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康

　　明骂张学良暗责蒋介石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袭击沈阳，并向东北大举进攻。消息传来，举国震惊，可是，此时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蒋介石却远在南昌，亲自指挥“剿共”战争。面对山河破碎、国家危亡的危急时刻，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忧心如焚，焦虑万分，立即和于右任、戴季陶、丁惟汾、朱培德联名给蒋介石发去急电，催促其速回南京，商讨相应的紧急对策。电文曰：

　　日军强据辽宁，情势急迫。内外应付，诸待裁决。顷经商定拟请同志即日返京，以便共议方策。

　　当日下午，蒋介石便回到南京。据程思远主编《中国国民党百年风云录》所述，此时，蒋介石公开表示，无意武力抵抗，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调解中日之间的武装冲突。他说：“我意按照《国际盟约》及《非战公约》与《九国公约》，诉之国际公论，中国将听命于国联。要求国联派中立委员会监视日本撤兵。我方态度明确，我已严令东北军不得节节抵抗。”于是，东北军撤去樊篱，日军长驱直入，致使东北全境沦入敌手。

　　吴稚晖对“不抵抗主义”极为反感，可是，细究起来，其始作俑者乃是“党国”领袖蒋介石。况且，论及私谊交往，多少年来，蒋公待己不薄，视为“党国元老”及个人的挚友和师长，于是，只得三缄其口，寡言少语。

　　

　　一位新闻记者注意到这一情景，并在一篇报道中称：“党国先进吴稚晖先生，以元老之资格，在平时颇多言论，述及党国大计。而各方对其言论，尤多钦敬。迄今辽案勃发，吴先生沉默寡言者三月。”

　　吴稚晖对这个“不抵抗主义”祸国殃民的决策早已是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他终究按捺不住愤激的情绪，虽然不能抨击蒋介石，却可以无所顾忌地声讨主事东北的张学良。他说：“张学良受国家知遇之隆恩，荣膺副总司令及东北边防长官，不事捍卫疆土，为国效命，而以不抵抗三字，将东北三省，拱手送之于日本。”“至若入侵我土，我有武器在手，而取所谓不抵抗主义，则纯乎为军人无耻之表现，根本不配称主义。”

　　吴稚晖将丧土失地的罪责归咎于张学良一人，似失公允，然而，正是这种情绪的宣泄，表明他对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轻蔑和不满。

　　倭奴休猖獗异日上东京

　　此时，全国已兴起抗日救亡运动，尤其是各高等学校的爱国学生，更是奋勇争先，走在斗争的前列。他们派出代表来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政府派兵抗日，收复东北失地。国民政府的推诿敷衍，使爱国学生群情激愤，他们拥至国民党党部，相继殴打了几名国民党元老，后又放火焚烧国民党《中央日报》。这下可闯了大祸，国民党竟将手无寸铁的学生逮捕入狱，此事立即在全国掀起波浪。

　　吴稚晖得知这一消息，焦急万分，他理解学生的爱国热情，不同意对学生实行监禁。他和于右任相商，如果当局不释放被捕学生，他们将在中央党部前长跪不起。正是在各方的强大压力下，被捕学生才被安然释放。

　　日军占领东北后，其侵略野心日益膨胀，1932年1月28日，又在上海挑起侵略的战火，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是为著名的“一·二八”抗战。此时，吴稚晖就在上海，耳闻目见日军的血腥暴行和十九路军的英勇精神。他于事变两日后便给汪精卫、蒋介石拍去电报，批评妥协退让的态度，指出日军的嚣张气势，“已力破我等欲保留元气及实力之迷梦”。2月11日，他又给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拍去电报，重新阐述自己的抗日主张：

　　假令当日十九路军不抵抗，立即远撤，必与东三省之作为无以异……各国因其凶妄，暂冷静旁观，决不愿以作战助我。而且视日人竟能轻便而扩大租界，远摈华军，未尝不相对赞同……调停之事，亦如国联开会，聊表假面而已……故东省不抵抗，至今五阅月，仍如已亡局势。……宜北自东省，南至闽、粤，幡然自卫。

　　他的态度非常明确，国民政府在对日侵略的问题上，再也不能执迷不悟，一味退让，应该改弦更张，奋力抵抗，甚至要“沿江沿海之城邑，预备糜烂”，因为“情势已如此，我等若欲苟安，而人不许我”。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发起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11月，吴稚晖随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临行前，他在“六亩园”寓所内徜徉许久，望着庭园内的花草树木、假山曲径，别离愤恨之情，涌动于肺腑之间，于是，提笔赋诗于壁上：

　　国破山河在，人存国必兴。

　　倭奴休猖獗，异日上东京。

　　力劝汪精卫同心莫投敌

　　在国民党内，持主和、妥协、退让态度的大有人在，以国民党二号人物汪精卫为中心的所谓低调俱乐部，便是最为典型的例子。吴稚晖为此深为忧虑，担心在国家和民族生死攸关的时刻，汪精卫会失节丧志，在错误的泥淖中不能自拔。

　　果不出所料，1938年10月，汪精卫派密使与日本签订出卖东北的“重光堂密约”。12月18日，汪精卫又悄然登机逃出重庆，经昆明转到河内。汪精卫叛逃，使吴稚晖的心情特别沉重。几十年来，他们之间有着不薄的友情，于公于私，他都感到道义所归，应力劝汪精卫悬崖勒马，以不致“一朝失足千古恨”。于是，他给汪的夫人陈璧君去信，希望其影响汪精卫，信中说：

　　人有人格，国有国格。人为被诱而死，国为被诱而亡，均为民族之耻。……精卫先生病中不知外事，望先生速为清除污障，使天际永现真人，知先生必早为之矣。

　　吴稚晖不惜笔墨，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尤以民族大义相招，无奈汪精卫并非“真人”，乃是“真奸”，铁了心要做千古骂名的汉奸。12月29日，汪精卫在河内发表投敌叛国的通电，史称“艳电”，吹捧日本近卫内阁对华声明“符合和平精神”。对于汪精卫投敌的丑闻，国民党本来欲遮遮掩掩，现在，汪精卫自己不要气节和脸面，将真面目公之于众，逼迫国民党不得不采取相应的对策。

　　怒斥卖国贼笔伐汪精怪

　　

　　1939年元旦，国民党召开临时中常委会议，吴稚晖、林森、张继等元老们，义愤填膺，一致认为汪精卫叛国投敌，罪孽深重，不可宽宥。会议议定永远开除汪精卫的国民党党籍，撤除其一切职务，这份决议便是出自吴稚晖的手笔：

　　汪兆铭承本党付托之重，值抗战紧急之际，擅离职守，匿迹异地，散发违背国策之主张。艳日来电，竟主张以敌相近卫根本灭亡我国之狂悍的声明为根据，而向敌求和。一面腾之报章，广为散发。以建议中央为名，逞摇惑人心之技。而其电文内容尤处处为敌人要求，曲意文饰，不惜颠倒是非，为敌张目。更复变本加厉，助售其欺。就其行为而言，实为通敌求降；充其影响所及，直欲撼动国本。……汪兆铭此种行动，其违反纪律，危害党国，实已昭然若揭，大义所在，断难姑息。即予永远开除党籍，并撤除一切职务，藉肃党纪，以正视听。

　　可是，汪精卫却公开发表《举一个例子》，说：降日求和乃国民党决策机关共同讨论和决定的，并且还公布所谓相关“记录”，显然，汪精卫是在要挟国民党，竭力为自己开脱罪责。吴稚晖立即发表《对汪精卫〈举一个例子〉的进一解》，指出：汪精卫向外界公布国防最高会议记录，已是泄露国家核心机密，其用心是洗刷自己，蛊惑人心，破坏抗战大业。

　　

　　他说，汪精卫是个最不老实的人，一生都是“从极左变到极右，从极高变到极低，从极香变到极臭”，只要能满足自己的欲念，他能对一切都无所谓。吴稚晖对汪精卫知之甚深，对其剖析也自然是一针见血。

　　1940年3月，在日本侵略者的保护下，汪伪所谓“国民政府”粉墨登场。吴稚晖怒不可遏，发表《卖国贼是世上最凶恶的毒物——汪精怪夫妇因学三等娼妓而甘之》，这是一篇诙谐、辛辣的讨汪檄文，文章说：

　　你们这班贼男女，狗男女，竟为了区区短命富贵，乃昧着天良，替敌人骗同胞，真狗彘不食的怪物。什么和议，真是放狗屁，狗放屁。秦桧易名缪丑，精卫是填海的小鸟，如何给你这小白脸来污辱。我今权且送你一个易名大典名曰汪精怪，省得污辱无辜的精卫小鸟，亦便于大家在汪贼汪逆之外，称个汪精怪，知道是你。至于你千秋的大名，或曰顽钝，或曰精怪，自有将铸铁像时再为你易名。

　　他不仅给汪精卫改名，还把陈璧君改为“陈屁裙”，褚民谊改为“鼠蚊蚁”。他还发表《建墓铸逆启事》，倡议仿效西湖岳墓，也为汪氏夫妇铸铁像，让他们如同秦桧那样遗臭万年，成为不齿于人世的狗屎堆。

　　预言四年半抗战终获胜

　　吴稚晖以老病之身，恨不能亲临战场力搏敌寇。现在，他唯以口、笔为武器，呼吁抗日救亡，痛斥卖国奸贼。他写下很多抗战文章，如：《民国二十八年矣认识时代精神乎》、《精神物质并重说》、《肯亡国就调整，要救国就抗战》、《汪兆铭的罪恶及料其将来之结果》等，而尤以《祝抗战第三年第一天》颇具代表性，很能坚定全民抗战必胜的信念。

　　这篇讲演发表于1939年7月7日，是应重庆抗战二周年纪念会而作。他说：自古以来的战争，有绵亘百年的，或三十年，十年八年的，可谓数不胜数。我们刚刚开始的抗战也只两年，这又算得了什么呢？司马迁评论刘邦、项羽的胜负，就在于“能忍与不能忍”。项羽力拔山，气盖世，不能忍，即归于失败；刘邦忍耐了四年半，得到最后的大胜利。他预言：

　　我们要获得最后的胜利，至少四年半的辛苦。……就是再加四年半，我们就算来看得起狂寇，算他力能拔山，还能超海，但终有到乌江的一天。

　　说来也是神奇，中国人民经过“四年半”多的浴血奋战，竟如老先生所言，终于“获得最后的胜利”。抗战八年，吴稚晖一直在呐喊助威，以笔作刀枪，为抗战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