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简媛的困境书写，直面困境中的自我和他者，表现了对复杂人生的思考和对社会现实的关怀，呈现着作者的价值观念和人生态度。由于《傻叔》、《这样的纤夫》与《两代人的逃离》这三篇小说的叙述内容在困境书写中存在着某些共性，我们不妨以文本对三组家庭的叙述出发，探讨两代人在人生中面临的种种难题。
一、血缘的困境：权力关系的转变
对深受儒家伦理观念影响的中国人来说，血缘所赋予人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长幼尊卑的权力秩序制约着人的本性，使人在无意识中处于一种被压抑的状态。《傻叔》《这样的纤夫》与《两代人的逃离》这三篇小说，其背后便隐藏着这样一种以血缘为纽带的权力关系，以及这种权力关系在特定时空里发生的扭曲、断裂与重组。
简媛善于叙述一种非常态的家庭关系，儿女成长的过程是无意识争夺家庭权力的过程，而这种权力的转换恰恰是一种替代性的行为。弗洛伊德在关于主体性建构的理论中，提出在人的俄狄浦斯阶段，男孩通过对父亲的反抗与身份的占据走向自我认同，而女孩则通过“女俄狄浦斯情结”在父母之间形成一种所谓的三角关系，他的研究基于一种悖论，即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现在的样子恰恰是由于之前造就了我们的种种要素之压抑，虽然弗洛伊德“性的分析”有其自身的缺陷，但我们所赋予可以清楚地发现在现实原则压抑下个体的种种性格和行为是怎样生成的。
《这样的纤夫》里的“我”从儿时便是一个反抗者的形象，我的母亲田小藻拥有给“我”吃鸡蛋的权力，而“我”则与姐妹们结成了同盟，“我”的反抗已在下意识中开始了。母亲对“我”寄予厚望仅仅因为算命的说的几句话，而“我”对写作的偏爱也使我与她开始了战争，和父亲在长相上的相像也构成了“我们”的对立，从这些方面来看，母亲的权力构成了“我”的困境。但母亲实际上并不完全是权力的所有者，她也受到了所谓权力的控制，她只能通过对“我”这一代儿女的身体控制和对父亲在口头上的谩骂去试图完成某种意义上的权力置换。在《两代人的逃离》里，作者也花了部分篇幅去书写“我”与母亲的对立，“我”违抗母亲的命令，不断地逃离母亲的控制，嫁给比自己大十五岁的鳏夫，从而争夺自己在母亲面前的权力。但这里的“我”与母亲因血缘而产生的羁绊比想象中要更加深厚，“我”甚至开始在梦里渴望回归母亲的身边。这两篇小说中，上一代的母亲似乎占据着家庭中的权力地位，而“我”的叙述，其实是对母亲权力的解构，从叙述者“我”的叙述视角出发，以倒叙的手法将母亲置于一种被动的立场，“我”获得了叙述的权力。
而在《傻叔》中，傻叔与占山之间的亲密和复杂程度要远远超出普通的叔侄关系，就像麻三强调说：“你这是事实父子关系。”他们这对“以假乱真”的父子，与其说是权力的转移，不如说是责任的转移，在占山小的时候，傻叔独自支撑起一家人的生活，而随着占山长大，他继承了父亲的遗志陪伴傻叔。傻叔操劳着占山的婚姻大事，一方面关心建设新房、联系媒婆、相亲大会、去灵山祈祷等事宜，另一方面劝说占山丢下自己，好去城里奋斗。占山与傻叔的关系在结果论上存在一种“你死我亡”的本质，在作者的假设下，陪伴傻叔的占山几乎与爱情和婚姻无缘。到了小说的结尾，傻叔的肺癌明明是悲剧性的，但却成为了二人克服困境的“唯一”方式，终于，占山在极度崩溃的情形下，既抱住叔叔的尸体大哭，又看到了金铃子穿着花裙子向自己走来。《傻叔》并不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俄狄浦斯悲剧，占山虽然继承了傻叔的名字，替代了傻叔的身份，但母亲与妻子的缺席使这部作品具有了属于当下的现实意义和悲剧模式。
二、两性的困境：情爱与婚姻
在本文讨论的小说中，简媛叙述了男女两性面对爱情与婚姻时的不同状态，以两种视角交代了两代人的婚姻悲剧和情感焦虑。《傻叔》描写的是贫困地区男性难成家的社会现实，两性的情感在对婚姻的不断强调中被弱化，婚姻的物化现象也十分严重。傻叔与占山都是光棍，他们的“失败”与金钱具有直接联系。但占山在网络中遇到了爱情，他的感情具备着非物质性和偶然性，同时也必然走向无奈的失败，他既没有和金铃子进一步地发展，小说中也没有金铃子倾心占山的明确描写。而傻叔的焦虑从始至终都是婚姻的问题，他对占山好的方式几乎都是为了让占山娶上一个媳妇，甚至他留在世界上的最后一句话都是：“保佑我的侄儿占山一定要娶上一个好老婆。”但是，政策下的新房子没有带来女人，媒婆的介绍费涨了又涨，相亲大会上没女人愿跟占山回家，灵山的神明无动于衷，占山的婚姻困境在根本上是一种社会模式的衰落。
《这样的纤夫》与《两代人的逃离》侧重于女性的爱情和婚姻悲剧，相比男性来说，简媛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更富有一种绝望的悲剧美，女性的柔弱与坚毅在细致的场景描写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在《这样的纤夫》中，母亲与表哥两个人对“我”感情观的塑造起到了最大的影响，在“我”的原生家庭中，母亲最完整地向“我”展现了一名家庭女性的悲剧，她的婚姻像是一场商业交易，母亲不喜欢父亲，“我”常常感到她看父亲的眼神含着嫌弃的神色。父亲也说：“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哪管什么爱不爱的，只要是个女人就行了。”他甚至逐渐失去对母亲的耐心，打了母亲，而表哥的猥亵行为更是造就了“我”的心理阴影。“我”无法爱上任何一个男人，不断地更换男朋友，做了多次人工流产，从男性身上感到的恐惧与不信任源自于父亲、母亲、表哥和“我”的所见所闻。但“光”的出现使“我”第一次感受到了爱，事实上，“光”作为一种符号本身就指代着使“我”发生改变的情感力量。
到了《两代人的逃离》中“，我”的婚姻直接来源于逃离母亲的愿望，而“我”的丈夫在婚姻中的不忠诚也使“我”认识到自己的愚蠢和母亲的不幸。小说中的父亲形象十分极端和恶劣，他像只野兽一样伏在母亲的身上，吸干了母亲的青春和美好，大徒弟的猥亵事件更使“我”的家庭受到了致命的打擊。之后，父亲为了另一个女人要和母亲离婚，她的婚姻彻底破碎了，她开始把与父亲的性行为当作一种谈资，会在别的女人面前露出她的乳房和下体，可是“我”知道，只是生活将她变成了一个不知羞耻的女人，将她变成“我”讨厌的人。
两性关系的描写在小说创作中其实十分微妙，因为一旦萦绕于粗浅的男女情爱，那作品本身便极有可能陷入一种狭隘的情感泡沫当中。简媛在她的长篇小说《空巢婚姻》发表后接受采访，曾提出在她的小说中有接近现实的揭露，婚姻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现实背景，我们每个人终究都脱逃不了时代的裹挟。而她希望读者从小说中所能读到的不仅是关于婚姻的况味，更是每个被现实裹挟的人，或多或少都会经历的人生百态，并从中发现真实的自己，与自己和这个世界和解。简媛用饱含深厚情感的笔触去发掘男女在面对失败的情爱关系时的无奈与挫败，为我们展现了人在困境中表现出的本质的不完美的人性。
三、当代的困境：出逃与回归
简媛对当代乡村家庭的困境书写为她的创作提供了一种具有反思性的现实意义，在她的小说中，人在血缘上获得了第一重身份，在婚姻中获得了第二重身份，而在对血缘和婚姻的认识中获得了第三重身份，这三种身份看似对立，却在心理与行为上形成了某些重叠，从小人物到大时代，这三部短篇蕴含着当代乡民从地域到身份上逃离与回归的困境。
乡土社会是由血缘构成的，父死子继，形成一种稳定的社会关系，而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的社会中，在人口的流动下，血缘社会在区域上逐渐被解体，地缘关系促成契约社会的不断形成。在简媛的小说中，城市和乡村之间存在着一个对立的关系，两代人的生存困境也是在这种地域性的差异中产生的，她描述的乡村图景并不美好，在《傻叔》中，山里的女人都想嫁出去，山外的女人没人愿意嫁进来；《这样的纤夫》中，“我”再次回到母亲身边时小桂村里能见的人不是老者就是孩童；《两代人的逃离》中，有愚昧无知的聒噪的村民，在背后指指点点，仿佛能从中获得隐秘的快感，这些描写为主人公们的逃离提供了现实背景。
《傻叔》中的金铃子是一个城市女性，她的身上具有城市生活的属性，即使她对占山的村子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但对她来说这里仅仅是一处短暂驻足的风景，其美丽源自于陌生和距离。而对占山来说，乡村的风景是他思维方式和生活观念的源头，也是禁锢他身体和欲望的枷锁，他在送金铃子去高铁站的时候想让她留下或者同她一起走，他却秘而不宣，将爱意和逃离封存于内心。
而《这样的纤夫》与《两代人的逃离》中的“我”，则是以一种经历逃离后的身份来参与到对话当中的，“我”既与母亲站在生活的对立面，又在无意识中受到母亲的影响。《这样的纤夫》中，“我”要逃离母亲的声音，逃离母亲夜晚的诅咒和在牌桌上的谈笑，但实际上，母亲并非仅仅是悲剧的缔造者，她的身上也显现出了某种钳制人性的生活中的失语状态，它被凝结为“脖子上的绳子”这一意象，不仅属于“我”，也属于母亲和父亲。《两代人的逃离》中母亲是一个有担当的女人，她咒骂背后嚼舌根的村民，挂鞭炮迎接救回来的父亲，拾荒挣钱，担负起一家的生计……但她的逃离比“我”更加艰难。这两篇小说在叙述手法上具有一种技巧性，“我”在叙述中拥有“先知”的权力，回忆是情感记忆的集合，虽然“我”在过去的时间里极度否定母亲的生存方式，但“母亲已死”的事实使得叙述本身具有了一种重新审视的功能。而这两部小说塑造出的其他兄弟姐妹形象，使“我”的逃离成为某种既定命运中一个少见的景观。作者的叙述使身体上的逃离成为一个已解的问题，至少对于“我”来说，在长大成人以后，“我”其实已经逃离了既往的生活方式。至于精神世界的“我”，也在母亲去世之后回归了某种本质的自我。
简媛善于将人物的内部冲突和外部冲突结合起来，从而建构起一个关于彷徨、抵制或妥协的人物命运轨迹，小说中的人物在环境中被压抑，在传统乡村中的社会伦理观念与当代社会的新的环境中苦苦挣扎，不甘屈服于命运的反抗者，则必然经过怀疑、无奈，最终得到与生活的和解。简媛对生命的关怀意识表现出作为文学创作者的担当和情怀，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去不断重申脆弱的个体在无常命运中的力量，这种力量虽然并非充满智慧，但同样具有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简媛的这三篇小说还有诸多可言说的空间，比如说“逃离与回归”的问题在根本上还是康德提出的启蒙的问题，真正的逃离其实就是人将自己从未成年状态中解放出来，正确运用自己的理性。总之，《傻叔》《这样的纤夫》与《两代人的逃离》仅仅以两代人的个体生活为叙述的中心，但小说中所表现出的种种困境，在更大范围上呈现的是一种文化困境，作者并未直接将大背景作为书写的主要对象，使得个体的情感脉络在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载体的同时，为读者的私人化閱读提供了更大的解读空间。
作者简介：王天乐（1996—），女，陕西铜川人，陕西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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