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况有你字字力透纸背的书信在，有我一本一本未曾泛黄的日记在。
言犹在耳，墨迹甫干。
一
一声长鸣，列车出站。“轰———隆”，“轰———隆”；“轰隆———轰隆”，“轰隆———轰隆”；“富平———三原”，“三原———富平”……
车窗外的雨大起来，哗哗哗哗！
我倚在硬座的靠背边随意地向外张望，一种无名的孤独感携着一丝薄凉向我袭来。眼睛的余光里似有一个熟悉的身影走过来，转过头来，当四目相对时两人几乎同时“唉”了一声。他是马林帆，初中同学，高我一级，虽然我们从未交过言，但我知道他爱写作；他知道我，大概是因为我有时会出现在学校的文艺舞台上。所以，瞬间脱口而出的那个“唉”的潜台词双方都明白：你去年毕业后上了富平师范？你今天也是去上师范吗？
两颗十七岁的心就这么欣然靠近了，在通往师范学校的列车上，在1956年的秋雨声中。
二
同学两年，遇见最多的地方是图书馆和阅览室。两人都不爱说话，开始还问问“借什么书”“今天看的啥”后来干脆以点头、微笑打招呼。一次去阅览室的路上，他递给我一本伊萨柯夫斯基《谈诗的技巧》，说“这书可以看看。”书是作者的经验之谈，虽是译文，却很好读。但读后的感觉是诗这玩意得讲究巧和美，是文学里的俏佳人，一般人只可远观。
还书时他问：“怎么样？”
我如实奉告：“书很好，也大体看得懂。只是书里举的例子我大多没读过，理解也就皮毛。我想，我恐怕先得多读点诗歌作品。”
他回一声“是的”。那时，林帆大约既出于友好，有好书便想与我分享，同时也借此探测一下我对诗的兴趣，所以听了我的回答以后便不再提诗的事。此后，仍然是点头、微笑，仍然是各自心中的同好者。
写作上没有过深谈，但在秦腔乐队里却是真正的知音。秦腔伴奏的领导乐器是板胡，俗称“头把弦”。林帆是拉二胡的，他不喜欢跟另一位拉板胡的同学合作，愿意给我“供二胡”。其实，那位同学的指法比我熟练，只是像做学问不很严谨一样，节奏有时不稳。林帆的二胡水平也不算很高，但弓法有力，手韵好，揉出的音有质感，加之节奏鲜明，掷地有声，很适合伴奏秦腔这种苍凉、激情的生命呐喊。每当板胡、二胡的高低音配合得恰到好处，两人便不免相视而会心一笑。
什么是知音？你知我知，甚至心照不宣，这就叫知音。
再向前一步便是知心了。知音需要懂得，需要心有灵犀，而知心还需要相信，一种无需理由的兄弟般的信赖。
一个仲夏的星夜，我毫无准备地邂逅了这种美好的情谊。
我们一起在操场边的单杠架旁坐下来。
“听说你跟王××谈恋爱？”
他的话没有任何铺垫，我一时语塞。
“连你也惊动了，可见真是满城风雨了……”这是感叹，而非回答。眼前的夜铺天盖地般笼罩着我。
“什么惊动不惊动，不过风声的确很大，我想我应该知道实情了。”他不紧不慢，态度诚恳。
“实情？实情就是人言可畏！”
“可是，我想听由你嘴里出来的实情。”
啊，头上的星空忽然光灿起来。“人言”为什么可畏？因为你有口难辩，不是无理可辩，而是没有人听你申辩。此刻，竟有人真心实意愿听我倾诉，他就挨我坐着，仲夏的夜风轻拂，我已坦然无虑了———
她，长得像个演员，其实缺少艺术细胞，她的表演你也看到了，老师要她演节目真是难为了她。我在班上负责排戏，要给她“说戏”，教她唱腔板路，让她跟弦试唱，这么一来，说话自然就多。她为人善良、厚道，学习认真，有疑难爱跟我讨论……
说实话，她对我关心，我对她印象也好，如此而已。至于风声大，怎么说呢？一来，班上有几位无心学业的老兄很乐意跟她搭讪攀谈，嬉皮笑脸，但她却不给面子，人家当然嫉恨。二来，女生中有一位尖酸刻薄者，她有本事从针尖大的窟窿里吹出碗口粗的风，他们两方面一配合，还不风雨大作了！
“好了，我明白了。我想知道，你觉得你俩这关系前景如何？听说她比你大，已是有夫之妇。”
“她已经结婚。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是跟人家谈婚。至于前景，说实话，我也很茫然。噢，林帆，我想问你，男女之间能不能交朋友，———我指的是那种亲如手足，或如姐妹、或兄妹、或姐弟而又不越礼的纯情的真朋友？难道男女交往的最终指归都必须是婚配吗？”
林帆抓住我的手腕，微微一握：“日乾，这个世界级的大问题，岂是你我能讨论清楚的。理论上似乎有答案，古人的主张是‘发乎情，止乎礼’，但现实世界其实是不允许的。”
“那，我该怎么办呢？”
“相信自己，把握自己。”他说得毫不含糊。
君临人间的满天星斗，一定还记得1958年仲夏之夜那场两心无猜的倾听与剖白吧。
三
分手五年不算太短，好友间却无一字往还；四十里地不算太远，两人却一直不曾相见。大跃进烈火的炙烤，三年饥荒的煎熬，清贫给“个人问题”带来的煩恼，因“特长”接踵而来的干扰，整天在圈画错别字中打发时光……刚踏上艰难的人生路，彼此都有些自顾不暇了。
但于文学总难忘情，孤身奋斗，根基太差，不免觉得无助。当年没有勇气与之深谈却早在心中引为文朋诗友的林帆呢？他比我爱得早，爱得深，这些年是跟我一样“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呢，还是在积聚力量蓄势待发？
一封“嘤鸣求友”的书信，1963年7月从高陵飞往泾阳。
自称“凌乱的案头堆放着厚厚一叠亲友的来函，但懒于动笔回复”的老同学却例外地“扭开生锈的笔管”，一口气在十六开的信笺上写了五张：
有谁说过，真挚的友情，乃是一掬甘美的清泉，馥郁，芬芳。说得好。然而，如果用它来表述你我的友谊，似乎还嫌单薄。友谊之于你我，我想，即使借用一句精辟的譬喻，抑或套用一句充满哲理的警句，也是很难说得明白的。我们之间友情的基础，不是建立在觥筹交错，灯红酒绿的宴席之上，也不是置放在使人神摇目眩，掷地作响的金元之中。它自有其纯洁和高尚的内容。要勉强给以概括的话，是否可以说作“文字建交，笔墨结缘”呢？———尽管你我并未打过多少文墨的交道。
肩负重荷的人，是难有文艺创作的。我的右肩扛着工作的重担，左肩背着家庭的包袱，用跑步赶着生路，哪来余裕容我构思，拼命啃书？
可是，我终究是和文字多少发生过一些机缘的人，就这么跟它轻易分手，总是不大愿意善罢干休的。创作的欲望，有时也如春芽萌发，有顶出地面之势。看到“同辈”或“后辈”无声的“挑战”，惭愧之余便是“着急”了：重振旗鼓吧，不能；就此诀别，又不愿……我就是徘徊在这么一个充满矛盾的十字路口，一筹莫展，进退两难。
感谢友情的支持，是你的来信燃点了我行将熄灭的热情之火，给了我莫大的鼓舞和鞭策！“不在沉默中爆发，便在沉默中死亡”，岂能永远沉沦不起，坐以待毙么？
我的激动是不言而喻的。失联的朋友有了回应，而且回应得如此响亮有力。“失恋”于文学的凄苦的心又振作起来，一心向着“在水一方”的“蒹葭伊人”不懈追求了。
然而，追索便要付出追索的代价，“道阻且长”、呕心沥血那是你自愿，可怕的依旧是“人言”。平常日子，人言不过是酸风妒雨，非常时期，人言会骤然升级为舌刀腹剑，虎啸猿鸣。
有谁还记得1966年暑期那个“教师集训会”吗？我想将来再细致的史书恐怕也不会有它的影子。“集训会”者，就是把中小学教师囚禁在某处，在工作组的主持下“大革文化的命”。那时的口号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任何不“左”不“红”的人和事都可打入“一切”，重点自是“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校长们，以及我们这些遇事不会“三缄其口”却又喜欢看书、爱动笔墨的小人物。读过《三家村札记》的，自然是“小三家村”，欣赏秦牧《艺海拾贝》的便是“封资修的崇拜者”；写给爱人的《深夜寄语》明明是读《烈士诗抄》的感动，也被“上纲”为“小资情调”，一则路遇某同事夹着口袋去借粮的日记，成了“攻击粮食政策的铁证”……
我在高陵挨批，林帆也在泾阳受罪。我知道，他必然和校长一起被称作“黑帮”，因为刘校长爱才重才；他也必定有“恶毒攻击”之罪名，因为他曾公开发表过讽刺性漫画；不用问，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他头上还会顶着个“地主阶级孝子贤孙”的覆盆大帽……
林帆其人，你可以强力摁他“低头”，却休想逼他“认罪”。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罗织株连，也同样是祖传套路。很快，泾阳方面的“革命派”来信催我回忆跟马林帆一起谈过的“黑话”，未达目的，又来声讨：“向你要马林帆的黑信，你不但不给反而为他辩护”，“你们同流合污，难怪都是牛鬼蛇神！”
劫波过后化笑谈。我说：“林帆，你说咱们两个牛鬼蛇神谁高？你虽然有‘帮’，又被封为‘二邓拓’，可我还曾被抬举为‘反动权威’呢！”
他扑哧笑了，嘲弄夹着轻蔑：“中国的语言真够丰富的。”
不久，我由外县回到故土泾阳，林帆也从基层调到县文化馆。两个本来就有些声气相应的家伙经由猛烈的“革命洗礼”变得越发贴心而过从甚密了。
正在筹办《陕西文艺》的省作协在兴平召开座谈会，他归来谈体会，也顺便转述雷抒雁听李瑛谈诗，共写了满满的九张；1982年6月，作协开会研讨陕西诗歌创作如何“突破”，他的“汇报”长达六页；借《乡恋》谈自己的学诗体会，他又一口气写了八张……而我那时，常常是从单位出发，蹬着自行车上西安，拜编辑，会文友，归途顺便走亲戚，往返二三百里，晚上便住在林帆处，说是为了歇脚，主要还是想和他漫聊我们钟情的文学。1972年10月29日晚，两人“打对”睡着，聊至深夜。“睡吧！”拉灭开关。稍停，他又开口：“日乾，你说再过若干年，谁还知道咱弟兄俩曾钻过一个被窝？我们自己那时候又会对今日的痴迷作何感想呢？”
诗人的多情感慨逼我撂出一句直愣愣的回答：“苟富贵，勿相忘！”
他从鼻孔发出一声叹息，又像是自嘲：“我们这些苦楚的小人物会有什么‘富贵’之日呢？所求者，惟愿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能写出点至少自觉还称得上艺术的东西。但，如果终究不行，那么，除了承认自己的平庸，我们将一无遗憾！”我无法形容自己当时的感受，但却清楚记得其中含着一丝悲酸。
也许真是天道酬勤吧，从上世纪70年代初我们的习作陆续和读者见面，尽管稚嫩，尽管粗糙，但毕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每当看到林帆有作品问世，我都会在日记里记录下自己的欣喜，有时还要用红色，而他也不吝笔墨地在信中表達对我的鼓励：今年，你的战果还算辉煌。我以此为骄傲。在“艰难竭蹶之中”苦斗的我们，除了友情，还有比这更能给人以安慰的么？
不愉快也是有过的。为了他《老枣树》中一个用词，诗人曾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的烦躁：要是让语言学家严厉地解剖起任何一篇文章来，恐怕连堪称语言大师的名家们有时也很难摆脱异常尴尬的困境。日乾，您是否有些太严峻了？———老实说，问题出在我一边，但并非“严峻”。我与诗毕竟有些“隔”，有时难免依常规品评灵动跳脱的诗的语言。可这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切磋琢磨，友情道义。
他希望：评论中，您无妨渗入作为挚友的体验和感情，但要客观，不溢美，不藏拙，这对我的进步帮助会更大。我的脾气容不得我任意拔高，也没本事“吹”花乱坠，但也不必讳言，对风雨同行的朋友真正的佳作我亦难免偏爱，倾注深情。熟识的读者会注意到：《乡情与诗美》（《延河》1983年4月号）已用文字把马林帆和冯日乾的名字联系在了一起；虽说没有谁知道，《高天厚土大笔浓情》（《西安晚报》1984年9月16日）是我用饱蘸感情的笔尖挑起病体苦战三天三夜草成的，但明眼人或许已经读出：在关中这块“先秦散文一样精严、大唐诗歌一样辉煌、凤酒一样醇绵、板胡一样粗犷的热土”上一起成长的两位底层作者，此后将会结下终生不解的翰墨情缘。
四
流光无情，把我们催逼到2016年深秋。文艺路上相遇，寒暄之后，你突然想到似的问：“闲时，还操琴吗？”并且做出一个右手持弓的动作。
我苦笑，摇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但话到口边又咽了回去。
诚然，我们都老了，但你的思维仍那么清晰，反应敏捷。谁想得到，三月之后你竟悄然西归，不打一声招呼。
惊回首，又是一个星霜三十度的轮回。
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
责任编辑频阳
作者简介：冯日乾（1939—），陕西泾阳人，杂文作家，高级讲师，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杂文学会常务理事，著有杂文和地域文化研究专著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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