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姓柴，是姐姐的公公。机缘巧合，使我得以有幸认识这位乐观、豁达、勤勉、敦厚的长者。1995年初秋，我到大伯家小住，正值新宅落成，举家搬迁已毕，大伯坐在院子里休息，这时，外面传来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大伯笑着对我说：“这是给咱家放炮庆祝哩！咱连放炮都省了。”在关中农村，乔迁之喜是一件与婚丧嫁娶同样隆重的事情，一般都会找人选择良辰吉日。大伯笑意盈盈的说：“我不请阴阳先生，三六九都是好日子。”柴家不请人择号、不放炮、不请客，平平静静从几代人居住的祖屋搬出，完成了乔迁。看到大伯自得其乐的样子，我赞叹道：“您就像神仙一样。”大伯说：“或者说我比神仙还自在，在咱家里往南就能看到太白山，我是在家修炼哩！”
那一年，大伯面色红润、身体硬朗，但毕竟已是古稀之年，日未出即劳作，日已落而不息。早起骑车到镇上卖菜，在深秋初冬的寒夜里，与家人一起剥玉米、干农活，种麦子时候半夜起来给地里放水。他不教一日闲过，看不惯游手好闲。我还记得在大伯家那些日子，大伯从来不看电视，除了我和大伯年幼的孙子可以看电视，其他人但凡在电视机前流连，他就会说：“走吧，看这个有啥意思！上面是傻子，下面是瓜子（陕西话，意即傻子）。”大伯虽然农事繁重，但是衣食简朴，粗茶淡饭。除了节日和待客，日常的饭菜难见荤腥。数九冬日，也只是在午饭清淡的面条里戳两筷子羊油，以增加热量，抵御天寒。
大伯爱好收藏古钱币。他生活在号称“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平原腹地。南方才子北方将，关中黄土埋皇上。十数个王朝建都的故地，不免留有古人生活的遗存。得天独厚的条件给大伯的收藏带来便利，加之大伯厚道慷慨，以物换物，以及用他卖菜所得购买积攒，日积月累，居然收齐了多套较为完整的古钱币，需要时也曾无偿借给地方博物馆供展览之用。大伯热情好客，晚辈中零零散散的都存有大伯赠与的古钱，我和弟弟手上就各有一枚西汉五铢钱。我曾经在大伯家见过一面汉代铜镜，被大伯视为珍宝。后来家里失窃，这面铜镜不幸被盗。大伯对此不以为然，他说：“丢就丢了，身外之物嘛！”
大伯说话，往往一针见血，切中肯綮。记得我回山西时候，大伯骑车送我出村，在路上，大伯得知我正在找对象，就说：“你找对象，一要身体好，二要脾气好”。又说：“咱不要挑，让她挑你”。真有一种降低身价、“把自己当做泥土、让别人踩成一条路”的豁达。他还告诉我：“酒色财气四堵墙，人人都在里面藏，若能跳出墙外去，不是神仙也寿长。”至今言犹在耳。我当时年轻气盛，听了这些话，颇有些不以为然。现在想来，大伯这些话不是说教，而是身体力行的经验总结，非大智慧者不能为之。
大伯前半生戎马倥偬，壮怀激烈；后半生隐居乡野，不求闻达。1942年，大伯17岁中学毕业，参军到原国民党90军，随部队驻防在陕西韩城黄河西岸。日军在黄河东岸多次发动渡河攻击，均被国军予以强烈反击，阻止在黄河东岸，始终未能进入陕西境内。由于大伯表现出色，1944年秋被推荐到西安军需学校上学。次年毕业后，分配到原国民党第七兵团部从事军需工作。日本宣布投降后，他又随兵团部出潼关到河南郑州、新乡等地，从事接收和移交日本战俘等工作。1949年在四川德阳随部队起义，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伯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秋，满怀豪情，投笔从戎，抵御外侮，精忠报国。这样的壮举，是大伯一生最为闪光的亮点，这不仅仅是大伯的荣耀，也是整个家族的骄傲。1952年初，大伯从部队复原返回原籍，从事畜牧兽医工作。他认真钻研畜牧兽医技术，八年间，医活牲口无数。1960年回乡，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他不违农时，精耕细作，春种夏忙，秋收冬藏，终年劳碌奔波在田间地头，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带领家人，战天斗地，开垦漆水河边的滩地，耕种改良成为肥沃的农田，一年年生长出丰稔的粮食、鲜美的蔬菜、甘甜的水果和茂密高大的林木。农事间隙，大伯还养猪、养羊、养蜂、制售灯笼，以补贴家用、改善生活。但是，大伯又不是一个普通的农民，面对人生的峰谷起落、繁重的体力劳动以及长期背负的所谓“历史问题”，大伯并无丝毫愁苦和悲观，总是以自己一贯的乐观、睿智、从容、豁达和坚韧，笑对这一切。
大伯是受过旧学的学生，敏而好学，知书达理。我曾经见过他写给我父亲的信，从称呼到落款，彬彬有礼，行文畅达、措辞精当，字迹挺秀。2012年国庆节，我们一家赴杨凌看望二老，二老精神矍铄，神采奕奕。大伯更是才思敏捷，亲友重逢的喜悦溢于言表，他当即口占一绝：
幸有亲朋远道临，愧无佳肴宴嘉宾；
农家便饭土特产，有缘重逢谢天恩。
大伯的孙辈中有几个名字是他亲自起的：辰菊、卓立、联邦、济邦。名字朗朗上口，词意一目了然，又意境宏阔、寓意深刻：凌寒傲霜的品质、卓尔不群的人格、天下大同的宏愿、救世济民的情怀。这些匠心独运的巧妙构思，不仅寄托了大伯对于晚辈的殷切厚望，也折射出他退则独善其身、进则兼济天下的人生理想。如果不是历史的错误，又怎能以如此才学而隐于乡里，锄禾劳作于田间地头。但是，我从来没有听到他的一声抱怨，以及对于命运多舛、明珠暗投的心灰意冷。我们无从想象，他以怎样宽厚的胸襟，包容了从一个国民党的抗日战士、起义投诚士官到新中国的畜牧兽医、乃至田亩农夫的沉浮起落，以及历史变迁给个人命运所带来的屈辱和冲击。
大伯历尽坎坷，饱经沧桑，淡泊名利，不求闻达，最终却名至实归。1985年，兰州军区颁发了《起义人员证明书》，对大伯的“历史问题”予以澄清；2015年，在大伯90周岁之际，终于等来了党和国家的肯定和褒奖，当地政府送来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我知道，这是对大伯内心深处长达70年漫长绾结的最好安慰。
大伯不求期颐，不刻意养生，粗茶淡饭，节衣缩食，而天假以年，一生幾乎没有大的病痛，以90高龄仍然能够在田间劳作。在大伯身上，可以看到一种随遇而安的恬淡自适，一种与世无争的豁达从容，一种刚直不阿的豪迈气概，一种勤劳务实的坚实笃定。忠厚传家久，诗书济世长。在大伯的教导和影响下，家族中不仅培养出了大学生、研究生，还有名校博士生，而且形端表正，自强自立。特别是为人真诚豁达，厚道朴实，与人为善，与世无争的美德和人生态度，与大伯一脉相承。
达芬奇说：劳作一日，得一夜安眠；勤劳一生，得幸福长眠。大伯的一生，堪当此语。
责任编辑李高艳
作者简介：张范忠，男，生于1968年。籍贯，山西晋城。爱好书法、文学，纪实散文《寄自秦岭的板栗》获2000年山西省委宣传部组织的精神文明建设美文大赛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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