大姐把水放下，到外屋给灶洞里再加上两把草，把炕烧热点。屋子小大家都站在地下小声的议论着爸爸，李大叔说：“大嫂，大哥真是命大呀，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找谁去，现在好，说一千道一万人回来就好，不用愁，慢慢治，慢慢养，好了再说，反正老天爷不能瞪着眼睛叫咱饿死。”庄老道也来帮忙了，他说：“大嫂不用怕，祸福相依祸多大，将来福就有多大，往后会看好吧。”孙大个子也来了，孙大个子是宋大肚子家的长工，他是专赶大车拉运东西的，每天晚上吃完了饭给牲口喂完了夜草，才能回家。他家就住在宋大肚子家的房后，有一条小街隔着。大家把爸爸安顿好后都回家了，就在这几个人往外走时，我还看见林老六，奇怪，他怎么也能来帮忙呢，事后好长时间我才听见他跟我妈妈说起来了这档事。那天夜里闹肚子，他跑到院外毛坑里拉屎时听到大街上我妈妈在喊人去车站上帮忙抬人，我们家的事他都知道，一听说要到车站上去抬人，他就提上裤子跟着往车站跑，他说“老邱家都是些好人，不知道也就拉倒了，知道了能不去帮忙吗？那还算个人吗”我挺感动的，后来我对他的看法就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

　　爸爸刚来家时一点也不能动，屎尿都有我们伺候，经过马先生几付药的调理，爸爸的病一点点的见强了，开头那几天马先生来的很勤，把把脉，看看舌苔，有时还扒看爸爸的眼睛。跟据病情的变化随时的增减药味和药量，马先生对爸爸的病看的特别用心，妈妈也只有感谢感谢再感谢了。当天气骤然的热起来的时候，爸爸能拄着拐掍下地了，我们全家人的心一下子都亮堂起来了，活跃起来了，我们干什么活都不觉得累，欢快的在爸爸的身前身后跑来跑去。妈妈有时还能出去打一点零工，爸爸回来的第二天，姥姥就放心的拄着拐杖走了，过了一天，我二舅就从庄水镇深山里背了一麻袋的包米送过来，二舅只在家里吃了一顿饭就赶回去了，妈妈只在吃饭的档口跟他说了几句话，问了问姥姥的身体，妈妈也没有留他，她知道他家里的那一摊子事，也是一时也离不开他的。

　　爸爸在大连的情况妈妈也从来没有详细的给我们讲一遍，我们只是偶尔的断断续续的从她的口里听到了一些有关爸爸在大连码头的一些情况。原来，爸爸到了大连后在码头上找了份给日本人抗豆包的活，也就是把装满大豆的麻袋包从码头的堆场抗到船上，这些大豆都是日本人从咱们中国东北掠夺来的，再装船运回日本国。有一天爸爸生了病，三四天也没有好，日本医生看后说是传染病就把爸爸送到了医学隔离室不准出来，曾和爸爸同铺住的一个工友知道了，这位工友就立刻叫来从老家来大连看他的妹妹赶紧返回去，叫她妹妹到土城子镇城里村找邱家的人，并告诉说叫他们家赶紧来救人，他知道，只要小日本人把你送进到那个隔离室就是有去无回。在那里日本人根本不给你治病，当你病的快要死了的时候，就把活人抬出去炼了。那个工友老家在庄水镇，他们回家是顺路经过土城子，就这样妈妈得到了信就急急忙忙的赶到了大连码头，不知道找了多少人，也不知道费了多少口舌，经过了多少周折，管理隔离的人才答应叫把人赶紧弄走，时间卡的很死。他们告诉妈妈说弄走人的事是一天也不能拖，打点的钱是一分也不能少。妈妈终于从死神中把爸爸救回来了，假如没有妈妈，爸爸早就不在了，我们也就永远见不到爸爸了。

　　爸爸能自己在院子里走动了，好天，我就搬出来一把凳子放在院子里，让爸爸坐在那儿好好的晒晒太阳，呼吸呼吸屋外的新鲜空气，家里的活都落在大姐的身上。因为妈妈隔三差五的得到外面找些零活干，为了这个家只要人家用她，什么活她都干。这两天裁缝店里送来了一些衣服叫妈妈帮着钉扣子，过去的扣子都是用布做的，缝扣子是个很精细的手工技术活，一般的人还真缝不了，为了多挣点钱，钉扣子的活妈妈都是放在夜里干，一干就是个大半夜，白天再出去干点别的活赚钱。

　　听说爸爸病了，家里也常常有一些人来看爸爸，陪爸爸唠唠嗑，有的还把镇里村里发生的新鲜事讲给爸爸听，爸爸有时也讲些大连的事给他们听。自从爸爸生病回家李大叔就成了我们家的常客，不过他都来的很晚，老是吃过了晚饭才来。李大叔这阵的情绪越来越不好，吃了上顿就没了下顿，满肚子的怨屈，满肚子的愤怒唠出来给我爸爸听，什么盐场的剥削，日本人的横行，狗腿子的凶狠等等不停的讲，李大叔要是讲起来，爸爸跟本插不上话，只能“嗯嗯”的点着头，瞎答应，李大叔讲话时的唾沫星乱飞都能喷到我的脸上，你可以想一想他讲话多么用力。他跟爸爸说：“我是琢磨透了，大哥，小日本日子是长不了了，你没看到现在为止火车站上是一趟货车也没有了。”李大叔说的爸爸认他这个理。还有一个就是孙大个子也来我们家，有时呢也问问有没有什么活要他干的，他是宋大肚子家的长工，大半辈子也没有个家室，他现在的家其实也不是他真正的家，他是给一个姓从的人家拉帮套，拉帮套就是当这家男人无力养这个家，两口子就商量好招一个男的来帮忙养家糊口，晚上就得把自己的媳妇交给招来的男人睡，孙大个拉帮套的这家就是因为男的得了中风病常年瘫在床上，媳妇一个人又支不起这个家，才把他招去了。他家里窄窄巴巴，晚上三个人就都挤睡在一铺炕上，这家媳妇长的俊俏，又挺丰满，招人喜欢。而孙大个子身强力壮，三十多岁也没碰过女人，所以天天晚上和那女人干事，一个晚上能干好几次，那个女人很享受就放声的嗷嗷叫，在他俩干事的时候，小媳妇的男人就侧过头来看，她就说她男人：“你闭上眼别看，看了不难受吗？”这个女人很能干，干的时候还跟孙大个说些干事的感受，起初孙大个守着她的男人在一旁不好意思说，她非逼他说，抗不住这个媳妇的骄气，就说干了她怎么怎么“舒服”的话，说一遍她还不过瘾，就逼他反复的说，大声的说，她就“嘎嘎”的大声笑，干常了孙大个也不顾她男人了，天天晚上，两个人边干边说些下流话。不过这两个人对她的男人都挺好，女的喂汤喂饭，孙大个就端屎端尿，村里的人都知道她家的情况，没啥反感也都当成笑话讲一讲而已。庄老道可就不一样了，他一来我们家就在我爸爸的身前身后转过来转过去的嘴里叽叽咕咕的念着咒语，他念的我一点都听不懂，但我知道那是在保佑爸爸叫他早一点好起来。为了保佑爸爸早一点好起来，在家里每天晚上给狐仙奶奶上香的事就成了我的专干，因为妈妈白天晚上都忙，妈妈放工回来就抓紧时间缝扣子，一边缝一边跟爸爸俩商量着明天该去粮店里买几斤包米面，几斤豆面，妈妈还说要给爸爸买点鸡蛋补补身子，爸爸赶紧说：“他妈，我的身子都好了，不用了，先把家里吃的掂量好了就行，那就算是烧了高香了，现在家里就指望你一个人，这两天我还寻思找点什么活干呢。”妈妈一口回绝了说：“你老实跟我在家呆着，你想出去找死啊。”妈妈说这狠的话我理解，她再也经不住折腾了。我现在能干的就只有用尽全身的劲在鱼市里捡鱼，现在正是大量的魚上市的季节，我每天都不空手回家，家里炖的鱼除了保证爸爸吃的以外，我们全家也能跟着吃点，爸爸的身子真是一天好似一天，都能开始出去给人家代笔写文书了。爸爸出去干这活除了人家供一顿饭外，也给点小钱，要是碰着个有钱人家还能多给一点。爸爸的脸上有了红晖，我们全家人的心里也都美滋滋的。妈妈心情好再加上又是热天她也没有怎么犯病，把我高兴的就地能蹦好几个高。越到这个时候就越放不下大哥，越想他，大哥现在在哪儿，他还好吗？我老是在心里这样问自己。

　　有一天，在一个下着滂沱大雨的夜里，我们家的门被急速的敲响，妈妈睡觉很精神，她第一个醒了，敲第一遍门时她没有动，当第二遍敲过了她才下地，妈妈对着门缝问“谁呀”门外的人说“是邱大哥家吗？我是邱大哥的工友，我姓崔，叫崔愣子”爸爸一听说是“崔愣子”也麻溜下地说：“快快，快开门。”崔愣子就是那个跟爸爸睡在一个大通铺上的工友，就是那个及时的叫他妹妹来给妈妈报信的人。他可是爸爸的救命恩人，爸爸一把把他抱住说：“崔小弟，你怎么回来了。”崔愣子淋的浑身都湿透了，打颤说：“大哥，一言难尽哪，你算是命大，我也差一点把小命送了！”妈妈找了一件爸爸的旧衣服给他换上，他和爸爸并排的坐在炕沿边，妈妈在灶炕里烧火，给崔愣子打了三个鸡蛋水。崔愣子紧紧的握着爸爸的手说：“码头这两天又叫八路军和共产党的秘探放了火，闹的小日本是狗急跳墙，呜哇乱叫，放屁车在码头上乱蹿，抓了这个就抓那个，这不，昨天旁晚上又开始抓人了，我们刚放完工，还没来得急吃饭，一群日本兵冲进红房子，端着剌刀统统把我们逼到船上，咱住的那个房子里一个也没有剩全给逼上了船。我知道这是抓了劳工呀，那能有个好吗，那是死路一条啊，我一边走一边偷偷的把绑在手腕上的绳子解开了，我想我得跳海，早死晚死反正都是死，我把绳子还缠在手腕上，等上了船板还有两步就迈上船时，我一甩绳子嗖的一声就跳进海里，我从码头一直游到甘井子的海茂村。大海里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到，我游上岸求一家老百姓幫我烤干了衣服就连夜赶回来了啊。”听着我们全家都为他捏了一把汗，但也为他死里兆生而高兴。妈妈给他端了一碗鸡蛋水，叫他快吃趁热吃，天刚刚放亮时，妈妈又给他凑了点路费，他就去镇东头的汽车站了，早回家早安全，夜长梦多啊。送走了那个人爸爸和妈妈又在小声的嘀咕着什么，我只听着爸爸说：“看来这个世道好像真的要变了。”爸爸好像是嗅到了点什么，这两天精神多了，有时还像过去看闲书那样摇头晃脑起来。

　　晚饭后，在妈妈的应允下，爸爸往李大叔家走去，这是爸爸病后第一次去李大叔家，他要去看看他家过的日子。他按奈不住的想要去听听他那个大嗓门，和他一起议论议论这外面乱糟糟的世道到底怎么了，估摸这世界到底哪一天能生变，穷人哪一天能有个出头的日子。李大叔的老伴是一个聋哑人，庆生是他家唯一的小子，庆生身上有一个姐姐，身后是一堆姑娘。爸爸进了孙大炮奶奶的院子就听见李大叔家的孩子在叽哇叽哇乱叫，爸爸没有拄拐杖去，李大叔看见他时一把把他掺进屋里，爸爸进屋第一句话是“这两天外面有没有什么新鲜消息啊？”“他妈了个巴子有个屁，小日本再不倒台，真就得喝西北风了。”原来盐场也停工了，李大叔就没有什么活干了，没有活干家里就没有饭吃，他家里没有一粒隔夜粮，“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就干等着饿死，不瞒你说大哥，我真想买点耗子药全家一起吃算了。”李大叔说他真有过这个念头，爸爸有点火了说：“你真没有点出息，这是你该说的话吗，死，咱们凭什么死，咱们还要看看他们是怎么死的，咱们要顶到最后要顶到出头的那一天！”李大叔听爸爸一说，又换了一个情绪说：“我也是这么想的，一但有了出头的那一天，咱把小日本鬼子统统打倒赶跑。”“这就对了，记住，咱们穷人的命也是命，走。”爸爸拉着李大叔就往屋外走，李大叔说：“都这么晚了，往哪走”爸爸拉着他的手说：“到我家去，我家里还有一点苞米面，咱老哥俩一家一半。”两位难兄难弟慢步的走在夜色里，李大叔夺眶而出的眼泪，爸爸并没有看见。

　　第六章

　　在爸爸的鼓励下，李大叔的精神也抖擞起来了，他每天早上扛着扁担拿着绳子斧头和镰刀上北山去砍柴，旁晚，他就能挑一大担柴禾回来，第二天早上就挑到镇北头集市上去卖，没有别的活可干，砍柴也能解决一家最的温饱。别看他人高马大，李大叔还有一手好厨艺，所以远近有个什么婚嫁丧葬的事，有不少人特地请他去帮忙，帮忙也得给点帮忙钱，完事还能大包小包的把宴席上吃剩的东西带回家，这些东西也够一家人吃上一顿好饭。晚上无事他都来我们家坐坐似乎成了规矩，和爸爸说上几句唠上一阵子。爸爸问他在市集上柴禾好不好卖，他说：“好卖，就是赚多赚少的事，你想想，铁路上货车也没有了，煤也进不来了，大家烧什么，不就得烧些柴禾吗。”爸爸还问他市面上有没有什么新的消息，他一拍大腿说：“有，天天都有，可以说是消息满天飞，有些消息说的是有鼻子有眼的，说在关内小日本鬼子已经打不过八路军了，早就没有了开始那个凶劲了，也是被八路军打的屁滚尿流。再看看镇里吧，也是那个熊样，我卖了柴火回来时还特意绕到衙门前去走一下，想看看他们有什么动静，我从外面往大院里一望，过去那热热闹闹的大院，变成空空荡荡连个鬼影都没有，那一排马厩里也空了，一条战马也没有了，连街里这两天也看不见小日本和巡补了。我估摸着说不定他们看看光景不好早跑了。”李大叔讲的这些事对爸爸都挺震动的，爸爸有病到现在没有去街面走过一回，听李大叔这么一说，他倒想要去镇里走一趟，我爸爸也变成了个急性子的人了。

　　第二天吃完了中午饭，爸爸告诉大姐说叫她把家照看好，他要去镇里马先生家一趟，大姐问要不要我们跟着去，他说：“不用，道又不远，我去转一转就回来了。”爸爸真的去马先生家了，路虽然不远，但对于一个久病不起的病人来说也算个大考了，爸爸就是要试一试自己的身板到底怎么样。大阳像下火，爸爸走在街上不一会就冒出了一身汗，这冒汗他倒感觉浑身轻快多了。和过去比街上人少了不少，他前后左右看看，还真没有看到一个日本人连巡捕也没有碰见，走着走着，爸爸越走越来劲，越走心里就越轻松，到了马先生药店门口，马先生看见是我爸，他一愣说：“哎呀，老弟呀，你怎么出来了。”爸爸打拱说：“老哥，我是来看看你，也是来向你谢恩的呀。”“哎呀老弟，这话说哪去了，也太外道了，我何恩之有啊，咱们兄弟一场，这点忙都是我应该做的，来来快坐，快坐。”两个人心照不宣的没有任何铺垫，直接大胆的谈起了世道。谈的热烈而又神秘，有一些话明说，有一些话还打着暗语，越谈越起劲，谈累了马先生就给爸爸把把脉，一边把着一边高兴的说：“不错，不错，脉波有力，身体恢复的挺好，但话又说回来了，活动归活动，老弟还需事事注意休息和调养，弟妹近来可好？”爸爸说：“对这个老病号来说，这阵子就算不错了。”临走前马先生又突然冒出了一句“你家的老大也该回来了吧”爸爸打趣的说：“你还问我，回不回来你心里最清楚。”马先生不好意思的说：“不不，我只是在猜测。”爸爸用手指点着他说：“你这个老哥，直到今天对我还在保密啊。”“哪里哪里。”马先生红着脸说，爸爸也不再追问，打着哈哈起身走了。回时和去时一样，街面上没有变化，只不过爸爸回时的脚步倒比去时更快了。

　　第二天上午镇外就传来了零星的枪声，枪声到下午就密集了，这阵阵的枪声震动了全村的人，是惊恐还是惊喜，全村的人都还没有想好这个问题，就急不可奈的疯狂的涌向了街面。小镇沸腾了，街面上挤满了人，大家都在欢呼着跳跃着，有人把彩色的传单一把把的抛撒在空中，传单在空中翻飞飘落，千百只手都在扑捉着传单“小日本倒台了”“打倒小日本”的呼喊声响彻小镇的上空，响彻小镇上的大街小巷。我和小伙伴们都拥挤在人群里，钻来挤去的捡着满地的传单，大喊大叫的往鱼市里跑，还没等我们跑到鱼市，从街的最里头涌出一群人来，他们一边推着前面的人群一边喊：“闪开，闪开，欢迎苏联红军。”大家也都跟着欢呼起来，有人喊着“乌拉”大家也都跟着喊“乌啦”我们也不知道“乌啦”是啥意思，只管跟着喊，嗓子都喊哑了。随后一队队的骑兵走过来了，他们都是外国人，穿着黄军装，衣领上有两面小红旗，胸前都端着转盘冲锋枪，他们朝着两边夹道欢呼的人群用手打招呼，所有的人都竖起了大拇指，事后我们才知道，这些带枪骑兵是来帮助解放咱们东北的。当时我们还给“苏联红军”他们送了个外号叫“大鼻子”据县誌记载：进入这一地区的苏联红军是苏军先遣部队和近卫坦克第六集团军，时间为1945年8月24日，同时在距土城子镇仅20公里的皮子窝设警备区司令部。苏联红军在车站大衙门等地都放上了岗哨，我和小伙伴都很好奇想靠近他们一点，想好好看看外國人长的什么样，那些哨兵不但不撵我们，还打招呼叫我们过去，我走在前面，小伙伴们都胆怯的躲在我的身后，拉着我的衣角，那哨兵老笑着，看他那个样子我的胆子也就大起来，走近跟前，我还敢摸摸他的枪。他身上围着一圈子弹都露在外边，我想跟他要个子弹，他用手比划着意思是这是带头的真的子弹，小孩子拿去很危险的，我也跟他比划着说，我只想要他的子弹壳，他懂了，他歪着头想了想立即举起枪就朝吊桥河边的那一群野鸭子“哒哒”打过去一梭子子弹，野鸭子飞了，子弹壳都掉在了他的脚下，我们刚想去拿子弹壳，他却制止了我们，他用手比划着用嘴吹着意思是这东西很烫很烫，现在不能拿，我们一看地下的子弹壳里还冒着白烟呢，我们都给他竖起了大拇指，他笑起来在我们每个人头上都轻轻的按了一下，这一天我们和苏联哨兵处的挺好，晚上我们都高高兴兴带着子弹壳回家了。又过了几天我们又想去找苏联哨兵玩，可是我们在他原先站岗的地方转了一大圈找他们也不见个人影。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都纳闷了，不死心就往大衙门那儿跑，到了一看，大衙们和小衙们都有不少的人进进出出，进出的那都是些老百姓，出来的人怀里都抱着一些东西，我们也想进去找点什么我们喜欢的东西。楼里被翻的乱七八糟，走廊里散落了一地的账本和纸张，我们在小衙们里也找到了些整整齐齐的花花绿绿的纸，这些纸里我最满意的就是那份长长方方的印有“东洋食品厂”的红花纸。我们正在东捡一些西捡一些彩纸的时候，听到外面大街上有人在唱着嘹亮的歌声，我们又把一大包彩纸仍了，只留下在手里的一点纸就跑出大楼，这时街道两侧都挤满了人，在“呱唧呱唧”的鼓撑呼口号，不少人都在笑着喊着的流眼泪。人群里中间走过去了一队队的八路军，队伍挺大都望不到头，他们整齐的唱着歌往镇里的北头走去。他们也穿着一身黄军装，扎着绑腿，臂章上是“八路“两个字，他们背上都背着一个捆绑得方方正正的行李卷，有的里边还别着一双黑色的布鞋，身上交叉背着子弹袋和干粮袋，干粮袋是用布缝的细细的能有大人的拳头那么粗，肩上抗的几乎都是三八大盖枪。他们的歌唱的好听，一首歌是”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二是……”另一首歌是“战头英雄伊长伦，他是黄县**庄上的人，十八岁参加了八路军……”我老记不住伊长伦是什么庄上的人，听那个歌曲我都十分激动，我当时就想参加八路军，可是我离18岁太远了，能有十万八千里。那些日子我和小伙伴们天天晚上聚在一起，自由自在的唱这两首歌，爸爸和妈妈比我还高兴，也跟着我乱哼哼这首歌，他们老跑调，爸爸和妈妈说：“咱们今天也庆贺庆贺，好好做一顿饭，也让咱们全家吃一顿饱饭。”爸爸把这一天叫着光复日，解放日，翻身日。村子里也都沸腾了，过去猫着腰走路的穷人也都挺起了腰抬起了头，迈起的步震的地都“咚咚”的响，在街巷里互相碰头见面，一改过去打拱作揖的姿势，都把手高高的伸出来，狠劲的相互击掌，击掌时是什么也不说，笑着擦肩而过。

　　村里成立了贫农协会，凡是没有土地的靠出大力为生养家糊口的或是只有一点地但也养不了全家，也得出去打点短工的都成了贫协的会员。城里村是个大村子，有几百户人家，会员都有几百，这么大的贫协组织得有一个办公的地方啊。起初贫农协会的几个头头商量想腾出一个地主大院办公，后来想想还是太小，想来想去最后就想到了“卐”字会，小日本一倒台“卐”会的神职人员也不知去向了，人去楼空也就正好排上了用场，贫农协会先占用了一楼，楼前还有个大院子开个农协大会也不成问题。农会的大小头头和工作人员都搬到一楼开展工作了。

　　农会的一把手姓朱也是祖辈三代都给地主家扛活的，他给扛活的这家地主叫郝小钱，郝小钱住在村子南头，靠近火车站。农会一把手的大名叫朱德贵，朱德贵是个罗锅，他的爸爸说他是因为从小就吃不饱穿不暖也没有个营养还得跟他给地主扛活，这个罗锅就是那个时候累出来的。村子里的人都不去管罗锅的来历，人人都叫他朱罗锅，你要是问朱德贵是谁，大家都面面相觑，一时谁也答不上来，你要是问起朱罗锅大家都会异口同声说：“知道。”朱罗锅怎么能当上农会主席呢，原来八路军进镇的当天下午共产党派来了一个“李区长”这个李区长身穿便装跨着一把盒子枪，还带着两个警卫员，警卫员也是便装。但都实枪荷弹，他坐在日伪时期的村公所里让警卫员去喊一些村子里的穷人过来，其实不用喊那些村里的穷人早就围聚来了。李区长简单的说了一下情况和政策，他说：“我们是共产党和八路军的队伍，我们是来解放咱们穷人的，是给咱们穷人服务的队伍，现在，小日本鬼子被我们打跨了，打跑了，咱们穷人就要组织起来，打倒那些过去欺压在我们头上的敌伪官吏，地方豪绅和地主恶霸，真正当家作主人。”来的都是些穷人，都想听听咱们穷人怎么跟着共产党和八路军干革命，连庄老道听说共产党八路军来给开个会也来了。李国富一挤进门就认出了这位共产党的“李区长”他俩紧紧的握了手，李国富只说了一句“这回可好了”就退回到人群中，李区长笑着什么也没说，重重当胸给了李国富一拳。李国富就是我李大叔的大名。李区长管的地片挺大，不仅仅只有一个土城子镇，镇周围40多个村屯都划为土城子这一片管，县里把它定名为“第三区人民政府”选举农协干部很快就完了。村里的人互相都熟悉，谁还不了解谁呢，李区长说：“咱们也不用投票，大家议论一阵子，你们提出几个名字，咱就举个手通过，我看咱这些人都够格，都能够代表咱们穷人。”选举的结果是朱德贵为会长，李国富，孙大个子两个人为副会长，农会里还下设民兵妇女等一些组织，李区长说：“你们几个会长要认真的负起责任，要抓紧尽快的开展工作，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把群众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团结在农会周围，那一切事情都好办了。但我们也要警惕那些日伪反动派和地主恶霸，他们，是不会甘心失败的，他们还会待机反攻的，特别是晚上大家要多长些精神，重要的地方要放上岗哨”送走了李区长，朱会长就召集农会干部开会讨论今后怎么开展工作。

　　李区长把土城子镇的工作布置好，又急忙下乡去安排工作了。几十个大村子，一个一个的都得跑到，一天要去几个村，李区长常说：“刚解放千头万绪的事太多，一时照顾不到都不行。”他还请李国富给我爸爸捎信说，他有空时一定来我家看看。话说了，但他总也没有倒出时间来。“第三区人民政府”的大牌子就挂在原先的大衙们门口，李区长就在那里面办公。区政府离我们家很近，那天晚上是李大叔领着李区长来的，李区长来时我们全家都特别的惊喜，那个亲热劲我是无法形容了。李大叔是第一个先进门就说：“大哥大嫂，你看看我把谁给你们领来啦。”李区长抢先一步进屋就抓住了爸妈的手“大哥大嫂，我们又见面了”李区长久久的握住爸妈的手，不愿分开，爸妈握着他的手激动的张着嘴半天也没有说出一句话来，还是妈妈先开了口说“大兄弟，快坐，坐下来再唠都这么多年没见了。”他们唠过了那段牛马不如的生活，唠现在的翻身解放得自由，李区长还唠到了咱们穷人的美好未来，大家光顾着乐了，连一口水都没有喝，就这样直唠到三星偏西，李区长不舍的回去了。李区长这次来给我们带来的最大惊喜是告诉我们，我大哥也回来了，这两天他正在乡下组织民兵，等过两天就回来，李区长走后李大叔又满身都是精神一点困意都没有，又接着唠下去。

　　听说大哥要回来，我们全家都高兴坏了，高兴之余爸爸说：“这孩子，简直一点王法都没有，说跑就跑，这次回来非得好好教训教训他不可。”妈妈也帮腔说：“对对，得教训教训他，说跑就跑了，连爸妈都不管了，为了他我们的心都操碎了。”两天后大哥确确实实的回来了，见了大哥，那长高的个子红红的脸膛还是那样傻傻笑着的模样，爸爸那些发狠的话早就丢到脑后去了，两个人忙活的又是汤又是饭的把大哥好好的伺候了一顿。爸妈本来还想让大哥好好的住上几天，可是大哥说不行，革命工作才刚刚开始，等革命成功了我再回来陪二老，爸妈也只好含着眼泪认了。

　　群众很快就发动起来，自己翻身当家作主人了，再也不受人欺压，生活上又有了奔头，全村人都打心眼里往外高兴。农会忙起来了，办公室里成天人满为患，除了忙工作的一些人外那些刚翻身的穷人带着个笑脸有事没事都挤进来看看听听。农会里的干部出出进进有时还不得不喊一句“让让，我出去”“躲躲，我进去”大哥在区政府里工作，但还兼任村里的民兵大队长，听说邱永新回来当村里的民兵大队长，农会里的领导和干部都一致的鼓掌欢迎。大哥穿着便衣，身上总不离一杆枪，他先把村里的民兵组织编排为一个大队，大队下面设了两个中队，每个中队又下设两个小队，民兵里都是纯一色的青年，他们负责保卫村里的安全，村里有个什么急事，民兵首先沖上去，村里村外都有民兵站岗放哨，盘察过往的可疑行人，要是召集开个什么会，也都是由民兵挨家挨户跑去传达的。最近根据上级组织的部署，大哥还组织民兵扒了两次铁路，都是离村子挺远的地方和那里当地民兵一起干。村里民兵大队部在农会办公室里有一个专用的房间，夜晚有从岗哨上换下来的民兵就在这个房间里休息或躺在地下的草垫上睡觉，每天都不少于五六个民兵在值班。大哥忙的一头汗，出出进进总也坐不下来，房间里没有办公桌，只有两个长条的木板凳，他回来是坐在板凳上，屁股还没等热乎就又被人叫走了。村里农会的会特别多，有时一天能开几个会，朱会长经常有一些拿不准主意的事就找我大哥商量。

　　昨天晚上有人到村农会报告说，范家的老太太饿死了。老范家住在村子的尽西头，孤单单的两间破草房和左邻右舍不沾边，他家那一老一小还有两个残障人。日伪时期多少年都是靠乞讨为生，论年龄范老太太今年也就不到六十岁。朱会长听了火冒三丈：“这怎么能行，都解放了还饿死人。”他立即通知民兵把所有农会的大小干部统统都召集到农会开会。开会时朱会长非常生气，他首先做了自我检讨，说自己成天瞎忙呼，怎么把这么大的事都忽略了呢，人命关天哪！说什么也不准许再饿死第二个人。接下来大家就开始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意见集中后，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向村里的地主大户征集粮食，解决一下穷人的燃眉之急。有的干部说行，这事明天办，我大哥站起来说，不行，现在就得办，等到明天就不知道又要饿死谁，朱会长照大哥的意思一拍板所有的干部都表态同意，民兵连夜撒下去了，按着会上提的名单把他们的当家人都找来了。共找来了五位，宋大肚子和郝桂孝等名列其中，朱会长开门见山的先简单的讲了几句政策，然后话峰一转说：“现在有几户人家正处在生死线上，已经有饿死人了，我们想让你们这些富户捐出点粮食来，给穷人救救急，反过来说也给你们自己积点德，你们各家都说说能捐多少。”沉默了一小会儿，大地主郝桂孝先开口了，“会长的话即然都说到这份儿了，我先捐五百斤，以后再听政府的。”有人先开了口，那三家大户也都说：“我们也捐五百斤。”只剩下了一个宋大肚子没有发言，他低着头脑子里在一个劲的盘算。听听大家都说完了，他也不得不说：“我家虽然有困难，但是我也捐五百斤。”话音刚落，朱会长斩钉截铁的说：“好，先就这么定，民兵把他们押回去，连夜把粮食收交到村里。”他用了个“押”字，大哥瞅了他一眼，知道朱会长心里的火还没有消，民兵立即行动起来了，押着他们走了，朱会长又叫大家坐下再研究研究看哪些户需要马上救济，怎么个救济法，救济多少。研究完了，朱会长说：“事情易早不易迟，明天一早就放粮，孙大个子这个事就交给你办，你要亲自坐阵，不能有一点马虎。”孙大个马上站起来说：“这个事就交给我，你就放心吧。”他按排人去借斗、借升和磅秤，还叫人准备一些装粮食的面袋。

　　这时候负责村里安全的李大叔不在农会，他正在村子各个岗哨上巡回查岗，他常常回来的很晚，当情况有异动的时候，他还到较近的几个村子去跑一跑，了解一下新情况，新动向，最近和大哥碰面时，大哥说叫他多留心多注意一些细微的变化，还说：“咱们千万不能一时疏忽，而给革命带来损失。”李大叔在想，这档子说的话是不是话里有话呀，为了不给革命造成损失，还真得提高些革命的警惕性。天好亮了李大叔察完了岗回到村办公室，在办公室的草垫子上睡了一会儿，等天亮时他被院子里的吵闹声给吵醒了，他坐起来揉了揉眼睛，又望了望东窗，太阳已经离开东山头老高了，他爬起来，洗了两把脸就朝院子里南山墙旁的小偏厦子走过去，小偏厦子里热气腾腾的，做饭的大师傅正在搅拌着大铁锅里的苞米稀粥，锅旁放着一张黑胡胡的长条桌子，有几个民兵和村干部正坐在桌子周边，每人都端个碗，在呼噜呼噜的喝稀粥，桌子中间放了一罐子咸菜。李大叔过去也盛了碗稀粥，挤了个边角坐下来。院子里正在放救济粮，他看了好几眼但都没有在意，院子前边并排放着几个半麻袋的粮食，有苞米、高梁、大豆、还有磨好了的苞米面，有几个干部在给排队的人群放粮食，发放的对象都是村里的一些最穷的人，每一个领粮食的人他都认识。他虽然不知道这个场影的来龙去脉，但他知道这是村里给穷人办的好事，他看着领着粮食人的喜悦，他心里也涌起了一股甜甜的暖流，心里暗暗的在说，穷人总算得到了革命的胜利果实啦，还是八路军共产党好啊！

　　他喝完了粥回到了办公室。朱会长就对他说：“老李你也没有回来，情况又急，我们就只好先开会定了”接着简单的把昨天發生的事儿和开会的情况跟他说了一遍，他说：“好啊好啊，这样做就对了，咱们就是要为穷人做事，让穷人知道八路军共产党才是咱们的真正大救星。”两个人正说着庆生跑进来，拉着李大叔的衣襟很亲的样子，庆生也是两个晚上没有看到他爸爸了。李大叔一看见庆生说：“你，你怎么跑出来了？”庆生说：“我和妈妈来领粮。”李大叔一听脑袋“嗡”的响了一下问：“你妈妈呢。”庆生说：“在院子里排队呢。”他就拉着庆生走到了院子，他扫了几眼便看见了她的妻子，看到了这个十几年跟他受苦挨饿的聋哑妻子。他走到了她的身边，她一点也没有发觉他的丈夫在她身边，她两只眼睛直勾勾的盯着放在她前面不远的装着粮食的小麻袋。看着妻子，李大叔的眼睛湿了，他这才在心里问了自己一句“有多少天了，你没有给家里代回去一粒粮食啊”李大叔丢下了庆生转身三步两步的跨回了办公室，他冲着朱会长说“你这是……”朱会长知道他的脾气，当长工时就了解他的钢直为人，为别人可以不顾自己的一切。朱会长没有让他把话说完就用手指着他的鼻子说：“这粮食不是给你，这是村里集体决定的救济粮，当然也包括你老婆和孩子，我是村里的会长，这个村子里不能够再出现第二个饿死的人，如果那样的话我是要去抵命的。”李大叔被朱会长噎的愣是站在那儿哑口无语，半天，他一甩手走出了办公室，背后朱会长送过来一句话“你赶紧回家给我休息”李大叔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出了农会他又往村郊的岗哨走去，昨天晚上他去察岗时就听到从大陆村传来的消息说，他们村有两户地主跑了，临跑时还散布了一些谣言说，八路军和共产党马上要开展流血斗争了，国民党就要来了，李大叔听了这些谣言时就想把它弄明白，所以他就想去问一问大陆村的人。因为怕出来的时间长，就先跑回来一趟，不曾想碰上了村里给穷人分粮的事。这回他还想去问问大陆村的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找到大陆村的人问“这天底下都解放了，那两个地主还能往哪跑啊”大陆村的人说：“他们是沿着铁路往北跑了，说大北边还有一帮军队叫什么国民党中央军，这些地主都去投奔他们去了”李大叔见过日本鬼子兵，可是什么国民党遭殃军他没见过。就想这是一帮子什么东西啊。

　　回来他又巡察了一遍郊外的民兵岗哨还在村子里走了一遍，他想看看村里的地主大户有没有什么动静，是不是也会想跑出去找国民党遭殃军呢。回村，村农会正在开妇女会，听会的妇女大多数是一边听妇女主任讲话一边在忙活手里的活。她们手里的活就是纳鞋底。上了劲的麻线在鞋底的两边拉过来拉过去，她们很专注，心思都用在了鞋底那一排排密密的细小的针脚上。这是给八路军支前赶制的一批鞋，是由区政府摊排下来的，各村都有任务，上面要的也挺急，所以妇女们都昼夜的赶制。李大叔进来穿过了妇女会的会场就走向了会长的办公室。屋里有不少人，有三四个人围坐在会长的办公桌前在给会长汇报情况，朱会长一边点头一边问。李大叔瞅瞅也插不上嘴。就坐在人堆里“吧嗒吧嗒”的抽起了旱烟。自从农会成立，爸爸就在农会里干事，记录些与农会有关的往来账目，不少人都称爸爸为“邱会计”爸爸的身体仍然很虚，不能和其他干部一样早来晚走，只是把账弄完了看看再没有什么事就提前回家休息了，朱会长告诉爸爸说：“你把那点账弄完，就回家休息吧，不用天天陪着我们。”李大叔要是上午去农会有可能看见爸爸，能和爸爸唠上几句，他如果是下午和晚上去，基本上就碰不见爸爸。他看看给朱会长汇报的人一个接着一个就站起来走了。

　　几天没有见到爸爸了，他真想和爸爸好好聊一聊。天气挺好，村子里的街道也比过去干净多了。家家早上都把自己的院子和周边的街道打扫一遍。从解放后这就成了大家的习惯，这个习惯是八路军给村里留下的，那时的八路军不管住在哪里，只要一住下就是挑水劈柴扫大街。李大叔进来爸爸拍着炕沿叫他坐下，两个人一见面就没完没了的唠，唠过去，唠现在，也唠自己都说不清楚的未来，但两个人唠的最多的还是现在，两人唠到高兴的时候还哈哈的笑起来。爸爸问他：“你最近老在村子外面转悠，没听到什么新鲜事吗？”李大叔想了想说：“也没有什么新东西，就是前两天听大陆村的人说他们那儿有两户地主跑了，说是去找什么国民党遭殃军。”爸爸一听，有点着急的说“：这就是新情况，新动向，你没把情况反映给农会吗？”李大叔说：“这两天农会也忙的一塌糊涂连个空当都没有，我也就没说，等档子回来，你再问问他。”爸爸说：“别提他了，都这么多天了我和他妈连个人影都见不着，来家扎一头就走，也不知道都忙呼些啥。”李大叔缓和着语气说“你也别怪孩子，他管的地方大呀，咱们全区的民兵他都管，在农会里我也看不见他几回。”爸爸用鼻子“哼”了一声。这次和爸爸唠嗑后李大叔的心思加重了，他觉得应该早一点把这个新的动向反映给农会。这两个地主有地方跑又有地方呆，就说明还有坏人占的地盘，还有没解放的地盘，他终于挤了个空当跟农会朱会长谈上了，朱会长听了马上就严肃起来了说：“这个新动向你早该汇报，我们也一定要提高警惕，一切反动派都决不会甘心他们的失败，一定会蠢蠢欲动，侍机来反攻咱们，民兵的事你一定要抓好，不能松懈，要多警惕那几个大户和地主的动静，你不仅要加强固定岗哨，也要设流动岗哨。村里村外都要加强巡逻。”听了朱会长说了这番话，他的政治觉悟和革命警惕性又有了很大提高。他心里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平时他佩服我爸，他说我爸爸看事理不仅能看明白而且还能看得远，这是为什么，他把这一切都归结为我爸爸读的书比他多，他说自己跟本就没念过书。现在他又羡慕起朱会长来，听一次朱会长的讲话就等于受到一次革命教育，讲的他心明眼亮。他把这些都归结为是朱会长天天都到区政府里去开会哪能不提高么，就是个傻子吧天天听讲也能变成个精明人，况且朱会长还不傻呢，他承认朱会长是个有智慧的人，自己虽然比不上朱会长的革命觉悟，但在这场革命中自己也有很大进步啊。

　　李大叔的革命警惕性和革命意志确确实实是他从前所不能比的，咱可以从事后发生的一件事情就能看出他的革命警惕性。一天晚上深夜十一点左右，一个流动哨的民兵慌慌张张的跑进农会办公室，告诉李大叔说：“有两辆大车从宋大肚子家出来，顺着西沟跑了。车上拉的什么东西看不清，怎么办？”李大叔一听果断的下令说：“去追回来。”他又加派了几个民兵去追，夜半时分，民兵们把两辆胶皮大车追回来了，把压车的宋大肚子都一起抓到农会，当场对他进行审训。宋大肚子立即被推进了一间小黑屋，这是为有问题的人专门准备的一间小屋，在开始审训时，朱会长，孙会长和我大哥也都闻讯赶来。都觉得这是解放以来村子里发生的一件大事，他们分析说，这个动向有一定的代表意义。朱会长首先表扬了李大叔“你做的很对，很果断这说明你的革命警惕性很高，咱们就应该这样，在关键的时刻，不一定非要找到一起商量，那会耽误大事的，当断的时候一定要断。”农会把宋大肚子两大车粮食全部充公，以备有个情况时急用。关押和审训宋大肚子时，他始终不肯承认他去给北边的国民党中央军通风报信送粮食，他一口咬定就是想把家里的粮食送出去藏起来，就是怕农会再去借粮。孙大个子也参入了审训，宋大肚子对着孙大个子的审训还假惺惺掉了几滴眼泪，说：“会长就逼我承认是去给国民党中央军报信送粮食，这多么冤枉我呀，我都没见过国民党长的是什么样。”孙大个子用个小木棍敲打着他的肩膀说：“你这个人特鬼道我还不知道你吗？你要老实交待，不准隐瞒，要把你的罪恶如实的交待出来。”宋大肚子像鸡捣米似的点头说：“是，是，是。”到了晚上把宋大肚子放了，叫他不准乱说乱动，老老实实的呆在家里随时准备听从传唤。李大叔把抓宋大肚子以及审训的整个过程都一五一十的告诉了爸爸，他气愤的说：“这个宋大肚子，他死也不承认去投奔国民党中央军。”爸爸说：“咱们和他们都是死对头啊，这是个你死我活的事。”

　　这两天爸爸去农会的时间提前了，没到七点他就去了，在那里能见到很多村里的人。那地方像一个小集市似的，出去一帮又進来一帮，屋子里的人总是满满的，没有凳子坐的人多半都是站着讲的，天南海北的是什么都讲什么都说。爸爸记的帐也都很简单，不费多少功夫就弄完了，记完了就又和他们一起讲。这时，有几个妇女抱着几捆作好的布鞋进来了，爸爸过去和她们一起清点布鞋，点完了把它靠在墙角边堆放在地上，回过身来就把它一一的记在账上，鞋是多少双，是多大的码是哪一个小组送来的是谁送来的。庄老道也是农会的常客，这么热火朝天的时光他那甘寂寞的留在庙里，这儿人多消息也多，还可以随便讲。庄老道也把从香客那里听来的消息带进了农会，对这些消息他也不加选择，其实他也不知道怎么选，就一古脑的带进来。村里的人对庄老道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些人认为他也是个穷人，跟咱们一样，另一些人就认为他是封建迷信的代表，和咱们不是一个道上的，爸爸却说：“他也就是在庙里混口饭的人，跟咱们穷人有什么两样。”庄老道是半路出家的人，他祖藉山东，家里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垅，为了活命只身一人闯荡到边外，他也真是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大难不死落脚到土城子镇上的三清庙，成了一名主事的道士。他有时也找朱会长，把他那些分不清真假的消息统统倒出来，朱会长也会点头的把它听完，朱会长说：“咱们不能打击他革命的积极性，他是我们的积极分子。”从此以后庄老道又多了一个名子叫“老积极”他一见到了爸爸就有一肚子话讲，爸爸对他也很亲，记完了账爸爸看看再没有什么事了，为了图个清静有时也会和庄老道一起去庙上，坐一坐散散心。我找爸爸有三个地方，一个是农会，别一个是庆生家，如果这两个地方都找不到，那爸爸肯定是在庙里。每次我到庙里去找爸爸，都能见到庄老道痛苦流涕的给爸爸述说他的悲惨家史，爸爸也在一旁陪着他掉眼泪。农会里积极分子不只是庄老道一个，还有很多，这些人的革命热情都非常高，只要是农会喊一声，他们忽拉下子都会跟着农会，可谓是忠贞不二，看这情影我都为农会骄傲。

　　我们村里有一个积极分子叫宋成宝，那是个血气方刚的年青人，那时他还没有成家，住在村子的南头，他听说农会在研究那些没有粮食的穷人时，二话没说，回家套上大车就去村子里有名的大户宋福成家拉粮。论辈份宋福成是他的叔，宋成宝拉了一大车粮食拉进了农会大院，他对朱会长说：“会长，这是宋福成捐给咱农会的，分吧。”会长当然高兴，其实这哪是宋福成自愿捐的。事情原本是这样的，当宋成宝赶着大车另外还带了两个积极份子，进宋家大院时遭到了宋福成拼命地阻拦，在院子里爷俩都抡起了铁铣，宋福成气的浑身发抖的说：“你这小子胳膊肘往外拐，农会还没说话，你就来抢了！”“叔，外面的穷人都要饿死了，你给他们点粮能救活多少条人命啊，那是你积了德。”宋福成哪吃那一套，铁铣耍起来没个完，宋成宝只好躲来闪去的跟他斗，阻拦他，拖延着时间，在他俩斗的过程中，这边那两个积极份子就打开了厢房的粮仓飞速往车上装粮，宋福成再拼命也玩不过年青人，眼瞅着粮食装上了车，他气的一头就栽倒在院子里，拍打着大地嚎哭起来，宋成宝把铁铣丢在一边，对着宋福成说：“今天就算我借你的，来日我一定还。”便赶着大车出了大院，后来当第二次解放的时候，宋成宝当了村长。他与他叔夺粮的事儿，村里的人也仍不清楚。对宋福成捐粮都还心存感激，所以在第二次解放土改中划成份的时候，村里的老百姓和土改工作队经过了多次讨论商量，最后没有把宋福成家划为地主，而是划为了富裕中农。除了把他家多余的地分给老百姓以外，他的全部家产是原封未动，可见穷人的心是多么的善良啊。划完了成份宋成宝村长去了宋福成家一趟，意味深长的说了一句：“叔，宋成宝当年借你的粮食也算还了吧。”宋福成“嘿嘿”地笑着说：“别哪壶不开提哪壶，来家咱爷俩好好的喝上一盅。”宋成宝说：“你自己喝吧，我没有空。”转身走了。

　　庄老道的庙里突然来了一位小和尚，那天庄老道正在给庙里上香磕头捐钱的人敲磬，那美妙悠扬的磬声在大殿内外回荡，久久不散。香客一般都集中在早上来，快到中午走的就差不多了，就是有几个人也都是在溜达着看看这，逛逛那，这个时候庄老道就回家休息准备做饭。他家就在二进大殿院子西头，三间低矮的小瓦房。他一进门就看见了一个脏兮兮的小和尚坐在灶间的椅子上，小和尚一见着庄老道就站起来作揖施礼，庄老道一愣问他，“你是从哪来的，要干什么？”小和尚说：“我是逃难过来的，国民党中央军在后面一路追来了。”接着他又说：“我妈就我一个崽，我不能有一点闪失，我只有逃跑。”庄老道问他：“你看见国民党中央军了吗？”他说：“要是看见就跑不了啦，我是从辽阳跑过来的，听逃难的人说都追到大石桥了。”庄老道听了小和尚这么一说心里也有点慌了，但还是假装沉着。他留他吃了饭，吃完了饭他也不敢多留他，庄老道想：“这么点孩子他能往哪里跑啊！”就说：“小施主，这么说我这儿也不是久留之地，庙小留不住人的，我给你指一条路，从这往北二三十里地，有一个娘娘庙，那个庙很大，很有势力，如果愿意，你就奔那儿去躲躲也好讨个生路。”小和尚吃完了饭，什么也没说就走了，庄老道没有顾上收拾碗快就跑到我们家来了。之前呢，他也听说过国民党要打过来了，那也只是村镇里和香客们的传言，谁也没把它当回事，这回可是真的了，小和尚都被国民撵的直跑。庄老道上气不接下气的说完了，就问爸爸“：邱大哥，这可怎么办？”爸爸早有耳闻这个消息，后来也慢慢的被证实了。有一天晚上，李区长和大哥一起来家说了这件事，说国民党正在从北往辽南地区推进，共产党和八路军决定我们根据形势的发展，暂时避其锋芒退到山里去打游击，但我们不会走，我们很快还会回来，还要重新解放这片土地。爸爸明白，爸爸的心里也有了准备，所以他沉思了好长时间才回答庄老道的问话：“你说的是真的，看来国民党要来了，共产党就暂时的躲避一下。我就这个样子了，你哪要是有个地方暂时躲一躲也好。”庄老道听说这事是真的就六神无主，像个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垂着头就回庙里去了。

　　这期间大哥又组织民兵扒了一段铁路。在镇北把入镇的官道也扒开了两段。临撤退的那天，他们都集中在农会，村里不少穷人也都在农会的大院里站着，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看着就要撤退的亲人，心里都在想着一件事，好日子才刚刚开始就怎么这么快又要变天了.跟着撤退的民兵也都集中在院子里，李区长和我大哥还有农会里的那些干部也都在。他们在农会的办公室里进进出出，三三两两的在议论着在说着什么，有的还笑起来一点没有恐慌的样子。下午一点钟，要撤退的领导和民兵开饭了，伙房的大师们给他们做的是黄灿灿的包米饼子加上一菜一汤，几十号人吃饭传出了一片呼噜呼噜喝菜汤的声音。那天爸爸妈妈也都去了，饭还没有完全吃完镇北边就传来了零星的几声抢声，民兵们一下都抬起头来看着李区长的脸，李区长平静的跟大伙说：“没有事，咱们抓紧吃，一定要吃饱，好跑路，听这枪声还远着呢。”李区长第一个吃完就被一位老太太拉住了，他一看，便笑着说：“张大娘，有事？”张大娘吞吞吐吐的说：“我不想叫儿子去”“好好，大娘你等着。”他抬起头一边在人群里找一边喊：“邱永新，邱永新。”大哥跑过来，李区长对着大哥说：“你把民兵张连贵找来。”大哥把张连贵找来，李区长把着他的肩膀子对他说：“你妈妈都这把年纪了，他不愿意叫你去，你就留下来和妈妈一起回家吧”，张连贵表示不愿意留下来，还是想跟着大家一起走，李区长断言的说：“你的革命态度我们记住了，但现在不行，你得留下来把妈妈照顾好，等我们回来再跟我们一起干那也不晚啊。”形势紧迫，李区长说完就去到民兵队伍里。镇北头又传来了几排枪声，李区长下令马上集合队伍出发，队伍很快集合完，由李区长带队小跑着直奔村西南边的西沟大道，这条道比两边的田地要低矮很多，越往南走越低，再往南就进入了山沟，它靠近公学堂最近的地方就开始往南拐了，那个拐点是这条路的至高点，在那个点上李区长站了一下，深情的回望了一眼城里村和土城子镇，公学堂门前那两排高高的老槐树也映入了他的眼帘，大片的树叶早已落净，时令已是1946年的深秋。李区长站在高处，扬起了头，顺手拔出了盒子枪，抬手对着镇北的天空“哒哒哒”的打出了一梭子子弹，枪口里冒出的白烟慢慢的在天空中散开，像一朵花。接着他和大部队一起进入了西沟大道.半路在没到县政府规定的集合地点之前，他命令队伍在一个岔路口上停下来，他要清点一下人数，点完后发现队伍里多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张连贵。

　　第七章

　　大部队撤走以后，妈妈先回的家，爸爸说我要到庄老道那儿去扎一头看看。你别看庄老道平时跳神扮鬼，挺能蹦达的，其实他的胆最小。妈妈说：“快去快回，这兵慌马乱的。”爸爸答应一声就往大庙走，大庙建在人工筑起的高台上，进第一道庙门须登近三十多个台阶。一进院里不算很大，南面只有一个殿回门朝北，供奉的是位观音，因为她坐南朝北，我们都叫她倒坐观音。院北座落着两排大殿，东殿供奉的是天地上的各路神仙，有雷神，风神，雨神还有火神以及土地老爷什么的，西殿是一些管人间各种疾病的神位，什么管妇科的，管生育的，还有管气管病和生疮节的……。两大殿中有一个过道，走过去就是二进大殿的院子，庄老道就住在院子西侧的三间小瓦房里，爸爸直奔小瓦房走过去，一推门没有推开，他纳闷的往门上一瞅，上面锁着一把大铜锁，门窗里都挂着布帘，里面是什么样子一点也看不见。爸爸在院子里瞅了一圈，各个殿门都关的严严实实的，看这情景爸爸这才知道庄老道是避难去了。爸爸回来妈妈就关上了院门插上了屋门，妈妈不许我们出去，我们全家都只好躲在家里，我只能爬上窗台从窗户中央的那块小玻璃上往外望，外面死静没有一个人影。没有啥意思我望着望着就爬在窗台上睡着了，这是最难熬的一个晚上，我们几乎在惊恐中度过的。第二天一早是姐姐第一个开门出去的，她要到院子里抱草做饭，整个上午什么动静也没有，我们也不敢出屋。下午街上有敲锣的声音，还伴着喊声，破锣还挺响的，在街上来来回回的响过来响过去，喊声是叫每家每户出一个人到村公所，也就是过去农会办公的地方去开会。妈妈没有让爸爸去，我们家不管有什么风险事，妈妈总是闯在前面。她沾了一点水摸了摸头发一个人就出门了，这时大道上已经有人走动了，想必也都是去听会的吧。这段时间真难熬，我们都在焦急的等着妈妈回来，一个是盼妈妈平安的回来，二来是想听听谁开会，开什么会。不长时间的功夫，妈妈就回来了，妈妈把开会的情况说给爸爸听，我们也在旁边听。妈妈说也去了一些人，都集中在老农会的院子里。开会的人是站在办公室门口的台阶上，上面站的有三四个是生面孔的人，妈妈都不认识，站在上面还有几个是本村人，如宋大肚子，二瞪眼等。那几个生人也都穿着便装，其中一个最先讲话的人身上还背一把盒子抢，这个人精瘦，小矮个，高颧骨，长着一双忽闪忽闪的小绿豆眼，他讲完了接着是宋大肚子又讲了两句，他们讲话的大意是他们是国民党中央军，是来搭救苦难中的老百姓，他们要消灭共产党八路军，有谁知道共产党八路军藏在哪儿，要赶紧举报，有谁要是敢窝藏共产党八路军那就是罪上加罪是死罪，宋大肚子说的也是这一套。妈妈说在场的人没有一个说话，没有一个跟宋大肚子喊反动口号的。宋大肚子看了看这群没有生气的人，他也没有啥办法就宣布说：“今天就到这，散会。”

　　掌握土城子这块地方权力的人是国民党的一群地方反动势力，外号叫“小革命”这帮子人极其反动，极其残忍，无恶不作，给城里人训话的那个长着一双绿豆眼睛的小个子，就是这个反动组织“小革命”头头，他叫徐德忠，国民党把他任命为土城子镇镇长。他一上任就紧锣密鼓的在各乡村里成立了村公所和维持会，村子下面还成立了什么“保长”“甲长”等组织。这些组织刚一成立，紧接着就在全镇里开始大搜查大逮捕，不长时间，镇衙门的监狱里就押满了从各村抓来的人。走在衙们的大墙外，老远就能听见被拷打的人撕心裂肺的惨叫声，这声音昼夜不断。在一个阴令的秋雨过后的早上，“小革命”终于举起了屠刀，第一次他们就在城里村东边靠吊桥河的一块台地上，活埋了我们七位的革命同志和无辜的百姓，这样罪恶的屠杀在入冬之前他们又进行了两次。他们杀人的这块台地过去叫“牲口市”它是远近各个乡村到这里来倒买倒卖牲口的集市。现在在这偌大的一片空场上，除了留下零星散乱的独自突撅着一些栓牲口用的木杆子外，一无所存。过了多少年以后，这片荒芜的台地仍然有无名人氏送来鲜花。

　　在第一批被活埋的七个人中就有城里村农会的朱会长。徐德忠亲自带队，去抓的朱会长，当徐德忠这帮人冲进院里，刚好与迎出门的朱会长碰了个面，徐德忠刚要开口朱会长立即伸出手摆了摆，意思告诉他你不用讲了，我明白我跟你走，朱会长转回头对屋里的妻子说了一句：“你把孩子照看好，我走了。”朱会长是城里村牺牲的第一个人，血腥味一下子就充满了整个城里村，无限的愤怒也填满了全村每个人的胸膛。

　　在朱会长牺牲一天之后，又傳来了李大叔被抓的消息。这一下子把爸爸妈妈都急坏了，在屋子里转来转去也没有一点办法，李大叔是个刚烈而又不服软的人，我们家知道他这个毛病，妈妈哎声叹气的说：“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那一窝孩子可怎么办呢。”妈妈实在没有办法可想就决定去吕家找吕保长，想求他去镇上说个情把李大叔放回来，妈妈知道这些人都是当地的小头头，经常去村里镇里开会。吕保长听妈妈这么一说，脸一下子就变得煞白说：“哎呀他婶你真敢想，这么大的事我敢去镇上说情，我说的话能顶个屁用，镇里的那帮子人你又不是不知道，杀人都杀红眼了，谁还敢进那里求情。”在妈的再三肯求下，吕保长只好推辞的说：“这事我得看看形势，有机会试试吧。”吕保长能不能去试，妈妈心里早有底，他没那个胆，无耐妈妈又冒更大的风险去维持会找宋会长，妈妈对宋大肚特熟，一年来所打的零工主要都是在他家，她想靠着熟劲去碰一碰。快到维持会大院，妈妈的腿有些软了，思来想去她最后还是硬着头皮进去了，宋大肚子在办公桌上字什么，妈妈说：“宋会长，打扰你了。”宋大肚子抬起头表现出一脸的不愿意说：“怎么把儿子送来了。”妈妈心里最怕的就是提大哥的事，妈妈说：“宋会长，我儿子要是回来，我第一个把他抓来送给你。”接着妈妈就求宋大肚子能不能去给镇上美言几句，把李大叔放回来。宋大肚子一听“啪”的拍了一下桌子说：“救他？他干的那些坏事是你知道啊，还是我知道啊，你自命都难保还敢出来救他，你快回去先想办法求你自己吧，赶紧把你的儿子找回来，我正忙着呢。”妈妈看宋大肚子那个熊样，知道再说也没有用就退出来了。回家爸爸说：“咱也不用费那些口舌啦，那是一点用也没有呀，那帮家伙能听咱的吗？”接着爸爸又说：“我相信八路军共产党还会回来，你听一听这两天外面哪一天不打几枪，这就说明他们没有走远。”妈妈低头坐在炕沿边，她确实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也不知道爸爸刚才说的话她听没听进去，过了两天，大李叔被放回来了。李大叔一出来就到我们家来了，把他被抓，被打被审训的经过都说了一遍，他说：“他们叫我交待罪行，我告诉他们说我一点罪过都没有，他们又叫我把共产党和八路军交侍出来，我也告诉他们说，我认识他们，可是他们都走了，你们那么多人都找不着，我一个人上哪去找他们，那些人没理就用棒子和皮带打我，我扛得住。”

　　春节前，李大叔又被抓走了，这次给他的罪名是仍然不老实，在底下私自串通共匪，阴谋反抗国民党。这期间李大叔也确实多次去了北山，为了一家人的糊口他仍然是到北山上砍柴挑回到集市上去卖。从小日本倒台后直到今天火车也没有通，不通火车也就没有煤烧，所以整个小镇靠柴草做饭和取暖。北山有八路军游击队在活动，李大叔去北山砍柴，打心眼里也想找八路军游击队想跟他们诉诉苦，可遗憾的是他去了几次找了几次，但始终没有见到。听山里的老百姓说八路军游击队来去无踪影，宣传一阵子革命的道理后拔腿就走连饭都不吃。游击队的活动震慑得地主恶霸老实多了。李大叔在监狱里被徐德忠他们折磨了几天几夜后，在一无所获的情况下，将李大叔装进了麻袋丢进了吊桥河的冰窟窿里。

　　李大叔被丢进冰窟窿里的事爸爸是不知道的，那时爸爸早已经被押进镇衙门的死牢里，我爸爸也是在冬天里被抓走的，本来这个残忍狡诈的徐德忠还想再拖一段时间，他只所以迟迟未抓我爸其目的是为抓我大哥，想从我大哥的口里了解八路军的活动情况，那真是白日做梦。他的眼线和情报告诉他我大哥就在游击队里，游击队里天天有人下山，那我大哥也一定会下山，所以他没有惊动我们家。暗地在我们家周边，徐德忠早已部下了盯哨人，只是我们家毫不知晓罢了。我爸爸被抓的头一天晚上，我大哥确实回家了一趟，我大哥这次回来是奉游击队之令，侦察一下镇里敌人的据点和火力布置情况，第一要了解敌人的军情，第二想根据侦察的情况，想择机准备搞一次夜袭土城子镇，要敲打敲徐德忠这帮子国民党的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同时也给老百姓传递一个信息，共产党和八路军没有走。当时和他一起回来侦察的共有三位战士，巧的是他们三个人的家都在城里村，三个人约定各自完成任务后，凌晨一点前到距镇北一公里的小山坡下的老槐树旁集合。大哥进家时我们又惊又喜，妈妈说：“这都什么时候，你还敢来家，我的小祖宗，你想找死啊，你给我快走，快走！”妈妈披着衣服在地下推着大哥，大哥傻傻的笑着说：“妈妈我马上走，我就是想回来看你一眼。”他看了看爸妈，又看了看躺在炕上的我们几个弟妹就轻手轻脚的走了，走时和来时一样，没有一点声息。大哥走后妈妈关上了院门又站在院子里听了听周围的动静，觉得没有什么异样，才回屋插上了门。妈妈对着我们炕上三个孩子说：“我告诉你们，你大哥今晚回来的事就是死也不能说”我们姊妹三个都重重的点了头，那是我们的亲大哥，我们不保护他谁来保护他呀，我们都围在炕上一晚上没敢睡觉，听到外面有一两声狗叫我们都浑身打战。

　　天蒙蒙亮，大姐要下地做饭，她一开门，就被一帮端着枪的人赌在屋里。这帮人就像是狼狗一样捕进来，到处乱翻，其中有一个人问：“你儿子哪？”我爸妈同时说：“他没回来呀。”“胡说，我们亲眼看见他回来了，把他藏在哪儿呢，快说！”我妈妈说：“他确实没回来。”这时我爸爸已经穿好了衣服，还是那个人说话：”还撒谎，在这儿不说，那就到大衙们里去说吧，走！”他用枪顶着我爸爸的胸前，我爸爸像是早有准备，他把棉袍的右大襟扣好，先于他们走出屋门，妈妈一句话也没有说，妈妈早就预料到了，这是迟早要来的事情。爸爸走后，妈妈在家里简单的收拾了一下，并告诉姐姐给弟弟弄点饭吃就走了。妈妈没有去衙们而是先去吕保长家求他帮帮忙，吕保长是个胆小怕事的好人，他皱着眉头听完了说：“你看看，引火烧身了吧，你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家庭吗，还到处为别人求情，看看这会倒好，摊到自己的头上了吧。”妈妈知道找他办什么事是不会马上答应的，但是他这个门坎你是必须得迈的。出了吕保长家，妈妈又去了几个闾长家，妈妈想，上面咱是找不上人了，就只能多求一些村里的老人，去衙们里帮喊喊冤，倒底能行不能行，到底能起多大作用，天知道。

　　大哥是一点前赶到集合地点，他等了十几分钟仍未见那两个战友的踪影，他又换了一个地方又等了五六分钟还没有见人影，觉得事情有变，怕发生万一他也不敢再等了，就独自一人返回了游击队的宿营地。大哥预感的不幸还是发生了，原来城里村跟着八路军撤退的一些人的家里早被这帮反动家伙布上了暗哨，在得到三个侦察人员回村的消息后，由徐德忠作镇在城里村的维持会里指挥抓人。半夜刚过他们就实抢荷弹的包围了这三个家庭，准备天亮动手，大哥的另两位战友就这样的被堵在了家中，一场遭遇战就在屋内屋外打响了。大哥的一位战友在他家的磨屋子里战死，另一位战友弹尽被俘，当晚他被拖到了吊桥河丢进了被炸开的冰窟窿里。大哥的两位战友就这样的走了，现在大哥也不在了，至今我也不知道他这两位战友的名字，我只能在心中暗暗的为他俩祈祷，愿大哥当年的两位战友在天堂里安好，也请两位兄长在天堂里原谅我这位粗心的小弟。

　　爸爸在监狱中受尽了非人的折磨，日本人留下的殘酷刑具，几乎每天都要在他的身上使用，爸爸凄惨的叫声，伴随着审训的始终，此景此情本文不忍心细述，我的心里已经在滴血了。徐德忠告诉我爸爸说：“你什么时候把你的儿子找回来送给我，你什么时候才能从我这个大门里走出去”爸爸知道这是谎言，他已经做了死的准备。妈妈明知道救不出爸爸也还是不停的每天在求人，在拜佛，不管吕保长说了什么，妈妈每天都要去求他一次，妈妈的行动终于感动了这位吕保长，他串连了另一位保长和几位闾长一起组织了有六十多户家长，集体签名的担保信递交给了镇公所，担保信上说了三条，一条说是邱鸿学是村里的好人，老实人，第二条说是他回家后我们大家一起监管他，他也跑不了，有事我们集体承担，三条是大家和他一起寻找他的儿子，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带着这份担保书在两位保长的代领下，一群五六十号人走向镇公所，镇公所里的人接了担保信，又听了他们的陈述后没有叫他们进楼，请他们在大门口等着，一会，那个承接担保信的出来说：“徐镇长看了，你们先回去等信吧。”大家再也不敢说什么就都各自的回家了。后来镇公所把请求的担保信加了小批转给了城里村的维持会，宋大肚子看完便拍着桌子说：“就是天老爷来了也保不出来他！”

　　就在这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不知道庄老道从哪儿得来的消息，也跑出来出谋划策的帮着营救我爸爸。庄老道是在八路军撤退的当天连夜跑到了北山，进到娘娘庙里当了一名和尚，庄老道在这一带里远近也是有点小名气的。当他得知爸爸押进了大牢，在性命朝不保夕的时候，他为之昼夜不眠，绞尽脑汁的在想法子营救我爸爸，最后他决定求娘娘庙的主持，请这位在当地有点名的主持出面帮帮忙。娘娘庙方园几十里，一些大地主大财东与庙里的主持相互都有来往，就连地方的一些权势也让他三分。庄老道在主持的面前跪拜求救，而且是长跪不起。毕竟出家人都是以慈悲为怀，主持被庄老道这种悲情和虔诚所打动，答应出面试试，庄老道这才流着眼泪鼻涕千恩万谢的站了起来。主持把庙事按排停当后便带了两位和尚，来到了土城子镇镇公所求见徐德忠镇长，这位残忍无道的镇长竟然破例的接见了他，他们谈完了后主持请求要见见爸爸，徐德忠也破例的答应了，主持下到了黑洞洞的大牢里，在爸爸坐牢的房间外看了看爸爸，他什么也没说便两手合实低头为爸爸做了祈祷，后来这位仁慈的主持又去见了徐德忠一面，徐德忠也当着主持的面表示考虑要放爸爸回家，可是拖了数日徐德忠也没有把爸爸放回家，我们知道那是谎话。

　　娘娘庙的这个主持在我们城里村包养了一个小情人，他也经常回来与这个小情人欢聚，在主持的嘱咐下，她有时也去镇公所里看看徐德忠，代着打点的礼物，顺便也提提我爸爸的事，徐德忠当面也是满口答应她，但就是迟迟不办。为这事，妈妈也经常去她家打听打听消息，一来二去，两个人越来越熟也越来越近呼了，如果哪一天妈妈没有去她家，她就会来我们家跟妈妈说上几句，安慰几句，妈妈也是千恩万谢的回她。“一个不认不识的人能做到这一步，咱还能说什么呢。”妈妈常常这样想。

　　也许是娘娘庙主持的作用，镇公所允许我们家去探监了，每天允许去一次，只是时间很短。第一次妈妈带着我们姊妹几个都去了。大衙们里一楼的走廊很长，我们在一个看监狱的代领下一直走到走廊的尽头，到头后又向左拐走了不远就踏上了往下的台阶，这段路都是黑咕隆咚的，只能瞅到在台阶的最底下有一丝亮光，过台阶的时候，我们只能用手扶着两边的墙，小心的一步一步的往下走，下到台阶底下就看到一排一排的牢房了，爸爸是在最里边的一个牢房里，那叫死牢。牢房是用密密树起一排排的木头方子与外面隔开的，我们只能从木方的缝隙间往里望。一间牢房里有两个人，我爸爸躺在铺着稻草的水泥地上，别外一个人蹲在牢房的角落里，爸爸不能动，只是用眼睛在看着我们，我们都哭了，妈妈把手提的包袱皮打开，将一碗鸡蛋水从木栅栏下的一个小方孔里递进去，是那个蹲在角落里的人接进去的，他把那碗鸡蛋汤放在爸爸的身边，他说：“大嫂，等我喂他。”一会功夫看狱的人就来摧我们走，妈妈对爸爸说：“你好好养着，把心放宽一点，我在外面找人想办法。”爸爸没有说话，看样子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只有那一双亲切的眼睛一直跟着我们，到看不见我们为止，我们的心都痛碎了。从此以后妈妈就不让我们去牢房看爸爸了，每天就她一个人去送点鸡蛋汤，也送药给爸爸，给爸爸服用的药都是马先生跟据妈妈口述的情况配的药。我们一天天的煎熬着数着日月，爸爸没有死还活着，我们的心里无时无刻不在为爸爸祈祷。每晚，妈妈都亲自给狐仙奶奶敬香，咀里不停的叨咕着为爸爸祈福的话。

　　妈妈成宿成宿的不睡觉，老是竖着耳朵听着外边的动静，也听着外面偶尔传过来的枪声，只要一有声，妈妈就立即爬起来扑向了窗台，透过夜的玻璃窗去观察外面的情景。有时能看到一队队的摸糊的身影跑过去，同时也能够听到他们仓促凌乱的脚步声。每当听到这种脚步声妈妈的心里就有些惊喜，也隐隐的觉得有些希望，妈妈知道老百姓不怕从镇外打来的枪声，老百姓是不会跑的，只有那些怕八路军游击队的国民党反动派的人，为了保命才会拼命的逃。从他们逃跑的方向和远去了的脚步声，妈妈早就猜到了他们去落脚的地方。他们往西跑，在西山的岗顶上有国民党新六军的兵营，有日夜把守的炮楼。在这帮乱哄哄的逃跑的人群中，不用说镇里的那帮“小革命”是打头阵的，当然“侯巡官”也是在逃跑之列的。侯巡官是国民党从沈阳派来的，说是要到地方来巡察国民党的，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们也不知道，因为这位官员姓侯，大家都叫他侯巡官。

　　他来到这个小镇上是即不住“小革命”的镇公所，也不住新六军的兵营，他确让陈奶奶家给他腾出了三间房住下了。他一住到这个小院子，这个小院子就热闹起来了，他也不上个班，成天在家里掷骰子，推排九，打麻将，不分昼夜的聚着一帮人吆五喝六，打三骂四的，满屋子里烟雾缭绕都看不清个人脸。来这里的人都挺杂，有时也挤进些当兵的。侯巡官是个色鬼，看小郭她妈长的漂亮很快就和她勾搭上了。这时小郭不在家，早被他大姨领走了，他大姨怕小郭饿死，领小郭那天把小郭他妈好个骂，说：“你哪佩个当妈的，连条狗都不如，以后再别蹬我的门！”侯巡官跟小郭他妈勾搭了以后，林老六就再也不敢去了，光在一旁吃醋。在推排九的屋里我也经常能看到林老六挤在人群里，那地方我也经常来玩，看热闹，他们不管小孩子，每双眼都放着光的盯着那堆有着红白点的黑色的小木块。我在那里成了他们的小勤务兵，不一定哪一位就会喊我一声：“小崽子，给倒点水来！”文明一点的就会这样喊我：“小伙子拜托啦，给倒杯水来。”我都乐意给他们倒水，我在这里有用处的了，他们就不会撵我。我在那里看热闹，妈妈不反对，因为在那里能听到好多消息，什么沈阳打起来了，长春又被围起来了，辽东军区的游击队闹的很凶了，我知道肖华就任辽东军区政委兼司令员就是在这里听说的，这些新消息我每天晚上都给妈妈讲一遍，妈妈高兴的还会把好消息叫我再重复给她讲一遍。妈妈说：“国民党作恶的日子已经到头了！”不仅是妈妈这样说我也不傻，感觉出来了，这两天新六军老在天上放照明弹和探照灯，过去少，现在多起来了，为什么？说明他们也害怕，紧张了。无数个探照灯在天空上不停的扫来扫去，这中间还放一些照明弹，把天底下照的像白昼一样，这些都是国民党新六军干的。

　　在派九屋里，也能见到穿军装的新六军，时间长了在那个排九屋里我还真就认识了一个新六军的小兵，说他是小兵我总看他比我大不了多少。当屋子里的人太多的时候，他还和我俩到院子里打一会琉蛋，天冷，又冻手，我们俩一边打琉蛋，一边往手上哈着热气。他也姓邱和我是一家子，所以就格外亲。有一次我们在屋里看热闹时，他叫我给他打一杯水来，我对他印象挺好的，所以就出门到陈奶奶家给他倒了一杯茶水。陈奶奶家是回族，我知道她喝的净是些好茶。我把茶端給他，他在上面吹了吹然后就轻轻的吸了一口，一下子就跳起来了，差一点把茶弄洒了，把我都闹愣了，“小鬼，你在哪弄的。”我说“在陈奶奶家”他连连说“好茶好茶”笑喜喜的扭了一下我的小鼻子。以后他只要来非叫我给他到陈奶奶家倒一杯茶水不可。他问我住在哪里，家里的情况怎样，我都如实的一五一十的告诉他了，他也主动的告诉我他家的情况，他说他是四川人，家里是种茶的农民，身上有一个姐姐，他是高中二年级的学生，有一天学校里突然的来了一批军人，把他们班的学生统统的押上了车，一直把他们拉到了一个兵营，只简单的训练了一下，就给他们换了军装，用飞机把他们运过来的，临走时家里的父母都不知道，他说他当的是通讯兵。有一天，就在他们快要逃跑的一个晚上，他敲开了我们家的后门，他有些慌张的从后门上跳下来，他给我们家送来了一条铮亮的大鲅鱼，他对我妈说：“大婶，我们部队就要走了，我也没有什么东西给你，这是我在伙房里要的一条鱼，给你炖着吃吧。”临走时，他告诉我说：“小弟弟，有机会要念书啊。”他望了望妈妈，妈妈压住了内心的兴奋，只说了一句：“孩子要保护好自己啊！”

　　世道要变了，镇子周边每天都不断的响着枪声，晚上响的更加历害，谁也不知道八路军游击队进没进过镇里，那些跟着国民党摇武扬威的人也老实多了，收敛多了，他们一门心思想保住自己的小命，一有枪声就想跑。镇公所这两天也乱套了，有不少“小革命”丢下枪杆子就跑了，徐德忠的指挥也不那么灵了，也不像过去那样一呼百应了。村里的维持会也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宋大肚子搓着双手在办公室里满地乱转着圈。侯巡官早早的就带着家眷跑了，跟着他一起跑的还有他带来的那几个军官和秘书，有人说小郭他妈也跟着侯巡官跑了，这两天确实也没有见着小郭他妈。

　　我们村里有个要饭的，他叫孙福永，他常到我们家来串门，有时一天能来好几趟，他说，他亲眼看见侯巡官坐着大卡车跑了，提着好几个大皮箱子。孙福永兄弟两个人在村子里也是最穷的一对，孙福永身体不好，很少打工，主要靠乞讨为生，他比我爸妈的岁数都大，可是总叫我妈大嫂，见着个小屁孩他也叫兄弟，他永远都比别人小，这是他的老毛病，真拿他没办法。妈妈告诉他说：“多在外面留点神，有个什么动静过来说一说，咱好有个应对。”由于我们家这种情况下，妈妈不便于多出门，对于村里或是镇里的一些情况妈妈虽然在家也基本都有了解，靠的就是他们这些人。在共产党八路军第二次进镇的头两天，也都是这哥俩跑来给妈妈报的信，孙福永急溜溜的说：“大嫂，镇上街里现在一个人也没有了，两边店铺都关门了，镇公所的大衙门也是一个人影也没有，我在大门口往里瞅了半天了，那些王八蛋早就跑了，咱还等什么，快去救大哥吧。”

　　一听说老邱太太要领着大伙去砸监狱，村里人拿着铁铣镢头哄的一声都跟来了，连吕保长也跟着人群的后面跑，大家是一窝蜂冲进了衙们的大楼，直奔大楼里的地下监狱，三下五除二把各个牢房都砸开了，放走了被关押的监狱里的人，又把我爸爸小心的抬回了家。这整个过程没有任何人阻拦，也不知道徐德忠带着那帮“小革命”跑哪去了，真的就是如早先在鱼市说书的老刘头所说“赵云小将杀入曹营就如入无人之境”了。回到家姐姐就给爸爸打鸡蛋水，做热烫面，妈妈就给爸爸的脸和身上简单的擦了擦，把炕烧的热热的让爸爸在自己的家里好好的休息休息。这时候我们都忘记了过去是怎么过来的，只有兴奋和喜悦，毕竟爸爸是活着回来的，我有爸爸就比什么都好。这一天的整个晚上村子里都是死静的连一声狗叫声都没有。第二天上午还是一样的静寂，空气都像似结成了块。一大早孙福永来了，他高兴的手舞足蹈的告诉妈妈说：“我一早就出去转了一圈，镇里村里还是静悄悄的没个人影，我还特地到大衙们门口望了望，里面全空了，我又到维持会的办公地方去看了看，宋大肚子早就跑了，门都不上锁了，四敞大开。”

　　下午，八路军进镇了，我们这块地方又第二次获得了解放，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一天：1947年6月6日，八路军一进镇就在各处放上了岗哨，老李区长又回来了，他又第二次进入了大衙门的大楼。城里村是宋成宝带着队伍进来的，他住进了农会的老地方“卐”字会，一切都安排停当后，李区长分别在镇里和村里开了群众大会。第三区人民政府的大牌子又在大衙们的门口挂上了，村农会的老地方也挂上了一块新牌子，上面写着“第三区城里村人民政府”这一天的变化都是孙福永一趟一趟的跑到我们家告诉妈妈的。妈妈问他：“那你看没看见咱家小子啊？”他说：“我还真留意了，在队伍里前前后后的看，就是没有看见咱家小子，大嫂，你也别着急，等会儿我在去看看找找问问。”妈妈说：“不用了，等等再看吧。”

　　这一次大哥确是没有随部队一起回来，此时，大哥正躺在大连苏军的康复医院里。大哥负了重伤，一只胳膊被国民党军的“六零”炮弹炸飞了。躺在病床上的大哥心里翻江倒海的不平静，他不是怕自己负伤，他心里有些不甘的是，千不该万不该自己就不应该在这个节骨眼上负伤，这是什么时候，这是大部队将要在全国开始大反攻的时候，这正是用人的时候，这正是为党为国家为人民立功的时候，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他却偏偏的躺在了病床上……。大哥随大部队撤走后，根据上级指示他们主要是在新金和庄河一带进行游击活动，他们依托深山老林随时随地的出击敌人，达到震慑地方的反动武装以保卫老百姓的任务。他们宣传群众发动群众为第二次解放和大反攻做准备，他们行走在山村里。据后来大哥说那时的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使他们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多则睡上三四个小时，少则一个多小时就立即起来行军转移，他们知道，那些阶级敌人和地方的反动份子时时都在盯着他们。充当国民党反动派的耳目。一次半夜，大哥所在的这支游击队住进了一个山包上叫“灵神庙”的小庙里，那时正赶上过年，大家就想在这儿包顿饺子吃也算过个年。上小山之前，他们根据老百姓的举报在半拉村里抓来了一个反动地主，老百姓早就反映说自打国民党军进来，这个反动地主就对贫下中农开始疯狂的反攻倒算，还活活的把一个贫农给打死了，游击队去抓过他几次也都没有抓到，这次因为老百姓报告及时，这个反动地主刚进家不一会就被抓住了。几天几夜的奔波也没有吃上一顿像样的饱饭，就想趁这个机会犒劳一下自己，便在灵神庙里包起了饺子，他们把这个抓来的地主也利用起来了，叫他在灶间烧火拉风匣。在山上划拉来的蒿草和树枝烧起来总是呼呼的往外冒着团团黑烟，呛的战士们边包饺子边咳嗽。等战士们包好了饺子准备要下锅的时候，这才发现抓来的地主跑了，战士们都警惕的互相问了一下“那个恶霸地主呢？”等大家都反醒过来的时候，柴班长立即喊了一声：“不好，同志们快撤。”饺子还没有下锅，战士们都急忙提着枪迅速的跑出了灵神庙，急急的顺着北坡往山下跑，這块地形他们都熟悉，只要跨过山根下的那条山沟就能很快的进入了大山老林里。他们撤的很快，也没有想到敌人来的也那么快，就在他们往山下撤到一多半的时候，枪炮声就响了，有几发炮弹命中了小庙，小庙立即就被炸飞了大半，山头上火光冲天，与此同时从山头上飞过来一发炮弹，炮弹正好落在了队伍的跟前，听到了炮弹飞来的响声他们立即卧倒，等炮弹响后他们爬起来又往山下跑。过了那道土壕沟后，柴班长把战士聚拢来，清点了一下人数，看看有没有掉队的，数来数去一个也不少，柴班长高兴的还骂了一句什么，这时有一个战士摸了一下大哥的胳膊惊叫起来，“柴班长，不好，小邱挂彩了。“大哥还不知怎么回事顺势的摸了摸一下血肉摸糊的半截臂膀一下子晕过去了，柴班长喊了一声卫生员，卫生员急忙忙的跑过来简单的给大哥包扎了一下，就用两个树杆和绑腿绑了一付简单的担架把大哥抬下了山。部队里的领导得知后连夜组织人通过地下党组织和群众，一站一站的接力式的把大哥运到了石河驿，再由岗里的人接迎，把大哥送进了当时苏军驻大连的康复医院。那时石河驿是驻大连苏军和还控制着辽南国民党军队的分界线，以此为界苏军占驻的大连叫“岗里”，国民党军队控制的叫“岗外”

　　妈妈虽然也十分高兴和大家一起热热闹闹的庆贺第二次解放，但没有见到自己的儿子，也不知道他的情况，心里总是空落落的。妈妈表面上样子很沉稳，也有意避开谈论大哥的话题，可是她的内心时时刻刻都在惦记着大哥。妈妈这两天都没有出门，似乎有一种摊软了的感觉。外面的情况都是从孙福永那里得知的。妈妈知道宋成宝当上了城里村的村长，也知道李区长还在村里开了大会，还知道在开会之前，他还为牺牲了的朱德贵会长和李国富副会长默哀了三分钟，听到这些，妈妈无声的落下了泪，这是在国民党占领土城子近半年多来，妈妈第一次落泪。那些日子妈妈说她的眼泪早就哭干了。每天来看爸爸的人很多，宋成宝、庄老道、吕保长还包括林老六以及娘娘庙那个主事的情人。孙大个子也来，妈妈嘴上没说，但在心里对孙大个有些想法。在八路军第一次撤退的时候，当天孙大个子就跑了，跑到一个深山老林的姐姐家躲了起来，在那里享起了清福，对革命也不闻不问了。他怕宋大肚子，他了解宋大肚子的德性，那是个肚子里藏刀的人。不跑能会有好果子吗，第二次解放他又高兴的跑回来了，热情的去村政府里跑里跑外的帮忙。不过这次他没有当上副村长只给他干了一名普通村干部。有天晚上宋成宝和李区长来了，还带了一位年青的区政府的秘书，李区长一进门就给妈妈陪起罪来：“大嫂，我来看看大哥，我来晚了，我首先向大哥大嫂赔罪！”妈妈说：“赔什么罪，奖历还奖历不过来你呢。”妈妈从心里高兴拉他在炕沿边上坐下，李区长对满屋里的人讲了不少革命的大道理，他说：“你们放心我们共产党八路军这会回来就不走了，我们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还要解放全中国呢，当前我们最紧迫的任何有两条，一是全国开始大反攻，我们要全力的支援前线，要把我们最优秀的儿女送去参军，二是我们要积极准备来迎接马上就要到来的土地革命，要让我们广大的穷苦老百姓有地种，有饭吃耕者有其田嘛。”讲到最兴奋的时候，屋里的人还给李区长“呱唧呱唧”的鼓掌。最后，李区长笑眯眯的要告诉妈妈一个好消息，他还故意的憋了半天也不说，大家都很着急想听听这是个什么好消息，在妈妈的催促下，李区长才说出来，“你的儿子就要回来了，大嫂你高兴不高兴，不过他在前线负点小伤，现在都好了，一点事没有了，负伤的时候是党组织立即密秘的把他送到了大连苏军医院治疗，现已康复，不久就要返回咱们家乡跟咱们大伙一起闹革命啦！”大家又是一阵掌声，妈妈一边笑一边落泪。临走之前，李区长告诉区政府的秘书说：“城里村的老邱家是革命军属他把两个孩子都送到了前线，我带你来就是要认认门，以后要常来看看，多关照关照，今天我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你啦。”

　　第二天一大早，妈妈给爸爸吃完了饭又喂完了药，自己走出了家门。走起路来妈妈好像浑身都是劲，她心里的那个亮堂劲就不用多说了，她所看到的一切像街道、房屋、大树、小草什么的，也都明铮互亮。她走出了村子，走进了镇里的街道上，整个的小镇都在热烈氛围中，到处都洋溢着幸福和喜悦，小镇真的沸腾了，街两旁房屋的墙上都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沿街窗台以下的墙上都刷上了雪白的石灰粉，在那上面写着红彤彤的大标语；共产党万岁！毛主度万岁！朱总司令万岁！还有一副挺长的标语写着：打到南京去，活抓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第八章

　　城里村排进了土改工作队，工作队驻在村政府，办公在一楼，晚上队员们都在二楼睡觉。自从工作队进村，工作队的办公室里通宵都亮着灯，出出进进的人不断。土改之前先要把成份划好，這个工作不好干，特别繁琐，因为划定成份之前需要把每户的财产包括土地房屋等状况摸清楚，根据这些摸清的状况，工作队以“土地法大纲”和政策原则为依据，再进行仔细的讨论和研究而后才能拍板才能定下每户的成份，成份定好了才能开始进行下一步的土地分配问题。凡是定为地主和富农的全部土地和全部家产都统统充公，然后再根据这些人家里的人口和生活需要按着当时的政策和统一的分配原则，进行土地划分和房产以及生活必需品的分配。在土改工作队一进村的时候，郝桂孝就第一个到工作队里去报告自己的想法，他说他要把自家的土地房屋财产全部捐给村里，以后老老实实的听党和政府的话，不再搞剥削。工作队的人告诉他说你先回去，我们会按政策办理。郝桂孝是个读过书的人，脑子活，干事说话都不急不慢的思量过来思量过去的。他两口只有一个儿子，儿子一直在奉天读书，连过年都很少回家，家里只扔下了一个守活寡的媳妇，国民党溃败后听说他儿子也跟着国民党逃到台湾去了。

　　他的儿子绝顶聪明，是村子里唯一一个能在奉天读大书的人，还在读高中的时候就会写文章出版书，出版过一本叫“葬春”的书，是满洲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是我后来在旧书滩里买到的。里面有一篇叫“望儿山”的文章至今还在感动着我，说的是在很早很早以前，有一名穷人家的学子进京赶考，自从他走后，妈妈就在他登船起航的海边旁的一座小山上每日都站在上面目眺大海，盼儿平安的早日归来。可是日复一日，冬去春来，大海上始终没有出现她儿子的身影，可是他的妈妈依然如故，几十年都站在小山上目眺大海盼儿归，直至终老在这座小山上。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这位老妈妈，便在她站立的那个山顶上修了一座塔，远远望去，那座塔酷似一位站立的老妇，寒来署往，风雪无阻的远眺大海，盼儿早日平安归来。人们就把这座小山叫“望儿山”。现在这座小山仍突兀在辽宁省境内一个叫着熊岳城的地方。在沈阳读大学时，因为老家在大连市区，所以每次去校或是回家我所乘坐的火车都是运行在这个区间内，当火车快要经过熊岳城时，我的心都会紧张的提前的蹦跳起来，我会紧贴在火车的玻璃窗前，望着那缓缓而来，接着又渐渐远去的“望儿山”簌簌的流下了眼泪。我的内心在翻腾着那位老妈妈在眺望的那片大海的浪花和那浪花里始终未见的帆影。同时，我也想起了我那满头银发的老母亲。这次土改郝桂孝家里，当然的被划为地主成份。后来按着政策他家也分得了土地、房子和种地的工具以及家里日常生活用品等，就连他逃到台湾的儿子当时也按人头给他分得了一份。

　　宋大肚子是村里最大的地主，第二次解放他就跑了，几次去他家都没有抓到他。拉他家的东西是孙大个子带人去的，孙大个在村里自告奋勇的说：“我去，他家值钱的东西藏在哪儿我知道。”宋大肚子家的浮财拉了四大车都没有拉完，这些东西都是在表面上摆着的，孙大个看看在他家拉的这些东西总觉得还有一些贵重的东西没有找到，他就屋里院外，屋前屋后又搜了一遍，他又手拿把洋镐挨个房间的找，一边找一边又在地下敲一敲，墙壁上捅捅，最后他终于又在厢房粮仓的地下发现了问题，他叫人把地下刨开，一看，地下藏了一堆金银财宝和贵重的玉器手饰等。孙大个回村政府报告说：“看来这个顽固的反动地主份子是要与我们对抗到底了，我们一定要把宋大肚子抓到，交给人民审判。”后来，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在大陆村宋大肚子的连襟家里把他抓到了。获得消息后，孙大个连夜带队去了大陆村，别人都不知道，孙大个在他家长年打工，对他家的情况及人际关系了如指掌。当孙大个子把他从他连襟家的躺柜里拖出来时，他看到了宋大肚子的脸一下子就变成了煞白。听说抓到了宋大肚子，全村的人都无比的气愤起来了。声讨斗他罪行的那一天，全村里的人都蜂涌到了三清殿大庙里，大家都举着拳头，喊着打死他的口号。宋大肚子浑身哆嗦像筛糠，国民党在时那个威风劲早就扫地了。斗争会在二进殿的院子里，这个院子比前后两殿的院子都大，装的人多。听说斗争宋大肚子，庄老道早早的就起来把院子收拾的利利索索，干干净净，还把一张供桌搬出来放在前面，留着开会用。

　　庄老道是在解放当天晚上从北山的娘娘庙赶回来了，回来还在庙里一边当老道一边还当村里的积极份子，天天还是往村政府里跑，口无遮拦的讲一些他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也不管别人听不听，愿不愿意听直到讲完为止。庄老道是一个穷人，也是一个很善良的好人，但是，关于给不给他划成份，划什么成份村里也起了不小的争执，该不该管他，分不分给他土地为什么分给他土地等，大家都七嘴八舌的意见老是统一不起来。先说该不该管他就有两种说法，一是说他是僧人又不铁定是咱村里的人，咱怎么能管，另一种的说法是，大庙在咱们村里哪能不管，咱不管他不就成了黑人了吗。划成份时又有一些人说，僧人道士你怎么划，划什么又根据什么划，也有人说你不管怎么说反正他是个穷人一无所有，连住的那个破房子都是庙里的。最后大家还是同意给他划了个贫农成份，也给他分了一份土地，这个结果村里的人都挺满意，说庄老道是咱们城里村的人，咱们吃饱了也决不能叫他饿着。这一后庄老道对村里的工作就更积极了。后来庄老道还真就凭着这些条件取上了一个大姑娘，还生了一个大胖小子。这个姑娘家住在娘娘庙附近，庄老道在娘娘庙那一阵子他经常去上香，求佛，是个体弱多病的女子，跟庄老道结婚以后，被他调理的也有一些发福了。

　　庄老道搬的供桌开会时真就派上用场了，斗争大会开始时，宋大肚子和郝桂孝都站在供桌上，郝桂孝是陪斗，只是他自己不知道，所以两腿一直在不停的抖。斗争会前，先开诉苦大会，朱会长他白发苍苍的老娘，李国富的聋哑老伴被他大姑娘搀着也都来参加斗争大会了。朱会长白发苍苍的老娘还没开口，眼泪就刷刷的掉下来，她指了指宋大肚子就晕倒了，这情景更激怒了整个会场，诉苦会没等开，老百姓就涌向了宋大肚子一顿乱棍就像雨点一样向他打下去，任凭工作队和村干部怎么阻拦也是无济于事了，宋大肚子在供桌上被打下来，又被打摊在地，最后在民兵的护卫下，宋大肚子被他的家人抬走了，当晚宋大肚子吊死在自家的西厢房里。

　　分得了土地的农民把积压在自己身上多年的干劲一下子都拼发出来了。春天和夏天你往村外的山野上一看，满山遍野都是茁壮成长的绿油油的庄稼。翻了身的农民看着这即将丰收的庄稼都成天高兴的合不弄嘴，心中一遍又一遍在感谢毛主席和共产党。等到秋天收获时，农民们在场院上就把最好的粮食选出来准备给国家送公粮。送公粮那天车拉人挑的都往村里送，平时觉得村政府大院是那么大，现在一下子就变得小的不能再小了，四面八方人挑公粮车拉公粮就像河水一样往村政府的院子里流，一会儿院里院外都被送公粮的堆集满了。开始时工作人员还一户一户的检查粮食的质量是否合格，到后来就进行抽检了，再后来干脆就不检查了，因为所有检查的公粮都是嘎巴溜脆的一等粮，几年粮检都这样，无一差错。

　　一九四七年秋，村里组织了一次参军高潮，翻身得解放的农民情绪特别高胀，为了报答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恩情，为了解放全中国，有条件的和没有条件的都积极的到村政府报名。村里的干部说参军得条件和身体都好的，不能谁都可以参军，要一个一个的进行挑选。由于参军的人数太多，经过村政府和区政府研究，决定附合条件的人分期分批的往部队里送，既然分批分期的走，就要有个先后，要参军的小伙子们都急着想争取第一批，闹的村里乱哄哄的，把宋成宝搞的晕头转向。无法，他就把这些小伙子们组织起来开会讲道理，他说：“你们也不想一想，部队哪能一下子接收这么多人呢，你得分批分期的来嘛，分期分批又不是不叫你们去，就是分个先后嘛，这点道理还不懂吗，性急吃不了热豆腐”。宋成宝苦口婆的讲，这才把他们压下去了。大姐是第一批走的，和孙大炮家的老姑娘一起。这是大哥远在外地捎来的口信，他说服妈妈一定要叫我大姐去参军，去革命的大熔炉里锻炼，现在革命正需要我们，我们不能落后。妈妈的心里很矛盾，他知道大哥的话说的对，生活的苦难让他清楚的明白穷人唯一的一条路，那就是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可是她总寻思自己的姑娘還小，那时大姐才刚15虚岁，妈妈心疼这个唯一的女儿。爸爸也舍不得，他什么也不说，只是一门的喘着粗气，这时的爸爸已经彻底的残废了，他的腰脊和腿多处骨折，现在只能毛着腰在院子里走上几步，而更重的是他出狱后就已经是双目失明了，在生活上，已经不能自理了，那个当年像玩耍一样的抬着二三百斤一大筐煤的爸爸已经变成了步履蹒跚时时都需要人照顾的废人了。

　　大姐当兵参军的那天是在区政府的前门集合的，有七八辆胶轮大车一字排开，车上坐满了应征入武的青年。每辆车上都扎着大红花连拉车的牲口的头上也戴了一朵花，脖子上还串着铜铃。大车出发那阵子是相当的隆重和热烈，李区长亮着大嗓门简单的讲了几句鼓励和鞭策他们的话，接着区政府门口就放起了两大挂鞭炮，鞭炮响后大车队就浩浩荡荡的走了。妈妈本来也是想去送行的，因为照顾爸爸才耽误了一会儿，当他听见鞭炮响了才往区政府那里跑，妈妈去时已经晚了，参军的车队早已走了，只留下了满地红红的一片纸屑，妈妈心如火烧，就又搭上了一辆去办事的大车，等她急三火四的赶到普兰店时，问了一下管征兵的武装部人员，武装部人员告诉妈妈说：“他们换上了军装就出发了，你就放心吧，老婶子，他们个个都挺好的。”妈妈没有看到大姐，心里非常的不是滋味，回到家后，她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大姐。日子在妈妈的牵挂中一天天的过去，寒来署往又是几年了。大姐从走到如今，没有给家里捎回一封信，哪怕是个口信也好，说一句不好听的话，是死是活这个疑问一直吊在妈妈的心里，也吊在我们家人的心里。一九五三年的一天，我正在读中学时家里突然接到了村政府转来的一封信，村长宋成宝和几个村干部也来送上大姐的信，大姐信上的大意是说她现已从海南岛调防到了广东，信里说她一切都好，望爸爸妈妈保重身体，等驻地稳当了，她抽空会回来看看二老，宋成宝还送来了一份像奖状那样的“革命军人证明书”上面书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和司令员林彪等字样。妈妈流了多少年的眼泪总算止住了，妈妈心花怒放，脸上溢着随时都要绽放的笑，她掂着小脚不停的在屋里屋外院内院外的忙活着，浑身有用不完的劲，看着妈妈这样我内心里也无比的快活。

　　那时我和二哥都在县城里读中学，二哥读高中我刚入初中。这样，家里分的土地就没有人干了。我们家分得了六亩地，这六亩地都不在一起，分别在三块地方，管理起来真挺不方便的。这种分法在当时是公平的，庄稼地本来就分散在河东河西岗上坎下的，有的地质量好有的地质量差，这样收成也不一样，所以不能把一家的地都分在一块差的地方，也更不能把一家的地都分在一块好的地方，所以分地小组就把好坏地搭配起来分配。我们家的地是这样，其它农户家的地也是这样分配的。所以每家的地都分在了几个地方，除非是家里人口少，分的地也少，一块地差不多也就够了。我们家耕这几块地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家里没有人手，干农活靠的就是人手，从春种到秋收，其中的田间管理，哪一样能缺得了人手。特别是在单干或是互助组那个阶段，等组织了合作社，我们家就好了，把那三块地往社里一交，自己什么也不用管了，只等秋后按规定分得了一些粮食就完事。

　　在那段困难的时间里，孙福永兄弟俩给我们家帮了不少忙，分了土地，这兄弟俩也彻底改变了命运，丢下了要饭棍，一门心思在田间里忙活，来我们家串门的时候也少了，除非是夏天挂锄和冬闲的日子能来我们家坐坐。现在的孙福永不像过去了，精神十足，一到我们家就撸起袖子，先要和我俩战两盘，还老要想和我分个高下。其实我们俩的象棋都是臭棋缕子，有时候连别马腿都看不出来，只管走。悔棋也是我俩的常项，但我们俩从来都不吵，因为我们俩下到最后常常都是和棋，棋下了有几年就是没有一点提高，一对臭棋缕子下棋怎么能提高，只有越下越臭。妈妈对他特别客气，每次他来都先支使我给他倒杯水，搬凳子。妈妈为人和善，也从来不亏待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妈妈常常教训我说，人要感恩，要知道别人的好处永远不能忘。

　　上了中学以后，我和原先的小伙伴们联系就少了，每当我放假的时候，妈妈总摧我去小时候的朋友家里看看，她首先点到的就是李庆生和玲玲。李庆生大了以后，话少多了，有点内向，发闷，他也不怎么來我家，只是我去看他。庆生没有上过一天学，分了土地后就和妈妈在家种地，我去他家时，他就是笑一笑和我默默的坐在板凳上，有时候能问我一句，念书不累吗或是问县城里比咱们镇大不少吧。和县城比，我们的镇就小多了，光讲学校我们镇只有高小，要想念中学就得往县城里考，县城在庆生的心里那是个了不起神圣的地方。我告诉他县城地盘比咱镇大多了，整天都是那么繁华热闹。关于念书累不累，我说只要愿意念就不觉得累，他无声的笑笑。

　　玲玲家我也去过，我知道妈妈为什么叫我去玲玲家看看，自从我上了中学，家里就只剩下两个多病的老人了，玲玲是个非常懂事的姑娘，她几乎是天天都来我家帮妈妈干些零杂活，比方说我们家里的水缸总是满满的，那都是玲玲挑的。晚上这顿饭也多半是她帮妈妈做。妈妈特别喜欢她，那时我们家的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好转，比一般家庭要好一些，除了在生产合作社里有固定的收入以外，大哥和大姐也不时的给家捎点零花钱，大姐有时还邮寄些衣服，布料，被面，食品罐头什么的，妈妈有时会考虑玲玲的需求，给她带回一些他能用的东西。开始玲玲坚决不要，可是妈妈的诚恳和强势，你想不要都不行，玲玲拿着东西也只有多谢的份了。我有时从县城回来也给玲玲送点东西，纱巾啦，一小瓶雪花膏啦。每次到玲玲家她爸妈对我也是格外客气，她爸爸爱逗个笑话，一见我就会说：“看看咱们村里的大学生回来啦”。其实我才是个初中生，她爸爸不是不知道，可就非要这么说，我有什么办法啊！她妈妈是另一个样子，一见我进来就赶紧扫炕抹凳子倒水。玲玲家是回族，她家也常喝茶，每次我去她家都是坐一会，喝一杯茶就和玲玲一起走出来，她妈妈也总是送出门口也总还是那句老话，“别太晚了。”我对她妈妈的印象也很好，她不仅在自己家能干，院子里的一些公共的地方，每天也都给收拾的干干净净，只要谁家吱一声，她什么也不讲就去帮忙，左邻右舍没有一个对她妈说个“不”字的。我和玲玲俩走的都是一条固定的路线，这条路线我们俩走过多少遍了，出了她家的门，从村里的小街往东走，走出村子横穿镇子里的一条大街就到了吊桥河边，再沿着河边的弯弯曲曲的小毛道往南走，然后转到火车站，从火车站我们俩再折返回来，进了城里村，这一趟旅行就算完事。不知是什么时候，形成的习惯，只要我们俩走出村，我们俩的手就自然的拉到了一起，只要一进村我们俩的手就自然的分开了，再自然不过了，这是心灵的感应吗？每次和她走我就飘飘然的心里很美，有时躺在床上还仔细的回味回味才能入睡。

　　在我中学第二学年要开学的头一天晚上，玲玲突然在我家院外喊我“三哥”我听是玲玲的声音感到奇怪，玲玲怎么不进来就在外面喊起我来呢，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我心里突突的跳起来，急忙穿上鞋就往外跑。夏天，这是一个晴好的夜晚，我一到院门口玲玲一把就抓住了我的手，半是拖着的拉我往村子外面走。我们走的还是老路线，走到吊桥河边我们俩找到一块干净的草坪坐下了，她把我的手握的更紧了，她的手很热，我不知道她要说什么，她终于开口了，她对着我的脸说：“三哥，我要走了”，“走？你往哪走？”她真把我搞糊涂了“真的，我们家要搬回北山。”我的脑子里嗡的一下变成了一盆浆糊，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怎么说，她说：“爸爸定的明天就走。”她说她爸爸从前在家里是个木匠，现在人们的生活好了就想置办家具，北山那地方有做家具的好木料，她爸爸想回去干木匠活挣钱。我们都是孩子，我能左右了大人吗，我一把拉住她的双手，她也顺势就倒在了我怀里，我抽手把她紧紧的搂在怀里。她落泪了，热呼呼的泪珠滴在了我的前胸，我只穿着一件薄薄的单衣，她的脸紧紧的贴着我的脸，泪水又抹在我的脸上，她转脸看我时，我用力的亲了她。她也同样的拼命的亲我，吸住了我舌头好久了，还没有松开，当我俩瞬间分开时，她又在给我擦沾在我俩上的泪水，我们俩对视了一下，接着两张嘴又像磁石一样的吸在了一起。她一只手来回的摸着我的胸，又摸着我的肚子柔了两下，她的手就伸进了我的裤子里。听着她急促的呼吸，我已经控制不了自己了，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力气，我一个翻身就把她按倒在草坪上，扒下了她的裤子，把她压在身下，她满足的叫出了声，这声音就像一股动力激荡着我，我越发拼命的在她的身体里抽动起来。就这样，过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我累了静静的躺在她的身上，她轻轻的吻我，把舌头插进了我的嘴里……。感觉天气有点凉了，我们才起来，我们俩互相帮着整理了一下衣服，两手紧紧的扣在一起便往村子里走去，在村头，她站住了叫我亲她一下，她低声说：“你以后不要忘了我。”我说：“不会的，我永远记着你。”第二天玲玲走了，也是雇了一辆小驴车，和我们家从庄水镇搬过来时一样大的一辆小驴车。玲玲和她的爸妈弟妹们跟在小驴车后面远行了，渐渐的只能看见她模糊的背影。这样我返校的时间就拖了一天，妈妈没有说我，妈妈很理解我，送走了玲玲妈妈才摧我说，把上学的东西准备好，仔细的检查一下不要少了或漏下什么东西，还再三的叮嘱我，明天到校后第一件事就是去老师那儿消假，要好好跟老说明原由，我照办了。这一年我的心乱蓬蓬的，始终不在学习上，常常走神，所以我的学习成绩也开始有了波动。和玲玲在一起的那个美妙的夜晚我确实抹不去，它时不时的就冒出来了，那个吊桥河畔的芦苇荡，我和玲玲躺在草坪上望着满天的星斗，还有玲玲那俊俏的脸蛋和那低低的幸福的叫声……我有时还问我自己，那天夜里我都做了什么，那是不是我该做的，有没有伤害玲玲等等，我想不出答案，想的我心痛，这心痛如影随行，一路伴我坎坷的成长。

　　爸爸的病常常得有人来照顾，他一时也离不开妈妈。随着日月穿梭的前行，妈妈也开始衰老了，首先，妈妈的身体是每况愈下，一天不如一天了。李区长抽空也过来看看。那时“区”早已改为“镇”的建制，习惯了老也改不过来，仍然叫他“李区长”妈妈理解他，每次李区长来，妈妈总说：“老李呀，你公务在身，又那么忙，不用老往这跑了，我们俩不愁吃不愁穿的这不也挺好的么！”李区长说：“这样长期下去恐怕你们老俩口也不行吧，要不从区里给你派个帮手过来？”妈妈一口回绝了，说：“别，别，你把公家的事管好就行了，不要为我分心，俩个人就做那么一口饭，一把火就好了，你可别再给我添乱。”李区长说“也好，有事找我，可别憋在肚子里不说啊！”妈妈说：“你放心吧，有事就找你。”

　　过去家里有个大事小情，买个油盐酱醋啦，带个口信啦，都是孙福永帮着办的，分了土地以后，孙福永就忙地里的活了，这件事就落在玲玲的身上了，玲玲常来我家玩，不管我在不在家都来，和妈妈说个话，帮家里跑跑腿，灶坑里烧把火都是她干的，妈妈说：“玲玲懂事，勤快，小腿风快的。”可是玲玲这一走，我们家一下子就冷清了，总觉得少了什么，我在县城里念书也不放心家里，赶在星期天我就从县城坐公共汽车回家来看看爸妈。

　　有一次我星期天回家，吃晚饭的时候，妈妈告诉我说：“这回好了，你吕审回来了，常来咱家说话，帮帮忙。”我放下筷子，不解的问妈妈：“吕婶，哪一个吕婶回来了？”“看你小小的人忘性怎么这么快，就是娘娘庙吕主事的老婆，就是国民党在的时候，去衙们里找徐德忠给咱家讲情的那个吕婶啊，你怎么还能忘了。”我“啊”的一声想起来了，我也高興的说：“就那个吕主事的小……”妈妈瞪了我一眼说：“别乱说，人家正儿八经的成了两口子了，都领证了。”我又“啊”的一声笑起来了说：“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妈妈问我：“你还能记住她长的什么样吗！”“记得记得，那个时候她还来咱们家好几次，我怎么能不记得。”记得吕婶当初是个高个儿，身段也长的很匀称，脸白白的很好看，年龄也就在二十七八岁的样子。那年冬天妈妈求她去衙们里找徐德忠给爸爸求情，妈妈险些出了大事儿。俩人约好妈妈先去她家商量一下去大衙们里怎么说，可巧那天是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暴风雪刮的人睁不开眼，为了救爸爸，妈妈也顾不得这些，一头就扑进了暴风雪中。吕婶离我们家住的地方也不算太远，可就是这不算太远的短短的这一段路，妈妈差一点送了命。天气不好妈妈又是小脚走起路来特别辛苦，那阵子风雪浑天暗地的袭来，脚下的积雪越积越厚，越积越高，快没到妈妈的膝盖了，妈妈吃力的一步一步的往前挪，最后她实在是走不动了就只好站在雪地里。风雪像海浪一样涌卷过来，为了不被风雪打倒，妈妈只好爬下用双手支承在雪地中一动不动。这时离吕婶家已经很近了，吕婶在家也很着急，她想着跟妈妈约定的时间，早早的就爬在窗台前往风雪里瞅，当她发现风雪中的一个模糊的身影时，她断定了那就是妈妈。她操起了一把铁铣就跑出去了，她也被大风雪吹的东倒西歪，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妈妈拖回家，妈妈冻的已经不能说话了，她埋怨妈妈说：“这么大的风雪你不要命了。”妈妈一点力气也没有只是看着吕婶，吕婶忙着帮妈妈拍打身上的冰雪。这一次让妈妈真真切切的感受到吕婶真是难得的好人。其实吕婶也是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刚结婚不久丈夫就被日本鬼子抓去当劳工，不到两个月就惨死在日本的刺刀下。当老乡把这个口信传给她时，她当场昏死过去了，此后她就天天去娘娘庙拜神拜佛，这期间结识了吕主持，后来就跟他过上了，在那个年代里她也只有这样寻一条生路。吕主持为了避人耳目，就在土城镇城里村给她买了两间平房，她就到城里村住下了。邻居只知道她男人是在外地打工扛活。

　　二次解放后他俩正式的在一起过起了夫妻生活，日子也算平静，不料后来村政府把她划定了坏份子，还专了政。这件事还得从村里参军支前那阵子说起，城里村的支前和参军都搞的轰轰烈烈，常受到区政府的表扬，村里的人上上下下都更加振奋了，为了庆祝和巩固土改的胜利果实，村政府就决定再掀起一个革命高潮来。要向反动派和旧恶势力再来一次大的攻势，彻底把它们摧垮摧毁。村政府里火热起来了，政府大院的里里外外到处都彩旗飘扬，院子中央是锣鼓喧天，上午八点多钟民兵又把那些地富反坏份子集中到院子里来，给他们每个人都戴上一顶大纸帽，背后背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地主、富农、反动恶霸或是坏分子等.吕婶背的是一块写有“坏份子”的木牌。游街的路线只是在村子里的大街小巷里转上一圈，每天这个时候都要进行一次。游街开始是向征性的用一根绳子把他们的手腕串绑起来，一个民兵在前牵着，游街队伍后面是敲敲打打的锣鼓队，旁边有民兵不断的举起拳头高呼口号。什么“打倒地主恶霸”“打倒反动派，坏分子”等等在村子里转了一圈后，就把他们放回家，第一天就这样结束了，第二天接着再游街。第二天天刚放亮就有人“砰砰”敲我们家的后门，妈妈过去边问“谁”边开门，妈妈刚一拉开门闩，一个女人就一头撞进了妈妈的怀里，一边哭一边说：“大嫂，你可得救救我，我可没法活了！”妈妈转过神来一看是吕婶，妈妈也没搞明白就问：“进来坐下慢慢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吕婶“呜呜”的哭着说：“村里把我定了个坏分子，叫我背着个坏份子的木牌游大街，我受不了……”“噢，这么回事，那你就坐在这里不用出去，我给你做饭吃。”听妈妈这么一说，吕婶的情绪稳定下来了，妈妈在地下做饭，她坐在炕上透过小玻璃窗盯着窗外，心里是十五只吊桶，七下八下的。吃完了饭，妈妈在地下收拾碗筷，一边又在锅里烧开水，这个时候院子里进来了两三个民兵，本村人妈妈都认识，一个民兵说：“邱大娘，有人说村里的一个坏份子跑到你们家了？”妈妈站在屋门口说：“我们家没有坏份子！”“有人看见了，说有一个女的跑你们家来了……”“你看错了，来我们家的那是吕主事的老婆。”“对，对，就是她，她就是坏分子，我们正要抓她游街呢”“她不是坏份子，她是来我们家串门的！”“……”一个民兵给这位代头讲话的民兵使了个眼色，说：“邱大娘那我们走了。”吕婶吓出一身冷汗，在炕上的两条腿直打哆嗦，她说：“大嫂，我得跑，这样会连累你的。”妈妈说：“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坐着，你能往哪里跑，你又没干坏事。”

　　快到晌午时村长宋成宝来了，走在院子里就喊：“大娘，我来看看大爷怎么样了。”妈妈说：“挺好的。”把村长迎进屋，村长看了看爸爸跟妈妈聊了两句后就跟妈妈说起了今天有关吕婶的事，宋村长说：“咱们是革命家庭，咱一定要和阶级敌人划清界限，不能放走一个阶级敌人，希望大娘多支持我们的工作。”，妈妈告诉她说：“我和敌人有着深仇大恨，我能放走一个敌人吗，我恨不得把他们统统都抓住千刀万刮，你们一定要认准谁是敌人。徐德忠是阶级敌人，你们抓住了吗？吕主事他老婆怎么能定为敌人呢，她都干了哪些坏事，你们得拿出事实，如果拿出事实我帮你们把她抓起来，你们硬说吕主事是封建迷信的头子，那是吕主持的事关她什么事！”宋村长一直把妈妈的话听完，再也没有说别的，临走时还安慰了爸爸一番，宋村长为这事还专门召开了村干部会，对于这件事不少村干部都说：“老邱太太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咱们根据哪一条把她定了坏分子，吕主事跟她老婆那是两码事，不能搅和在一起。”关于吕主持和他老婆的事儿，宋成宝村长也拿捏不准，没办法就跑到区上去找李区长，他一五一十的把这件事前前后后全部经过说给了李区长听。李区长把宋成宝叫到办公桌前两个人对脸坐下，然后点着宋成宝的鼻子说：“你们办事也不动动脑筋，你们看看邱大哥是死里逃生刚回家养病，大儿子负了重伤到现在他们还没有见到面，唯一那么个女儿又去当了兵，到现在也没个音信，说句难听的话到现在都不知道是死是活，他们心里能好受吗，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你们又去闹事，简直就是个猪脑子。再看看你们办的事，我再三的讲办事一定要有根据，不能拍脑袋胡来，你说邱大嫂说的不对吗？吕主持那个老婆，你们凭什么给人家定了个坏分子，她做的坏事在哪？说起吕主持那是吕主持的事，各事各码，谁有罪惩罚谁，你们怎么能把他老婆定为坏分子。咱们可不能搞诛连，更不能搞扩大化，办事一定要掌握好党的方针政府啊！”听李区长这么一说像拔开了云雾，宋成宝高兴的离开区政府，他觉得李区长这句话对自己教育很大，在思想上又提高了一大步，他暗暗的在想，邱大娘的理论水平还真不低啊。村里对那些受管制的人员只游了两天街，就放他们回家了，并告诉他们要老老实实的改造自己，每天要到村政府来报告一次。从此以后，吕婶没有天天去报告，但也没有人来找她，这件事就这样放下了。虽然再没有人找她，她还是天天都提心吊胆，一有点动静就害怕，最后，她还是搬回了娘娘庙她的老家。土改后，庙里的僧人都陆陆续续的走了，不少人都因为他们家里也分得了土地，过去是家里没有土地，外面没有出路，无柰便跑到庙上当和尚混碗饭吃。现在家里都分了土地，当上了农民，谁还在这里混，在加上村政府对庙里的事早不支持了，说这是些封建迷信活动，早早晚晚得禁止，就这样，娘娘庙也不见了往日的香火，渐渐的冷落下来了，吕主持看看庙里的大势已去，也就不主持了，带着老婆又回到了城里村他买的那两间房子里住下。

　　他俩这次回来，看到过去那些受管制的人现在也都解除了管制，都在自己的土地上撅着屁股耕耘劳作，过去的恐惧担忧也就烟消云散了。为了生计，吕主持两口子也就死心踏地的在家门口做起了小生意。吕主事两口子每天都在家里把蒸好的发面包子和煮好的大对虾挑到火车站或是鱼市摆个地摊卖，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虽说不富裕，但小日子过的也挺滋润。吕婶每天把她男人打发走了，把家里收拾收拾就来我们家和妈妈说话，唠嗑，她们唠现在，但更多的是唠刚刚过去的过去，每当唠到过去，妈妈对她们两口子都特别感激，一说到这儿，吕婶就不叫妈妈说了，她说：“你快别说了，感激什么，要感激我还真得感激你。那事最后也没给大哥帮上忙。”妈妈说：“话可不能这么说，要是没有你们两口子去求情，你大哥的命还真说不定会怎么样呢。”妈妈说的是心里话，事实也可能就是这个样子，设想一下，吕主持去一说情后吕婶又去摧问了几次，徐德忠可能也就把这个事给缓下来了，随着后来形势的发展，他也就顾不上这事了，而只考虑他自己如何逃命，逃往哪里的事儿。妈妈对人总是往好的地方想，我和妈妈吃晚饭时，吕婶过来了，吕婶一见我就认出来了，她两手合起拍了一个响，冲着我说：“哎呀，大兄弟都长成这么高了，越来越俊了。”吕婶称我为“大兄弟”不是搞错了辈份，我们这儿有个习惯，为了表达亲昵对男孩就叫“大兄弟”对女孩就叫“大妹子”吕婶这样叫我里面也含有一点敬佩的意思，我跳下炕，急忙叫了一声“吕婶”吕婶给我的第一眼的印象她变了，变老了，少了些过去的灵动，多了点呆滞，脸上已经完全没有当年的光泽，皮肤也明显的粗糙了，这是岁月苍桑巨变的磨砺给她留下了印痕。我赶紧叫，“吕婶你坐你坐。”吕婶坐下了，她说：“听说你回来我过来看看你，你妈也常提起你的事，都几年没有见到你了”我对吕婶行了个礼说：“谢谢吕婶还记得我，妈妈都跟我说了，家里的事情吕婶费心了。”吕婶说：“哪里哪里。”坐了一会儿吕婶走了，妈妈知道吕婶还得回家准备明天上街卖的货，也就没有挽留她，临走吕婶回过头来点了下我的鼻子说：“看把你的小嘴巧的，还会说些官话啦，你不累啊！”城里村成立了合作社后，没有土地的吕婶也可以在生产队里干活挣工分，秋后便可以用工分兑换成粮食，从此吕婶再也不用愁生活上的事了，也越活越年轻了。

　　第九章

　　马先生给妈妈把完了脉，低头在炕桌上开药方，开完了药方他才直起身来，对妈妈说：“你先吃这几付药我再来看看，你这是陈病，不太容易除根，但也坏不到哪里去，不碍事的，这几付药你先吃吃看”在一旁的爸爸也问了马先生一些关于妈妈的病情，马先生都一一的详细的作了答复。妈妈的病有些重了，但是爸爸的病却见好起来，经过长时间的休养和一点点的调理爸爸第二次又站起来了，开始还不行，后来渐渐的能挪步了，再后来就能够走动了。爸爸的伤就不必说，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好地方，可更严重的是他这一双失明的眼睛，一下子把全家人都压垮了，我们只好边搀扶他边走路，边给他讲解周边环境的情况，让他把这些都记在脑子里。慢慢的爸爸能在家里或是院子里自行的走动了，有时还可以到街上去走走，我们陪着他一边走一边告诉他这些道路和以前都没有变化，那些有了变化的我们就详细给他说清楚，这样的走几次他就能凭着他以往的记忆和现在的感觉开始艰难的行走锻炼。时间长了他虽然看不见来人是谁，但听到他们的说话声和脚步声就能准确的判断出这是谁，再到后来只要听到来人的脚步声，就知道谁来了。一点一点的他能帮妈妈干些眼前的小活，比如说在灶坑里拉风匣，烧火。妈妈有意的锻炼爸爸，时时的告诉他干什么都要慢，第一步做实了再做下一步。吕婶到我们家来还常常表扬爸爸，“呀呀大哥呀，进步这么快，真是长能耐啦！”爸爸说：“没有办法这都是逼出来的啊！”林老六看我们家这个困难样，也来跟我妈妈说：“大嫂，家里有什么活你就吱个声，别不好意思，我来帮你干，反正我也没有啥事。”，我妈笑着跟他说：“就你那个小身板能干个啥。”二十岁正是年轻力壮的好年华，可是林老六呢，走路躬个腰，那样子只要有一股风就能把他吹倒。到后来，不知道怎么林老六染上了大疮病，走起路来就更不行了，两条腿都并不到一起。村子里不少人都看不起他，只有妈妈不，妈妈深知他的缺点，妈妈也能看出他的长处，说：“这个时候，他有病就不要对他翻白眼，而要多多的同情他。”妈妈常说。小郭他妈曾跟国民党的候巡官跑了，不到几个月国民党兵被八路军打散了，她就又回来了，她回来时已经疯了，白天到处乱跑，晚上就在家里唱一宿歌，累了就睡，醒了就跑，不知吃也不知喝，她姐姐管了几天也管不了，无奈就走了。连她的亲姐都不管她还有谁能管她，偏偏在这个时候只有一個林老六出来管她，足见林老六还真是个心肠好的人，林老六天天给她送水送饭才使她疯疯颠颠的命又延续了好长好长一段时间，直到她死之前都是林老六照看着她。她死在了吊桥河畔，这也是林老六满山遍野的找她，才在吊桥河畔的一个小沟叉里发现了她的尸体。林老六去通告了她姐姐，毕竟是亲生姊妹，她姐姐知道后撕心裂肺的嚎哭了几天，在林老六等一些人的帮助下把她妹妹葬身荒郊，不久林老六也死了，村里的人都说他死于大疮病，也有的说是叫小郭他妈领走了。林老六家是个大家口，光兄弟姊妹就六七个，他家里也有点经济势力，他妈妈心痛自己的小儿子，舍不得早早的把他送走，就在家里停了三天才出殡。林老六死的当天妈妈就去奔丧了，还安慰安慰他家的老太太。

　　这一年城里村还故去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城里村农会副会长李国富的聋哑老婆李刘氏。她的丧事是由村政府出头操办的，这里的意义就很深了，李国富会长是为革命而牺牲的，他是革命烈士，他被国民党反动派投入到冰窟窿里至今未找到他的尸骨。每年到了春暖花开的时候，就有不少村里的人来到吊桥河边上给他烧些纸，往河里抛撒些鲜花。这次他老婆的病故再一次的触碰到了老百姓痛苦的记忆。她整个葬礼都由村长宋成宝一手指挥和负责的，出殡时全村人都很悲痛，没有一个不掉眼泪的，都是在想那么忠厚的一个老实人，活活的被国民党反动派给抛进了冰窟窿里害死了，受了一辈子苦的聋哑老婆刚想享点福也病死了，剩下那一堆未长大的孩子由谁来管呀。区政府也很重视，派了一位新上任的秘书来参加了，妈妈也参加了葬礼，从李婶病故到出殡妈妈都全程陪着。在出殡的那天早上，妈妈跟在出殡的人群中，一路上她没有说一句话，她有太多的心思，在下完葬回来的路上，一些人三三两两的开始小声的聊起来了，妈妈无心跟他们聊，只是在人群中瞅来瞅去的，看看谁来到现场有谁没有来。突然她在人群中看见了一个似曾相识的熟人，妈妈很惊讶的想，那怎么可能呢，他怎么能到这里来呢，是不是我的老眼花了，妈妈又不甘心的加快了脚步，想上前问问那位似曾相识的熟人，这个人就是区里派来参加葬礼的新上任的秘书。赶到了他的背后妈妈试着喊了一声：“是栓子吗？”那位秘书听喊后猛的就回头了，眼睛一亮，那眼神明明也认出了妈妈“哎呀呀您是邱大娘吧”栓子高兴的都不敢相信自己。

　　妈妈高兴的把他拉回了家，两个人都说：“真没有想到能在这儿见面。”妈妈问栓子好多事情，问他老家的情况，问他二老和兄弟姊妹的情况，问他这几年都在哪里，干什么，一路走来，怎么又走到了今天这一步，栓子也滔滔不绝的回答。他说：“哎呀，别提了，你们搬走后我到处找你们也找不到，也不知道档子在哪儿，第一次解放我就当了民兵，国民党进来我就跟着八路军上山打游击去了，那时我在辽南独立师里当了一个小兵。穷人没有别的出路，47年4月份辽东军区肖华司令员在普兰店大山里传达了中央指示，做了大反攻的动员令，战士们的情绪一下子高涨起来，个个摩拳擦掌，6月份我们就把普兰店解放了，随后，我们这支大部队举着四野这杆大旗从东北一直往南打，我们部队进关就没有停下脚部，一直打到淮河流域，没想到能在淮海战役中我负了伤。最难的是我的耳朵叫大炮给震聋了，成了一个废人，部队就不让我参战了，把我送到了后方医院，经过了一年多的冶疗养护才一点点的恢复。我想去追赶大部队，可是领导不批准，强迫的把我转业了，首长说前方打仗是革命，可到地方工作也是革命，况且现在地方正需要人。我开始还真想不通，可是没有办法啊，军人嘛，就得服从命令。一到地方，我被安排在大潭乡，那是第一区政府所在地，我干的好好的，后来又把我调到了三区政府来了，啊啊，现在叫镇了，不愿意来也得来，党员就得听党的话。我才刚来几天就见到了你啊大娘，今天咱们娘俩能见面，真是老天爷照顾呀。”他又问档子怎么样了，现在在哪，妈妈都一一的告诉了他。妈妈问他成家了没有，他说成了，妈妈说那不赶紧带给我看看，他说：“好好，过两天我瞅空带给你看看。”谈了很长一阵子，快到中午了栓子说：“大娘，我得回去了，都出来这么长时间了，这几天乱事还真不少，我刚来，情况又不熟，我先回去，瞅空我再来看大娘。”他又给爸爸安慰了几句，便匆匆的走了，走后爸爸和妈妈又讲了一阵子，都说栓子这个孩子出息了，又说咱们穷人的孩子干革命那是没有错的。

　　没过几天，栓子真的就把他媳妇给带来了，妈妈亲热的把她拉到炕头里面坐，妈妈拍着炕一边说：“来来闺女，往里点，这儿热呼。”栓子媳妇也挺热呼人的，说话小声细语的总是贴着妈妈的脸，她给我第一眼的印象是长的漂亮，一副白净净的瓜子脸，撅着一枚樱桃小口，眼睛又黑又大又亮，那细眉长长的还微微向上跷一下很风流的样子，就是身材有点偏瘦，纤细的腰，样子显得很弱，我总觉得她有红楼梦里林黛玉的影子。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就叫她“姜姐”。认了门以后白天栓子在区里上班，她在家里也没事，就天天过来陪我妈，时间不长她就把她整个身事经历讲给我妈妈听。

　　她现在姓姜，其实她真还不知道自己到底姓什么，家住何方，从小她就落到了人贩子手里，这期间她不知道叫人贩子倒卖了多少手，倒卖到姓什么的人贩子手里她就姓什么，最后倒卖到这个姓姜的人贩子手里，她也就姓了姜。这个姜姓的人把她带到大连又把她卖到窑子楼里，从此她也就继承了这个姜姓。在窑子里她经常接的一个客人姓潭，这个小伙长的很帅气又有文化，是小日本时期旅顺工专毕业生，在大连找了一份开电车的工作，两个人一来二去日久生情，就交上了山盟海誓的朋友。辽南地区第二次解放后，这个姓谭的小伙觉得家乡的形势挺好，就用钱把她从窑子楼里赎出来带她一起回了老家大谭乡，开始这桩婚事遭到了他父母的极力反对，一个读了大学的儿子，怎么能和一个不知根不知底来路不明的女子成婚呢。好在这个小伙在父母的高压下也没有变心，坚持和她过下去，结婚一年多了姜姐也没有生育，谭家借着这个理由对他的儿子又发起了攻势，这一回他屈服了，应该说不能生育是他屈服的重要原因，姜姐终于被逐出了家门。当然这是一场平静的逐出，他给她安排了房子居住，也给她置办了锅碗瓢盆和油盐米面，在大谭乡她开始了孤独的生活。这事引起了正在大谭乡区政府主管民事秘书的栓子的注意，他很同情这位无依无靠的孤独女子的艰难生活。由于对姜姐的同情，他对谭姓的一家就无比的痛恨，他觉得这家人没有一点人性，简直就是个地主恶霸。

　　在一次姜姐生病的过程中使他俩走到了一起。在一次栓子下班路过她家门口时，被从屋里传来的一阵痛苦的呻呤声使他停住了脚步，那是病人求救的呼叫，他二话没说就冲进屋，看见姜姐疼痛的在满床打滚，栓子丝毫没有犹豫，上前一把把姜姐抱起來送到了地区医院，医生一检查姜姐得的是急性烂尾炎，如果穿孔那就难以挽救了，经过了医生的紧急手术，姜姐才转危为安，由于医治即时检回了一条命。一周后姜姐康复出院了，从此俩个人就恩爱上了。感激于他的救命之恩，她把一切都奉献给了栓子包括她的身体，而他从来也没有享受过这种女性的温柔关爱和体贴，他也用全身心的去痛爱她，俩个人的小日子过的十分美满。但美满中的不足仍然是姜姐不能生育，这事，时间越长它对栓子的心里干扰就越大，栓子又无法说出来，只能藏在心里，憋在心里。

　　几次栓子到我们家来老是唉声叹气的。妈妈一下子就查觉出来这事不对劲，栓子的肚里肯定是有话不说，妈妈就问栓子：“你最近怎么了，老是唉声叹气的，是不是有什么心思了，我可告诉你栓子，有话赶紧跟大娘说，不要老憋着，憋坏了那可要出大事的。”最近一段时间里，栓子的心里老是“嘭嘭”的打着鼓，鼓点有时打的越来越响，越这样他的心里就越恐慌，有时闹的他魂不守舍寝食难安，别看他有经历又在政府里当差，妈妈能把他一碗水看到底，在媽妈的一再追问下他终于撑不住了，便“扑通”一声跪倒在妈妈的脚下，他声泪具下的说：“大娘，我错了，你得救救我。”他这个举动把妈妈也惊吓了一下，“起来起来快起来。”妈妈边说边把他拉起来，他鼻涕一把眼泪一把的说：“大娘我错了，我对不起小姜。”“好了，别说那些没有用的，快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栓子确实闯下了祸，他胆敢跟我们村里王木匠的姑娘王小倩搞上了，而且还怀了孕。王小倩当时是镇里的小学语文教员，王木匠是城里村出了名的老撅头，脑袋就像石头一样不开窍，姑娘这件事要是传到他的耳朵，他能一斧头就把他姑娘劈了。这真是一件天大的事，听说后妈妈的眼都给气花了，她对准栓子狠狠的举起了手，半天又放下了“你怎么能干出这样无德无良的事情呢，这么多年党不是白教育你了吗！”“我也不愿意出这样的事，是她勾引我……”“别说了，你们俩没有一个好东西，有一个好的也不能走到今天这步！”气归气，事情到了这步，妈妈总归还得想个完全的办法解决啊，妈妈说：“能否叫小王把孩子打掉，你们俩从此就分手。”栓子哭咧咧的说：“我都说了，小王死也不干，非要把孩子生出来送给我。”妈妈又说：“小姜那边你没跟她说吗？”栓子说：“也说了，小姜死也不离婚。”栓子没招了，栓子也确实害怕这样拖下去将会出现的可怕的后果。他便开始在姜姐面前哭闹着寻死寻活，这样折腾了一些天后，还是姜姐的心软了，她还真怕他寻死，她仍然爱他，无奈之下她答应与他离婚。栓子抓紧了时间急急忙忙的办完了离婚手续。王小倩的肚子早就凸出来了，这期间为了瞒过她老爸找了个理由就住进了她姐姐家里。举目无亲的姜姐离婚后仍住在老地方，白天几乎一整天都待在我们家里，陪着妈妈，帮妈妈烧火做饭。她已经把我的妈妈当成了她自己的妈妈，张嘴闭嘴都叫“妈妈”也亲切的叫我“三弟”。

　　栓子从此不来了，妈妈叫孙福永去区政府给栓子捎了个口信，告诉他说姜姐现在的生活很困难，叫他每个月都给生活费，栓子满口答应也这么做了。又过了近半年，姜姐经人介绍嫁给了镇里一个开药店的老板，这个老板就是常给妈妈看病的马先生。知道这事，妈妈的内心里五味杂陈，她常说那是个苦命的孩子，能找一个好人家，也算是有了个归宿，马先生应该会好好的待她。嫁过去没多久就回来对我妈妈说：“妈，我成天就像蹲监狱一样，心情一点都不好，白天晚上老是想栓子，怎么也甩不掉。”妈妈问她马先生对她怎么样，她说马先生对她特别好，但无论他怎么好姜姐的心里也是个凉的。妈妈理解，也只有无可奈何了，毕竟相差二十岁的人了从哪里能有热情呢。有一次马先生来给妈妈看病时说起这事来，马先生说：“你这个姑娘倒是个好孩子，就是精神受刺激大了，半夜里老喊栓子，常常把我都喊醒了。我看那你也该问问她，不想在我那待，就挪个地吧，万一哪天她的病情真的加重了，我也不好办那。”

　　妈妈感到事情有些严重了，闺女哪一天真的病重了再闹出点事来，这对政府，对栓子的影响都不好。思来想去妈妈又叫孙福永到区政府里去找了一趟李区长，当天晚上李区长就来了，来的很晚，一进门就说：“大嫂，这两天一些破乱事把我折腾的有好几天没来看你和大哥，你不会生你这个小弟的气吧。”妈妈笑着说：“哪有那么多气生，成天光高兴都高兴不过来呢。”李区长有些日子没来了，他和爸爸说了一小会话又摸摸脸又摸摸手，真像小老弟。妈妈把栓子和姜姐这件事说给了李区长听，妈妈最担心的就怕一旦姜姐的病重了又控制不了，再闹到区政府去找栓子的话，这事可就不好了，这会大大的影响到政府的形象，对栓子就更不利了。李区长也觉得这是个事，应该考虑个解决的办法，李区长最后的意见是：“那我跟领导亲自汇报一下，看看能不能把栓子再调回到第一区政府叫他远离这个地方，分开了眼不见心不烦，慢慢的也许就好了，这也了却这份担心。”妈妈也说只有这办法了，她再三叮嘱李区长说：“栓子可是个好同志啊，犯了错你该批评就批评，哪怕狠点都行，可别给他什么处分了，你那大嗓门可别吓着孩子。”李区长说：“这点你就放一百个心，我会把握好的。”栓子很快就调回到大谭乡，带着王小倩去了。可是姜姐的精神问题一点也没有减轻，她说：“妈，我白天晚上都睡不着觉，满脑子里都是栓子的影子，不管他走到哪，我都是这样。”感情这个东西不是说断就能断的，也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明白。妈妈说：“闺女啊，你要是睡不着就换个地方来家睡，妈陪你。”姜姐没有来家睡觉，她独自挨了一个冬天。年除夕的下午，姜姐回来了，妈妈高兴的不知怎么好，搂着姜姐一直在说：”闺女来家过年，妈给你做好饭吃。”

　　这一个年我们过的特别好，特别快乐，因为我们有姜姐在家过年，尤其是妈妈，她那咳嗽病在过年期间都没怎么犯过。姜姐也快乐的在家住到正月十六，这天下午她告诉妈妈说住了这么长时间要回去了，走的时候妈妈再三嘱咐她，有什么不顺心的时候就来家住，只要妈妈在，这里就是你的家，姜姐搂着妈妈眼睛里不停的在流泪。姜姐走了，回她家后就收拾东西，当天晚上一点的火车她独自一个人离开了土城镇去往大连。走时，她什么也没说，马先生默默的给她准备了路费，格外还给她多带了几天的生活费。寒假开学的第一个星期我回家了，那个时候的中学都是在正月十五以前开学，妈妈摧我去马先生家看望一下姜姐，妈妈说从正月十六走的那一天起，你姜姐就再也没有回来，她的心老是“嘭嘭”的跳，在妈妈的摧促下我回来的当天下午就去到马先生家。知道了我的来意后，马先生也是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告诉我说：“她正月十六晚上就走了。”我脑袋“嗡”的一声，问：“马大伯她去哪儿了，你知道吗？”“她只说了一句去大连，其他什么也没说.。”我很难过的回家告诉妈妈，她听了一屁股摊坐在地，嘴里反复的嘟哝着：“这闺女，这闺女可痛死妈妈了！……”从此妈妈一病未起，幸亏身边还有一个吕婶在帮着照顾。日复一日的妈妈老是挂挂着姜姐，她老是自言自语的说：“闺女身体弱去大连找谁，她怎么生活啊！”每次我从学校回家妈妈都和我俩核计这事，妈妈总问我你能不能去大连找找你姐。我说：“妈呀，就算我能去找咱连半点信息都没有，就是去大连那么大的地方你叫我到哪儿找呀！”剩下来的日子只有茫然和漫长的等待。

　　到了这个时候爸爸的身体也渐渐的能够自理了，这给妈妈减轻了很大的负担，他不仅能够在屋里，院子里走走，而且还能够不用任何人照顾的去外面走走.他可以去他想去的地方了。我们告诉爸爸说城里的房屋、街道、院墙甚至是一个石台都没有任何变化，和他眼好的时候所看到的一模一样。他凭着自己过去的记忆和脚下的触摸，走起路来还真的很自如，只是慢得多了。他自己出去串门的第一户人家就是庄老道家，庄老道仍住在庙里，他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登上了大廟的一进大院，走过了两个大殿间的长廊进入了二进大院，庄老道家的三间瓦房就在院的西头，爸爸按照自己脑子里的地图，准确无误的走到了庄老道家的门口。庄老道一看见我爸爸在门口站着还吓了一跳：“哎呀我的老哥啊，你不要命了，你怎么走出来了！”上前就抱住爸爸的胳膊领进屋里，“快坐快坐。”庄老道的媳妇也忙着倒茶，两个人坐下来兴奋地谈起现在的社会，现在的生活，都是一脸的喜悦，一但话题转到了过去，两个人又立即变了脸，气愤的锤胸顿足。庄老道会一个高的蹦起来手在空中乱指的骂国民党反动派，骂又抢又掠的遭殃军，骂反动残忍的“小革命”骂那些骑在老百姓头上的地主恶霸，骂到这儿他坐下来把着爸爸的胳膊说：“你知道吗大哥，徐德忠这个恶魔被咱们政府抓着了！”爸爸已经听说了，徐德忠是在新疆被咱们公安机关抓到的，现在被关押在县城里。庄老道说：“这些反动派，就是跑到天崖海角咱也得把他抓回来，叫他接受人民的审判，善恶到头来总是会有报应的！”大声的谈了一会儿庄老道又小声的跟爸爸说：“大哥，我得跟你说了，我准备要回山东老家了，家里最近捎了好几次信了，叫我回去，山东那边也好了，家里分了不少地，还有我的份那，我闯关东二十来年了，趁着父母还在，我也想回家尽点孝，我在这儿能干个什么？”他用手指指里屋，其实爸爸是看不到的，他接着又低声的说：“孩子他妈不太同意，她家在这边故土难离嘛，我这两天正在做她的工作呢，做通了我就动身。”沉默了一会，爸爸说：“你斟酌点办吧，这事也不要太急，其实在哪边都一样，往前看生活肯定会越来越好。”听着爸爸的话庄老道也再没说啥。回来的路上爸爸心里沉甸甸的不是滋味，日子是一点点的好了，可是老兄弟老朋友却一个一个的走了，远远的去了。他被一块小石头绊了一下，才赶紧的把心收回来，集中精神把脚下的路走好。

　　爸爸走到院子就听到屋里挺热闹的，有不少人在说说笑笑，爸爸沉重的心里被这热闹的气氛给冲淡了，该欢笑的时候还是要多欢笑些。爸爸不用猜，听声音就知道吕婶、孙福永、孙大个都在场。孙福永在讲他大儿子如何如何不听老子话，妈妈在一旁说：“儿大不由爹，女大不由娘，你就由他们去吧，他们大了都有自己的思想，你别拿老脑筋去管教他们。”孙福永说：“我哪敢拿老脑筋去管他们，他们眼里根本就没有老子！”孙福永这个儿子妈妈早有耳闻，他的叔叔就经常骂他说：“你书都念到狗肚子里去了，你个有娘养没娘教的东西！……”，孙福永在起劲数落着他大儿的不是，他也只有在我们家才能把一肚子的苦水都倒出来，妈妈很理解他，为了拉扯孩子他要了一辈子饭，解放后日子才好了。在一个阴雨天，妈妈打发人把孙福永的大儿子找来了，他对我妈妈倒是毕恭毕敬的，话说回来，别说是他，就连村子里或是镇里有头有脸的人，哪一个不敬妈妈几分，妈妈远近是出了名的办事大公无私的人，不少人家有了纠纷都一起来找妈妈评理，妈妈的心里永远都是装着别人的人。找来了孙福永的大儿子，妈妈没有一下子把事情通破，而是说了些有关他个人的事，妈妈说他你也老大不小了也该快成家了，成了家就是大人了，大人就该有个大人的样子。听说你在生产队里是个小组长，小组长就是领导，领导就得有个领导的样子，要以身作则，要做出个榜样，因为组里的人都会跟你学，向你看齐。你爸爸在村子里是出了名的好人，一辈子没有做对不起人的事儿，为了拉扯你们要了一辈子饭，苦了一辈子，现在好了，也该享点福了，这福有共产党给的，也得有孩子们给的啊。孙福永儿子不说话一边听着一边点着头，这孩子是很机灵的人，妈妈的话他不会听不懂，他很明白我妈说的意思。走时外面正下着滂沱大雨，妈妈给他拿了一把伞，他刚迈出屋门坎，天上突然一道闪电接着就是“卡查”一声巨响，天边滚过去一串雷声，他吓的转过身又赶紧的钻进屋里，脸色煞白的站在地下，妈妈摸着他的肩膀对他说：“没有事孩子，上天会保佑好人的，你大着胆子走吧。”孙福永再来我们家的时候开口就夸我妈妈说：“多亏你啊大嫂，你给他教训这顿现在好多了，也不顶嘴我们老俩口了，饭后也知道帮他妈刷刷碗了。”妈妈说：“你可别老夸我，你应该感谢老天爷，那天是老天爷的一个响雷把他劈回来了。”不管怎么说孩子有进步妈妈就欣慰。

　　孙大个子提出的那件事情，妈妈着实为难了，他说宋巧莲要和他离婚，他的态度是不同意，妈妈说：“人家硬要离婚，你不同意是不行的，人民政府主张婚姻自主不能强迫。”他俩的婚姻说不上自由不自由，是挤对到那个份上了。为什么这么说，表面上看是宋巧莲追孙大个儿，而且还夸下海口说非他不嫁，其实她心里一百个不同意，这么点小九九村里哪一个人看不出来。孙大个是表面上扭扭捏捏，心里却是一百个愿意，宋巧莲又年轻又漂亮，除了一个地主出身外，哪一点不比孙大个子强，那时想追宋巧莲的人多的去了，可她心里总在盘算一件事，我爸爸被斗了，下一个不就要轮到我了吗？……她一想到被斗的场景就混身发抖，吃没有穿没有这日子可怎么过呢，她爸爸死去的那几日她翻来覆去的睡不好觉，想来想去最终想到了孙大个子身上，孙大个是个贫下中农又是村里的干部，如果跟上他我不也就是个贫下中农了吗？到那个时候，他们还能批斗我吗？她感觉只有那样做才是最保险的，以后的事再说以后，现在就管不了那么多了，先把眼前这一关一定要闯过去，她决心要跟定孙大个子。

　　怎么找他说呢，她把心一横，也顾不了那么多脸皮上的事了，晚上她把后门开着，紧盯着后街，孙大个子拉帮套的那个姓丛的家，就在她家后门的斜对面，孙大个子从村里回家这是他必经之路，村上的工作是没有什么点的，但不管早晚她都捏准了点一直守候在后门旁，不眨眼的盯着外面。一天晚上，她瞅见从街东头走过来一个黑糊糊的人影，她一看那人的走像忽闪忽闪的大个子就知道是孙大个子，她跨出后门在街当央就把他赌住了。她叫他“孙大哥”问他“还来我们家拉东西吗？”孙大个子愣愣的说：“不了，早都拉完了。”“那我们今后的生活怎么办？”“你们家生活上用的东西，不都给你们留下了吗，你们家也有房子也有地啊！”“孙大哥以后怎么生活我心里一点谱都没有……”她借着夜色勇敢的抓住孙大个子的手还用另一只手摸着孙大个子的胸脯。孙大个子想推开她，但没能推动，她死死的抓住了他的胳膊，他的脑门开始冒出了细汗。宋巧莲身上特有的香气一阵阵的扑进了他的鼻孔里，闻着香气他不知道如何是好，胡乱的回了一句：“以后再说吧。”宋巧莲紧盯不放，“不行，孙大哥你得给我个准信，要不我天天找你！”最终孙大个子还是逃脱了。

　　他不知道这次是怎么摆脱了宋巧莲的纠缠，也不知道是怎么进自己的家门的。到了家他的心还一直在跳，这个跳不单单是害怕，还有些说不出的激动。吃过晚饭他平静下来了，但脑子里还老转悠着宋巧莲的事，小媳妇叫他干那事他都没有情绪干，到了半夜他也没有停下来，想着想着他流出一摊口水。第二天在村政府上班时他脑子里也没有丢下这事，到了晚上下班时，他的脑子里又为这事膨胀了，他想，宋巧莲今天晚上又在后门赌我呢，他怕她堵，但又怕她不来堵，矛盾啊。他在她家当长工时是看着宋巧莲长大的，也是看着宋巧莲的那对奶子一天天的鼓起来的，宋巧莲那一身诱人的肉到后来他都不敢直视了。

　　走在回家的路上他心里十分的纠结，不知道为什么他轻轻的打了一下自己的脸，快到宋巧莲后门口时他把脚步放慢了，是快步的走过去呢还是慢步走过去，正在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宋巧莲又即时的扭着腰肢从后门走出来，没等宋巧莲拉他他就停下了脚步，宋巧莲又抓住了他的胳膊仰起头来紧贴他的脸问：“你管不管我？”这一问他才猛醒，心里说：“她看上我了！……”宋巧莲身上特有的香味又扑进了他的鼻眼里，他的心里涌动起来了一股甜甜的泉水。这个夜晚街道上没有一个人走动，她软软的抱住了他摇晃着他轻轻的叫着“孙大哥”孙大个子再也无法控制，便不由自主的搂紧了她，这么一个美貌的姑娘能不使孙大个子动心吗，他想着搂着她睡觉的时刻浑身都发痒。

　　他想这是做梦吗，以后的几次接触证明这不是梦，宋巧莲答应他以身相许，她叫他尽快的离开那个名声不好的“拉帮套”生活，他无比的感动，为了她的归宿，为了他俩的幸福，仅仅在几天之后，他下定了决心要立即娶她。

　　决心一定他就找了村长宋成宝。他说：“村长，我想成家”宋成宝一听高兴的说：“好啊，我早想给你操办这事，谁家的女人？”宋成宝早就想找他谈谈这事，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还给人家拉帮套，也不是个长久之事，再说村里的风言风语也挺难听的。孙大个开始有些吞吞吐吐，吱吱唔唔的，宋成宝急了“这有啥害羞的，这是喜事，快说，我帮办”孙大个结结吧吧的说出了“宋巧莲”一听说是宋巧莲，宋成宝有点蒙了，他怕听错了又问“谁，谁，谁谁”“宋巧莲”当宋成宝确切无误的听准了“宋巧莲”三个字时，这时他真的有点蒙了，一个革命的贫农怎么能娶地主的女儿呢，这是阶级斗争的非常时期，他严肃的一把抓住了孙大个子的胳膊，把他按在办公桌前的凳子上，看了他半天才说：“你可不能糊涂啊，宋巧莲家是地主啊，而你是贫农，这可是个阶级立场问题啊！”宋成宝接着又给他讲了很多革命的道理和有关阶级斗争的道理，无论宋成宝怎么苦口婆心的讲，孙大个子是一句也听不进去啊，有句俗话说“鬼迷心窍”此时的孙大个也就是这么个心态，谁的劝说也听不进去，一门心思想早入洞房早搂上宋巧莲，近日他连干工作都没有了心思。宋成宝哎了一声说“这是块朽木”便找了一个村干部说：“看他成天像掉了魂似的，把工作都扔了，找个日子给他把事办了吧。”

　　宋成宝没有参加他的结婚仪式，结婚几个月后宋巧莲就搬回了娘家。孙大个天天去找“宝贝宝贝”的叫了千万遍，宋巧莲就是不回家，她不回家的理由就是一个“性格合不来”后来，她看看政治风头过了，就提出了和孙大个离婚，孙大个子一口回绝，死也不离，这样又坚持了半年多后，宋巧莲把这事就告到了镇政府，在镇政府工作人员下来了解情况，并准备调节的过程中，孙大个明白大势已去，就吐口同意离婚了。离婚后他不好意思再搬回到他拉帮套的那户人家，只好晚上偷偷摸摸的去，那个小媳妇和过去一样，他俩没完没了的干那事，不过这回在干的过程中，小媳妇增加了新的话题，每次都要问孙大个和宋巧莲干的舒不舒服，干的时候想不想我，我们俩比干哪个舒服等。

　　村里的干部每年都选一次，第二年春节过后村里又招开了村民大会，选举一年一度的新一届村干部，这次孙大个被零票选掉了，从此他再也不去村政府了。这年的春末他拉帮套的那家姓丛的男人死了，孙大个就堂堂正正的搬过去。孙大个还是年青，身板好，他也确实是庄稼地里的一个好把式。在宋大肚子家，他赶了半辈子大车，在生产合作社里他仍然是从操旧业，手握着鞭杆儿，鞭子在他的手里耍着欢儿的“叭叭”山响。

　　在离婚的第二年，宋巧莲也离开了城里村，那年是沈阳自行车厂到土城子镇来招工，招考的条件是二十岁以下的男女青年，身体健康切具有小学文化，宋巧莲的条件都具备，经过考试，她又以女生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了，从此城里村少了一位美女，老百姓在茶余饭后也少了一个议论的题目和那题目里的故事。

　　无巧不成书，后来我在沈阳建工学院读书的时候，巧遇到宋巧莲，这个世界真是太小了！读书时，每个星期天我都和同学去城里逛街，只要是逛街，我必定要去沈阳马路湾的新华书店。看书这是我逛街的主要目的，那时没钱买书，就蹲在书店的角落里或是依在窗旁看书，一看就是小半天。那个时候学校的伙食不好，星期天又是两顿饭，经常饿肚子，实在饿的受不了了，就在外面吃点东西。书店旁边就有个小饭店，我经常去那里买点吃的垫垫肚子。一天，都过了晌午，我又饿了，就进去买了一个两参面的黑窝窝头和一碗清菜汤，坐在靠里边的一个墙角里自顾个的吃上了。我不知道吃了几口窝窝头便不经意的抬头瞅瞅，我看到我对面坐了个女生。那个小饭店很简陋，灯光也是昏昏暗暗的，吃饭的桌子长长的很窄，所以对面坐着的两个人距离就很近，如果同时低头吃饭不小心头几乎都能碰上。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这一看我们俩都愣了，几乎是同时都说出了个“你”转而就惊喜起来，我们四只手就紧紧的握在了一起，她激动的哽咽着掉下了眼泪，我还是紧紧的握着她的手说：“别哭啊，宋姐，咱俩是千里之外的喜相逢，这是大喜的事儿。”她擦着眼泪又“咯咯”的笑了，我问她“你这几年还好吗”她说“没有什么好不好的，活着就好。”她问我怎么到沈阳来了，我说“在这儿读书。”她又问我大哥的情况，我把我知道的全部告诉了她。我说从大哥走后我就没见到他，他给家里捎信说是在中条山有色金属公司工作，那个公司在关内山西省我也没去过，谁也不知道是个什么厂矿，接着我又补充了一句：“我大哥负伤了。”听到我大哥负了伤她“啊”的叫了一声，好像是伤在了她的身上，緊接着她就问我：“要紧不，能走吗？”我说“：没事早就好了，就是缺了一只胳膊。”她“啧啧”的说：“那也够重的了，不过有一条命就好。”她还问我“比你大一点点的二哥呢”真不简单，她还能记得我那个从小就不愿意玩的二哥，我也告诉他说，因身体原因，二哥从空军退下来，在哈尔滨读大学，现已毕业被分配在齐齐哈尔市工作。她又问起村子里的情况，我只能简单地介绍了一些。我从念中学开始就在学校住宿，所以对村里的情况也不甚了解，只能东一句西一句的回答她，我问她有男朋友没有，她说没有，停了一小会她又说：“有或没有还有什么意思吗？”我无言以对，因为我没有这方面的经历。我们俩对视着又沉默了好大一会，我翻了一下她放在饭桌上的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鲁宾逊飘流记”她也翻了翻我买的一本书说：“德伯家的苔丝，应该是英国的名著吧？”我有点震惊，真不能小看这位从农村出来的经历有点坎坷的姑娘，她的阅读量应该不低于我吧。旁边的桌子都空了，用餐的客人也走光了，小店里只有我们两位，我小声的贴在她的耳边问：“宋姐，你恨共产党吗？”她愣着的瞪大了眼睛返问我一句：“为什么？”我不知道怎么会堂突的冒出来这么句话来，被她这么一问我的脸发起烧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她看我这窘迫的样子说：“我信命运。”这句话回答的很妙，真不可小觑宋姐。我只好又提出了另一个话题，问她今后有什么打算。她说：“我不像你们的家庭，我出身不好，所以也没有什么远大的抱负，但我向往美好。”这次的见面我由衷的佩服她了。我们俩谈了很多，分手时，我们互相留下了联系地址。大约又过了两个星期，我们俩按着时前的约定，在沈阳中街的大陆电影院看了场电影，我至今还记得那部电影的名字叫“夜半歌声”是宋巧莲请的客。后来呢，我们又联系了几次，终因为那时的通讯工具不便渐渐失去了联系。在这次相遇中她还告诉我她自己的小秘事。她说她一出生就被她爸爸宋大肚子与地主郝桂孝订下了娃娃亲，那时郝桂孝的儿子已经两岁了，等宋巧莲大了一点她爸爸就摧郝家成亲，可是郝家的儿子为了学业不同意早婚，一气之下宋大肚子就把这门亲事断了，为了这事，郝桂孝还专程去奉天把他儿子骂了一顿。以后因为家里人手少，郝桂孝就作主给儿子取了个童养媳，郝桂孝的儿子当然不干了，所以他常年不回家，以示不满和抗议，其实他儿子的心里还真有宋巧莲。宋巧莲在告诉我这事时也是这么认为的，不用猜想就可以断定郝桂孝儿子在宋巧莲的心里也是占有位置的，这从她在述说这事的表情上就可以看出。

　　那年暑假，我把在沈阳见到宋巧莲的事告诉了妈妈，妈妈说：“那姑娘也是命苦，留在村子里吧，她也自觉抬不起头来，远走了倒好，她也去奔自己的前程。”也是在署假里我办了两件事，一件是我自己要办的，另一件是妈妈摧我办的。自己要办的事就是找玲玲，我蹬着自行车直奔北山，三天的时间里我找了七、八个村子连个人影都没有找到，所有我问过的人都说“不知道”三个字，连姓“营”的这户人家他们都说没有，回来后我仍没有死心，我想还要继续找下去直到找到玲玲为止。妈妈摧办的事就是找姜姐，妈妈好像中了病，不去走一趟肯定不行，没有办法我只好坐火车从土城子镇去了大连，以完成妈妈的心愿。在大连的旅店里住了一宿，一点目标也没有，大连又这么大，我到哪里去找姜姐啊，说起来这要比大海捞针还要难上几百倍，我在劳动公园的荷花池旁照了两张像便无功而返。我向妈妈做了寻找姜姐过程的详细汇报，末了我把照的两张像片拿给妈妈看，以证明我在大连寻找过姜姐，妈妈没好气的把我手推开说：“我不看，我是叫你去找你姐，还是叫你去照相。”

　　第十章

　　太阳冒出了一杆子高，李区长大步流星的来到我们家，爸爸正在院子摆弄葡萄藤架，听到脚步声，爸爸准确无误的判断出这就是李区长，爸爸说：“老李，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怎么一早就有空来了。”李区长动情的说：“老哥哥，小弟今天是特来向你告别的呀。”爸爸打了个愣挣说：“告别？”李区长说：“对对，来来，大哥家里说。”土改后，村政府给我们家调整了四间平房，这四间都是正房，还有一个挺大的院子，爸爸在院子里栽了两棵苹果树和一棵葡萄树，这几年来的磨练，爸爸干什么都很自如，只要是他放的东西别人不要去动。他对这棵葡萄树很上心，只要是天气允许他每天都会在葡萄架下摆弄过来摆弄过去，他很开心，我想这是爸爸解闷的一个玩意，一个人整天生活在一个黑暗的世界里，能不烦脑和痛苦吗？入冬前他小心的把葡萄藤从架子上放下来，再把它卷曲成一团，放在地上，先用稻草捆上再用土把它埋起来，等明年开春后再把它从土里扒出来，小心的把树藤伸直了，再放到架子上，防止被大风吹掉还得用草绳把它绑在架子上，浇水施肥，守候着它渐渐长出晶莹的绿叶来，结出一串串的紫色的葡萄来。爸爸用手摸索着整理着，无神的眼睛里也会绽放出光亮。爸爸放下了手上的葡萄藤，紧跟着李区长进到屋里。吕婶在我们家炕上坐着，李区长告诉爸妈，经上级的调动，他要去瓦房店一家工厂做领导工作，今天他想拜一拜一些父老乡亲，明天动身去新的工作岗位报到。妈妈说：“你在咱这儿干的都挺好的，不能跟领导说说不走啊！”李区长笑着说：“你这个老嫂子什么道理都懂，怎么这一点就不明白了呢，我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就一定要听从党的安排，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吗。”妈妈说：“可也是，要不听党的那不就乱套了。”李区长是一个有智慧又有领导能力的革命干部，土城子这一方土地在解放后被他治理的蒸蒸日上，鱼市也恢复了往日的热闹，铁路恢复通车后，他在火车站旁又成立了一个运输公司。从火车上卸货和装货。火车上卸下来的货物还要发运到各地，这又需要搬运工，这样他就把城里村一些困难户家庭的主要劳动力，招进到运输公司当搬运工人。运输公司里是月月开资，一个人如果能进到公司当工人，他的收入能顶三五个农民的收入，这些搬运工人就等于在翻身的基础上又翻了个身。为了镇里的安全他还保留了镇里的民兵，并组织夜间在小镇的内外进行巡逻。刚解放那几年有些反动的敌对势力还时不时的出来干扰和倒乱，妄想破坏社会治安扰乱民心，一个安定的社会秩序让小镇的老百姓感到了无比的坦然和满足。听说李区长要调走大家都惋惜的说：“难得这么个好区长，怎么没干几天就又要调走了呢！”其实李区长在土城子镇已经干了好几年了，从解放到现在没有换过第二个区长，大家喜爱他支持他就总觉得时间短。

　　走的那天镇里不少人都出来送行，在他家门口严严实实的围了一大圈人。爸爸也来送行了，当李区长把家里的行李和些家具都装上了车后，他站在街当中，深情的跟前来送行的每一个人握手，临上车前他又习惯的把大手向空中挥着说：“乡亲们我谢谢你们了，谢谢你们这几年来对我工作的支持，在工作中如有不周的地方，望各位乡亲父老们多多包涵了，我想只要我们跟着共产党将革命进行到底，我们今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乡亲们，我还会再回来看你们的，乡亲们再见了！”村子里按排了两辆大胶皮车给李区长送行，村长宋成宝和村干部一个不少的都到齐了，第一辆大车上执鞭的是孙大个，他满面红光笑呵呵的望着李区长，李区长重重的捏了捏孙大个子的肩膀，说：“老孙哪，看你这身板，咱们可不能光瞅着老婆子孩子热炕头，还要继续革命啊，你說对不对？”“老区长，你说的对，放心吧，我不能离开革命！”说着两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第一辆大车上，拉着李区长的一家五口，第二辆车上拉着行李和简单的家具，两辆马车渐渐远了，大家还互相招着手。送走了李区长，爸爸拖着沉重的脚步回了家，妈妈没有去，她不敢去她怕掉眼泪。爸爸进屋妈妈就问：“走了？”爸爸说：“走了。”爸妈两人再也一句话没有，一个炕东一个炕西的对坐着，直到太阳偏西才想起来两个人还没有吃饭，妈妈这才下去做饭去了。

　　李区长走后上级又派来了白镇长，好像李区长不走，大家总是改不过来，早已把改为镇政府的名字，仍然还叫区政府，李区长的名字就更不用说了，还从来没听说过有谁叫李镇长的。真怪，来了个白镇长后，大家一下都改了，都叫“白镇长”或“镇政府”。白镇长已上任就特别重视拥军拥属工作.他本来也是个转业军人，这项工作他抓的狠又细，他把全镇的军烈属家庭又重新的梳理了一遍，对每一户家庭的详细情况作了全面的了解，登记造册后针对具体困难的军烈属择成专人负责。从秋天收获的粮食入仓，到柴草归垛以及到缸里的水满没满等件件都落到实处，在全镇他又从新制作了军烈属的光荣牌，过去有很多牌子因为常年挂在外面，遭风吹雨打太阳晒的，有的木板开裂，有的掉字掉色，破旧而没有光彩，这次全部都换上了新的。在换光荣牌子那天，各村都组织了秧歌队和锣鼓队，吹吹打打的抬着光荣牌挨家挨户的送，我们家也送来了一块“军属光荣”的牌子，黄地红字还漆着铮亮的油漆。白镇长亲自给钉钉，把光荣牌挂在墙上。白镇长还进屋握住爸妈的手说：“二老有功啊，为了革命事业把儿女都送到前线去了，你是我们学习的革命榜样啊！”爸妈说：“这有什么功啊，这是咱们穷人自己的事，我们应该干的。”白镇长是个开朗的人，临走还再三跟爸妈说：“有事找我啊，我是来给二老当服务员，给二老跑腿的！”

　　那时期不仅烈军属家庭格外受人尊重，对那些当兵的军人来说也是格外受人敬重和追捧啊。朝鲜战争结束后，有一批志愿军从朝鲜彻回到土城子镇来休整，因为当时住处有困难，除了镇政府想尽了一切办法给按排的地方外，还有一部分志愿军没有地方按排，镇政府就和老百姓商量，把这部份志愿军按排到老百姓家里住，这一商量不要紧，因为老百姓都愿意叫志愿军到他们家里住，还闹出了不少抢军人的笑话来，我们家也腾出了两间房给志愿军住。

　　在我们家住的自愿军有一名姓党的卫生员和一名姓曲的副排长。那时我还在读小学，只要我下午放学一回家就和他们在一起玩，那时候他们好像都不怎么操练了，光是开会和学习，所以和他们在一起我特别开心。那个姓党的卫生员会吹口琴，“胡哒胡哒”的能吹出很多好听的歌曲，像什么“东方红”、“咱们工人有力量”啦，还有苏联歌曲“卡秋沙”、“在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但我们俩唱的最多的还是“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志愿军歌曲，他一吹口琴我就入迷，他吹口琴愿意躺在炕上枕着行李卷吹，于是我们两就围着一把口琴在炕上就滚在了一起。曲排长看着我们俩胡闹，什么也不说，只是笑眯眯的在地下走来走去。有一天，曲排长进屋就叫我一声“小三子，你看这是什么？”没等我看他“叭”的一声丢到炕上一个亮铮铮的小东西，我一瞅“啊，口琴！”我一把抓在手里，冲着他说：“大排长，这是给我的？”“嗯，当然，一家一个省着你们俩打架。”从此一有空，我就胡哒的跟着卫生员吹口琴了。在我们家住防仅仅几个月，他们都陆陆续续的走了，有一些当兵的好像是转了业或是复员回家了，还有一部分军队集体的开走了，开到哪儿去了谁也不知道，那些当兵的就是这样说走就走了，小镇一下就空了，像失落了些什么，有几个转业军人转业后留在了当地，因为他们在小镇上找到了可心的姑娘；也有的复员带着小镇上的姑娘回了他们各自的老家，那时候在小镇上找个姑娘作媳妇很容易。说实在话，那时候谁家有个参军的甭说有多光荣了，周边的老百姓羡慕，政府又格外的照顾，就连在大姑娘的心目中军人简直就是位大英雄，有哪位大姑娘能找到一位“最可爱的人”作自己的丈夫都要高兴死了。

　　曲排长转业了他也没有走，在他的要求下，鎮政府给他按排在鱼市的商店里卖鱼。那时候的商店都是国营的，他自然也就变成了一名国营职工，起初他还住在我们家里，上班一个来月后，他就在鱼市附近租了间房子搬走了。他要求留在小镇的理由我们家都知道，特别是妈妈对这件事很支持。志愿军住防的那段日子里，和往常一样，李国富家的大姑娘也就是李庆生他姐常来我们家帮妈妈干点家务活，这样一来二去她就和住在我们家的曲排长熟悉了，而且两个人对对方的印象也很好。曲排长这个人老实厚道没有脾气，将来对老婆也不会错的，妈妈也挺喜欢他。李国富的大姑娘也常向曲排长请教些生字什么的，曲排长也很热心的给她讲，有时还捎代讲些有关的故事，这样他俩就越走越近直到后来就产生了感情。妈妈早就看出门道了，也愿意成全这一对，就顺水推舟的给他们往一块撮合，事情发展挺快的到最后也真的就成了。妈妈很高兴，她看好了曲排长这个人，觉得把姑娘托付给他心里踏实。她弟弟李庆生早已被按排到镇里当通讯员，这是李区长在的时候办的，他也算有了工作，如果他姐姐再找上一个好人家，妈妈的心也就彻底的放下来了，心里也感到对得起李国富老弟在天之灵。

　　在曲排长转业后第二年的秋天，他准备把李国富的大姑娘带回老家想在老家，那儿完婚。他俩征求妈妈的意见，妈妈当然一百个同意，在同意的同时，妈妈也郑重的对曲排长说了句话：“我把姑娘交给你我是放心的，如果你不好好的待她，我可是不会答应的。”曲排长也向妈妈作了保证：“大娘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我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吗，我在你老面前保证，一辈子都待她好。”曲排长的老家在辽阳市的乡下，谁知，她只在老家住了二十几天就反映出水土不服了，满身都长出了疹状的红痘痘，成天痒的睡不了觉吃不好饭，曲排长一看这也不行啊，没有办法他又把她带回土城子镇。打那以后他们也就死心踏地的定居在土城子镇，这样李庆生和他姐姐俩就把这个家给撑起来了。妈妈常去李庆生家，看到了几个小弟妹在家里打打闹闹吃的饱穿的暖都挺快活的，心里特别高兴。为了上班方便曲排长把家安排在鱼市附近，他俩就住在鱼市旁租来的一间小屋子里。虽然是新婚但家里的摆设倒挺简单，不过看上去干净且温馨。妈妈去鱼市的时候顺便也去他家串个门歇歇脚，还能聊上一小会，因为把爸爸一个人留在家妈妈是不放心的。

　　在他俩结婚一周年时他俩搞了个小小的家宴，小两口亲自登门拜访，邀请爸爸妈妈去赴宴，起初爸爸不想去，推脱再三也没推脱掉，只好被他俩半拖半掺扶着去了，其实这个宴会除了庆生的一堆弟妹再也没有别人。爸爸和妈妈心里都明镜的清楚，这小两口是借着这么一个名义，来表示一下这么多年来爸妈对他们的关照的感激。李国富大姑娘给爸妈敬酒时流下了眼泪，刚刚过去的苦难在她的内心里还没有抹去。曲排长呢，心里老是觉得在大娘家麻烦了好几个月也没帮上什么忙，落脚镇里和他的婚事也都得到了大娘无私的帮助和关爱，现在生活上的美满是有大娘的份啊。庆生他姐也是感激加报恩，他姐常说：“没有大娘就没有俺老李家的今天，我一辈子都不能忘。”宴席上有说有笑的东拉西扯唠了不少往事，其乐融融的热闹了好长一阵子，快要散席的时候，庆生他姐说：“大娘你把家里的活都攒在那儿，等老曲走了，我过去帮你好好收拾收拾。”我妈问：“老曲要回辽阳啊？”庆生他姐说：“不是，老曲是被镇商业系统给抽调到机关去帮忙搞外调。”妈妈转过头来问老曲：“这又要干啥啊？”老曲说：“咱也不清楚，这才通知我，听说是要搞什么打老虎运动，我这两天就得出差，组织上叫我有个思想准备，说一时半会完不了，远的得去关里，近的就是大连地区这周边的几个县，我和镇商业系统的另一位同志一起，听说第一站就到瓦房店去。”妈妈一听说老曲要去瓦房店，就有点兴奋的说：“老曲啊，你要是去瓦房店，无论如何也要瞅空替我去看看李区长，都快一两年了，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我一天病病殃殃的，有心想去看他也走不动了。”老曲说放心吧大娘，这事我一定给你办。回到家妈妈还挺激动的，她多么想早一点知道李区长和他家里的情况啊。

　　几天后老曲回来了，他给妈妈带来了个不好的消息，他告诉妈妈说，李区长在打老虎运动中，以贪污罪被组织上给隔离审查了，现在组织上正在对他进行严格的审查中，他自己也在进行深刻的检查和交待。组织上有规定，在隔离审查期间不允许和任何人见面。听到了这个消息妈妈就像遭到晴天霹雳一样，不管妈妈怎么想，她都不会相信李区长是个贪恋钱财的人，这么多年来妈妈是太了解李区长了，她反复的在想，会不会是组织上搞错了，抓错了人。打这以后妈妈就到处打听到处问也没有个结果，无奈妈妈又去找老曲，叫他瞅空再去一趟瓦房店，问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老曲对妈妈叫干的事从来不说二话，他利用自己的休息天又去了一趟瓦房店，回来后告诉妈妈的仍然是一无所获，妈妈的心里火烧火燎的。李区长因贪污罪被关压审查的消息确实是真的，但详细的情况如何，谁也不得而知，从得知消息后，妈妈就像得了一场大病，吃饭睡觉都大不如从前了，从此，妈妈的心里又种下了一块大病。

　　快入冬时，李区长突然返回了土城子镇，这会他没有了公职，连党藉还在挂着，一切都在等候处理之中，他回来只代来了一家四口。李区长的大姑娘已经工作，就留在了瓦房店。解除关压后，他在瓦房店住了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想了很多很多，从逃荒到参加革命，再从革命到被革命，他的心始终不能平静下来。在瓦房店这块地方他犯了错误，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不小的经济损失，他很内疚，他想离开这块地方，他想回土城子镇，他把想法报告给了组织，组织很快就批准了。从解放前到解放后，土城子镇是他革命活动最长的地方，从抗日到打国民党，他对这里的山山水水以及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老百姓，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发现自己已离不开这块土地了。在土城子镇居住的这段慌慌的日子里他终于等来了组织上的结论，因为他是工厂的一把手，给国家造成了经济损失，他当然要负领导责任，以犯有渎职罪，他被开除了公职，但保留了他的共产党党藉。以假借厂长名议捣出国家财产的会计薛某，被判刑收监，脏款正在追缴中。在得到了组织上的处理结果后，他来到了我们家，这是他搬回土城子后第一次迈出家门，他懂得在组织上的结论没有得出之前，他不易跟外界有过多的接触，以勉惹出不必要的麻烦。短短的几年功夫他突然间的变老了，两只眼睛深掉进了眼框里，方方正正的国字脸瘦的也只剩下一副骨头架了，爸爸妈妈知道了事情的经过后，也只有唉声叹气，真替他戎马一生而惋惜。

　　李区长倒没有那么多的感慨颓废，人虽然消瘦但精神头还在，他说：“大哥大嫂，为党为人民做点事那是应该的，我一点也没有什么怨言，说起来还是共产党八路军救了我。我家里所有的亲人都被日本鬼子杀害了，只有我逃出了一条命，那个时候，我一个小孩子能往哪跑啊，只有往八路军那儿逃，那是唯一的一条活路。”停了一下，他说：“党信任我，把那么大一个工厂交给我，哎，我还是辜负了党对我的期望啊！”妈妈说：“吃一堑长一智，过去的事就算翻过去了，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前面还是有路，只要咱们好好的，那就还得往前奔！”，李区长的身体还是挺虚的，坐了一会说他要回家吃药改日再来，临走妈妈把他送到大门外，爸爸一直没有言语，不知道该用什么话安慰他。送出大门爸爸才对他说了一句：“老李你要挺住啊，枪林弹雨你都闯过来了，党不是没有把你开除吗，这说明党还是在护着你呀。”李区长回头说：“大哥，你放心吧，小弟是个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吗？”

　　李区长没有事就到我们家坐一坐，或者去吊桥河边走走，有时爸爸也陪他在土城子周邊转转。这样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的度着时光。他比较欣慰的是党没有把他开除，他还是一名堂堂正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想到这儿他宽大的额头上泌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春节过后，李区长的身体就一天不如一天了，爸妈十分焦急的为他的身体而担心，爸爸也不顾自己的身体，曾几次去镇里请马先生为李区长看病，给他抓药吃，这些药钱都是爸爸付的，李区长家里的生活已经是很困难了。吃一阵子药，他的病仍未见强，在李区长面前爸爸只有一个劲的安慰他，私下里他多次的请问马先生，马先生都摇着头说：“不瞒你说老弟，李区长的病情很重，恐怕是没有什么希望了……”听了后，爸妈天天都为李区长的病情担心，不停的四处求医问药，就连晚上也能为这事商量到半夜。李区长的病情越来越重了，到最后连门都不能出了。爸妈每天都往李区长家跑，去看他去安慰他。在这年的冬春之交李区长走了，带着满肚子的遗憾永远的走了。临终前他对爸爸有气无力的说：“老哥，我这边也没有什么亲人，孩子还小，家里边有个什么事儿求老哥帮着照看照看，还有一件事是我这个月的党费没有交，我实在是没有钱了，也求老哥替我代交了吧。”爸爸含着眼泪都一一的答应了他。

　　从老区长的墓地选择到下葬和后事，都是爸爸求人一手帮着操办的。第二天爸爸去李区长的坟上准备再给他添点土。爸爸走的很慢，老远就听见了有一位老妇在坟边嚎哭，爸爸一时还猜不准这是谁，他蹚着脚一步步的走近了坟地。这位嚎哭的老妇是我们村里的老邻居，她住在村西头，爸妈都管她叫董婶，董婶年青时就守寡，带着一个孩子屎一把尿一把把他拉扯大，现在家里分了地生活也好起来了，可是谁能想到，妈妈含辛茹苦的把他拉扯大的儿子却不报老母的生育和养育之恩，反倒对老母不敬不孝，不管风天雨天常常把老母赶出门外流浪于街头。这位老妇人看着爸爸抗着铁铣一步步的走来，哭声又大起来了，一边数落着，“老邱他大哥呀，这么好的一个老区长他怎么就能死了呢，老天爷真是瞎眼了啊，老区长啊，老区长，我真不该拿你那几毛买菜的钱啊，你叫我这老婆子一辈子都不安啊！……”爸爸一下子就想起了这是董婶，前两天他和李区长俩在吊桥河边溜达，快往回拐的时候李区长说：”今天晚点回家前，你陪我，咱俩去菜市场转一圈，我今天走时跟老婆要了几毛钱，说到菜市场去买点菜回来，老婆还夸了我一句，说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唉，我的身体越来越差，有心想帮帮老婆也帮不上了。”爸爸安慰着说：“好，回家也没有啥事，我陪你。”他俩刚一拐弯，就听前边隐约的有哭声，李区长的耳朵也尖，就拉着爸爸说：“前面有人哭，走，咱俩去看看。”他们俩又沿着吊桥河边走了不一会，就看见一位老妇人坐在河边哭，李区长一下就认出了这是董婶，说：“董婶，这么凉的天别在这哭了，哭坏了身板怎么办啊，有话你说，小侄帮你。”爸爸听了董婶的苦述后，说我们去找你儿子说理去，现在有政府，不好就到政府告他，政府会为你做主的。李区长说：“董婶，这儿太凉，你到镇上的小饭店去吃碗面，暖暖身子。”李区长说着顺便就把兜里他老婆给他的几毛钱塞给了董婶，回头还问爸爸：“你腰里还有钱吗？”爸爸说：“我口袋一分钱也没带。”李区长拉着爸爸一边走，一边嘱咐董婶：“董婶快点去啊，天凉了，别着病。”董婶无论如何也不要钱，可是无奈他俩已经走远。

　　现在，爸爸看到痛哭的董婶，便说：“董婶啊，那是老区长的一点心意，你也不要太往心里去了。”爸爸一边拍打着添到坟上的新土，一边劝她。爸爸走时董婶还没走，荒郊野外只剩下她孤零零的一个人了。

　　后来，李区长的两个儿子在学习上都非常争气，先后都考上了“复县高中”儿子在高中住宿，家里就只剩下了李区长老婆一个人了。在一个星期天，李区长的大姑娘回到了土城子镇，把她的老母亲也接去了瓦房店，搬家时，李区长的大姑娘到我们家说了很多千恩万谢的话，临走，爸妈也前去与李区长的老伴一家话别，两家人都落了泪，李家人彻底的离开了土城子镇走了。

　　回到家中，爸妈都觉得心中空落落的难受，坐在炕上他俩想了很多事，也想了很多人，尤其是在李区长病重时都没有过来看一眼的宋成宝，想到他，爸妈的气就不打一处来，这个人跟着李区长干革命，一路上都受到了李区长的呵护和提拔，他怎么就不能在李区长临终时，过来看他一眼呢！这个时候的宋成宝，已经被组织上提升为土城子镇的副镇长了，在白镇长调走后，镇里的一把手还没有到位期间，宋成宝就暂时主持了土城子镇的工作，成了实质上的一把手。在一次拥军拥属的话动中，宋成宝来到了我们家。那一天很热闹，村里组织了锣鼓队和秧歌队，大车拉着米和面等一些慰问品，一家一家的给烈属和军属家里送。宋成宝一进门就先对爸妈客气的表示，因为太忙没来看看二老，妈妈把他的话打断说：“宋镇长，咱先不谈这些，我只想问你一句，咱们的老李区长走了，你知道吧？”宋镇长连连说：“知道，知道，大娘你可不能叫我镇长，我可受不住啊，还是老称呼叫我小宋吧。”妈妈说：“叫什么都不重要，我只想问问你，从老区长病休在家到走，你去看过他了吗？”“哎呀大娘，真对不起，成天把我忙的焦头乱额的，一点空闲没有，真还没去。”“你再忙也应该念在过去在一起革命了一场，也该去看他一眼吧？”“大娘，我确实有点忙，这么一大摊子，方方面面都得照看到，一时疏忽都不行，再说就老李区长的这种情况及我目前的位置，也不太好去他家……”“他犯了什么错误，他是阶级敌人吗，他不就是负了点领导责任吗，国家的钱老李区长一分都没贪啊，你可不要忘了，他还是个共产党员呢！”宋镇长始终尴尬的吱吱唔唔回应着妈妈的问话。妈妈说：“人不是神仙，吃五谷杂粮，哪能没有点错。宋镇长啊，谁是完人，你我都不是。”可想而知这是一场不愉快的对话，后来宋成宝又升了镇长，再后来又升到外地去了，我问过村里的人他升到哪去了，村里的人都说不知道，反正他升大官了。

　　李区长的病故给爸妈的心里留下了无限的伤痛，事情过去没几天，爸妈就迫不及待的要把这件事告诉大哥，爸妈知道他俩的革命友谊不一般，毕竟都是在一个战壕里滚过来的，大哥能不想知道李区长的近况吗。可是怎么告诉大哥呢，爸妈为这事又犯了难，当时大哥不仅不在大连地区，而且也不在东北，他已经被冶金部调往了中条山有色金属公司工作，公司所在地又是在山西省运城地区的深山里，离最近山西的皋落小镇也还有几个小时的车程，交通不便，通讯没有，连电话也无法通上，思来想去妈妈决定请我大舅的儿子帮忙去趟山西，也好看看大哥到底怎么样，爸妈很不放心他。

　　大舅在伪满时期就跑去山西经商了，那是个乱糟糟的年代，自从他离开家就与家里失去了联系，大舅妈一个人拉扯着孩子操劳至今，解放后，大舅才和家里取得了联系。大舅知道他的老母亲还在，他的前妻还在，他的儿子也长大成人了，他也挺欣慰的，老是摧着他的儿子去山西见见面，爷俩一起叙叙旧。他的大儿子只去过一次山西，由于大舅又成了家，所以他的儿子也不愿意过去。早年大舅就在当地取了一房老婆，生了三个孩子，晚年就定居在太原市。在妈妈的催促下，大舅的儿子代着妈妈的口信和厚厚的一封书信去了太原。和儿子见面后大舅立即在太原市内，到处打听和询问有关中条山有色金属公司的一些情况。最后打听到了这个公司驻太原办事处，大舅就把信交给了驻太原的办事处，千万遍的叮嘱，一定把信交到邱永新手里，很快大哥就接到了公司驻太原办事处转来的家信。

　　本来在去山西之前，大哥準备抽空回家探望一下多病的爸妈，他自觉对爸妈亏欠的太多，他时时都牵挂着他们。当时他在复县华铜矿工作，离家又不远，这点路程随时都可以安排回去，可是矿里的事一时又难于脱身，这样推来推去一直推到今日，没想到一纸紧急调令，彻底打掉了他的安排，组织上要求他一刻不能延误，赶到新的工作单位报到。他习惯于军队生活，就像军令一样，接到调令便匆匆的动身了。大哥的前半生似乎都生活在紧张之中，匆匆的来匆匆的去，他的行踪神秘的很，谁也摸不出头续来。

　　我记得在朝鲜战争暴发的那一年，他就突然间神奇的站在我们家的屋子里，还是傻傻的笑着，不断的用手拔弄我的头，当时我躺在炕上正在做梦中，我困的要死，我讨厌有个什么东西老在敲打我，就在半醒半睡中猛的伸出手，一把把那个东西抓住了，我睁眼一看，原来是大哥的手，“哎呀，大哥，你怎么跑回来了？”不管是怎么回来的，爸妈都特别高兴，大哥确实是和几个老战友一起跑回来的，当时大哥是在辽东省委党校学习，党校就座落在鸭绿江畔的安东市，那时还不叫丹东市，后来为了睦邻友好把安东市改为了丹东市，那时，美帝国主义发动的侵朝战争不仅燃遍整个朝鲜大地，而且还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那时大哥所在的党校也未幸免于这场战火，被美国的飞机一棵炸弹给炸毁了，没了上课学习的条件，学员们被迫临时放假回家。和大哥一起回来的还有几位同学，他们家也都住在土城镇周边的村子里。见大哥回来妈妈的病也好了一大半，她忙里忙外的尽量为大哥做些好吃的，我当然也跟着沾了不少光，当天吃完了早饭后，大哥告诉妈妈说要出去办点事，爸妈也只好再三的嘱咐他说，办完事要早点回来，我要跟大哥去，他瞪眼不让我去。大哥出去后，就和他一起回来的几个同学又聚在了一起，靠着他们那股子年青气胜的冲劲，都手捏着棍棒涉过了碧水河，直奔庄河界内的东山头村徐德忠的老家。这几个同学当年都是他在辽东军区的战友，又都一起在山里打游击，互相之间即要好又信任，他们又都是住在土城子镇周边的人，有那一个不知道恶贯满盈的徐德忠，有哪一个村子没有受到他的祸害，他们咬牙切齿的仇恨和怒火堵满了胸膛，只要说一声抓拿徐德忠，哪一个不冲锋在前。他们走如风行如飞，不一会功夫，东山头村就出现了在他们的面前。东山头村有三十多户人家，散落在山的脚下，中间有一条弯曲的土路，把这几十户人家串起来，房子都掩映在树林之中，那时树枝还没有发出芽，村子里很冷清，他们没有遇到一个人，在村子东头，他们停在了徐德忠家的院墙外，院子进深挺长，院墙是用不规则的青板石垒起来的，有半人多高，靠院门旁有两棵参天高的槐树，树冠多半都伸在院墙外。木板院门没有上锁，他们轻轻的抬了一下，就把院门打开了，走过了院子，他们在紧闭的屋门板上敲了敲，“有人吗？”屋里悉悉索索的有了响动，一会，一位中年妇女把屋门打开。大哥一眼就认出了这是徐德忠老婆。大哥说：“徐德忠在家吗？”那位中年妇女说：“早就不来家了。”“你不要撒谎，要老实的告诉我们，他藏在哪儿？”“我真不知道，我不撒谎，几年都没见他个影儿。”“只要他回来你要立即向政府报告”她看来不太慌张，想必是这样的场景她见的多了。徐德忠这个国民党反动派的小革命组织的头头，他不仅在城里村，在土城子镇，就是在周边的村子里也都欠下了老百姓的沥沥血债，解放后老百姓会放过他吗，那一个村子不想在第一时间把他抓住，送到人民的审判台上。大哥他们在徐德忠家中房前屋后翻看了一遍，也没有找到个人影，也就走了，这个结果一点都不意外，解放几年了他会一直躲在家里吗，这几位同学知道是自己的一时冲动，一时的心血来潮，这么多年，积压在内心里的仇恨和愤怒澎湃的血液丝毫没退。大哥来徐德忠家抓他这已经是第二次了，这两次的目的一样，结果也一样，他们多想抓住他，把这个血债沥沥的国民党反动分子就地正法啊。

　　那一次抓他时大哥还在游击队里，他们得到了当地百姓准确的情报，说徐德忠已经回到了他东山头村的家，接到了情报，部队立刻组织了一个战斗小组，直奔徐德忠的家里，晚十点钟他们赶到，便在房前屋后布置好了战斗岗哨后就破门而入，徐德忠家点上了油灯，家里只有她老婆和一个孩子，大哥当场审问她：“徐德忠在哪？”她说：“走了。”大哥当然不会相信她，就在屋里和院里翻找，半天没有找到，只在里面的躺柜里，揪出了藏在柜里的他的岳父，他们再次审问他的岳父，他战战兢兢的说：“回来了，只停了一小会就走了。”“他这次回来都干了些什么？”他老婆说：“他和另两个跟班的，送了点吃的再没干什么。”审问了几次也在屋里院内找了几次，最终还是没有什么结果，战斗小组也不宜久留，就迅速的撤回到了山里，此后，大哥为两次都没有抓到徐德忠而懊悔不已。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一九五三年，这个双手都沾满了人民鲜血的恶贯满盈的国民党反动派分子徐德忠，在新疆被我公安机关抓捕归案，被押解回了新金县，同年在县政府廣场前，召开了万人公审大会，会上宣判了他的死刑。得知消息，大哥高兴的说：“再猖狂的敌人也逃脱不了他失败的命运，胜利最终还是属于人民的。”大哥对老区长的死十分哀痛。在我们兄弟之间的通信中他问了当年与他一起战斗的乡亲，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了他，他说：“三弟，家里的事情你就多操些心了，要把二老侍候好，他们苦了一辈子，现在革命成功了，我们要让他们过个幸福的晚年。”说起来对两位老人，大哥没有尽孝，我也没有尽孝，每年我只能在过春节的时候，回家住上两个晚上，与爸妈吃上几顿团园饭，便又得匆匆的离家。那时孤独，是两位老人的常态，只有吕婶的身影给爸爸妈妈带来一丝温暖。

　　若干年后爸爸先于妈妈乘鹤西去。妈妈病重住院期间就全靠吕婶的帮助，她像一位孝顺的女儿全天候的陪护着妈妈住院，屎一把尿一把的身前身后的侍候，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妈妈的晚年还能得益于吕婶的照料。妈妈的晚年是很孤独的，身边无一儿女，同时期的患难过的好兄弟，好姐妹，都已陆续的离开了人世。当清晨第一缕阳光照进屋，她端坐在炕的里角，她那稀疏的银发在阳光下闪着，这时，也只有业已开始衰老的吕婶陪着她，为了不耽误我的工作，吕婶一直没有把妈妈病重的消息告诉我，直到妈妈挺不过去了，才找人给我打来了电话。这是个冬天，我从大连赶回家时，妈妈已经躺在了地区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多日，我见到时已经处于昏迷状态，我和吕婶守护在妈妈病床的两侧，我不时的轻声的在妈妈的耳边唤着：“妈妈，你醒醒儿子回来了……”我和吕婶俩守了一夜，第二天凌晨六点钟妈妈突然睁开了眼睛，她望着我，从嗓子眼里说出了一句只有我才能听见的话：“三子，你姐姐回来了吗？”这时我只能如实的告诉老人家：“妈妈，我已经拍电报去了，姐姐很快就会回来。”妈妈再什么也没说，就永久的闭上了眼睛。大姐没有回来。吕婶和我一起给妈妈穿好了衣裳，两天后送走了妈妈。夜晚我站在空空荡荡的院子里，很久很久，看着老人住了多年的四间土屋，心在想，这里还会有人来住吗？

　　第十一章

　　几十年后，我又踏上了这块土地，过去也曾回来过多次，但这次却似有永远告别之意，因为年龄的关系，真还不知道能否再有机会踏上这块土地，对我来说，这确实是个未知的答案。小镇变了，非同我年少时的记忆，不过总的轮廓还在，主要路网结构未变，只是过去称谓官道的西山公路和出镇的公路，现在拓宽了许多，而且铺上柏油路面。城里村还静静的平卧在小镇的南侧。如果说小镇变化较大的地块，也只能算西山上过去公学堂的那一片了。公路两旁都盖起了新楼房，西山上的地势较之老镇要高出许多，地域也开阔，也平坦，确有发展的空间。

　　原先的老镇是沿着吊桥河边而建的，随着河道的弯曲而弯曲。解放前后，小镇常遭水患，有几次大水几乎是将全镇都泡在水里，当街的店铺房屋淹之过半，街面上还跑起了小船，忙乎着往返运送着从街两边店铺里抢出来的物品，也许是基于这种原因吧，小镇的发展也受到了一定的制约。小镇也不能就此而止步不前哪，所以就有了往西山高地上拓展的趋势来。解放前的小镇我回忆起来，大概也只有五橦楼房，它们是大衙门、公学堂、卍字会邮政局和窑子楼，窑子楼虽然是最小，但它毕竟也是二层小楼啊。

　　而现在的楼房在小镇里，已经不算是什么稀罕物了。不过，小镇老街里建的还是少，新楼主要都集中建在西山南片高地上，那儿建的楼房已经连成了片，我爸妈的坟地也就在西山的最南边，西山往南，那是一片平坦的只能种大田的一片庄稼地，过去，只要是上到西山岗上往南一望，远远的在那片广阔的庄稼地中，突兀出一团郁郁葱葱的小树林，那便是坟地，那片坟地也是城里村的人的归宿，现在不行了，由于地貌地物的变化，即便是你上了山岗，也还是看不到那片坟地的，因为那儿曾是大片的庄稼地，现在已经被新建的楼房占居了，占满了，这片楼房隔断了你南望的视线，要想去坟地，也只有穿过这大片的楼群了。

　　坟地是一块天然的风水地，长满了高高矮矮的浓郁的树木，一盔盔埋藏着故人的小小土丘布满这树木间，看上去是零乱无序，但也相间有致。坟地的侧面有条沟，平时为马车道，雨天便成了水道，此地不窝水又通风，北略略降起南微微下倾，浑然天成的小环境，真有风水宝地之慨。我围绕着这片坟地里外的往复漫步，穿梭着看每块立起的各式各样的墓碑，仔细的辨认着墓碑上的名子。有很多我熟知的名子都能勾起我儿时的记忆，甚至有的还能清晰的记起他们的身影和音容笑貌来，我看着这一切的一切仿佛就在昨天，我如何能不感慨万千呢，斯人一去，“林花谢了春红”但也未免有些太匆匆了……我又一次的整理了一下敬放在坟前的鲜花三鞠躬，我伫立了良久，想起爸妈艰辛的一生，想到了老李区长，想到他那魁梧的身躯和那拔枪向苍天的英姿，我还想到了手握三尺铁棍与狼对峙的硬汉李大叔……退出这片坟地，我转回身来，又再一次的，对着它对着城里村的前辈和先人，三鞠躬。回走的路上我无声的落下了眼泪，我想虽然我现在还活着，但我已经老了。

　　小镇的老街不很繁华，似乎还有点冷落，边走边看，我一点也找不到往昔的感觉了，这座半城半乡的小镇，还能有多大的发展呢，它的内生动力又是什么呢？从表面上看，它和全国其他一些欠发达的地方一样，受改革开放大潮的影响和冲击，年青人早已外出奔波，在寻找着属于他们自己的锦绣前程了，从现在的情形来看，宋巧链的外出应是明智和先知的了，她在哪，现在还好吗？小镇剩下的老人们也只有静静的守着这老屋度日。

　　小镇街面上也有些变化，过去那竖直的黑色门栅板，都已换上了双开或是单开推拉门了，玻璃门窗几净瓦亮，街道两边家家门前的那道明沟，已经盖上了水泥板，过去这条明沟会常常摔坏老人和小孩子的腿脚。小镇至今也还没有完整的排水系统，听说镇政府正在做着规划，准备做彻底的改造以造福小镇的老百姓。我延街走到小镇的北头，想去看一眼马先生曾经开过药店的老屋，这也是大哥与老李区长逃过一劫的地方，在我渐渐走近曾经挂着“药”字幌子的店铺时，景象变了，老屋早已更换了门庭，这似乎也在我的预料之中，门旁停了一台红色的大摩托，对开的玻璃门紧闭，从外面向里望去很模糊，什么也看不清，当然我也没有前去堂突的造访了。过去街道两边节此毗鄰的商铺，几乎都改成了居屋，街面行人寥寥，有几处屋门前聚着些七八个孩子，在用力的摔着纸牌，我从小镇的北头又漫步的走到小镇的南头，鱼市已经消失了，往日的车水马龙已不复存在。早已把店铺改成了居屋的人家，还有几扇半开的门，有雾气一卷卷的从门上散出，桅樯林立的小鱼码头，现在突堤也坍塌成了一道道低矮的土梁，吊桥河水也不那么充沛了，一座漂亮的石拱桥架在河上，它代替了自從我有记忆以来的永远由那位白胡子的吕爷爷驾驭的小摆渡船了，两岸一望无际的芦苇荡然已无存。我伫立在岸边良久。

　　我注意到鱼市的一长排房子有些改动，而这次看看房子的改动没有太大的进展，而上次来时，有几位当地的老者给我介绍说，小镇这会又有新发展方向，有人投资要把这百年的古镇重新打扮一下，恢复老样子，让它成为一座旅游老城，那就好啦，这就又开始繁华和热闹了。我听着环顾了一下四周，如果真是那样，那是我乐意看到的，不仅是乐意看到，说不定我还真会搬回老家来定居养老，这是生我养我的朝朝暮暮思念和牵挂的故乡，能做到吗？路恐怕会很长很长吧……我问老者谁能有这么大的经济实力来投资，那位老者指着我说：“哈哈这你可就不知道了！”那位老者很自豪的告诉我，有关这座小镇的历史，有关他的繁华和荣耀，它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他时不时的还翘起大拇指形象夸张的说，支援全国解放和抗美援朝这些大事，哪一件没有咱们土城子镇人的血汗，你不了解罢了，这个小镇里有很多故事，他说，头几年从台湾来了一位老板，他叫郝思陆，说起来，他还是咱们镇南头城里村的一个大地主的儿子，他爹叫郝桂孝，这个人早就死了。他是回来祭祖的，因为是故乡人，他总想给家乡投点资做点什么，他能忘了生育他的地方吗，听听他叫的那个名字，郝思陆，郝思陆不就是思念大陆吗，大陆是啥，大陆就是他的故乡，他回来要投资，这事县里镇里的领导都特别重视，还陪着他实地考察了好几天，事情只开了个头，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又搁下来了，听说他还下农村考察了一些贫困小学。关于郝思陆回城里村考察投资一事，我也听过其他一些老者说过。郝思陆回城里村首先是祭祖，给他父母的土坟砌成了砖围墙，而且还立起了一块碑。他想放弃原先改造小镇的想法，想另选项目。只是没有选定好项目，他没有问起他的童养媳，因为一解放她就改嫁了，他重点却问起了宋巧莲的情况，他想问问宋巧莲现在在哪，可是城里村的人谁也回答不了他，都说：“这个人早就走了”据说他还通过宋巧莲的一些亲属打听过，好像也都没有结果，走的时候他说还要回来考察几次，也有的说他在老古屯村资助了一座希望小学。在这么一些事务中，他还仍念念不忘宋巧莲，人真是个说不清楚的怪物，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郝思陆还在寻找和关注着宋巧莲，也难怪我还在沈阳读书的时候，宋巧莲她能把娃娃亲的那点小秘密，郑重的说给我听，还隐隐的透露出她的思念之情，我在想，他俩那么点的一个小屁孩，只是两家大人说说而已，见没见过面都很难说，怎么会有这么一丝丝牵挂呢。奇怪，我百思不得其解，他们在寻找什么呢？

　　从鱼市向南走了百十米，我来到了三清殿的大庙门前，我拾阶而上，庙门紧锁，朱门的油漆也已剥落，透过庙门疏郎的间隙，我看到了一进院子是空荡荡的，墙角边上落满了些陈旧的柏果树的落叶，在微风的吹动下，上面的落叶还一掀掀的动，两棵百年的柏果树笔直的挺在院中，院内可见是好久好久没有人收拾了。站在庙门前，我想起了那位可亲的庄老道，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在山东老家还是在他北山的岳丈家，一家人是否团聚了呢。庄老道在离开大庙之前，也是很费了一番折腾，他经过了再三的权衡之后决定要回山东老家，家里有他新分得的土地，有他的亲人，被逼出来逃荒的滋味他已经尝够了，那不是人过的生活，漂泊和无根的生活他做梦都想改变，他决心一定要回山东老家。可是就在这个问题上，他与他的妻子发生了难以调和的争吵，爸妈曾来过几次，苦口婆心劝和着，但都是收效甚微。庄老道也多次来我们家商议，可是矛盾始终未能解决，他的妻子无论如何也不肯跟他回山东，他的理由是家里只有她一个独生女儿，二老年纪大了，她一走就根本无人照顾，她不能抛下二老光照自己的前程啊。爸妈也确实没有什么好办法，他们各自的理由也都不无道理，商量来商量去，最终还是决定暂时先分开，各自回各自的家，孩子铁蛋由妻子带回娘家。一个家庭就这样散了，我内心很纠结，也很酸楚，我们的家庭是那样的理由而四散天涯，凭心而论，我再也不希望任何家庭以任何理由而拆散，而庄老道的家庭又是以这样的理由天各一方。世上的事有谁能够预料啊，我确实难以承受。步下台阶，我心里暗暗的为他们祈祷，祝愿这一家好人能够团圆能够幸福。我走进了城里村的一条小路，这是我少年时期最熟悉的一条小路，这就是吕婶家门外的那条小路，我不能忘记这条小路上那个刻骨铭心的暴风雪的早上，妈妈为了救我的爸爸，无力的瘫在了这条小路上，他被冰雪包围了，瞬间就可以丢掉性命，就在这关键时刻，是吕婶奋不顾身的扑进了暴风雪中，拯救了妈妈的性命。我想看看吕婶她还好吗，从这条小路左拐就进了一个短短的小胡同，我清楚的记得她家就住在小胡同的尽头。胡同外端依次住着两户人家，这两家过去好像都姓罗，但这两户的房子已经不是记忆中的模样了，过去是泥砌的小平房又黑又矮，而现在是，外面的一户人家盖起了暂新的大瓦房，里面的一家却盖起了二层小楼。走过了小楼就应该到了吕婶家。站在楼角一看，眼前的一幕使我惊呆了，吕婶家原住的两间平房一间实实地塌在了地上，另一间也受塌掉这间房子的牵扯，房盖也搭拉下一半，只剩下三堵墙立在那儿，院子里有一大堆杂土和垃圾，一群鸡在那上面乱扒乱刨，看到有人过来都警惕的竖起了脖胫，瞪大了眼睛在观望做随时逃跑状。一丝悲凉掠过了我的心头，吕婶在哪，看到那墙根下长起的嫩绿的小草，我长时间的发呆了，我转过身来走到了小楼的门口，敲了敲他的院门，从里出来了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我寻问他里边那户人家的情况，他摇了摇头说：“对不起，我真不知道，好像早就没有人住了。”他也往那个方向望了望，我对那个轻年人道了谢走出小胡同，时间已经过了中午，我不渴也不饿，继续往前走。走到小玲家住过的老地方站住了脚，这也是我们家曾经住过的地方，这里有我童年的无数的快乐和欢笑，我和小伙伴们的足迹跑遍了每一个院落，每一间房屋，每一个墙角，也跑遍了前后的每一条街道……。可是眼前这一切都没有了，房屋不在，院落不在，而展现在我面前的却是一畦绿色的菜园，按照惯例，这儿起码应该是建起一幢幢的新房，但奇怪的是没有，我环顾了一下四周，靠近这畦地的老房子还有，但新建的房子却寥寥无几，这儿居住的人口少多了。

　　出了村里，我往火车站的方向走去，这是我这次回家要看的最后的一个地方，过了卐字会的大楼，再前行一段路就到了火车站，另我诧异的是快到站前广场了，我连个人影都没有看到，老火车站的站房还立在那，站房的大门紧锁，我抬头望了望站房的上面“土城子站”的四个大字仍在，站名上面镶嵌着红色铁路路徽还在。我转了一圈，仍没有碰着路过的人，我坚持站在广场东侧靠近马路的地方，这么大的一个地方是不可能没有人来往的，等了一会，果然从马路的南面走过来一位年青人，我上前向他打了招呼问他，“土城子站怎么能成现在这个样子，火车站撤消了吗？”他摇头笑着打量着我说：“没有没有，火车站怎么能撤消了呢！”我说：“那怎么锁上大门了呢？”他还是有点惊讶的说：“车站挪到大南面去了，我们这儿通高铁了，直达丹东，高铁还能往镇里拐个弯吗？”没等我说话，他自个先笑了，我也只好跟着笑起来，他问我：“你是外地来的吧？”我赶忙说：“我的老家就住在城里村。”“城里的？我怎么没有见过啊，我也是城里的呀！”他好奇的抖起了精神，上下的打量起我来，我说：“我离家多年了，城里有个老邱太太你听说过吗？”他说：“哦哦，我听我爷爷和我爸爸说过，他家可老惨了，他家是土城子出了名的革命家庭，现在连个人都没有了。”我问他：“这儿有一个叫张连贵的你知道吗？”他说：“知道知道，他是从朝鲜回来的自愿军，我上小学的时候，他还给我们讲抗美援朝的故事，他也是我们最可爱的人，他要能活到现在也应该是九十多岁的人了。不过他家还挺兴旺的，又添了一代人，他的孙子张开放两天前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哈哈……”我问他家是不是还在老地方，他说：“对对，还在老地方住，现在可是鸟枪换炮了，老房子早就翻新了，那大房子漂亮的很啊！”怕打扰他太久，我谢了这位小伙子，我通过和他的对话及我的所观所感，似乎对小镇的现状悟出点道理来，过去这儿只所谓还很繁华，就是因为过去的交通不发达，这儿也就成了人流物流和交通的枢纽。我依稀的还记得，那时候住人，住车的客栈就有二十几家。如今交通发达了，小镇也就有些被边缘化了，这儿已经不是往昔所谓的枢纽，这儿已经成了过境之地了，和全国其他类似的地方一样，年青人的外出已经是情理之中的事。年青人有追求，他们生命的活力总是向前喷发，他们的生活的目標当然就奔向远方……我很想到张连贵的老屋去看看，看看他家的景况，看看他家的晚辈，当然我更迫不及待的是想看看新一代的生命，那个刚刚来到世界上的婴儿……。

　　2016年4月31日初稿

　　2019年6月16日修改

　　后记

　　很久很久了，总想写点什么，说点什么。这个想法一直藏在我内心的深处，一直。

　　和几位朋友相聚时，每当聊起文学，他们都异口同声的提醒我，甚至是指责我说，你应该写点东西了，虽然年纪大点，你也不能这样昏昏的度日啊，况且你也有这个能力。他们对我的挞伐，其实与我内心的想法是不谋而合的，只是我没有暴露出心声罢了。

　　三十余年了，我没有动过笔。不写有不写的理由。家庭的变故对我是一击重磅，年事已高更是这理由的有力支撑。总之，不写的理由很多。可是，要写的动力却是难觅踪迹。

　　日月如梭。朋友规劝我提笔的金言良语，一致一来不仅没有趋弱，而且还增强了频率的密度。这种近乎于扯到了人生观的高度，后来也确实刺痛了我，我痛定思痛，决意提笔。这篇小说就此诞生，虽然拙。

　　一九三八年我来到了这个世界，出生地是在东北黄海边上的一个有些年头的叫着城子疃的小镇。生不逢时，这儿已经叫“满洲国”了，正在遭受着日本侵略者铁蹄下的蹂躏……。可想而知，我儿时的处境，只有凶多而无吉少。

　　我家境贫寒，父母是一对两手空空的无产者。上，房无一间，下，地无一垄，只靠身板卖力而养活这一家六口，家里断炊是常事。但母亲总要想法搞来一瓢苞米面，熬上一锅粥，让家里人吃。而她却一口也不吃，你问她，她会说，我吃过了，这就是我的母亲。

　　那个年代，我们家的贫穷如此，我们村里的几乎所有的老百姓也都如此。就是有几户地主财东，也都住在离村子较远的独门独院的大宅里。幼小的我从来也没有去过他们的家，当然，一切也就无从知晓了。但我们家前后街的一些穷老百姓家里，我是跑出跑进的，一天也不计其数。小说中的孙福永是确有其人的。从我记事到我离开这座小镇，他都是我们家的常客。要饭时，他到小镇周边的几个村子要一圈回来，他不先回家，总到我们家来站一站，和我母亲唠上两句再回去。我们家已经成了他要饭路上的一个驿站了。他衣衫褴缕，因为没有长裤，两条干瘦的腿，总是抖抖的露在风雪中。他的要饭棍我拿过，他的要饭筐我也提过，当我在小说中写到姥姥要饭回来，当我见到她要饭筐里的东西时，那就是我当年见到孙福永要饭筐里的东西，那不是想象，我写的那是：真实。

　　当二次解放后，他分得了土地，日子好了，再到我们家时，身上已经不是褴缕带几层补钉的衣服了，而是浆洗得干干净净的对襟小兰挂了，那红润的脸膛，精神抖擞的边往屋里走，边撸起胳膊来，高喊：“三子，战一盘！”的样子，我能不激动吗？解放前后的孙福永，真是判若两人。他可谓是翻身农民的典型代表了。当然，这盘棋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因为是一对臭棋缕子吗。

　　第二次获得了解放的农民，对革命的热情和积极性那是空前高涨的。无论是土地改革还是支前运动，无论是除奸除霸还是保卫家园保卫已得的胜利果实，可谓是高潮迭起。他们看到了也深深的体会到了，在日本侵略者残酷压迫下，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统治下，苦难是无尽头的。只有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才真正翻身得了解放，才真正的过上了人的生活。他们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感激是发自肺腑的。

　　这一段真实的发生的历史，已经过去七十多年了，我仍然铭记。它就像似一面镜子，在特定的境况下就会浮现在我的面前，在提醒我，在告诫我、在指示着我……。

　　记得有一位哲人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们确实不应忘记过去，我们要了解过去，要弄懂过去，要知道今天和过去的关系，我们是怎么样从过去走到今天的。重温历史的教训和经验是有意义的，对我们开拓未来，不仅仅光是借监，也应该是有指导意义的。

　　我不是在说教，也不会说教，我只希望有较多的人看一看这篇“真实”的小说，拿它来和今天的生活做一下比较，我想，你会有收获的。

　　在提笔写这部小说的过程中，应感谢鼓励和帮助我的诸多朋友，感谢出版社编辑的辛劳。

　　当然，也更应感谢挚友著名作家邓岗先生为这篇小说亲自上阵操刀和作家周波平先生的鼎力相助。

　　2016年10月9日

　　作者简介：邱模堂，男，1938年生于辽宁省南部黄海之滨的庄河小镇。1962年毕业于沈阳建筑工程学院道路与桥梁专业。工程师供职于大连市城乡规划土地局至退休。自小酷爱小说文学，曾发表诗歌、小说数篇。此为作者第一部长篇。（插图：杨家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