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增勤

　　《共产党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一纲领性文件。它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开端。20世纪20年代初，《共产党宣言》经陈望道翻译进入中国后，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纪元。然而可惜的是，《共产党宣言》这本对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的革命文献，她的中文第一版本在中国大地却迟迟没有找到。周恩来总理生前一直关注着《共产党宣言》第一版本的寻找，他曾说：“这是马列‘老祖宗在我们中国的第一本经典著作，找不到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病啊！”终于有一天，这样一件具有重要价值的珍贵革命文物首先在上海被发现了，但是由于是孤证，学术界对《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的出版时间仍有纷争，直至在山东省广饶县再次发现这本可称为“国宝”级文物的《共产党宣言》中文第一版本。

　　“大胡子”来到中国偏僻乡村

　　山东省广饶县地处鲁北平原、渤海之滨，历史悠久，文明灿烂。五四运动后，一批热血知识青年在新文化新思想的激发下，纷纷走出封建势力相对浓厚的农村，到城市中去求学，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中间一些人通过与共产党人的接触，以及对《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学习而成为共产主义者，刘子久（刘俊才）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

　　刘子久是广饶县刘集村人，1923年在益都省立十中读书时受到国文老师、中共济南支部成员王翔千的影响走上革命道路，后曾任山东地委执委、河南省委书记，建国后任国家劳动部副部长、顾问等职。

　　1924年深冬，刘子久回乡期间发展刘良才入党，并随即成立了刘集党支部。1926年春节，在济南从事革命活动的刘子久、延伯真、刘雨辉（延伯真夫人）又回到了故乡刘集村，给刘集村党支部带来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的书。这其中就有刘雨辉带回的《共产党宣言》。

　　

　　刘雨辉是一个勇敢的女性。她十几岁时，冲破封建家庭的阻挠，走出刘集村考入济南女子养蚕讲习所，后又到苏州女子产业学校读书，1925年毕业后回济南女子职业学校任教。当时，正值震撼全国的五卅惨案之后，全国处于革命高潮时期。在反帝爱国斗争的热潮中，刘雨辉结识了济南女师的王辩、王兰英等许多女共产党人。同年，刘雨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们这些女同志，在革命热潮中表现非常突出，和男同志一起开会、学习、活动。在一次活动中，济南早期的中共党员、马列著作发行工作的负责人张葆臣把一本盖有自己印章的《共产党宣言》转交到新入党不久的刘雨辉手中。她从这本革命文献中汲取营养，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增强斗争勇气，懂得了许许多多的革命道理。1926年春节，刘雨辉同刘子久、延伯真一起回家省亲时，就把这本心爱的书送给刘集党支部。从此，这本《共产党宣言》便在广饶刘集这个偏僻的农村扎根、开花、结果，经历了不平凡的50个春秋。

　　1926年农历正月初三，大家在刘良才家的场院里搭起了松门，插上画有镰刀斧头的旗子，院子中央用两扇门板搭起了会台。农民协会在这里举行成立大会，全村的男女老少喜气洋洋地都来参加大会。刘子久、延伯真参加大会并讲了话。刘雨辉教唱了《国际歌》，“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宣言》所揭示的真理之歌，响彻云霄！

　　节后，在济南工作的几位同志走了。但他们的革命精神和影响，特别是他们带来的《共产党宣言》等宝贵的革命文献留了下来。在大革命的热潮中，刘集一带的革命斗争之火在《共产党宣言》指引下，越烧越旺。

　　刘集支部的党员们，晚上经常聚集在刘良才家的北屋里，在煤油灯下学习这本《共产党宣言》，讨论国家大事。入冬或农闲时节，党支部举办农民夜校，这本书又成了刘良才和其他党员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和传授文化知识的好教材。

　　刘良才在给农民兄弟讲述革命道理时，时不时地举起这本《共产党宣言》，指着封面上的马克思像对大伙儿说：“这位大胡子（当时老党员们对马克思的昵称）就是马克思，我讲的那些理儿都是他在这本书里讲的。我们穷人要翻身，就得照着这些理儿去做。”大伙听得津津有味，且深深地被感动了，纷纷说：“大胡子讲的理儿，是咱穷人的理儿，说到我们心上了。”“我们照大胡子说的去做，准没错！”

　　革命的星星之火，很快从小小的刘集村燃遍了全广饶县。1928年12月，中共广饶县委成立。1929年1月，刘良才担任县委书记。此时全县已建立起8个党支部，党员达70余人。党领导的贫民会会员发展到500多人，在它的周围团结着五六千农民兄弟。此外，还成立了青年团、少年队、工会等组织。县委机关就设在刘集村。党领导了“觅汉增资”、“吃坡”、“砸木行”、“反征派”等一系列斗争，发动党团员广泛开展革命宣传活动，充分利用山东省委发给广饶党组织的一部油印机，大量印刷了揭露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先生、叛变革命和地主豪绅剥削农民的罪行，号召人民群众觉醒起来。同时，广饶县委为建立一支由党领导的武装组织，部署基层党组织迅速成立“拳房”，号召党团员和群众积极分子参加拳房习枪练武，并迅速进行了对全县党团组织的整顿和争取“红枪会”会员的多项工作，狠狠地打击了封建势力。

　　过去，已经有许多资料说明《共产党宣言》在大城市、在知识分子中、在领袖人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情况。这本薄薄的《共产党宣言》，在刘集这样的小农村中传播革命种子并生根开花，发挥实实在在的巨大作用的情况则不多见。这本身就生动地说明了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传播的广度和深度。

　　腥风血雨中的忠诚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与奉系军阀相勾结，逐步控制了山东，广饶的革命形势日趋恶化。

　　1930年11月，敌人开始在广饶搜捕共产党人。在白色恐怖下，刘良才和刘集党支部不得不销毁党的机密文件和学习材料。处理到这本《共产党宣言》时，刘良才却舍不得了。这本只有56页的书，他不知翻阅了多少遍，页页都留有手痕，以致该书的左下角发黑了，磨破了，怎么也不忍把它烧掉。时隔几个月后，形势更加恶化，刘良才已成为敌人重点搜捕对象。1931年2月，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山东省委调刘良才离开险境，到潍县担任中心县委书记。临行前，刘良才把这本《共产党宣言》郑重地交给刘集党支部委员刘考文，嘱他好好保存。刘良才到潍县后，面对一片白色恐怖，他坚信《共产党宣言》所说的“腐朽阶级的灭亡和革命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一真理，鼓足勇气，以超人的胆略，恢复和重建了被敌人破坏的党组织，又投入了紧张的战斗。1933年7月，刘良才不幸落入魔爪，被敌人杀害。

　　刘考文接过刘良才手中的书，深感责任重大。他知道这是党的书，下定决心要把它保管好。他把这本书时而藏在粮囤底下，时而将其封进灶头的通风道，时而又转移到屋顶的脊瓦下面，始终没有暴露。

　　1932年8月，广饶邻县博兴县暴动失败。广饶县的党组织进一步遭到破坏，有不少共产党人被捕杀。刘考文估计到自己也有可能被捕，就把这本《共产党宣言》转交给了忠厚老实、不太被敌人注意的党员刘世厚保存。不久，刘考文果然被捕入狱，全家被抄，而这本“大胡子”的书却安然脱险。

　　刘良才在潍县就义的消息传到广饶刘集村，刘世厚十分悲痛。他默默地取出这本书，思绪万千，沉思良久，泪水模糊了他的眼睛。刘世厚坚信，虽然有许多同志被捕了、牺牲了，但书中所描绘的美好社会终究会实现，这本书还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他慢慢地用油纸把书严严实实地包好，再装进一个竹筒里，把它作为对烈士的怀念，对过去火热斗争岁月的追思，对未来胜利的希望，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和斗争的力量源泉，精心地收藏起来。

　　从30年代起，国民党就把676种社会科学书刊定为“禁书”，《共产党宣言》即为“禁书”之首。国民党对保存和阅读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者，加以“危害民国”之罪名，或判刑监禁，或残害杀戮。但是，疯狂的敌人万万没有想到，在山东省广饶县刘集村刘世厚住的破旧小屋里，却珍藏着一本中国最早的《共产党宣言》。刘世厚在自己睡的土炕角挖了一个暗洞，把装有《宣言》的竹筒藏在里边，有时他又把竹筒藏进墙上的雀眼里。这本宝贵的文献，始终没有被敌人发现。

　　抗日战争时期，地处广饶、益都、寿光、临淄“四边”地区的刘集一带，为八路军所控制。日伪军视它为眼中钉、肉中刺，极力要拔除它，这里的斗争异常激烈。日伪军曾三次对其进行“扫荡”，刘集村全村房屋几乎被烧光，但这本《共产党宣言》却一次次度过浩劫，转危为安。

　　最严重的一次是发生在1941年1月18日。这天夜间，广饶之敌纠集临淄、益都两地日、伪军1000余人，突然包围了刘集村，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见物就抢，全村立时成为血河火海。在敌人的暴行下，我军民83人被杀害，500多间房子被烧毁，酿成了震惊全国的“刘集惨案”。在这场惨案中，刘世厚本已逃到村外，后来他看到全村一片火海，十分担心藏在屋山墙雀眼中的《宣言》被烧毁，就冒险潜回家中，冒着烈火爬上屋山墙，抢救出了这本“宝书”。

　　解放战争时期，刘集一带虽然已成为解放区，但形势仍然很不安定，经常遭受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的侵扰。在此情况下，刘世厚也不得不经常变换藏匿的地点。

　　重见天日被定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

　　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刘世厚才放心地把《共产党宣言》从藏匿的地方拿了出来。

　　刘世厚端详着自己保存多年的“宝书”，心潮起伏。他发现书散架了，立时眯起昏花的双眼，穿针引线重新装订起来。他还在首页的左上角盖上了一方自己的印章，与最初阅读和收藏此书的“葆臣”朱印相映，然后用一块蓝布包袱把书包好，放进小漆匣，再装入一个大木箱子中。在随后的日子里，老人家常常拿出“宝书”，仔细欣赏，这成了刘世厚的嗜好和享受。有时他还把可爱的小孙子叫过来，一起欣赏。他经常嘱咐小孙子：“这可是咱家的一件‘宝贝，只许看，不许动，我不在时更不许动。”

　　

　　1975年，广饶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派人到刘集村征集革命文物。许多老同志把当年战争岁月用过的梭镖、镰刀等献了出来。县里还把烈士刘良才家那3间北屋及室内的旧家具，作为刘集党支部活动的遗址和革命文物保护起来，建成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刘世厚也主动把由他严密保存了40多年的这本《共产赏宣言》献给了国家，一时引起全村男女老幼的极大兴奋。许多老人当年都学过这本书，都看到过“大胡子”的像，当他们又看到这本“大胡子”书时，都激动得老泪纵横。但是，由于当时“文化大革命”正“轰轰烈烈”，广饶县有关部门没有将这一重大发现逐级上报，也没有对这件文物作科学鉴定，因而也未得到国家高层和学术界的关注。

　　刘世厚老人当时还不可能知道，他亲手保存下来的这本《共产党宣言》，竟然是中文第一版本，他更不会想到的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以及学术界已经苦苦寻找了多年而未得。

　　长期以来，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陈列的中文译本是浅蓝色封面的1920年9月的“再版”本，中共中央编译局保存的也是9月本，北京图书馆保存的是1924年6月的“第三版”本，而人们苦苦寻求的第一版本，就是不见踪影。1975年召开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时，身患癌症的周恩来总理抱病出席会议并作《政府工作报告》。会议期间，他见到该书最早翻译者、上海复旦大学老校长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陈望道时，还关切地问《共产党宣言》最早版本找到没有。陈望道遗憾地摇了摇头说“没有”。不久，周恩来于1976年1月逝世，当事人陈望道也于1977年10月去世，留下了不可弥补的遗憾。

　　1980年初，上海发现了1920年8月“出版”的全本，保存在上海档案馆。198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党史资料丛刊》第一辑上，刊载了该版本的介绍文章和照片。上海本的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共产党宣言》的中文译本最初出版的时间不是1920年4月或春季，而是同年的8月。1983年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时候，《光明日报》对此曾作过报道。但是，由于上海本是一个孤本、孤证，仍有人认为《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最初出版时间是1920年4月或5月。

　　1986年初，山东省东营市政协在编纂《文史资料》时，收集到由广饶县文物管理委员会保存的那本《共产党宣言》，他们十分重视，立即向省、市委提出《关于鉴定和保护珍贵革命文物“共产党宣言”的建议》。时任山东省委副书记、省长的李昌安于同年2月21日批示：“建议很好，望组织落实。”

　　1986年5月，中共中央编译局等部门组成了联合调查小组，对这本书进行了认真细致的鉴定和考察。

　　《共产党宣言》广饶藏本，是平装本，长18厘米，宽12厘米；封面印有水红色马克思半身像；自上而下模印着“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共党产宣言”、“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马克思像下端印有“马格斯”三字。全书用5号铅字竖排，共56页；封底自右向左依次印有“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出版”、“定价大洋一角”、“原著者马格斯、安格尔斯”、“翻译者陈望道”、“印刷及发行者社会主义研究社”。

　　考察组把中共中央编译局保存的9月“再版”本与广饶8月“出版”本作了仔细对照，发现9月“再版”本除了纠正了8月“出版”本标题错误和将封面印色改为浅蓝色外，其他完全相同。另外经过对照，广饶本和上海本完全是一个版本，广饶本打破了上海本“孤本”和“孤证”的局面。现在可以证明，《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最早是1920年8月出版的。

　　考察组还进一步弄清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版本的出版情况。从广饶藏本及上海藏本的封面标题都是“共党产宣言”这一情况来看，8月版本封面标题之误并非发生在个别印本之上。这个封面标题错误，显然是因排印或校对疏忽所造成的，而非什么译法或其他原因所造成的。因为，扉页上竖排的标题清楚地印着“共产党宣言”五个大字。可以断定，正是因为发生和发现了这一版封面标题的行文词序错误，又加新书售罄，故在9月间再版时纠正了封面标题错误。

　　如今，当我们再次来到刘集村党支部时，这里不仅完整地保存和复原了建国前的刘集村支部的原貌，还矗立着《共产党宣言》保存和捐献者刘世厚老人的石像。刘世厚老人已于1979年辞世，但他用生命保护下来的《共产党宣言》却将光辉永在。这本书，已被定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