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汝恺

　　一

　　

　　1945年，南京正由汪记首都遽变为蒋记首都，此时，笔者恰巧就读于国立南京临大先修班，故能以一名青年学子的视角，亲见到这一变幻的历史时期的“白云苍狗”。诚然笔者视角狭仄，其纪事必是零散的，甚至是表象的，但它们极是真实的。

　　先说明我能来南京的缘由。我高中的最后一年，是在姜堰读完的。姜堰当时为日伪区，那里日本太阳旗天天飘忽在碉堡上，然其郊区却为李明扬麾领的税警部队所包围。李公为民主人士，建国后曾一度任江苏省农林厅厅长，后又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抗日时期，他拥有蒋军上将衔，其军职为“长江下游挺进军总司令”，然其嫡系兵马的一部，即李长江部竟然公开投敌，当上了汪伪的二方面军司令。李长江当了汉奸，据说并不忘故主，继续跟老上级保持热乎关系。故姜堰四周乡舍得以继续为李明扬所控制。原应水火不容的两方，却是和平共处的。日本“派遣军”亦驻防姜堰，但都龟缩在炮楼里，只有少数宪兵持枪在隘口盘查来往行人。而姜堰竟然“西线无战事”，且商肆繁荣，舟楫往来如梭，其中最兴旺的，自然是米市、猪市、鱼市。姜堰的这种奇特状况，也就相应地出现了奇特的学校，已沦陷的小小姜堰居然出现三所为蒋方承认的正规中学。它们是江苏省立第一临时师范学校、江苏省立第四临时中学、江苏省立临时职业中学高普科。而其对外挂牌，却一律以“学社”称之。它们和汪伪学校“井水不犯河水”，各干各的营生。然“学社”不开日语课，也不讲“三民主义”，英语则照教。我就读的是江苏省立临时职业中学的高普科。刚刚毕业，日本帝国就向盟国“无条件投降”了。

　　

　　当时，教育部立即派员返京，他们的驻地在成贤街，其要务之一是接收汪伪教育部。然这类活动当时都不能算正式还都，正式还都是在1946年5月5日。朱家骅的教育部彼时作的一个决定应算是符合民意的。因为日本人一投降，整个沦陷区的大学教育就出现了真空，缘于汪伪编制的各公私高校都奉命停办了，而国民政府属下各名牌大学，如中大、金大、复旦、交大、北大、清华、南开、厦大等校，都不可能立即复校，大量莘莘学子该何去何从，自然成了问题。同时成问题的是沦陷区的各应届毕业的高中生又将何去何从？有个现象当时在我的印象中是深刻的，即重庆方面教育部对沦陷区学生并不存在“区别对待”的主观意图，相反应算是“一视同仁”的。因而肯“急人之急”，竟在最短期间内，效率极高地分别在南京、上海、北平筹建了三所国立临时大学，即国立南京临大、国立上海临大、国立北平临大。汪伪编制下的各高校大学生都有权就近入上述三所“临大”的任何一所随班就读。应届高中毕业生则通过特定的考试也可进临大先修班就读。我当时就是对口在扬州应试并取得南京临大先修班的入学资格。记得那是秋高气爽的十月天。当时心态，不仅喜悦于有书可读，而且更因我拿的高中毕业文凭是国民政府方面的，虽也在沦陷区受污损，但似乎怀有某类“出污泥而不染”的浅薄的怡然自庆。

　　读临大先修班，使我有了机缘来到当时的首都。来自苏北敝乡的我，首次来到南京。乍见之间，感到南京真大！街道真宽阔！迤逦高耸的古城真雄伟！中山陵真威严！生长在苏北平原的我从没见过山，当然也就惊骇于紫金山是多么的嵯峨。我到南京时，那曾有的日本侵略军攻陷南京后的奸淫抢掠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惨景，基本上已为八载岁月的世事尘土所掩没。但“国破家何在”的隐痛仍在我心间汩汩流血的。因为我们家在阜宁城曾有过显赫的门庭，偌大的有七个院落的青檐屋群都给日本兵一把火烧得地坍土平，逃难到乡间，虽然我还年幼，但亲耳听到参加南京保卫战的当兵乡民诉说日军的种种骇人听闻的兽行。听他讲如何从枕藉的人尸中爬出，如何侥幸从百姓家取下一扇门板，如何靠这扇门板从下关江面浮水泅游逃到对岸留得活命的。这位当兵乡民的惊险故事留给我的印象太深，以至我在南京一落脚，便忍不住专程去下关江边，把那里的地势详看又详看，浮想联翩，似欲复见那位当兵同乡的逃命惨景。然而风景不殊，江山已异了。在江面上，一字排开的是飘着星条旗的美国兵船，见到的是白面孔或黑面孔的戴着白翻沿帽的美国水兵。很奇怪的是，当时看到这些美国水兵，却并不把他们和操三八马枪的日本兵同类相比，反而在幼稚心间神游出虚幻的强国梦来。可不是么？比如，在新街口，在今日的金陵饭店脚下，当时的叫做“三六九菜馆”的门侧，竖立着有二层楼高的巨幅的蒋介石的戎装像，其马路对面竖着的是同样高大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像（时罗斯福已逝），杜鲁门像的隔街对面，竖立的又是英国首相艾德礼像（英雄人物丘吉尔已下台），艾德礼像的街对面，即今日的人民银行楼侧，则是胸前挂满勋章的斯大林像。中美英苏四巨头的雄姿英发，明证着今日世界，我泱泱中华已然是公认的四强之一了。也正是在这年10月，革命领袖人物毛泽东、周恩来莅临重庆，跟“蒋委员长”举行和平谈判，共商抗日胜利后的建国大计了。很快，我们在南京的学生，也就拜读到他老人家的《沁园春·雪》，而为它的“笔落惊风雨”的五色相宜弸中彪外的夺人气势折服了。当时我所强烈感觉到的是南京为一派祥瑞喜气所笼罩。她曾历经劫难，但而今，她希望无穷，因为她是世界“四强”之一的国都。

　　二

　　

　　然就客观言，古都南京仍应算座凋敝的城市。这在我去上海就读高校后通过比较逐渐认识到的。尽管同样经受过战火洗礼，然那个被称为“东方巴黎”的繁华上海，若用古辞形容，依然可谓“廛闬扑地，歌吹沸天”，“才力雄富，士马精妍”。高楼广厦，鳞次栉比；霓虹灯彩，彻夜如昼。公共交通，无远不及，有轨电车、无轨电车、公共汽车联络各方；名牌私车，多得如过江之鲫；丁祥生牌号的出租车网络全市；三轮车更如蜂聚蚁集。永安、先施、新新、大新四大公司，规模之宏，货品之多，令人瞠目结舌。到处藏销金窟，到处有风流薮。对比之下，首都南京，如实说，确然是寒碜荒凉。当时南京最高的楼厦是地处太平路上的中南银行，只有五层；最大的会场，是中央大学内的古礼堂；建筑风格最阔气的，是外交部，即今日的省人大；最幽深的衙门，是国民政府，即今日的总统府。而偌大首都竟然没有公共汽车，没有电车，只建一条小铁路，那可怜巴巴的小火车，每半小时开一班，从下关经三牌楼、四牌楼、四条巷达于中华门。三轮车也很少，所谓市内交通，民众主要靠马车沟通东南西北。那马车的古老样式，很像契诃夫或莫泊桑笔下描述的驿车。马车夫坐在高高的前辕上，挥着一杆马鞭，鞭绳的末梢用红绒绳扎结，显出某种吉祥喜庆，吆喝马匹，通常并不把鞭梢抽到马身上，因为马是他的活命资本，他怜惜马，只是打响鞭吓吓而已。当时我注意过，拉马车的竟有高大的白鼻子关东马。明显的，这类关东马，乃是货真价实的日本军马。在苏北沦陷区，我曾见过那些体格敦实蓄八字胡的矮个头的日本军官，腰挎长刀，高踞在这样的白鼻关东马上，威风凛凛地踩踏市街石路，蹬蹬得得用铁蹄蹂躏我们河山。如今在南京看到，白鼻关东马竟然沦落到民间，给我们拉马车去新街口，去夫子庙，以便挣几个钱，养活我们中国的极平凡的马车夫一家老小了。

　　

　　还须补叙一奇特景观，在当时南京，拉马车的马，不管是关东马还是中国马，交警当局规定，马屁股后面都一律须系一只篮筐，这样马粪就落到篮筐里了，就不会玷污漂亮而宽阔的街道了。但马如撒尿就没有办法，因此，南京街道虽然美观，却不免会到处闻到腥臊的马尿味。而交警当局对此，相应只能睁只眼闭只眼。他们的警察厅长官也只能照样闻马尿味，无从发怨言。盖交通需要，马车无法取缔也。至于言说当年首都南京荒凉，当然是有充分依据的。诚然，在有33公里周长的明城墙范围之内，有新街口的商肆林立，楼厦辐辏；有建康路三山街花团锦簇；更有夫子庙的五光十色，游人杂沓，万头攒动。但也有许多地段实在可谓城乡不分。比如，在百子亭、高云岭，那里坐落着格调高雅、气派十足的法国大使馆，可在使馆院外，迤逦广布的竟是菜地。柴门棚户和法式洋房相映成趣。而且，棚户菜农还要在菜地里浇粪，于是粪臭四溢，那些酷爱生活享受的法国使馆人员，包括金发女郎，即使到处洒遍巴黎香水，却全然无法阻隔粪臭的弥漫。而在峨嵋岭到台城沿线，住棚户的农人不仅种菜，而且还种蚕豆、豌豆。国民党高层人士的著名俱乐部励志社，即现在的钟山宾馆以东，更出现成片的田垅，居然麦浪滚滚，人们自可在这里见景生情，吟咏那“四月南风大麦黄”的诗句。

　　三

　　

　　回忆62年前的我辈学子，那时要知时悉世，主要是靠读报。南京报纸种类并不多，有影响的只有《大刚报》、《中央日报》、《救国日报》、《新民报》，《新华日报》我们根本看不到，因为学校图书馆不订。依据报载，我们知道国民政府在接受了日本派遣军的缴械投降后，开展了对汪伪汉奸们的大逮捕。如陈璧君之入狱上海，陈公博、周佛海之入狱苏州，梅思平、陈春圃、顾宝衡、江亢虎、周崇昌等犯之入狱老虎桥，周作人之入狱北平，如此惩奸除敌，自然人心大快。

　　这种“大快”的喜悦，几乎日日更能在学校里体验到。原来临大先修班校址设于老中央大学内，即今日的东南大学本部。战争高潮期间，日本人已将其改建为一座野战医院。临大建校有需，日方乃将医院的西舍划归我们，东舍保留，医疗活动照常进行。似此，我们和日本人同院相处，互不搭界。但每天，我们从文昌桥宿舍进校上课，一进校园，满眼看到的都是圆脸单眼皮体躯丰满的年轻日本女护士，她们都穿着清爽的淡绿色外褂，戴白卷沿无檐护士帽，帽沿正中也印一红十字。印象中，她们都是面容姣好的，红扑扑的，但神情愁惨。走进我们校门，那儿有一条宽路，这条宽路是我们和她们共用，因此也就常和她们“狭路相逢”，我们当时戏谑地称她们为“正版”的“阿哩爱哆”。当时，我还和班上的一位叫王纲的爱淘气的同学约好，只要在校门入内的那条宽路上，只要迎面遇到哪个“正版”的“阿哩爱哆”，我们决计不再像早先做“顺民”那样低头下视，猥琐其形，而该配称得上是被世界承认的“四强之一”大写的中国人那样，昂首阔步，在自己的国土上显示出威严，更该目光歹毒，须让她意会出“我们绝不会忘记国耻的，我们绝不会忘记死难的同胞的，我们热血青年是有复仇心的”。两人约好，只消见到她们，我们必须“目中无人”，径直向她们闯去。不止一次，从对面走来的日本女护士，一见我们这种来者不善模样，立即粉面（她们都爱擦粉）惊惶，像受惊的幼鹿那样，敏捷地先向我们鞠一躬，然后侧身避过。我和王纲于是感到“我们胜利了”，两人相视哈哈大笑。今日分析，当时的我们实在带有鲁迅笔下阿Q的“精神胜利法”味儿。

　　

　　我们文昌桥宿舍是按科分班编排的，每室6人。其中有位值得一提的台湾籍同学，他名叫林闽泉，原籍泉州，但祖上早就移居台湾，故他自称是台湾人。没法详知他是如何来到南京，又如何入临大先修班的。他和我们通话，语音总带有某类异域情调，却能操一口极流利的日语，个头健壮敦实也宛如日本人。他的业余嗜爱，亦是日本型的，比如酷爱棒球。在他的床头柜上，总放一副棒球皮革手套，每天他都很早起身，我们睡梦尚酣时，他已经起床了，然后蹑手蹑脚去了盥洗室，洗脸漱口毕，就去中大校园东舍的日本野战医院，和那些军医们打棒球玩儿。他和日本人的交往可喻为“水乳交融”，甚至可形容为“水水交融”。这种得天独厚条件，使我们同宿舍的人不时能听到来自日本野战医院的种种真实信息。比如，有哪个大佐，决心尽忠天皇，哪天切腹自杀了；又有哪个少佐军医逃亡了，不知去向了，他说他们知道，他们要被遣返回国，而日本全境已被美军占领，他们变成“亡国奴”了，说他们宁死不干。这类信息，我们听在耳里，都感到悦耳而动听。“六十年风水轮流转”，这是天网恢恢，报应不爽哩。有时他会带回一只手表，是那种日本军用表，晾出来跟我们说：“这种表很准很耐用，我是受人之托哩，这是某某少佐军医的，他求我物色一个买主，换些中国法币。”又说：“日本国内如今要吃没吃，要用没用，军饷关不到，想换点钱，好多少买点东西，带回国，让自己的父母高兴高兴。”又有一次，他甚至带了一把军刀回宿舍，目的也是替日本人物色买主的。这使我想起，鼓楼广场那些马车老板，居然堂而皇之吆赶起血系高贵的白鼻子关东马，给他们拉车挣钱，其来路必然类似于此吧。记得还有几次，林闽泉有鼻有眼的告诉我们，说某某幸子护士，或某某代子小姐，直截了当告诉他，说很愿意嫁中国人，只要能过上吃饱穿暖的安宁日子，男方做公务员的最好，做买卖的也行，年龄相当的，即便做妾都成。

　　四

　　“五五还都”盛会，是在小营教练场举行的。蒋宋夫妇阔别南京八年了，如今战胜归来，功成名就，饮誉世界，踌躇满志，自当要求盛会越盛大越好，越隆重越有威势越佳。能容纳十万人众的小营教练场是最理想的聚会场点。我们学生进入场地时，那里已然布置得花团锦簇，人山人海。军乐队奏乐，五彩旗招展，天空飞机编队翱翔，地上摩托车编队巡逻。美式装备的卫戍部队的严正队列，撼人魂魄。鞭炮声劈劈啪啪，礼炮声震天动地。观礼台上坐着各国使节，因他们的使馆都已完成离渝迁宁的大搬家，主席台上端坐的都是衮衮权贵，都表露出一副凯旋英雄身份显赫的架势，在沦陷区煎熬的善良民众，对他们都怀有种“若大旱之望云霓”的仰慕心态，以为国难已祛，可以和平建国了，“四强之一”的为全球尊敬的中国，光明前途已晰然近在眼前了。很少有人预知，“五五”盛会后，苦难的中国又将氽入新的水深火热之中。

　　

　　正是在喧嚣声骤止欢迎掌声四应之间，忽然见到蒋宋伉俪已然现身于主席台上，这是我此生仅有的一次机会，亲眼见到他们的身影。虽然电影画面见到过许多次。蒋介石着黄色军服，外罩黑色披风，宋美龄梳横发髻，白肤丰腴，着黑旗袍，笑口盈盈。因为我们当时临大是南京仅有的高校，安排的位置靠前，所以能看得比较真切。蒋介石的讲话内容，现在只能忆其大概。他那带有浙语土韵的高分贝演说，先是从抗日胜利意义说起，然后言及他的新著《中国之命运》，然后谈到宪政建设，谈到建国大计，其要义即强调“军队国家化”和“政令一体化”。我们展开解其含意，他就是要求已成雄师锐旅抗日有功的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必须接受整编。同时再要求敌后各抗日民主根据地，一律须听从“国府”政令，即要求将一切“解放区”变色改制为“国统区”。图穷而匕见，蒋的“五五”演说，实质是新的内战动员令。两个“中国之命运”，由此被蒋强令进入决战阶段。然而蒋军必须面对惊涛骇浪下的“覆舟”之危，实际已然无情首现于中原地区。当时报载，一个武装到牙齿的蒋记美械军，连同其军首长马法五，并不怎么介意地竟被委员长要“三个月消灭”的十八集团军的部分武装一口囫囵下“肚”。委员长手忙脚乱了，于是美制运输机、美制舰艇、美制军车，或从天空，或从水面，或从陆路，遵从委员长将令，把数以百计的美械旅运往各绥靖区，顿时中原、淮海、华北、东北，战云密布。

　　此外，当时连我们学生都听说，“委员长”更在南京营造宫室，以便迎候美国要员入住。后终于明白，营造的原来是“马歇尔公馆”。而马歇尔者，乃是当时美国最显要的军事首脑也。曾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五星上将衔，如今拜为总统特使，代替杜鲁门来中国运筹帷幄一切。在首都南京，于是也就能见到马公的专车。美国军规是很严格的，如影视出现画面，在欧洲战场，凡有巴顿将军出场，此演员哪怕戴只头盔，上面都必有两颗白星，吉普上也必镶涂同样的白星。马歇尔作为军事人物自然比巴顿显赫，他那气派至极的专车，镶涂的不是两颗而是五颗白星。笔者至少两次有幸见到这辆专车在南京的马路上狂奔疾驰，一闪而过。说明马公当年是何等忙碌。同时在今天江苏省政协对面的旧日称为AB大楼的高级招待所里，美军顾问团的戎装成员其数量也在日显庞大，据当时报纸报导，他们都被派到发生内战的各热点地区，参予执行所谓的“军调”任务，据说其目的在于消弭中国内战的烈火。然而，几乎已成规律，他们去了哪儿，哪儿的战火就定然烧得更旺。

　　距“五五还都”盛会不足三年功夫，准确言之，在蒋介石作“五五还都”演说后的两年零十一个月带16天，革命领袖毛泽东即已欣然饱蘸浓墨，以笔走龙蛇雄姿，挥洒出千古华章《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而我闻此捷报，当时正求学于上海。因为早在1946年9月，我即已离开南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