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振鹤

　　王个簃（1897－1988），名贤，字启之，号个簃，当代著名国画大师，又是吴昌硕嫡传弟子。历任上海中国画院副院长、名誉院长，在继承、弘扬国画艺术、培养青年艺术俊彦方面贡献巨大。今年适逢王个簃诞辰110周年，笔者专程走访了吴长邺（吴昌硕幼孙）、曹用平（追随王老70年的入室弟子）等前辈和黄迈人先生（王老外甥），了解到王老的许多往事。

　　吴昌硕的“西席”

　　1925年元宵佳节，上海北山西路吉庆里923号吴昌硕寓所内喜气洋洋，画室里红烛高烧，地上铺上红毡毯，吴昌硕为长孙吴长邺聘请家庭教师的拜师仪式正在这里举行。吴昌硕（号缶庐，敬慕者以“缶翁”称之）首先上香，再命人在上首置放座椅，请老师上坐。吴长邺在父亲吴东迈的带领下，手持门生帖子，恭恭敬敬地行了三叩首大礼。最后，缶翁递过一柄木制戒尺，对老师说：“顽孙若有不可教处，可用此尺戒之。”缶翁聘请的家庭教师，便是时年28岁的王个簃。

　　

　　王个簃出生于海门，父亲王少阶先生在教书之余，喜欢收藏名人字画。家庭的文化氛围对少年王个簃影响巨大，使他对诗文书画篆刻创作产生了浓厚兴趣。尽管后来他在南通中学任国文教师，但依旧在艺术道路上执着地追求着。为了得到名师指点，他毛遂自荐，走进南通最有名的书画篆刻家李苦李先生家门，拿出自己的画稿印谱，请求指点。李先生原是吴昌硕弟子，十分识才爱才，一见作品便知是可以雕琢的璞玉，二话不说，立刻收为弟子。不久，他又携带学生印谱到上海，请吴昌硕过目。缶翁虽然不认识这位年轻人，对几十方印章习作不仅赞不绝口，还一方方地认真审看，分别写出中肯的评语。名震海内外的大师居然如此地提携后辈，令王个簃感动不已。

　　就在吴昌硕80寿辰那年，李苦李带学生去参加太老师的祝寿典礼。老人对王个簃鼓励有加，希望他金石书画并重，尤其要在金石方面多下功夫。这一次见面，使王个簃萌生了投入缶老门下学艺的愿望。这个愿望得到李老师的理解和支持。他也认为，王个簃的艺术天分非同寻常，若能亲聆缶老教诲，必将成就大器。

　　不久，王个簃毅然辞去待遇不菲的中学老师职位，离开温馨的妻儿家庭，携带简单的行李和一张形影不离的古琴（他精通音律，拜南通梅庵琴社社长徐立荪为师学习古琴），独自来到上海，通过堂兄王调之的关系，寄住在其就职的小学宿舍里，过起了艰苦的寄居学艺生活。

　　到了1924年，吴昌硕打算为他5岁的长孙吴长邺物色一位人品、学问俱佳的家庭教师，一时尚无着落。他的另一学生刘玉庵便推荐师弟王个簃，说他擅长诗词古文，做过中学老师，又单身住在上海，应是最合适的人选。缶翁也觉得他堪当此任，遂正式提出邀请。从此，王个簃以“西席”（古代称家庭教师为“西席”）的身份住到了吴家。

　　60年以后的1985年元宵节，已成沪上著名画家的吴长邺专程拜望老师，请安毕，即笑吟吟递上长方形锦盒给老师，打开一看，居然是拜师仪式上的那柄戒尺！王个簃睹物思人，60年前的往事顿时涌上心头。他手持戒尺，轻轻敲打，口中喃喃而言，似有无限深情。须臾，又提起笔来，在戒尺上面题诗一首：“缶师授戒尺，此情永不息。旷隔六十年，爱孙留厚泽。”这是后话了。

　　有道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王个簃得此机缘，能够随时亲近老师，向老师请益；老师也对他另眼相看，悉心指点，衣钵尽传。所以，王个簃的国画深得吴派画风精髓，其笔墨浑厚遒劲，奔放如行云流水，拙重如屈铁蟠龙，看似随意挥洒，实则功深气足。这与他朝夕侍奉乃师这一段经历是大有关系的。

　　《吴昌硕行述》惹风波

　　1927年11月29日（农历丁卯年十一月初六）清晨6时半，吴昌硕突发中风，经中西医会诊无效去世，享年84岁。

　　按照当时习俗，大凡有名望的人过世，都要由门生故吏，或亲朋好友撰写“行述”（又叫“行状”）记述死者世系、籍贯、生卒年月及生平事略，类似我们现在悼词的内容。吴昌硕当然也不例外。于是，这个重任自然落到了王个簃身上。事实上，早在吴昌硕弥留的几天里，他已拟好了《吴先生行述》，印了许多份，只待丧事出来，便分发给每个吊唁者。

　　

　　令王个簃始料不及的是，《吴先生行述》一公布，竟引起吴家孙辈的一场轩然大波。而风波的起源则在于《行述》里讲到世系时的一句话：“孙一，志源。”吴昌硕有5个孙子：志源（即吴长邺）、志洪、志范、志况、志鲁，照理他们都拥有祖父巨额遗产的继承权。但如果承认《行述》的说法，只有一个孙子，岂非剥夺了其他4人的权利，他们哪肯善罢甘休！很快，他们聚集在灵堂前大吵大闹，气势汹汹地要找王个簃评理。正在不可开交时，幸亏王一亭赶到。他是吴昌硕的挚友，说话有威仪，经他出面调解，进行析产，一场风波才告平息。

　　那么，王个簃为什么要把5个孙子写成1个呢？此事却怪不得他。因为，尽管《行述》由他执笔，许多内容却不得不听命于吴昌硕另一位关系密切的朋友朱古微。这位老先生是前清遗老，曾参加殿试中“传胪”（第二甲第一名进士），担任过翰林院侍讲学士、礼部侍郎。他顽固地死抱住清朝典制不放，认为撰写《行述》的世系，要区别嫡出和庶出。通俗地说，大小老婆生的儿子身份不一样，必须区别对待。吴昌硕的5个孙子，只有吴志源嫡出，其他都属庶出。何况，这4个孙子早就过继给吴昌硕两位早亡的兄长，虽然仅是名义上的，但名分上已不能再算他的孙子。《行述》中的这一句话正是秉承朱古微的意思撰写的。可见，这场风波的产生，实际上王个簃不过是代人受过罢了。

　　世谊墨缘识赵丹

　　1980年10月9日，上海海墨社在淮海公园举办《赵丹书画展览》获得成功。当天观众达到8000多人，以致区公安分局出动百余名干警，在分局局长亲自率领下，赶来维持秩序。这时，赵丹已患胰腺癌，由上海华东医院转到北京医院，画展遂成了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个人展览。就在第二天凌晨，赵丹即与世长辞了。

　　而在此之前的同年4月5日，赵丹参与了在南通举行的《王个簃、赵丹、曹简楼、曹用平汇报画展》，同样博得普遍好评。

　　赵丹是我国家喻户晓的电影表演艺术家。他所以能在书画艺术方面显露才华，与王个簃的世谊墨缘应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赵丹（1935－1980）原名凤翱，江苏南通人。父亲赵子超，在当地是位知名人士。他嗜书画，喜与文人墨客交往，谈诗论画，终日不倦。王个簃便是他家的座上客。而每当两人铺纸握管，年方五六岁的小赵丹就飞快地上前磨墨，有时还模仿大人，涂上几笔，倒也稚态可掬。客人见孩子有天分，不时地予以指导，进行书画艺术的启蒙教育。小赵丹果然不负父亲的蒙师期望，很快便写出了一手像模像样的书法，画出了一幅幅山水花鸟习作。

　　

　　有一年暑假，赵丹随大哥赵凤翔回山东肥城老家，同时到附近的泰山游玩。一登上南天门，他顿时陶醉在“一览众山小”的雄伟景色之中而兴奋不已。回到南通，他画出了一幅《泰山图》，虽说不出多么好，但所显露出来的艺术天赋却令人们刮目相看。

　　1930年，赵丹考取上海美专国画系，王个簃正在该系任教授。这样，赵丹便名正言顺地成了他的学生。赵丹本来基础不错，现在又接受了正规的艺术教育，进步更快，成绩一直在班级里名列前茅。他的一幅山水习作《仿黄鹤山樵》就被老师评为“淋漓逼真，笔触奔放，惟妙惟肖”；另一幅画也得到了“层层积染，浓淡有致，用色准确，功底坚实”的评语。

　　不过，赵丹并没有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而最终成了一位表演艺术家。有道是：隔行如隔山。因为这个缘故，他与王个簃之间，不可避免地有些疏远了。尽管如此，彼此的心里还是很看重对方的。“文革”期间，赵丹受尽折磨，当他终于得到“解放”，恢复自由后，便兴奋地赶到王老家中报喜。劫后余生，王老在庆幸之余，精心地画了一幅《葡萄图》为赠，题款上以“阿丹老侄”呼之。据王老外甥黄迈人先生回忆，2004年他亲眼看到这幅65×45cm的作品在某拍卖行被人拍走，至于落入谁手就不得而知了。

　　1978年，富华发起组织上海水墨画社。富华任社长，聘请王个簃为顾问。由于“文革”时，赵丹与富华同是奉贤“五七干校”的难友，经常避开造反派监视，躲在一边作画，关系非同一般，也被聘为顾问。画社不断开展各种书画活动，从而赵丹与王个簃的往来又多起来了。

　　1980年1月，王个簃在华东医院养病，忽然碰到赵丹，气色似乎不错，一问才知已患了胰腺癌。这时，上海友谊商店正筹办《王个簃画展》，王老叫来黄迈人，一起商量，嘱他开幕那天务必来接。赵丹听到了，吵着非要参加不可，说：“老师办画展，学生怎能不去？”但考虑到他的身体情况，最后还是瞒过了他。这令赵丹非常不快，据说第二天依旧不听劝阻，单独前往。

　　同年4月，南通市有关方面邀请在沪的南通籍画家办画展。这时的赵丹，病情开始恶化，行走困难。但这回王老没有忘掉他，把他的作品跟自己的得意弟子的作品一起参展。《王个簃、赵丹、曹简楼、曹用平汇报画展》遂成了王个簃与赵丹的最后一次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