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辰

　　

　　我参加汪伪组织是由旧同事转相介绍的。济南未沦陷前，我在济南市立救济院担任会计，济南沦陷后，日军对于此类慈善机关一律收归新民会管辖，所以我们还照旧供职。这是1937年冬天的事。1938年夏季，我因旧友崔美生的介绍，加入一个秘密组织“铁血除奸团”。是年冬，铁血团被日军破获，240余人悉数落网，主任于一山亦被骗入狱，崔美生逃往徐州。我当时暂避东乡，一个月后亦赴徐州，住至1939年秋间折返济南。我见风声仍紧，因闻旧同事刘培绪在北京活动，乃去信托他代谋栖身之地，不数日便接刘回信，并寄来100元，嘱我即赴北京。我于次日动身，到了北京才知他代汪精卫招募在乡军人及中小学毕业生，参加所谓和平运动。我遂帮他办理文书事务，至11月间招募完成，招得的人员运往上海江湾成立军官训练团。我即随同到了江湾，加入该团担任中校秘书。

　　伪中央陆军军官训练团是汪精卫进行军事的开始，他自己担任团长，以叶蓬为教育长，刘培绪为副教育长，罗君强为政训长，郭尔珍为教育处长，黄曦为总务处长，魏炼青为办公厅主任。以下分为五个大队，都隶属于总队部之下：总队长张诚，第一大队长为李友竹，第二大队长为关靖波，第三大队长为韩蕴山，以上三队是军官队；第四大队长为高尔安，第五大队长为李栋臣，以上两队是学生队。汪本意以为抗战数年屡战屡败，失地三分之二，局促一隅，军人必然以战为苦，他以和平为号召，通电一出，前线军人自能全体归来，所以预先成立这个机构，准备停战后收拾残余军队之用。

　　在军训团组成前，汪原许刘担任教育长，及至着手组织之际，又改以叶蓬为教育长，以刘为副教育长。刘培绪大为不满，遂授意帮同办事的一般旧同学关靖波等全体不干，以为要挟之计。双方争执了一个月，幸经魏炼青等从中调处，许刘于成立伪府时另派优职，始告平息。

　　日方对于中国是用军事与政治相结合的策略。他们针对中国的人事关系，共组成四个机关（梅、兰、竹、菊）分头进行，其中梅机关专门联汪，其余三个机关有的联蒋（介石），有的联吴（佩孚），有的联李（宗仁），虽所联不同，但分化中国则是一致的。梅机关自汪由重庆出走后即寸步不离，凡汪有所要求无不顺口答应，及至来到上海则逐渐变卦。汪经常以不干为要挟，双方虽不断发生龃龉，但汪已用了日方的款子，不能不委曲求全，因之日方更为得计，一方尽量供给金钱，一方密嘱汪之左右亲信劝汪勿太固执。事已如此，汪亦无可奈何，而汪妻陈璧君更是一个贪图禄位者。汪虽有时闹点小脾气，说些牢骚话，终不能不俯首降心，甘做傀儡了。

　　

　　1940年3月，汪伪政府成立。日方的看法，以为汪一登台，抗战阵营必定瓦解，汪如做到统一中国，则整个中国都成为日本的领土了，所以他们极力劝汪实行所谓还都。汪惑于左右的劝告，并可借此一偿其做首领的愿望，遂决定于3月底“还都”南京。我是4月2日来到南京的。当草创之际，各原有机关房舍都被日军占用，办事地址也一时难觅，所以伪军事委员会及参谋本部的人员暂在珠江路的珠江饭店办公。我下车后，搭乘刘培绪汽车来到珠江饭店，见了伪参谋总长兼办公厅主任杨揆一，略问数语，即教我帮同文书科长章志荪办理文书事务。

　　伪军事委员会由汪自任委员长，以下有委员七人，为政治训练部部长陈公博、军事训练部部长萧叔宜、军政部部长鲍文樾、海军部部长任援道、航空署署长陈昌祖、财政部部长周佛海、参谋总长杨揆一，另设普通委员若干人，多为一般失意的旧军阀，等于挂名支薪而已。会内办事机构为四个厅，即办公厅、第一厅、第二厅、第三厅。以杨揆一兼办公厅主任，总揽全会的公文及处理事务；第一厅管军令，厅长为陈钦若；第二厅管人事，厅长为臧卓；第三厅管经济，厅长为何炳贤。

　　办公厅主任杨揆一用人标准多数是旧同学、旧同事，少数是亲戚。类如总务处长汪荃是旧同事，各级参谋多为旧同学，秘书处长姜廷荣是他的姐夫，会计科长凌德源是他的外甥，此外还有些同乡。我初加入时，他试用了几天，认为我的办事能力还不差，但发表职务时只委我为中校秘书。当发表之前，文书科长章志荪因我办事熟练，肯负责，曾向杨力争，而杨以办公厅人员中所有上校级的都已内定，不能改变为辞加以否决。章在发表后表示为我抱屈，并征询我的意见，我则表示一个月后即辞职另就。章转达姜廷荣后，姜亦以我如他就，军委会靠章一人恐忙不过来，乃与杨一再研究办法。先前杨以姜专任处长收入不多，不够开支，故令姜兼任电务科长，虽兼差不兼薪而每月多领办公费150元，究竟好得多，至此姜情愿将此兼职让给我，以安我心。所以一个月后就提升我为电务科长，仍办文书事务，盖因成立之初电报不多，有一个能办事的科员足可应付了。1942年办公厅增设机要室，以我为该室秘书主任，专负修改命令文稿之责。

　　“还都”后，日方送来一件军事协定初稿，征询汪之同意。其内容虽有若干条，而总的说来不外以共同防共为由，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把中国的军事力量置诸日方掌握之中。例如日方协助中国成立陆军若干师，由日方供给武器，并派日人为教官，担任教练；日军对共军进行讨伐时，中国军队应随时协同作战，并受日军的指挥调遣；中国应划沿海岛屿租与日方，作为海军根据地。上述条件，由杨揆一居间往返磋商，汪虽几次提出修改意见，而日方不过在文词上略事删改，汪最终不能不俯首屈从。

　　

　　日方既允许汪成立军队并规定暂行编制三个师，定名为警卫师，所有应需枪械弹药，汪本想设厂自造，但日方不肯答应。费了多少唇舌，结果日方只允每日造枪5枝，最后算是勉从所请，允许每日造枪10枝，并说日方可以供给三师武器，作为军械借款。至1941年春间运来曼利夏式旧式枪1.5万枝，大正六年式旧山炮10门，小型坦克车18辆，装甲汽车20辆，脚踏摩托车数十辆及不适用的三八式枪弹几十万粒（以三八式枪弹装入曼利夏式枪膛内可以勉强放出），作价数百万元，分几年还清。

　　1942年夏，日本内阁大臣东条来华访问，对外说是为了增进两国的友好合作，以便进一步做好共同防共工作，实际上是鉴于德国将近失败，日德意法西斯集团即将崩溃，企图诱令汪精卫居间向蒋建议中日单独媾和，立即停战，俾日方在华约200万军队可以及时撤出，以半数进攻苏联，半数抵御英美，必能转变战局，挽回颓势。汪亦认为单独媾和可以获得比较好的条件，利用合纵连横的手段或能于中国有利，遂于夏末赴广东孙中山故里，借用孙家无线电台，将日方所提停战条款拍至重庆。蒋方对此亦颇重视，曾召集各重要人员商讨了几天。有的认为单独媾和，英美必然失败，而日本久战之后损失严重，中国可以利用时机发愤图强；有的认为日本获胜，对于中国更将任意欺凌，不如专靠英美，总比日本好些。双方争执，不能解决，此事为美方顾问人员所闻，从中阻挠。蒋不敢违背美国，即复电汪精卫，以最后胜利已在目前，无谈和之必要为辞，拒绝汪的建议。汪在广东住了七天，扫兴而归。

　　1940年汪精卫在南京组织伪政府时，闻蒋介石方面对外广播，宣布汪之罪状，并饬附汪诸人及时来归，仍不为晚，一时天良尚存者颇有弃汪而去之意。汪惧人心解体，乃召集高级人员听报告，汪以《孟子·尽心上》“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一篇为题，力陈抗战之非计，并言“抗战数年，十室九空，而犹侈言抗战，将以何物为抗耶？还有人主张所谓焦土抗战者，更属荒谬，试问所焦者乃是中国土地，受害者乃是中国人民，于日人何干？以此抗战等于自杀。我在渝时力言国势陵夷，不堪再战，竟为多人责难，并有人骂我为张邦昌，为秦桧。我常抚心自问，作孤臣孽子欤？抑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欤？然而操心危虑患深，终必有达之一日也”云云。

　　汪精卫在发行储备券（汪伪银行货币）时，颇以整饬金融自鸣得意，旋闻物价高涨、一日数变之说，询诸左右，皆言无之，盖亲信诸人皆遵陈璧君嘱，不令其知外事也。汪一日亲至服装店订制衣服，陈已预遣多人通知各店不可说真价，因此汪所订西服一套索价甚廉，实则不足之数已由陈暗中偿付矣。汪乃深信物价未涨，尝语人谓“比较未发行储币前相差无多”云云。

　　伪徐海专员郝鹏原隶属于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在汪精卫组织伪政府时，郝自恃在日人卵翼下，对汪不理；及闻徐海地区有拨归汪管之说，大惧，急派其心腹郑达哉到南京活动，送汪金鼎一座，重48两。汪怒其前倨后恭，拒不肯受，郑惶急无奈，辗转觅得陈家门路（即公馆派），送至陈璧君处，陈竟坦然受之。然汪早将郝撤职，而代以郝鹏举。当时有人以上联“郝鹏郝鹏举多此一举”讽刺之，而下联始终无人应对。

　　汪精卫之长子汪孟晋性僻谬，贪婪无良，因汪束之严，所求常不遂，孟晋乃自开门径，私结外援，一时如经理总监何炳贤、无线电总台长张亦璞等多依附之，而张之总台长一职，实由孟晋以其母陈璧君之名义向伪军委会办公厅主任杨揆一恫吓讹诈而来，以此孟晋得以予取予求。然孟晋性好赌，一掷千金，收入虽丰，不足供其挥霍。尝在沪押牌九，大负，囊中已尽，心不甘，乃施其流氓伎俩，取手枪掷局中作孤注。头家见其如此，不服，先口角，后冲突，赌场大乱，后经多人调处，始告平息。汪闻之甚怒，禁之家中，多日不准其出门。

　　日军投降之前，伪组织高级人员见大势已去，互商自全之策。周佛海、陈公博召集各部、署负责人商讨后，令各转达所属，不可自相惊扰，应团结一致，听候上级向渝方联系解决，万勿各自为谋，致分散势力。周并言，万一渝方不肯容纳，我等还可以拆一次烂污，加入共产党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