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7年1月28日，是農历的大年初一。下午两点，儿子拖着沉重的行李箱送我。这个日子出远门，于我而言，只能是回家看母亲。正是午休的时候，小区路上空旷无人，大门外的空地上，一个七、八岁的男孩正在放鞭炮，青灰色的烟雾像记忆里的炊烟，在空气中弥漫开后渐渐消散在冬日午后的慵懒中。我看了一眼小区两边挂着的灯笼，红得格外显眼，这让过年的气氛更加浓厚了。我长长舒了口气，在心里默默对自己说：终于要回去了。

　　结婚二十五年来，我再没有回新疆过过春节。不是我不想回，无数次，我给母亲打电话说：我要回家过年。无数次，母亲决绝地阻拦：太冷了，你别回来给老娘找事儿了。听了母亲这话，我就难过，生气，然后沉默，任电流截取我一小段的不良情绪，传到几千里之外母亲的耳朵里。母亲已衰老到了对儿女的言行异常敏感的岁数，她马上察觉出了这话对我的伤害，就用假装轻松实则小心翼翼的语气打趣我：老娘是怕你回来把耳朵冻掉了！

　　04年之后，我再没有给母亲说过回家过年的话。

　　03年冬天，祖母去世了，04年夏天，父亲也走了。抱我长大的三个人，半年的时间里，就少了两个，我不知道自己回去后，该如何应对曾经热闹如今却空寂寂的屋子。它一定冷清得让我难以想象，而我内心接受不了这种冷清。我总在想，母亲又是如何坚强到独自一人度过一个又一个寒冷的长夜的？在父亲去世后的很长时间里，我的心，没有沉浸在想念父亲之中，却一度被母亲的孤单所掏空。

　　我便邀请母亲来宝鸡，我想用给母亲换个环境的方法，来安慰她触景生情的难过。很多时候，人就是这样无奈而被动地逃离了自己喜欢而熟悉的事物。母亲来宝鸡，她的内心是欢喜的，欢喜我对她的在意。在客厅专为母亲支起的那张床上，母亲告诉我，在祖母去世后的这个春天，父亲开始打土块垒院子。你爸纯粹是累死的，你爸一点儿不听我话，那么多的土块，他一个人和泥，端模子，翻晒干，再搬回家，又一块块垒成墙，我咋说都不听。

　　母亲的语气很激烈，甚至有些恨恨的，或许，母亲是在用假想的怨恨覆盖她对父亲深深的依恋和想念，这样，母亲的心里就会好过一些。

　　母亲千想万想都未曾想到，父亲真的得了大病。病病歪歪几十年，父亲没有几天舒服的。母亲除了多干活，从没有在语言上心疼过父亲。在大字不识一个的母亲的心里，最深的爱便是行动。母亲不会整那些虚伪没用的玩意儿。

　　已66岁的父亲，似乎冥冥之中感觉到自己时日已不多。很多个傍晚，吃完晚饭，母亲还在灶台上收拾，父亲就从屋里走出来，站在门前的空地上朝远处望。不知谁家的狗因路人的惊扰而狂吠，很快，狗叫声连成一片，在渐渐暖起来的夜空中盘旋。多一层院子，就多一层安全。母亲喂的有鸡有猪；秋天，还有母亲从地里捡拾回来的庄稼，均匀摊晒在门前。如果是早些年，母亲可以扛着满袋的玉米，顺着梯子三下两下就爬到房顶。如今，这只能是母亲迫不得已而放弃的一个被撂荒了的过去。此生，母亲再也不能够了。

　　父亲拖着十几岁时在老家下井挖煤累坏了的身体，独自一人干下了这沉重无比的泥巴活。母亲和父亲结婚后，无论外面还是家里，坚韧好强的母亲再没有让父亲干过一次重活。而这一次，母亲再也无法帮父亲了。

　　那年已55岁的母亲，因肾囊肿，刚刚做过手术。或许，母亲此生都无法再承担繁重的体力活了。每每想起，母亲总是悔恨交加，认为自己的病生得不是时候，是自己拖累了父亲，害死了父亲。

　　二

　　其实，父亲也曾在冬天来过宝鸡。我结婚的第三个年头，父亲来信说：我和你妈秋收完，去宝鸡看你们。我就盼着，感觉日子一天一天好长。真到了那一天，收到父亲的电报，说只有他一个人过来，我就很失望。儿子正上幼儿园，总是感冒发烧咳嗽，如果母亲也来，可以帮我做家务，可以帮我带孩子，而父亲什么也不会———想起自己当时的真实想法，既使是因生活所累，如今的我也羞愧得无地自容。

　　还有最大的问题是，父亲来了怎么住？夕阳透过阳台门玻璃照进来，落在客厅的地面上，也照在摆满了乱七八糟东西的电视柜上。我手捏着电报，站在客厅里愁容满面。屋外是空寂的冬日景色，楼后的花圃，此时大片的空地都闲置下来，再远处，是桥梁厂的广场，灰白色的水泥小路曲曲折折如蛇一般蜿蜒在绿色的草坪上，紧挨着的马路上，车流如梭，每一只车轮，都能找到自己行走的方向。很快，家人都下班回来，两个孩子，喔喔和洋洋（我爱人大妹妹的儿子），在屋里追逐嬉闹，从这间跑到那间，几间屋里都装满了他们的欢笑，却没有一间屋，可以在夜晚，展平千里迢迢来看我的父亲那黑瘦衰老的身体。我默默做晚饭，直到吃饭时也不知怎么开口和婆母说；直到不得不说———再有几小时，父亲就到宝鸡了。

　　临睡前，我和婆母终于商量出了结果，确切地说，是婆母的主意，这也是最好的办法。我只能接受。我把里屋的小沙发挪到客厅，然后连推带拉，把客厅的长沙发弄进里屋。当时，我内心是不情愿的：作为女儿，我也无法接受和父亲在夜晚如此近距离的接触。———那时的我，是多么的混蛋。

　　我和爱人去接站。凌晨四点，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的我，耳边“呼呼”直响，凉风紧紧地追随着我包围着我。我的心却是暖的，之前父亲住宿的为难早已烟消云散。这毕竟是我结婚后家人第一次来看我。虽然来的并不是我期望的母亲。

　　父亲小心翼翼地踩着车门踏板下来。在看见父亲的那一刻，似乎三年的光阴飞逝而过，似乎只是一夜之间，父亲就老了，黑了，瘦了，矮了，头发也全白了，脸上的皱纹更是加深了许多。父亲手里紧紧拎着我异常熟悉的军绿色的帆布包，包是母亲做的，很大，此时看着鼓鼓囊囊，不知里面都装了些什么。

　　我曾给父亲回信说，人来就行了，路远，什么都别带，我这里啥都有。可是，父亲还是没听我的话。吃完晚饭，父亲进里屋，包就在他睡的沙发旁放着，他蹲下身打开，把头转过来喊我，见我过来，并不起身，只是把左手举起来，是两大把水蓝色的毛线。这是给喔喔带的，你给他打毛衣穿。父亲又掏出一块灰色的布料，这是给你婆婆的，让她做身衣服。还有葡萄干，是你两个妹子的，每人一袋。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又重复着信里的话：给你说什么都别带，路这么远，我这里啥都有啊。父亲站起身，坐到沙发上缓了口气才说道：怎么能空手来呢？不给你带东西，可是还有孩子和你婆婆呢。午后的睡眠让父亲稍缓过来，粗黑的面颊上隐约透着两坨红润。我知道，父亲带来的毛线和布料，应该是家乡最好的东西了。我想象得到，在父亲动身前的某一天，父亲和母亲曾怎样在简陋的营部商店里，商量许久后才挑选下它们。后来，我用那些毛线，学着给儿子织了一件背心穿上。虽然，那是儿子的毛线衣里唯一一件化纤的织物，但它绝对配得上我日日夜夜里一针一线的编织。

　　或许正应了那句话：婚姻使女人成熟。如今想起刚结婚时的自己，真是什么都不懂。那一晚，还是婆母早早提醒我说：去给你爸打洗脚水来，让你爸早点休息吧。父亲洗脚的塑料盆，也是婆母前一天买回来的。感谢我的婆母，是她这次温和的指点，让父亲享受上了我做为女儿在细微的现实生活里唯一的孝心行动。日后，每当我想起自己曾给父亲打过一个月的洗脚水，对父亲的愧疚，就会减轻许多。

　　父亲很少单独外出，虽然我给了父亲一把门上的钥匙，用一根绳串起来，让父亲挂在脖子上。黑色的线绳，在父亲白发的映衬下是那样的显眼。父亲只用过一次，闲转到自由市场，那里有一个棋摊儿，也都是和他年龄相当的老年人。看他们下棋，父亲打发了一下午的时间，虽然这期间父亲一句话都不曾说过。返回时，却用钥匙打不开屋门。父亲弯着腰，偏着头，使劲开，开出了一身的汗，直开到屋里人听到动静打开了门。却是陌生人，一双瞪大的眼睛里满是怀疑的目光，直看到父亲唯唯诺诺地退出楼道。父亲记错了单元。

　　偶尔，我也和父亲闲聊，都是些家长里短琐琐碎碎的事情，如烟火般，很快因消散而忘记了。倒记得父亲曾说起过自己戒烟的事———是在我发现父亲又抽上了烟的时候。记忆里，父亲是不抽烟的。而父亲一抽烟，婆母就开始不停地咳嗽，我就开始难为情。婆母嗓子一直不好，心里我便有些埋怨父亲，当着婆母我又不好说什么。没人时，我便问父亲怎么又开始抽上烟了。父亲笑笑，说自己并没有烟瘾，说自己是几抽几戒几复的老烟枪了。年轻时，和畜牧队的小伙子们一起值夜班，长夜漫漫，就学着抽上了；结婚后，戒了；你们出生了，又抽；到八几年你们都上学了，又戒了，省了两年的烟钱买了个小收音机———你妈死活不给我钱买。父亲说到这儿，语气中并没有埋怨母亲的意思，倒隐约有对母亲的思念。朝夕相伴的父母，第一次，因为我有了久别；第一次，父亲的烟雾，因为孤单，飘散在陌生的房间。

　　不到二十平米的小屋，父亲就睡在门边。每天我进进出出，下班回来，父亲大多是坐在沙发上，眼皮底下就是我们一家三口的床，床上除了被子枕头，还凌乱地放着儿子的衣物和玩具。再远处，透过窗玻璃，是一片被主人遗弃了的桃园，零零星星还有几棵桃树，枝桠上残存的叶片，在风中孤寂寂地摇动。很多个凌晨，我醒来一睁眼，父亲大多又都是坐在沙发上，眼睛望向窗外；窗外黑蒙蒙的，其实什么都看不见。我不知道父亲是在什么时候醒的，我也不知道父亲在长长的夜里，到底睡了，还是没睡。

　　三

　　比起父亲在宝鸡住的硬沙发，我再回新疆，又多了一个住处。

　　1997年的7月，弟弟结婚，我们一家三口回去，正赶上学生放假，也是新疆旅游的旺季。去单位的订票处等了几天，卧铺票依旧没买上，只能坐硬座回去。

　　买些什么回家呢？似乎买再多的东西，都不能弥补因路途遥远而让我产生的平日里对亲人们的疏离。收拾了换洗的衣服，就欢喜上路了。白天，我和爱人坐在座位上，四岁的儿子正是调皮的年龄，满车厢乱跑，从这头到那头，我不错眼珠地盯着他。晚上，兴奋了一天的儿子躺在座位上睡，我站在旁边用身体挡着，以防他翻身时跌落下来。爱人就站在过道。

　　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位维族男人，从爱人和他的闲聊中得知，他是新疆醫学院的医生，去内地学习后返回。他高大而帅气，有着一双我喜欢的忧郁而深邃的眼睛，和人对视的时候，瞳仁里似乎会漾起水波般的陷阱。天一黑，他就钻到座位下，就在我脚边，无论我是脸冲着他，还是背对着他，都能看到他展开的身体，年轻而激越。我的目光不由自主。

　　第一夜，我勉强撑得住。第二晚，夜已深沉，车厢里鼾声四起，很多人都睡了。我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塑料布铺在地上，然后坐下，把因昏昏欲睡而显沉重的头靠在儿子的身体上。我迷迷糊糊睡去。

　　不知过了多久，我醒过来，脖子酸痛。车窗外漆黑一片，只有火车的行驶声，在寂静的夜里更显轰鸣。爱人就站在我身旁。我起身把带的小包拿过来放在地上当枕头，躺下。闭上眼睛的那一刻，我的内心是屈辱的，但实在太困了，困到我已顾不得体面，困到我战胜不了自己的身体。

　　我下了车，爱人牵着我的手。我们拼命朝前走，似乎最前方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我们的灵魂。最终，在一片花海里站定，我白色的连衣裙在万花丛中是那样的美好。不远处，就是我家的老院子，我的心安定下来。爱人用水波般的眼神望着我，我轻轻抬起头，当四目相对的那一刻，我的整个身体，似乎被春天的雷电击打了一般，疯狂地抽搐起来，脑子里一片空白。我想逃脱，却又深陷其中无法自拔。爱人轻摇我的双臂，我再仔细看他，竟是那位维族医生。

　　我从梦境中被人推醒。是那位维族医生。我的一条腿，在熟睡中不自觉地搭在了他的身上。即便是梦中无法控制的动作，也让我的内心尴尬万分。想起梦里的情景，我更是无地自容。天已微亮。

　　把肉身展平的这张床，是多么的重要啊！而围着床的那四面墙，更是关乎到人的尊严。难以想象，人在睡眠中长期没有安全感，会产生怎样的后果。有谁，能淡泊到睡在哪里都是睡在夜里呢？

　　在最寂静的凌晨，我们下了车。那位维族医生比我们下车晚，却走到了我们前面。快进地道口的那一刻，他回过头来张望，而我也正朝他望过去。人群里，我一下便捕捉到了他如两潭泉水般明亮而洁净的眼睛。很快，熙熙攘攘的游客如同沙漠中的沙粒，三下两下，便把他淹没了。

　　站在广场，天已大亮。我抬起头，望了一眼湛蓝高远的天空，一阵晕眩袭来，我便把全身的力气都用在双脚，拚命踩实故乡的土地。太阳，已露出一小片红晕，很快又露出一丝红线，开始慢慢伸缩着挺进。虽是夏日，空气中依然有些凉意。我打开包，翻出儿子的薄外套。儿子似乎还未睡醒，我拽起他僵硬的胳膊把衣袖给他套上，在我系好最下端那粒纽扣时，太阳一跃而起脱离了地平线。像是一个伟大时刻的突然到来，天地间所有的一切，都被抹上了一层金黄。

　　汽车站就在火车站的西面，中间只隔着一條马路，来往的行人倒没见几个，却满满当当摆放着各种各样的早餐摊。白米稀饭的蒸汽从铁桶上冒起来，像一团磨砂的棉花糖，香糯的味道四处飘散，包围着每一位路过的人。好香啊，我被热腾腾的感觉吸引着。火车上的两天两夜，都没有好好吃口热饭了，胃里冰凉空寂，感觉自己就像一截被霜打过后又掏空籽粒的秋黄瓜，而儿子还那么小，怎么受得了呢？

　　我停下脚步，给爱人打了声招呼，便让摊主给装一碗稀饭。摊主是个30多岁的男人，猛一看像是维族人，蓄着阿凡提式的胡须。他问我，你们是哪里人啊？我们是石河子142团的。我的回答里，有着无法言说的骄傲。

　　家乡真是一枚定海神针，给游子以心安。

　　弟弟的新房，在昌吉与石河子之间的乐士驿镇上。下车时，快一点了，我站在马路边，不知该往哪里走。正是午饭时间，南面空旷的广场上不见一个人影，密密实实的房屋，错落有致地在远处铺排。正踌躇间，广场西面的马路上跑过来一个人，我一眼认出是母亲，便拚命朝她挥手。

　　我前前后后去看新屋子。楼房的结构，一进门的过道很宽，母亲说要停放摩托车，这才想起新屋没有院子，心里便有些遗憾。没有院子的屋，像一颗树没长全叶子，似乎少了丰富多彩的内涵。

　　去吃大盘鸡。途中，偶遇一个五十几岁的男人，高而瘦，驼着背。母亲老远看见他，就疾步上前去和他打招呼。那个人的外表让我产生极度的不安全感；眼睛深陷，似乎是因转动太频繁而消耗了过多的精气神引起的，而和我目光一触，立马挪开，似乎做贼了一般。从母亲和那人的对话中得知，弟弟新房的宅基地是借用他的。弟弟还未从团场正式调过来，没有划分宅基地的资格。直觉告诉我，此人非良善之辈。或许我一语成谶，没过多久，他因偷厂里的木头，被贬到其它车间，大家都很孤立他。没过多久，左手被卷进机器，只得残养在家。

　　吃完饭回来，母亲催我快些休息，我躺下，却怎么也无法入睡。盖房时，父母给自己也盖了一间，大概二十几平方，就在弟弟的新房旁边。等我们老了，就过来住。父亲说这话时，满脸的喜悦及骄傲。老到动不了，有儿子陪在身旁，是多少父母的心愿。我为父母老有所依而感欣慰，又为自己的远嫁生出一些无奈。为了自己更好的生活，远离父母总归是一件自私的事，可谁又能逃脱人挪活树挪死的想法呢？守在父母身边，日子过得辛苦而凄淡，会让父母更糟心。猛地又想起这房是自己的，房下的地基却是别人的，心里便很为弟弟担忧。迷迷糊糊总算睡去，又梦见有人站在屋前，让弟弟把房搬走，说地基是他的。那人凶极了，一双深陷的眼睛如鹰隼，一下就把我吓醒了。

　　第二天一大早，便和父母商量回142团的家。祖母一个人在那里，守着几间屋子的空旷，守着一方院子的风声，守着一棵沙枣树的荫凉，守着上次我们回家时那条小路上留下的脚印，守着记忆里我们成长时经年不去的笑声。

　　已经忘记我推开家门时祖母正在忙什么，但我记得祖母看见我时的惊喜，记得我进屋后不到十分钟就吃到嘴里的荷包蛋；记得祖母望向我的目光，还像我小时候那样温暖。

　　四

　　父亲垒院墙的屋子，并不是我们最初的那个家。

　　弟弟结婚的那个秋天，某个周六的清晨，我刚起床，就接到了父母打来的电话。父亲的声音里充满了兴奋，他告诉我，今天搬家，搬去和弟弟一起住，东西都收拾好了，车也联系上了，特意打电话告知我。得知了这个消息，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心里有着说不出的担忧，也有父母没有提前和我商量的不悦。虽然我知道自己的想法很没道理，父母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

　　我是和婆母合住过的人。知道同挤屋檐下会出现怎样的矛盾，但面对父亲的喜悦，我却说不出任何阻拦的话。即使说，也已经晚了。母亲还告诉我，弟媳怀孕了，需要人照顾。我知道，这是父母为此次搬家找到的最好的借口。挂完电话，我随即就理解了父母的喜悦。升级当了公婆的人，在花光辛辛苦苦一辈子积攒下的老底之后，迎进门一个如花似玉的新人，任谁都会憧憬着新生活的到来，渴望儿子媳妇温恭孝顺，巴望孙子孙女绕膝而乐。但生活却是残酷的，在日积月累的繁琐中，一点点一点点把当初期望的美好感觉慢慢消磨掉。以后是个未知数。人都想把日子过好，可不知到底哪里出了问题。说不出口，却能感知到，即使能说出口，也必须闭紧双唇，以免把事态扩大化。这是人心隔肚皮的悲凉，这是一种拼了命对人好，却无法让对方接受自己的无奈。

　　被父母丢弃的那个家，是我们姐弟妹三人长大的家。即使时隔多年再回去，闭上眼睛，我都能摸到门朝哪开风朝哪吹；闭上眼睛，我都能感知哪里有坑哪里铺砖；知道清晨的第一缕晨曦落在哪一片房泥，知道黄昏的最后一丝余霞映在哪一截矮墙。可是，就在这一天，父母怀着喜悦的心情，怀着对新生活的期望，把自己以前的生活，连根拔起。

　　被父母丢弃的那个院子，是一家人齐心协力垒起来的。父亲挖土，母亲担水，我来端泥，弟弟抹平。如果一块土块上曾落下一滴汗水，我们每人都占了四分之一滴；如果一块土块上能映见人影，我们每人的影像都会同时在上面显现。那一年，我只有十五岁；那一年，因为端泥，我落下了终身都携带的毛病：只要用力过猛，就会咳嗽不止。而生活中，让我用力过猛的时候是那样多，每咳嗽一次，我就会想起被父亲卖掉的院子，想起我真正意义上的家，我的心，便如刀绞般疼痛。

　　在此后的日子里，我会常常想起老屋，惦记着搬进新屋的父母和祖母。父亲常年有病，而母亲脾性直率，说起话来口无遮拦，祖母性格温婉，身体虽硬朗，但已经到了走路都需人搀扶的年纪。每每想起他们，我多么希望养大自己的三位亲人能合体为一。这个完美的人，具有母亲的能干，也兼有父亲的智慧，更蕴含祖母的温婉。这样一个完美的人，和弟弟一家生活在一起，该会给弟弟少添多少的麻烦啊。

　　我的担忧不无道理。1999年的最后一天，母亲打来电话，说父亲吐血不止，医院诊断是胃出血，下了病危通知书。我和妹妹商量着回去，母亲阻拦，说她在医院照顾父亲。我和妹妹只能寄钱。而同一家医院里，不同科室住着我要做心脏搭桥手术的舅舅。日夜耗心的操劳，让母亲精疲力竭，半个月的时间，就让曾经澎湃如能载动任何船只的河流般的母亲，远离了健康。母亲得了三高症。

　　很多年以后，母亲说起父亲这次生病，依然悔恨不已。那晚临睡前，父亲的胃又痛起來，药也吃完了，黑灯瞎火，药店又很远。母亲看着躺在床上疼得呻吟不止的父亲，就跑去厨房，饭碗里倒上开水，搅拌了一大勺花椒粉让父亲喝。最初，父亲抵触这碗黑乎乎的中药般的汤剂。花椒是止疼的，你喝下去就不疼了。母亲对父亲说。母亲知道治牙疼的小偏方是塞一粒花椒，便如法炮制。或许父亲实在是疼痛难忍，也或许觉得母亲的说法有道理，父亲喝了下去。半小时后，父亲开始大口大口地吐血。

　　那个夜晚，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雪，汹涌地从天空落下。弟弟背着昏迷不醒的父亲去马路上拦车。身后的雪地上，父亲吐出的血，宛如寒冷中衰老而飘零的残梅，一片一片，让人不敢落目。

　　好在父亲终于出院了。住院费却无法报销。父亲的户口还在兵团，看病须先由团部医院同意后再转到市医院才能报销。养病的半年里，父亲经常透过窗户望向远处的山。没有院墙的遮挡，山看上去很清晰，却似乎一天天在变小。天热起来，山上的雪融化了。父亲的身体和意识也慢慢缓了过来。必须再返回兵团生活。

　　可是，原来的家已经没有了。三年前，父亲以400元钱的价格，卖给了来新疆打工的一户甘肃人。

　　五

　　父亲不在了。那一天，是2004年的7月8日。临睡时，电话铃声响起来。是妹妹。我的心一下就揪紧了，立马预感到不好。先是听到妹妹压抑的哭声，然后她哽咽着叫了我一声老姐，之后，便失声大哭。几小时前，妹妹曾打来电话，说父亲喷血不止。正是黄昏，我无法呆在家里，出了门，一直朝西走，到了清姜河畔，残阳如血，正缓缓落向地平线，河水也被映得血红。怎么看我都是心惊，便不敢再立桥上。心里一直渴盼着奇迹能发生，可是，等到的依旧是噩耗。

　　我没有哭。爱人问我该怎么回去，我坐在床边，表情僵硬，说不出一句话。爱人转身去收拾东西，然后拉我出门去往火车站。站在机场航站楼前，天还黑着，亮了一夜的路灯依旧璀璨明亮，而属于父亲的那盏生命之灯，却油尽光灭。

　　坐定候机厅，疲劳极致，我把头靠在爱人肩上，眼泪一下流出来，如雨季的河流般汹涌澎湃。这世上，再也没有另一个人的肩膀可以让我来靠了；这世上，再也没有另一个人的心里会如此惦记着我了。

　　到连队时，已是下午四点多。我边给妹妹打电话边往学校走，让妹妹来学校门口接我。父母新搬的家，还在我熟悉的连队里，却蜷缩隐藏在一个我陌生的角落。仅凭自己的力量，我已无法找到回家的路。

　　屋子又小又暗，中间放着一个破旧的铁盆，燃烧殆尽的纸灰在我推开门的霎间被风带起，有几片飘出盆外，关门的瞬间就轻轻跑过来围在我的脚边。父亲，你是在用这种方式迎接我吗？母亲躺在床上，听见门响抬起身子。我放下包，跑过去抱住母亲的头，揽在我的胸口。

　　喝了热水，烧过几刀纸，我和妹妹打车去团部医院。当我推开冷藏柜的门，父亲脸色红润，短小的如同装在盒子里的婴孩。这冰冷的小小四壁，只是父亲通往天堂的中转站。

　　母亲说，父亲住院期间还惦记着自己曾说过的话，惦记着要把自己母亲的骨灰带回老家，和自己的父亲合葬。我不知这是父亲对祖母的承诺，还是父亲自己的意愿。这已经成为一个永远的谜，也成为永远都不可能再实现的事。

　　父亲火化的当天，就又进行了土葬，和自己的母亲一起埋在了乐土驿。那是一块陌生的土地，陌生到父亲领着小脚的祖母，需重新使用一遍四十年前从老家河南千里迢迢来新疆时的艰难；那也是一片遥远的土地，遥远到父亲和祖母再也无法把用尽了一生疼痛的身体，安放进有着悲苦记忆却从未停止过想念的故乡；那更是一片贫瘠的土地，埋在那里的人，全是不相干的陌生人，父亲领着和自己相依为命了一生的母亲，需再次捡拾起重新开始生活的勇气———假如有来生之说。

　　压实最后一锨土，我放眼荒野，东一片蒿草，西一片乱石，盖不住脚下青灰色辽阔而寂寥的地表。远处的山，倒是近了些；希望这里离天堂也是近的，父亲和祖母，走得就不会太辛苦。再看一眼脚边的两座新坟，父亲和祖母的影像却是我多年前见过的样子；有多少年，我都不曾回来看你们；有多少年，我都以为和你们相处的日子还长。此后，这小小的两堆土下，土下两个小小的坑，便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

　　第二天，我和妹妹开始收拾东西。打开柜子，除了过年走亲戚时剩下的几瓶酒，再就是父亲生病住院其间亲友看望时拎来的几盒保健品。在母亲的床头，有父亲用过的一只老式计算器，只有巴掌大，按键和米粒一般。我给母亲说留下做记念。那是一个父亲用坏了的计算器。

　　于母亲而言，父亲的离去，开启了她需依靠子女生活的模式。父亲也许不会想到，自己费死巴活给母亲盖下的院子，因他的离去，在我们姐弟妹极力地劝说下，最终，会被母亲无奈地遗弃。

　　此时，我坐在位于渭河边住宅区宽敞的家里，写完此篇最后几个字。深秋的夜，四周空寂冷清。我听到了渭河水流向远方的声音。水啊，你从哪里流来？又流去哪里？我轻声问自己，问天地，问神灵，却没有谁能回答我。人，出生于土地，若干年后，尸骨和血液又埋进泥土。土里安身，一股子水里，会冲走多少的泥土？水中立命，一捧子土里，又会埋藏人多少远方的期待？一切都如过眼云烟。水啊，水啊，你只是流经我的身边。

　　责任编辑柳江子

　　作者简介：楚秀月，女，新疆人，现居陕西省宝鸡市。2016年5月开始业余写作。热爱生活，崇尚简单。用温柔的心书写温暖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